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世界的港湾 连接天下的彩虹
中国文学史上，有这么一个人，读通他的作品，我们这一生的困惑都有了答案。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中国的问题，鲁迅看得最准。鲁迅关注的，不只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具体问题，而是中国如何从一种半封建半殖民的文化中突围。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从隋唐开始乃至明清，开科取仕，想要登上仕途为国效力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读书。读什么书？读孔子编订的《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读朱熹编订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因为科举考试的命题取自“四书五经”，行文要求“代圣贤立言”，只能用孔子或朱熹的口吻说话，解释“四书”只能依“朱注”，不许自由发挥。文体有固定格式，700字以内，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几个部分组成，即所谓的八股文。作文重格式，轻内容，千篇一律。祖祖辈辈中下层人士想要出人头地，走的都是科举这条路。
鲁迅的爷爷周福清算是走出了头，33岁考殿试中三甲第15名进士，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类似于现在的博士后。翰林院实际上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兼顾问、参谋、秘书班子，历来被视为“清贵”之选。周福清一心往上爬，在同乡京官的指点下，卖田捐官在京候补，最终补了一个从七品的内阁中书（相当于部委秘书），如此做了十几年的京官，直至鲁迅的曾祖母戴老夫人去世。
儒家文化有“百善孝为先”的传统，朝廷官员若逢父母去世，一律停职守孝，回家守孝报恩满三年才能复职，因此周老爷回到绍兴。
回到绍兴，本可以享受儿孙绕膝的安闲，但周老爷却不得消停，他加倍地忧愁，只因恨子不成才。长子周伯宜自幼苦读，20岁考中秀才，同年得子鲁迅，下一步是考举人。然而周伯宜屡应乡试未中，闲居家中。那年，正好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全国癸巳恩科乡试提前举行。又巧，前来浙江做主考官的殷如璋是周福清的同榜进士，周家有5家亲戚有儿子应试，他们凑足一万两银子找上门来，让周福清送给殷如璋，并承诺事后还会给一定的报酬。这年周伯宜也参加乡试，连同他在内，一共6人。周福清决定自己牵头向主考大人行贿。
主考官从水路来，要在苏州稍作停留，周福清躲在阊门码头另一私船等候，见殷如璋官船靠岸，便指派仆人陶阿顺去行贿。陶阿顺揣着一封信，急急上前投帖，主考官知趣，得信瞟了一眼并不立即拆看。
随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阿顺乃普通乡下人，生怕大额银票有所闪失，因而不知轻重，在外边等得急了，便扯开嗓门喊：“殷老爷，信里还有一万两银票呢，大人收了银子怎么连个收条也不打啊？”
听到喊声，殷如璋尴尬至极，只好把那封信递给副主考官周锡恩，以示自己无私。信一拆开，一张纸条和银票一起掉了出来。纸条上写的是：“计开：马（官眷）、顾、陈、孙、章；又小儿用吉。均用‘宸、衷、茂、育’字样。”诀窍便在“宸、衷、茂、育”四字上，也就是将来考试答卷中要记上去的暗号，主考官如果在批阅试卷中看到有用这四个字做标记的，便可高抬贵手。
很明显，周福清牵头欲用一万两银子买6个举人。历史上，殷如璋的官声并不好，他也不是什么廉洁高尚之人，但此刻摇身一变，翻脸不认人，立马下令逮捕陶阿顺送交苏州府审讯，并一查到底。周福清先是以患病为由逃到上海躲避，朝廷下令将他革职，正四处查拿。信内提到的几位举子“一并扣考”，不得参加考试。周伯宜也被官府抓进监狱顶罪，并被革去秀才身份。这下可把他的为官之路堵死了。秀才，算是进入了有“功名”的士大夫阶层，有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受刑等特权之外，更重要的是，秀才是进一步考举人、中进士、当“大老爷”的进身之阶，没有这个起始功名，啥也谈不上！
据当时只有5岁的鲁迅三弟周建人的记忆，时常有官府差役“捉拿犯官周福清！”的吆喝声出现在周家房前屋后，“好像是万里晴空，忽然听到一声霹雳”。后来，周福清估摸逃无可逃，将来连累的人不仅仅是儿子、亲朋，还会越来越多。于是他到官府自首，就这样周伯宜被放归。此案经刑部上呈皇上后，光绪皇帝龙颜大怒，将周福清判收狱“斩监候”，即死刑缓期执行，要等到“秋后处决”。周家于是卖了家族的良田和店铺，上上下下疏通关节，发动周福清的科举旧交、京官同僚来为周福清解困。
从清光绪二十年（1894）起，周家每年都要设法活动，将周福清的姓名列在“勾决”名册中“实情”一栏之外，才能免死。这笔花费是相当可观的；此外，周福清以死囚的身份关在浙江臬司监狱中，如果希望获得较好的待遇，必须上下打点，这也不是一点半点银子的事。以后一年年往后拖，年年花钱打点。周家大量使钱行贿官府，这种“活动”一直拉锯8年。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内心同情洋务运动，厌恶科举。无奈封建大家族笃行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老爷子一手策划科考作弊，儿子招至牢狱之灾，还不能有半句牢骚和怨言。周伯宜出狱后，郁怒成积，变得喜怒无常。他破罐子破摔，甚至时常酗酒，酒后甩筷扔碗、吸食鸦片。最后，周伯宜一病不起，先是咳嗽，然后是咳血，还合并全身水肿，这其实就是肺结核伴随营养不良性水肿。病情发展到肝硬化而死，死时年仅36岁。
