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读《与山巨渊绝交书》
读完了与嵇康有关的山涛和阮籍的资料，终于轮到本文的主角嵇康了。统观全文，我产生了三个疑问。
第一，山涛去职，荐嵇康自代，为何隔了两年，嵇康才写这封绝交书？
第二，这不像绝交书，我看倒像两个朋友之间闹了矛盾，在进行交流，诉说自己心事。
第三，这封信，到底同嵇康之死有何关系？
（一）
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常谓之知言。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
这是绝交书的第一段，说明了写信的原因。全段分了四层，第一层说明二人并非真的知交，二层再以山涛曾议使嵇康自代其职作为证据。第三层分析二人性情的区别说明不是知交的原因。第四层指出写信的原因。
从本段话来看，嵇康对于上次山涛企图让自己自代其职的做法意见是非常大的，但由于最终未成，所以隐忍不言。这次对方又升职了，所以去信警告对方不要再出这样的幺蛾子了。
手段大意如此，还有一些细微之处需要仔细研释。
“前年”和“间”二词，说明了绝交书是嵇康回到洛阳后第三年写的。查词典，“前年”一词，有“以往”、“去年”和“上上年”三解。可以确定的是，这里绝对不是第二个义项。因为嵇康的另一封绝交书中，曾经使用过“去年”这个词，一个人的行文习惯是不会改变的。
那么“前年”到底是指“以前”还是“上上年”之意呢？ 还是要从上文谈起，“间”有不久前的意思。那么“前年”作为不久前的“以前”，既然不是“去年”，就只能是“上上年”了。
既然嵇康怕山涛这次升迁，又一次荐自己当官。说明山涛数年间已经迁职两次了。那么这两次的职务是什么，又具体发生在哪一历史年份呢？
首先我们看“前年”是哪一年份。既然“前年” 以前嵇康不在洛阳，那么他又在哪里呢？我们看一段引文。
《宿州志》有云：“大将军欲辟康，康有绝世之言，及山涛去选职，举康以自代。”《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后，斐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说，“大将军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世河东，或云避世。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
根据《资治通鉴》，司马昭在255年接任大将军。那么辟嵇康任职，必然在此年之后。嵇康不就，避世河东，那么他是哪一年回洛阳的呢。也看一段引文。
《晋书列传第六十二》有赵至的传记：赵至“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徘徊视之，不能去，而请问姓名。康曰：‘年少何以问邪？’曰: ‘观君风器非常，所以问耳。’康逸而告之。后乃亡到山阳，求康不得而还。又将远学，母禁之，至遂阳狂，走三五里，辄追得之。年十六，游邺，复与康相遇，随康还山阳，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曰，‘卿头小而锐，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矣’”。
由上引文可知，赵至十六岁遇见嵇康，那么赵至十六岁是哪一年呢？《晋书赵至传》有这样一个信息：
《晋书列传第六十二》又说，赵至“太康中……呕血而亡，时年三十七”。
太康元年是公元280年，按这个计算，赵至十六岁遇嵇康是公元前259年。至此，嵇康已经在外避世了5年。那么嵇康是这年回洛阳的吗？再看有关赵至的另一个引文。
《世说新语言语》有刘孝标注引嵇绍《赵至叙》：“赵至年十四，入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遂随车问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问邪？’曰: ‘观君风器非常，故问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佯病，数数狂走五里三里，为家追得。又灸身体十数处。年十六，遂亡命，径至洛阳求索先君，不得。至邺，先君到邺，具到太学中事。便随先君归山阳。经年，先君尝谓之曰：‘卿头小而锐，瞳子白黑分明，视瞻停谛，有白起之风’”。
这条引文是嵇康的儿子嵇绍写的，因此可信性很强。“经年”，说明嵇康至少是第二年即公元前260年回到洛阳的。这就是绝交文中“前年”的最早年份。
（二）
下来我们再具体看，山涛荐嵇康自代的职务。前面所引《宿州志》是说山涛不当选职了，才荐嵇康自代的。《晋书嵇康传》里说， “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康乃与涛书告绝。”说法是一样的。《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则是说山涛当选曹郎的时候，曾荐嵇康自代，没有明确指出是即将上任的时候，还是离任的时候。这这里的选部、选官、还是选曹郎，叫法各异，都是指吏部郎，吏部下设的郎中，六品官，可以建议任命五品以下的官员，属于实权肥缺。裴松之注《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按涛行状，涛除吏部郎景元二年耳。”按这个说法，山涛在公元261年才担任了吏部郎，那么公元260年前，山涛怎么能够建议嵇康代自己任该职呢？
我们来看《晋书山涛传》的记载，在大将军司马昭执政期间，山涛的任职经历是这样的，先“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中郎。久之，拜赵国相，迁尚书吏部郎。文帝与涛书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谷二百斛。”魏帝尝赐景帝春服，帝以赐涛。又以母老，并赐藜杖一枚。迁大将军从事中郎。钟会作乱于蜀，而文帝将西征。时魏氏诸王公并在鄴，帝谓涛曰：“西偏吾自了之，后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军司马，给亲兵五百人，镇鄴。”按《三国志徐胡二王传》公元258年王昶迁为司空，山涛应处于散闲状态了，此时应迁为赵国相。如果按照裴松之的说法，山涛261年才担任选职。而260年嵇康已经回到了洛阳，已经听说了山涛举荐他自代的消息。以前举荐自代的只能是赵国相而不是吏部郎了。并且这时山涛如果不担任赵国相，就是白身了，怎么可能举荐山涛自代呢？然而，各种历史典籍，异口同声，都说山涛荐嵇康自代的职务是吏部郎。那就只能说明山涛在260年以前就将由赵国相迁任吏部郎了。只有这样，他才能举荐嵇康代自己担任此职，或者担任离任的赵国相。按魏制，赵国相是王国相，官五品，嵇康作为吏部郎是有权举荐的。
