第十六节 中国佛教呈现出阶段性发展
文/妙之门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后，其发展历程大约可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公元前2年至公元67年，即西汉哀帝元狩元年到东汉明帝永平10年，历经70来年。由于当时人们仅仅把佛教，当作一种神仙方术，因此这一阶段是人们对佛教的认识期。到东汉明帝年间，佛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终于被人们所接受，被朝廷所认可。于是在明帝永平10年，朝廷将天竺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迎来洛阳，并修建了白马寺，供两位西来高僧译经讲法，传教布道。从此，佛教才正式在我国内地传播开来。
第二阶段，从东汉明帝永平10年到东晋后期，即公元四世纪末，历时近三百余年。这一阶段是佛教在我国的初步发展期，主要表现为不断有外域法师前来我国内地传教弘法。例如在公元147年，即东汉桓帝建和元年，西域高僧安世高来到洛阳，他主要传播了上座部“说一切有”派的阿毗昙学说和禅法。又如在公元164年，即桓帝末年，西域高僧支娄迦谶来到洛阳，首次将大乘佛教传入我国，并且翻译了《道行般若经》、《兜沙经》等佛教经典。又如公元250年前后，即曹魏嘉平年间，西域高僧昙柯迦罗来到洛阳，他译出了《僧祇戒心》等佛教戒律。又如公元270年前后，即西晋武帝泰始年间，西域高僧竺法护来到我国。他是鸠摩罗什来中国以前最伟大的译经家，经他翻译的佛教经典，共计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其中，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经典《法华经》就是他以《正法华经》为题翻译的。
这一时期，由于西域僧人不断来华译经布道，讲法传教，从而为下一阶段佛教在我国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从东晋后期开始，中经南北朝、隋、唐直到五代，历时五百多年。由于这一时期佛教获得了一个适宜成长的社会环境，又有玄学打开了通往佛学的大门，致使大批知识分子涌入佛教，因此佛教的传播与发展空前高涨起来。其表现有一下几个方面。
1、由原来西僧东来传教，发展成为中国僧人西去取经。如东晋名僧法显，北魏名僧惠生，以及唐高僧玄奘、义净等人主动到天竺求法。他们学成后带回大量佛教经典，在国家政权的大力支持下，自主译经布道，传教讲法。如此一来，在译经方面，一改过去由不太懂汉文的外籍僧主持，为由懂得梵文的中国高僧主持，从而使得译文质量显著提高。
2、成长起了一批又一批中国佛学大师。例如在东晋时期，就出现了像道安大师这样的著名译经家，他的弟子慧远被奉为净土宗始祖。到南北朝时期，佛学大师更是层出不穷，如师从菩提达摩的慧可，最终成为中国禅宗第二祖。又如师从鸠摩罗什的道生、僧肇、道融、僧睿，被称为“什门四圣”。到隋唐时期同样大师云集，如隋朝的智顗是天台宗立宗者，吉藏是三论宗的集大成者，唐朝的玄奘是唯识宗的鼻祖，善导是净土宗的集大成者。如此而已，不一而足，可以说这一时期名僧辈出，各领千秋。
3、随着大量知识分子皈依佛教，以及佛门弟子的知识化，中国僧人开始对佛教义理深入研究。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他们创写的论著、僧传、教史、地志等方面的撰述大量涌现于世。
4、佛教在中国化进程中，形成了八大宗派。八大宗派各有自己的立宗经典，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及修持方法。他们或公开辩经而阐述玄理，或著书立说而光大门庭，真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间形成了各派争鸣佛教学说的繁荣景象。
5、在中国佛教发展空前高涨的同时，又伴随着腥风血雨，“三武一宗”法难，使中国佛教一次又一次跌进苦难的深渊。然而，中国佛教却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第四阶段，由宋代到清末，历时千余年。这一阶段是中国佛教发展成熟后的健康成长期。它的成熟与健康成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由于净土宗与禅宗在争鸣佛学中脱颖而出，其中，净土宗奠定了佛教在民间信仰的格局，禅学完成了佛学的中国化，因此，中国佛教从唐代以后，结束了教派纷争的分裂局面。继之而来的是，中国佛教进入了以禅学为佛学正统，以净土宗为佛教主流的大一统局面。古德圣僧云：“要想佛法兴，只有僧赞僧”。中国佛教的大一统，标志着中国佛教的成熟与佛法的兴盛。
其二，大家知道，中国佛教曾经历了“三武一宗法难”。 关于“三武一宗法难”发生的原因，无疑有统治者个人的信仰问题；也有儒释道三家争夺思想阵地，争夺文化前进方向的引领权问题。但中国佛教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例如，由于当时中国佛教，没有建立起一套规范的僧侣剃度机制，致使剃度的僧尼太多太滥，像北魏这样的一个小国，佛寺多达三万余所，出家僧尼达二百余万人。这样一来，对于佛教本身来说，导致了僧侣与信众的比例失调，导致了僧团素质的整体下降。对于社会来说，导致了从事生产的劳动力减少，造成了国家赖以防御的兵源枯竭，以及进行建设而征调劳役的困难。又如，当时中国佛教广置田产，就说唐武宗时期吧，寺院拥有田产数千万顷。佛教拥有田产而不纳税，导致了国家大量的赋税减少。再如，中国佛教效仿世俗社会蓄奴风气（例如唐武宗就放逐奴婢15万人），这不仅悖逆了佛教的基本宗旨，同时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
由于以上原因，中国佛教与朝廷之间时有矛盾发生。当一旦遇到像国家战事吃紧、经济困难、劳役大量征调等导火索时，就有可能促使个别不尚佛的皇帝，以排佛、限佛来缓解困境。由此看来，“三武一宗法难”的发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乃是中国佛教没有把握好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佛教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终于认识到“王权大于神权”，“依国主”才能“法事立”。基于这个认识，中国佛教自宋代开始与朝廷相向而行，并且发挥自己的“劝化”功能，在思想领域协助朝廷的教化事业，从而迈向了成熟，走上了健康成长的道路。
其三，中国佛教的成熟还有一个重要标志，那就是佛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到唐代已经渗透到国人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我国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开始产生巨大影响，直至成功地跻身于中国传统文化，并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
不过，学术界却有许多人认为，这一阶段是中国佛教的衰落期。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他们错就错在只看到这一时期，没有了寺庙林立和僧侣鼎沸的局面，却没有看到名寺大殿的显赫与信众如云的局面；只看到没有了大规模的译经和佛学的争鸣，却没有看到佛法的普及与深入人心。甚至他们将佛教与朝廷的互惠相处，以及儒释道的相互融合，都当作佛教衰落的标志。其实，这些标志恰好表明中国佛教的成熟与健康成长。
第五阶段，由近代开始，直到现在依然没有结束。这一阶段由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使得人的认识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由于社会形态的根本改变，使得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国家对宗教虽然依旧尊重，但不再继续崇尚。在这样的环境里，中国佛教的发展呈现出了两大特点，一是佛教开始成为信徒自办自存的教团，二是佛教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关于佛教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淡化了佛陀身上的神灵光环，着重将佛陀看作能够觉悟世间一切原理的智者，一个为信徒引路的导师。其二、在对菩萨神明崇拜的同时，着重将菩萨的大慈大悲作为道德崇尚——善的最高标准。其三、在期许信徒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同时，着重启迪信徒的心性回归，以获得心灵的纯真而驱除心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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