这年鲁迅15岁，父亲病逝，连上学的学费都交不起。鲁迅在《阿Q正传》的自叙传略中写道：“听人说，在我幼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
沿着父辈的路走不下去了，这便有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孔乙己，一个在咸亨酒店里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因好吃懒做，又自命不凡，不愿脱下长衫与短衣帮为伍。打着窃书不能算偷的旗号，偷到了丁举人的家里，被打折了腿，用手爬着走到酒店要一碗温酒……
鲁迅的家史显现了儒林内外的腐朽，孔乙己的经历道尽了“士农工商”社会的愚昧。
无奈，家乡的私塾三味书屋，鲁迅交不起学费，便要逃到异地南京，进入金陵“无需学费的学校”江南水师学堂。
他在自叙传略中写道：“我要进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8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件事，终于到N进了K学堂了。”
中国的儒家士大夫，开口治国安邦满腹经纶，但基本是科盲。在江南水师学堂里，有位汉文老师说地球有两个，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一个自动，一个被动。已能自学看书的鲁迅便在台下起哄。海军学校学生按理应天天习水，学堂原有大游泳池，因为淹死了两个学生就被填平，还在上面造了个小小的关帝庙来镇邪。
几个月后，鲁迅被江南水师学堂警告，遂转入南京矿路学堂，因祸得福，在这里扎扎实实学了三年“矿学”“地质学”“测算学”“测图学”“全体新论”“化学卫生论”等课程，还掌握了德语，后来据此翻译了《死魂灵》。毕业时得金质奖章，一等第三名，获官费对日留学。
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楼上的地板每晚咚咚咚地响得震天，留学生们热火朝天地跳交谊舞，鲁迅没有参加，而是到门房里买几本书看。他的兴趣在人类进化史，他与浙江同乡会的同学一起创办百科全书式的月刊《浙江潮》，所撰稿子除了从德文版翻译的各种欧美小说，还有矿物地质论文等。1903年，鲁迅发表了近万字的《中国地质略论》，是中国首次使用“侏罗纪”“白垩纪”等地质年代中文名称（从日文翻译），首次使用“猿人”“化石”的概念的人。1906年，鲁迅与路矿学堂同学顾琅合著完成著作《中国矿产志》，被清末、民国初期的教育部门指定推荐为“国民必读”和“中学堂参考书”。这两部作品是中国人较早的地质专业论文之一。1903年，鲁迅在《月界旅行》的序言《说鈤》一文，刊发于《浙江潮》刊物上；这里的“鈤”是指化学元素“镭”，距玛丽•居里获诺贝尔奖只隔了半年。
鲁迅之所以提倡新文化运动，是因为他不满足于“子曰诗云”，是因为他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我们来看鲁迅《在酒楼上》的一段对话，那是辛亥革命失败后，小说中的“我”遇见了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吕纬甫。
“自然。你还以为教的是ABCD么？我先是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吕纬甫似笑非笑答。
“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他们俩都曾经是五四运动的弄潮儿。
“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吕纬甫已变为一个模模糊糊，精神麻目的人。
“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
为什么不能飞得更远些？为什么绕了一点小圈子又回来了？鲁迅在100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而今似乎应该重新提起。
如今，世界格局一有风吹草动，便有人跳出来说英语无用。有位网络名人在台上振振有词：30年后高考不考英语，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另一位大学教授信誓旦旦，要将英语从高考“下架”，指责中国之所以如此重视英语是因为对本民族语言不够自信，说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云云。
汉语是全球第一大语言么？很多人想当然认为是，毕竟，中国有14亿人，约占全球80亿总人口的17.5%呀。不过，这不是正确的答案。根据联合国最新公布的数据，全球有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14.5亿人熟练掌握英语，占世界人口比例高达18.4%，是全球第一大语言。
