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往事与今缘  (收藏版)

                     作者：妙之门

                               前言

                  第一章  印度篇

              第一节  佛教的诞生

               第二节  佛教诞生的社会背景

                 第三节  原始佛教

       所谓“五蕴”，它指的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和识蕴。色蕴属于形质，它包含内色与外色，其中内色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外色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根所感觉到的色、声、香、味、触等五境。受蕴指人的感觉，是由人的五根感触的五境，所引起的苦、乐、舍（不苦不乐）三种身受，和忧与喜两种心受。想蕴是人的观念，它由身受和心受所产生的心理活动。行蕴是人的行为，它由心受和身受产生的心理活动而生起的贪欲、嗔恶等自我意念和联想，而诉诸于行动。识蕴是人的思想意识，来自于所接触境物的了别和识知。

       如果将受、想、行三蕴看作心体的现象，那么识蕴便是心的主体。总之在五蕴中，色蕴是属物质性的事物现象，其余四蕴均属于精神现象。“蕴”是梵文的音译，其含义是积聚或和合的意思，因而五蕴是佛陀关于人的身心现象构成的理论。

     “四谛”、“五蕴”、“八正道”和“十二因缘”，构成的《阿含经》，以及善恶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说教，是佛教的根本经典，为“原始佛教”进一步完善，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第四节  部派佛教

       当时，印度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人们比较富足，有钱的信徒为表示信仰的虔诚，便向僧侣施舍大量钱财。僧侣们为了本区域佛教事业的发展，也想接受丰厚的施舍，便对佛家戒律进行改革，做出僧侣接受钱财施舍的新规定。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僧侣，评击东部僧侣持蓄金银违反了教规。于是佛教徒在毗舍离城第二次结集，双方在辩论戒规时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最终导致了统一的佛教教团分裂。较自由的东部僧侣组成“大众部”，西部僧侣以正统自居组成“上座部”。佛教这次分裂，史称“根本分裂”。

       后来，两大部内部也开始分化。“上座部”衍生出“说一切有”、“犊子”、“法藏”等学派。“大众部”衍生出“一说”、“多闻”、“说假”等学派。史称“枝末分裂”。“枝末分裂”后，佛教便形成了两个大部，二十个小学派并存的复杂局面。史称这一时期的佛教为“部派佛教”。

       例如佛陀在世时，他只注重探讨人生痛苦的原因，以及解除痛苦的办法，却不愿意深究有关宇宙本体论方面的玄奥哲理。像宇宙的本原是什么？人有没有灵魂？这些问题佛陀一直忌讳莫深，从不正面回答。佛陀这种偏重研究人生哲学的做法，必然为后世弟子留下不少悬而未决、但又无法回避的问题。

      又如，佛陀宣扬人有生死轮回，但却没有指出轮回的主体是什么，这些都需要后世弟子作出明确的回答。

       再如，佛陀只承认自己是智者，然而佛教的善男信女却需要有自己的信仰神，不希望自己崇拜的仅仅是位凡人。这样一来，为满足信众的精神诉求，后世僧侣们就不得不修改，关于佛陀的原有描述，以达到神化佛陀的目的。总之，佛教只要步入发展的道路，僧侣们就不能拘泥佛陀的学说，而是对佛陀的说教进行必要的修改。由于各僧侣集团对佛说的修正不完全相同，这就构成了佛教分派的根源。

又如，有关佛陀前世功德的种种传说被编纂整理出来，形成了像《佛本生经》之类的经典，从此完成了对佛陀的神化。

        又如，各部竞相整理自己的戒律及有关理论，尤其是《摩诃僧祗律》、《四分律》、《五分律》等经典的出现，使佛教的戒律得到了完善。

      又如，通过各派对佛教典籍的整理，佛陀的教谕及其传教活动的记录被整理为“经藏”，佛陀对僧侣道德生活的规范被整理为“律藏”。

        再如，由于各派对经、律加以分类、注释和阐发，尤其对世界是否具有实在性的问题各抒己见，著书立说，逐渐形成了“论经”。

       这时佛教的“经藏”、“律藏”、“论藏”三大典籍全部产生，使得佛教经典系统而规范。

                  第五节  大乘佛教

       然而，大乘教派面对传统教派的诋毁和围攻，并没有败下阵来，依旧沿着自己认定的方向前进。他们恪守自己的义理，完善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在不断发展中，逐渐壮大了起来，很快便成为佛教的主流，进入大乘佛教的新阶段。