使用人数固然是衡量语言是否在世界上通用的重要标准。另一个更重要标准是使用人群在全球是否广泛分布。从这个意义上讲，能称为全球通用语言的只有三种：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尽管全球有11亿人讲普通话，但是高达96.3%都在中国大陆。联合国统计中国大陆约有1000万人掌握英语技能，仅占总人口的0.7%，在世界排名百名开外，接近全球垫底。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电脑的语言是什么？是数字加英文，你能看懂的手机通信，只是代码输出的中文界面。假如青年一代只懂“子曰诗云”，能奢谈什么AI人工智能时代?法国人是出名的傲慢，也曾一度尝试电脑代码使用法语，但终于败下阵来，是因为法语的“纯净”敌不过英语的包容。
民粹与其说是自信，不如说是科盲，是故步自封，自己学不好英语就让大家都不学英语。举着阿Q精神，能将国人引向现代化吗？
1902年2月，20岁的鲁迅赴日本求学。鲁迅为什么要到日本求学？
是因为，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败给了日本。
国际社会在战前一直看好清廷，双方在开战之前均接受不同程度的西化，这是中国的同治维新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在较量，双方都前往英、法、德、美等国购买坚船利炮，使用西洋式战舰，但为什么是日本方面获胜？
中国的同治维新起自1861年，早于日本明治维新7年，历经同治光绪二朝，由慈安、慈禧两宫太后所主导推动。
北洋水师的重型铁甲舰“定远”“镇远”号称“远东巨舰”，是当时远东吨位最大，火力最强的舰只，并在旅顺修建了新的军事基地。“平远”是福州船政局首次自行设计建造之全钢甲军舰，也是19世纪末中国造船工业的登峰之作。
同治维新是在皇权之背景下发生，所以整套管理方式是官僚主义的：随意，没有远见，缺乏完整计划，会计没有审计制度，账目不能有效核实，人事管理漫无标准。
早在洋务运动初起，1888年清军原本打算从海外预订购入300箱炮弹，因为朝廷拨定的北洋经费号称200万两。但最后到手的经费仅有五六十万，未能如数购买炮弹。甲午战争之前6年都没有钱再添置铁甲舰。在此期间，清廷重修颐和园花费约800万两白银。1889年光绪皇帝大婚，花费白银550万两，即三艘半定远级铁甲舰的费用。可见官僚政风败坏，经费受到皇室活动的影响。
陆军购置大量德式武器，标准并不统一，一个武器对应一种子弹，子弹用完，则无法使用其他武器的子弹。
天津机器局生产的炮弹，仍使用黑火药填充。发射后，黑火药燃烧产生的残渣附着膛线，还有大量白烟，需要清洁膛线及等待白烟散去才能再次开火。而日军早已使用黄火药制作炮弹，可以连续发射。
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中，有的弹药里“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马吉芬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天津机器局制作的炮弹质量粗糙，大小不一，铁质差。
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裴利曼特评论说：“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业已无可驶用。”
此时的日本已经用重金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订购快速巡洋舰，并安装刚刚可以应用的小型速射炮，其发射速度为原来大炮的8倍，在同一时间内发射出大量炮弹。
对比中国大量外购装备，日本的军械生产已经开始走向成熟。这也导致清军在作战时弹药制式的不一致（日军自制枪械口径一致）。而面对原材料（如铁矿）的短缺，日本采用自行改进的意大利黄金式火炮技术，解决这个问题。
据传，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只识弓马”，缺乏现代科学知识底蕴和军事素养。
清军的编制极为简单，日军则已有工兵与辎重兵的区别。清军士兵普遍训练不足，只会喊一声就往前冲，不考虑利用地形地物，从不用跪射、卧射等射击姿势，一律站着射击，开炮前还要先摇动大旗。
北洋海军将领大多数是福建船政学堂驾驶班早期毕业生，由于早期办学水平不足，他们在船政学堂仅接受简单的英文、算法、驾驶、测算、枪炮操法培训。1877年春，清政府在福建船政学堂中选出12人，打算送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进行培训。6人到英国后仅上舰实习就结束了训练，只有6人正式入学。留学生监督官向朝廷禀报，所有人成绩排名却是甲等。
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完成全国范围内的普及教育，明治政府以法国、美国为榜样，建立完善的教育体制，使得每一位应征入伍的士兵都具有中等以上的文化水平。学校着重灌输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并传授理论科学知识。中学就开有算术、地理、外国语、博物、地质学、天文学等课程。大学开设力学、文学、法学、医学等方面的课程。相对于中国海军留学生不到3年的留学期限，日本留学生有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海外学习。
1895年2月10日，定远号弹药告罄，不知为何，清军拥有的3431枚开花弹不在舰上，而是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主将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随后生吞鸦片自杀。12日，丁汝昌亦自杀。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济远、广丙、镇中、镇东等10舰为日军所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日军攻陷旅顺，执行旅顺大屠杀。根据英国战地记者维利尔斯的报导，短短4天市内就有2万人遇害（此数字包含战死之士兵，战前旅顺人口仅6000人，清廷增兵后，含兵卒在内人口方为2万人），只有埋尸的36名华人幸免于难，而这36人的帽子上还写著“此人不可杀戮”的标记。
《纽约世界报》记者詹姆斯•克里曼写道：“我经过各街，到处见尸体均残毁如野兽所啮。被杀之店铺生意人，堆积叠在道旁，眼中之泪，伤痕之血，都已冰结成块。甚至有知灵性之犬狗，见主人尸首之僵硬，不禁悲鸣于侧，其惨可知矣……”
1895年4月17日，清朝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结束。持续30余年的洋务运动也因此结束，清廷的国际声望一落千丈，西方列强开启瓜分中国的狂潮。
日本方面，工具的西方化导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中国方面，西方的科学与儒家文明冲突，大量的保守士大夫使洋务运动不可能进行到底。这是工商的务实与官僚虚诳的较量，是明治维新的彻底战胜了同治维新的半途而废。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华朝贡的体系在东亚地区彻底崩溃，日本从“被压迫国”转向“压迫国”。拖着一条大辫子的中国男人的形象常常是吸鸦片、患痨病，被认为是“东亚病夫”。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年轻的鲁迅登上了赴东京的轮船。透过鲁迅的眼睛，我们看到：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鲁迅进了东京弘文学院江南班，但他是一个另类，第一个剪掉那滑稽的大辫子。
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文两年毕业后，鲁迅本应继续采矿冶金科学习，但他决意学习西医。
治疗痨病，是触发鲁迅东渡求学的直接原因。他认为：西医对日本的维新有助力，中医对痨病束手无策。
也许是父亲的痨病长期依赖传统中医，鲁迅已生出许多困惑，在《呐喊》的自序里，鲁迅写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蟋蟀一对（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即便让人啼笑皆非，但这差使在鲁迅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10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可一百对下肚，也无济于事。
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一味叫“败鼓皮丸”的中药。这“败鼓皮丸”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它。
更可怕的是，咳血补血——吃蘸有人血的馒头！鲁迅的小说《药》描写了那个阴森恐怖的镜头：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老栓打着灯笼，走在街上。有时也遇到几只狗。可是一只也没有叫。走到丁字街口，突然一大簇20多岁的人潮一般向前赶，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青年的青春热情，如此而已，看看杀人寻热闹。那是1907年7月15日清末革命党人秋瑾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的镜头。“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地往下滴。“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华老栓紧抱着纸包，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奔回家去，华大妈接过血馒头，包上荷叶塞进灶里烧烤。汗流夹背的小栓瘦得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撮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不多工夫，已经全在肚里了。然而，小栓还是走了。
那时的中医，对痨病只能隔着手臂疹脉，舌尝百草敷衍；那时的西医，已经拿着柳叶刀切开人的胸膛看个究竟。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西方科学家认为结核感染与肺解剖结构中的无效腔相关，因此开发了人工气胸、胸廓成形术、软胸成形术、肺切除术等方式以消除结核病灶或改变肺解剖结构。用显微镜去观察结核分枝杆菌的生长，想办法从化学物质中提取链霉素去抑制核杆菌。
带着对解剖学、化学、生物学的向往。1904年，鲁迅来到远离东京的一个偏僻小城镇，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成为该校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学制4年。学校决定不收鲁迅学费。