       大乘佛教最大的特点，最值得称道的是，具有影响后世的经典一个接一个问世。例如公元一世纪，以马鸣为代表的“大乘”先驱者们，编著了《阿弥陀经》、《金刚经》、《维摩经》、《法华经》等经典名著。又如公元二、三世纪，龙树和提婆创立了大乘佛教的中观宗（又称中观学派），其中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提婆的《百论》等论著，精辟地阐述了“假有性空”的中道观，成为论藏中的名作。再如公元四、五世纪，无著和世亲创立大乘佛教的瑜伽宗（又称瑜伽行派），他们的《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实论》等论著，细致地论证了“万法唯识”的义理，成为佛教典籍中的精品。

         由于大乘佛教将菩萨塑造成大慈大悲的化身，而这个大慈大悲，既是佛家善行的核心，又与世俗的德行相贯通。因此，大乘佛教关于菩萨的说教，就把神明崇拜与道德崇尚结合了起来，将人性之善与佛教的特质之善融为了一体。

                   第六节  密宗佛教

        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教徒受不同地域的人文、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对教义的理解差异，原始宗教会发生分裂，分化出大小不一的派系。这些派系又必然因理念不同，为主导权而纷争。除此之外，佛教派系之间的纷争另有特色，他们喜欢将教理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探讨，开展辩论。

       佛教注重教理的哲学探讨，提升了佛教的特质和素养，使得佛教脱离低级趣味，变得更加博大精深。然而事物都有两面性，哲理对普通信众来说，无疑是一处难以理解的晦涩地带。如果佛教的高层偏重乃至痴迷于哲理，势必脱离广大僧众，造成不利于争取普通信众的局面。

       到公元六、七世纪，这种局面日益恶化。也就在这个档口，改革后的婆罗门教开始复兴，不断挤压佛教的生存空间，迫使佛教在印度开始走下坡路。届时，一些僧侣为了扭转佛教面临的不利局面，断然抛弃了哲理探讨，把注意力转向迎合民众的基本诉求。然而不幸的是，佛教又因此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些僧侣为了争取民众，不再恪守自己的基本教理，甚至吸纳其他宗教和民间的低俗市侩之举，制定了一些秘密宗教仪式和神秘咒语，创立起一个新的宗派——密教。

      密教鉴于自己这些说辞，他们在自己的教义里，仅保留了像《大日经》和《金刚顶经》，等一些被他们称作“六经三论”的个别传统经典。而多数是他们自己新修订的，像“怛特罗”一类的非传统经典。如此一来，密教就显得十分随意。由于密教的随意，很快就又分化出了许多小的派别。这些小的派别，有的自称“易行乘”，有的自称“方便乘”，表明他们的实践方便易行。也有的派别为了区别于小乘和大乘，自称“金刚乘”。

        一是放弃对佛教义理的探讨，专注于为民间百姓消灾祛邪、降鬼捉妖的法事。

        二是抛弃传统的禅定、思辨等修行方法，以设坛场，举行秘密宗教仪式，作为修行的主要方式。

       三是将某些教派中存在的多佛说，发展为泛佛说，并且进行具体化、形象化，以便造出无数的新佛。

       四是在修行方面，他们不仅反对小乘佛教不承认众生皆可成佛，甚至将大乘佛教的众生皆有佛性，累世修行方可成佛的说教，修正为“即身成佛”。主张众生通过修行，现世就可以成佛，甚至可以立即成佛。