在仙台，给鲁迅影响最大的是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日后鲁迅在散文《藤野先生》里写道：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有关教书先生的笑话，留级的学生是笑得最起劲的。相反，鲁迅最喜欢藤野先生，“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藤野先生也特别关照这个中国留学生，把他叫到研究室来，要查看鲁迅的课堂笔记本，每星期一回，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有一回藤野先生将鲁迅叫到他的研究室，翻出鲁迅画的一个图，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和蔼地说道：“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这让鲁迅明白何为学术。隔臂疹脉讲究相像，柳叶开刀讲究精准。
仙台的解剖实习课过了一星期，藤野又叫鲁迅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说道：“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这两个不同国度的人，心灵是共通的，他们都是自己同族的另类，他们都是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他们在相互慰藉。鲁迅认为“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藤野对鲁迅有热心的希望，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
但藤野也偶有使鲁迅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鲁迅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鲁迅何尝不知道中国女人是如何裹脚的呢?自己的母亲鲁瑞，是鲁镇大户人家的小姐，也裹脚。这是古代汉族女性的一种陋习。缠足约起源于北宋，缠足最初流行于妓女之间，之后逐渐影响到中上阶层的妇女。据说，由于缠足后行走困难，恰恰锻炼了阴道周围的肌肉，防止阴道松弛，甚至保持阴道处女般的收紧状态，清朝文人李渔在其《闲情偶寄》中发表言论，说裹脚的最高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性欲。由于小脚“香艳欲绝”，玩弄起来足以使人“魂销千古”，是女人的第三“性器官”。小女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便开始受尽无限之苦。缠足的工作，多由母亲或熟习缠足方式的女仆实行。缠足时，除大脚趾外，其余四指下屈，并用长布包裹，用针线缝住。为紧缠，要将整个脚掌的脚骨，用力扭折，使其成为弯弓拱状，还要用竹箸像打石膏一样固定，要用小鞋束缚其足。假如用X光照一照小脚的形状，小脚趾是畸形的，像猪蹄。维新运动创始人之一的康有为发起反缠足运动，成立天足会。鲁迅的母亲思想开明，容易接受新事物，也放脚了。本家中有人扬言：“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她听到这话，不屑置辩：“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鲁迅想要把这一切告诉藤野，但竟没有说。因为，这些难堪的事情也发生在自己身上。
他的母亲豁达开明没能走多远，竟给鲁迅包办婚姻。1906年7月，一纸电报将鲁迅召回：“母病速归。”开门一看，竟然是为鲁迅举办的婚礼，新娘朱安28岁（女大三，抱金砖），缠足、精于烹饪及缝纫、性格温顺、不识字。
这对鲁迅冲击很大，但他遵从母命。新婚后第四天，鲁迅就又东渡日本，回到仙台，致使两人婚姻有名无实。自身也是一个如此矛盾的矛盾体，如何说得清呢？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鲁迅孤独地坐在仙台医学院的课堂里，另一名老师在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鲁迅写道，“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在众人昏睡的铁屋里，你是孤独的；走出铁屋，你更孤独。唯有回到铁屋唤醒众人。这就是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契机。学业没有终结，鲁迅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辞，藤野送给鲁迅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惜别。鲁迅转学东京独逸语学会德语学校，并与同人创办文艺杂志《新生》，却因其中一人卷走了资本，《新生》腹死胎中。但鲁迅的决心没有死，他答应为《新青年》做点文章，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鲁迅在《呐喊》的自序里写道：
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908年，适逢章太炎流亡东京，鲁迅在章太炎家听《说文解字》《庄子》《楚辞》等，成为章太炎的学生。受章太炎影响，鲁迅于《河南》杂志第8期发表古文文章《破恶声论》，后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寂漠为政，天地闭矣”的状态，需要“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来激发人们的“心声”。“华土之苦于强暴，亦已久矣。”
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到中国。回到了这个古老的铁屋，铁屋已危危倒矣，成为半封建半殖民的废墟。
此时的鲁迅，已是异常清醒的人。他有超强的语言能力，精通文言文、国语、吴语，日本语水平很高，德语也相当不错，略懂英文。鲁迅在陆师学堂附属矿路学堂就已开始学德语，到了日本以后，旧日本帝国的现代医学流行用德语，德文是医学专业必修的外国语文。鲁迅在仙台待了一年半，德文从来没有放掉，时时有在看书。他的科学素养已涉猎天文、地理、化学、生物学、史学、医学。他的作品有杂文、散文、旧体诗、短中篇小说、社会评论、自然科学著作、古代典籍校勘与研究、木刻版画研究、外国文学与学术翻译。他是一个穿梭古今中外，见过更大世界的人。
为推动新文化运动，鲁迅先后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优级生理学、初级化学，博物学教员，绍兴文理学院校长。1912年，他到北京中华民国教育部，促成政府通过章太炎的记音方案，作为国语的标音符号。此后又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聘请为国文系教授。
随之，鲁迅的舞台也从浙江转到了北京。他肩上同时负着家与国的责任，那负担是相当沉重的，生存的空气令人窒息。
1917年7月不日，北洋军阀张勋复辟，将早已被辛亥革命废黜的末代皇帝溥仪扶上帝位，讨伐的军队打进北京城，清军溃败，仅7天功夫，溥仪宣告退位。然而男人的辫子忽又剪去忽又留起，在民众的层面搅起一阵风波……
鲁迅在小说《风波》里描述说，复辟闹剧破产后，咸亨酒店里也没有人说起张勋坐不坐龙庭的风波。剪了辫子的七斤，不再被妻子骂作“你这活死尸的囚徒”，一家人又安静地坐在土场吃饭。九斤老太早已做过八十大寿，仍然不平而且康健，用筷子点着众人骂着“一代不如一代”。六斤的双丫角，又经变成一支大辫子了；伊虽然新近裹脚，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
辛亥革命没有因革去一条辫子就使社会生活发生实质性变化：现实依然黑暗浓重；保守、落后、愚昧、麻木的国民性仍未受触动；妇女儿童等弱者还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摧残。
鲁迅母亲一生饱受封建礼教的痛苦，因爱面子，不肯与亲家退婚约，硬生生又把一个小脚女人强加给自己的儿子。鲁迅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然而他的屈服，对所有人包括他自己又是一场灾难。
他自己的内心是流血的，他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朱安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很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结婚20余年，同房只有三四回，一直无儿无女，一直孤守空灯，静静等待大先生回心转意。可是某天，朱安看见大先生将北女师大学潮的学生领袖留在家里庇护，中秋节和女学生们一起喝酒，在朦胧的醉意中拍打一个个女学生的头；又某晚，大先生替借住在家中的许广平剪头发……她第一次发现，一向冷峻的大先生竟然也有柔情的一面。
朱安下意识摸摸自己脑后的发髻，大先生也曾从日本来信，让她剪发，让她放脚，让她上学堂，这些于她都是难事，没有照办。怨不得谁，连娘娘这把年纪，也自已识字拿着小说硬啃，书橱里的都读遍了，还常常叫唤：大先生，无书读哉！相同的故事，她是读过的，糊不了她。读过书的人，就是不同，你看那孙大总统的夫人宋庆龄，出得了大场面，那洋气亮得你不敢看。那许广平，大先生看上的，听说是近代广州第一家族许拜庭的后人，听说她的祖父是慈禧太后的干儿子，当过浙江巡抚，可在宫中骑马。她父亲虽然因为没有功名在身，终生未能做官；可人家的母亲是商人的女儿，能作诗词。养出的女儿学官话、上学堂，连缠足的罪也免了。现在还能给大先生热哄哄地写信，看，他们到底还是同居了，生一儿子。至此，朱安这只蜗牛落地，跌伤了——“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尤其令人唏嘘的是，迫害北女师大学生刘和珍、许广平的女校长杨荫榆，竟也是一个小脚女人。她自小被缠足，父母早早地将其许配给同乡士绅蒋家的公子，17岁当新娘，诚惶诚恐被揭开盖头时，看到的是一个嘴角还流着口水的痴汉，新婚第一夜趁丈夫熟睡，逃回娘家，从此成了“寡妇”。在这窒息的铁屋里，待不下去，于是逃出去，留学日本、美国。
在铁屋外，耐不住思乡，小脚穿着高跟鞋，又回来了。走路风摆荷叶摇摇欲坠，上任北女师大校长。她喝饱洋墨水，对学生的管理却是封建家长式的，我的地盘我作主：“见一封信，疑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日常管理中她又偏袒偏护，当年暑假结束后，因为战乱，路上不太平，有些学生归校迟了，杨荫榆便勒令开除，但是同样迟归的学生中，杨荫榆的同乡却不在开除之列，这引起了学生的强烈不满；1925年3月，孙中山公祭，北女师大的进步学生们也要求参加，却遭到了杨荫榆的强烈反对：“孙中山是实行共产共妻的，你们学了他有什么好？断然不准去。”