       例如，他们放弃对佛教义理的探讨，抛弃传统的禅定、思辨等修行方法，反而以设坛场，举行秘密宗教仪式，以及专注于消灾祛邪、降鬼捉妖的法事，必然与佛教的原有宗旨渐行渐远。

           第八节  佛教在印度的兴盛与消亡

       佛教自公元前六世纪末诞生后，在印度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关于佛教产生的社会根源，本文在“佛教诞生的社会背景”一节里已有叙述，主要是由于当时古印度群雄割据，相互攻伐，社会处于极度动乱之中。人们在这种朝不保夕的社会环境里，迫切获得心灵上的安慰。然而，婆罗门教这个印度的传统宗教，只想维护自己的种姓特权，却无暇顾及人们的精神问题。而佛陀的说教正好契合了广大基层民众的精神诉求，以及上层刹帝利欲改革时弊，谋求安邦治国新道的要求。有了这些因素，佛教的兴起便有了顺风顺水的机缘。

                   第二章  中国篇

            第九节  佛教始传中国

       佛教由于传入我国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在中国形成了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三个不同支系。汉地佛教亦称中国佛教，它自南北朝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宗教以后，开始对我国的民间风俗，哲学思想，文学和艺术等产生巨大影响，最终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三大支柱之一。

       事实正是如此，自东汉晚期以后，社会持续动乱，从群雄割据到三国鼎力的相互攻伐，从两晋时期的战乱不断，到南北朝时期的混战。在这四个来世纪里，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均像草芥一样，不断地被战争机器所吞噬。那时，人们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人人自危，整天处于极度恐惧中。再者，两晋是一个不尚道德，充斥暴力的朝代。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又去那里讲道德伦理？至于说天命信仰，更是变得一钱不值，人之天命的好与坏，时时都有可能发生逆转。由于天命在社会实践中的极度不稳，迫使人们不得不寻求其他信仰。因此，转向祈求大慈大悲的菩萨来保佑便成为了必然。于是，原有信仰破灭了的人们纷纷皈依佛门，其中为躲避战乱者有之，为获得心灵上安慰者亦有之。值得一提的是，在皈依佛门的人群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那就是不想与乱世为伍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见佛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清静天地，感到隐世不如出世，便皈依佛门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其实，知识分子选择皈依佛门，决不是一种无奈之举，而是与我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息息相关。如果细究的话，则是由于魏晋时期的“玄学”打开了通往“佛学 ”的大门。

       第十一节  玄学打开了通往佛学的大门

       道家倒是着重论述了宇宙的本原，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这里的“二”指的是天地和阴阳，由混沌一体的元气“一”所化生（“一”是初始的“有”），而这个混沌一体的元气“一”，又是由道产生的。总之，道“为天地母”（《道德经》），成为宇宙的本原。从老子关于宇宙本原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道家所构建的不是宇宙本体论，而是典型的宇宙生成论。

       玄学是魏晋时期盛行的一种哲学流派，他们崇尚老子的“贵无”思想，把老子“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论，上升为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宇宙本体论。所谓玄，是把《老子》、《庄子》、《周易》并称为“三玄 ”，即用道家的世界观来解释儒家“周易”的思想。它的意义在于用新的宇宙观，取代了董仲舒“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的神学思想体系，对已经思想僵化了的东汉后期儒家名教，及其形成的形式主义，用来沽名钓誉，争权夺利的世风给了当头一棒，使得“三纲五常”的正统思想受到了巨大冲击。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正是由于玄学与佛学具有相通的思想内涵，因此在玄学发展的后期，便产生了与佛学合流的趋势，而当玄学走向没落时，它的学子们转向佛学也就成为了必然。例如，东晋著名佛学家僧肇，就是初“志好玄微，每以老庄为心要”（《高僧传. 僧肇传》），而后出家师从鸠摩罗什，成为一代高僧的。又如唐玄奘，为了使佛学从玄学中汲取营养，他将“三玄”之一的《老子》译为梵文供西域佛家弟子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