但是学生们并没有屈服，最终还是参加了孙中山的公祭，杨荫榆于是放言要严惩带头闹事的学生。这成了北女师大学潮的导火线，随后与校方冲突日烈，最终导致全校学生联名发起了“驱杨运动”。事态恶化。7月31日，杨荫榆致信警察厅，若干警察冲进校园，切断电源水源并封锁校门。随即杨荫榆宣布解散国文系三年级4个班，并开始驱赶和殴打学生，将北女师大学潮推向高潮。
时任北女师大教员的鲁迅立即动用各种关系保护学生，口诛笔伐，举国上下掀起一场旷日持久的学生运动。
在鲁迅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藤野先生的照片一直挂在那里。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中日相邻，同种、同文、同伦理，内心怀柔，便为一衣带水。这两个心灵相通的人，有偕荣之谊。
正是出于这种对日本友人的感情，鲁迅全力资助，为二弟周作人娶了日本女人羽太信子；为三弟周建人娶了信子的妹妹芳子。
长兄如父，鲁迅为圆一个团圆梦，卖掉绍兴老宅，买下北京四合院三进宅子，号召全家住在一起。有钱同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同赡养辛苦了一辈子的老母亲。鲁迅安排周作人夫妇住在最好的第三进，周母和朱安、周建人一家住在第二进，鲁迅则在门房随便找了间房住，这一进里还安排了佣人的住处。
不料，原本亲密无间的同胞兄弟，在一起住了没多久就兄弟阋墙，最后形同陌路。整个周家大院都知道，兄弟反目的真实原因是因为羽太信子。
羽太信子在日本不过出身贫民，曾是受雇前来为周作人打理房间的女佣。据周建人回忆：她到了北京后，“穷人乍阔，喜欢讲排场摆阔气”，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出门必坐汽车（那时是非常稀罕的出行工具）；饭菜稍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有了两个孩子，全家上下就雇佣了六七个男女仆人；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大夫出诊；日常用品也全是日货，在中国买不到的就托人从日本捎过来。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
鲁迅当时的月收入不菲，为300大洋左右，他除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交给羽太信子用作家庭开支。鲁迅加上弟弟周作人的薪水每月总共有六七百银元，当时北京市民每月平均的生活费用才二三银元，这笔钱过日子本该绰绰有余的，但是信子当家却经常捉襟见肘。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贴进家用，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鲁迅自己半夜写文章时都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狼狈的时候甚至要到处借贷。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鲁迅曾感慨：“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
对大手大脚花钱的信子，鲁迅让周作人劝说，周作人不敢。
羽太信子的性格相当泼悍，周作人早年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夫妇间曾有过一次争吵，结果信子歇斯底里症（癔症）大发，周作人只能呆呆发愣，而信子的哥哥和妹妹指着他破口大骂，甚至一度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训话。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得罪”信子。
一旦鲁迅在经济方面稍微上心、认真一下，羽太信子就开始撒泼，说鲁迅偷看她洗澡乃至偷听他们夫妻房事。这不是胡扯吗？
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来到北京，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鲁迅存心要偷听他们夫妻房事，窗台外花草杂陈也无立足之地。
但周作人就是昏了头，只听枕边风，第二天一纸绝交信放在哥哥的桌面，转身就走。信的大意是“昨天才知道……。愿你安心，保重。”
鲁迅要求周作人回来当面说清楚什么回事，可周作人没有理睬。没有给任何回旋的余地。
鲁迅也没有辩驳，只在日记里写下一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无奈之下，鲁迅找朋友借了800大洋，匆匆搬到北京西三条砖塔胡同84号，重新置下了个简单的四合院，并于1923年8月2日将老母鲁瑞与发妻朱安一起搬了出去。
大约在10个月后，兄弟俩终于爆发了那场著名的“骂架殴打”。即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的旧宅，准备取走自己的书籍及一些什物。周作人及其妻羽太信子冷不丁由后院冲出来，对鲁迅破口大骂。周作人甚至拿起了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奋力向鲁迅头上掷去，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向周作人掷去，幸而都被旁人拦住。
而且在这之前，老三周建人已经被羽太信子挤兑得逃离北京，去了上海。这次，羽太信子终于又成功地挤走了鲁迅，周作人夫妇就这样“鸠占鹊巢”，成为八道湾周家公产事实上的唯一主人。
鲁迅对弟弟周作人的薄情寡义，一直保持沉默。为何保持沉默？好事者说，想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正人君子说，此为野史杂谈，难有认证。
更有剧情编造者发挥极度的想象空间，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猜测：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经是鲁迅的妻子。此论见1991年《明报月刊》第1期千家驹的文章《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它》，它的证据来自鲁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则日记。日记见字：“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家驹解释说，“羽太”即羽太信子，鲁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更有好事之人据此解释，“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字取其母鲁瑞的姓，而“迅”（xùn）与“信”（xìn）在南方是谐音字，系指羽太信子，所以“鲁迅”这个笔名反映了鲁迅内心深处母爱与性爱的冲突。这实在是捕风捉影的实例，肮脏的脑子写出肮脏的剧情。
其一，鲁迅的沉默，表明手足之情尚未泯灭，他在青少年时期如此，晚年也是如此。鲁迅从来没有讲过二弟周作人的不好，只对三弟周建人摇头叹气说了几次：“启孟真昏！”
其二，鲁迅的沉默，表明他看透了人性。人性之美善，以邻为友；人性之丑恶，以邻为壑。人性之丑陋没有底线，不限于哪个国度，也不限于哪个种族。同胞兄弟，有的血浓于水，有的煮豆燃箕。世态炎凉，炼就了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品性。
此事发生后，鲁迅在发表作品时曾用过一个笔名“宴之敖”，许广平解释说：“宴”者，从宀（家），从日，从女；“敖”字从出，从放；犹言其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其中包含多少无奈、痛苦和辛酸。
放大来看，“鸠占鹊巢”的事件不仅发生在周氏兄弟这个家庭，也发生在整个中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华，达14年之久。
而周作人，是彻底的“昏”，北平的绝大部分教授都不愿媚日，不给日本人做事，一路艰辛跑去了西南，只有他留了下来“附逆”，出任教育总署督办的伪职。即便是被鲁迅冠以“寡妇主义”头衔的杨荫榆，当日军强暴她的学生，她也敢挺身怒斥，最后被日军6枪打死。而周作人，只求一方书桌的平静，以致战后被判以汉奸罪。
抗日战争期间，鲁迅和周建人两家共十口人，也躲进了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书店三楼避难。内山完造是鲁迅的密友，1933年4月，内山完造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替鲁迅租下大陆新村的住所（今上海鲁迅故居）。鲁迅自1933年4月11日至逝世前一直居住于此。
鲁迅住进内山书店，并不是龟缩，而是成为斗士，以笔为枪战斗。其间他发表了大量的杂文，“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题材广泛，对社会的黑暗面、民族的劣根性，观察深刻。形式灵活多变，有多样风格和笔法，有的隐晦曲折，有的幽默诙谐，均能在使人会意的一笑中达到讽刺的效果。有的沉郁严峻，在似乎从容的叙述中，蕴藏著对敌人的无限愤懑。
《三闲集》（1932）、《二心集》（1932）、《南腔北调集》（1934）、《伪自由书》（1933）、《准风月谈》（1934）、《花边文学》（1936）、《且介亭杂文集》（1937）、《且介亭杂文二集》（1937）、《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集外集》（1935）……这些排山倒海的杂文，咄咄迫人，冷隽辛辣，气势恢宏，痛快淋漓地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将之誉为“匕首”和“投枪”。
1935年，抗日形势更加迫切，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1936年6月，胡风在鲁迅的支持下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激发了中国文坛关于两个口号之争，鲁迅逝世以后，论争逐渐平息。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病去世，终年55岁。
假如，你能读懂鲁迅这个人，你也能读懂鲁迅的书，读懂中国。
主 编∣刘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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