既然明确了景元一年级260年山涛已经担任了吏部郎。那么三年后就是262年即景元三年，山涛又要迁任何职，可能举荐嵇康自代吏部郎呢？从《晋书山涛传》看，似乎下一个职务应该是大将军从事中郎了。不过也有另外两个记载。
《世说新语栖逸》有条目：“山攻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此条注引《嵇康别传》文：“山巨源为吏部郎，迁散骑常侍，举康，康词之，并与山绝。岂不识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耶？亦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耳。乃答涛书，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恶之。”
《晋书文帝纪》云：景元四年三月，“诏大将军增置司马一人，从事中郎二人。”
由此可见，262年，山涛升迁散骑常侍。散骑常侍位高，三品，但只为陪侍皇帝，属于清闲职位，可以兼任他职。所以山涛在卸任吏部郎之前，有举康的意图，康乃作书绝之。此后，山涛卸任吏部郎，于263年才兼任大将军中郎从事的实职。264年，司马昭平钟会，让山涛本职代司马，监管邺城。
嵇康在文中说，自己对山涛举荐自己当吏部郎感到气愤，是因为他觉得山涛这样做，是“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一般解释都是说嵇康在这里活用了庄子的越庖代俎的这个成语。把山涛当做宰杀牛羊鸡鸭、弄得满手鲜血的庖人即厨师，把自己当做祭词，干干净净的祭师即尸祝，讽刺山涛独自做官，干的是残忍、肮脏的事情，内心有愧，只有荐引嵇康出仕，同流合污，才会感到心安。就像厨师只有拉祭师当帮凶，同样手持屠刀，满手血腥，彼此彼此才好一样。读者读到此处，仿佛看见了屠刀一挥，鸡鸭成片倒下，一片血污的场景。
这绝不是一个比喻。这是对于现实的影射。司马家族是靠杀人才不断攫取权柄的。司马懿高平之变杀人，司马师时杀夏侯玄、立丰等人，名士近乎半空，每次都人头滚滚，令人不寒而栗。这些且不说，到了景元元年即公元260年，魏帝曹髦愤司马氏擅掌政权，带领甲士讨伐司马昭，司马昭的下属贾充，公开唆使手下人当众弑君，这在封建时代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拉爼代庖，不是典故的活用，而是血淋淋的历史和现实！可是就是这一年，山涛曾想举荐嵇康出去当官，嵇康如何能容忍？可是这终究是嵇康回洛阳以前的事情，最终也没有落实，嵇康虽然没有说，但心里窝了一口气，262年山涛又要重提旧事，这次嵇康就不能忍受了。他心里说，我以前自以为知音的老朋友你怎么能这样呢，所以他写了这封信，话说得那样狠，就不稀奇了。
（三）
下来分析绝交书同嵇康之死的关系。
有关嵇康被杀的记载，陈寿三国志以及若干记载同钟会陷害有关。兹引录如下：
《三国志钟会传》记载：“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景元三年冬，以会为镇西将军。”
《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引孙盛《魏晋春秋》：“后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会）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晋书嵇康传》说，（钟会）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毌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按照《三国志钟会传》的记载，钟会任司隶校尉是景元2年春到景元三年冬。那么嵇康应被杀于景元三年即公元262年，也就是嵇康写绝交书的那一年。《资治通鉴》采定的就是这一年。
《三国志》以后的其他历史资料有关嵇康死亡的记载，则会引起人们的争议。
郭颁的《魏晋世语》这样记载，“（吕昭）长子巺，字长悌，为相国掾，有宠于司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与嵇康善，与康俱被诛。”此条被裴松之引用于《三国志杜恕传》。干宝《晋书》也采用这个说法，见裴松之《三国志王璨传》之标注。
干宝的《晋记》载：“嵇康，谯人，吕安，东平人，与阮籍、山涛及兄巺友善。……安，巺庶弟，俊才，妻美，巺使妇人醉而幸之。丑恶发露，巺病之，告安谤己。巺于钟会有宠，太祖遂徙安边郡。遗书与康，“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云云，太祖恶之，追收下狱，康理之，俱死。”此条李善注引于《文选思旧赋》。
孙盛《魏氏春秋》载：“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巺及巺弟安亲善。会巺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列，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此条裴松之注引于《三国志王粲传》，李善亦注引于《文选思旧赋》。
孙盛《晋阳秋》说：“初康与东平吕安亲善，安嫡兄逊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逊遣妻，以咨于康。康喻而抑之。逊内不自安，阴告安挝母，表求徙边。安当徙，诉自理，辞引康。”刘孝标注引于《世说新语雅量》。
臧荣绪《晋书》载：“安妻甚美，兄巺报之。巺内惭，诬安不孝，启太祖，徙安远郡，即路与康书。太祖见而恶之，收安妇廷尉，与康俱死。”李善注引于六臣注《文选思旧赋》。
臧荣绪《晋书》载：“东平吕安家事系狱，亹阅之始。安以语康。辞相证引 。遂复收康。后与安俱斩东市。”注引于《文选琴赋》。
张骘《文士传》曰：“吕安罹事，康诣狱以明之。钟会庭论康，〔七〕曰：『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於今，有败於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於是录康闭狱，临死，而兄弟亲族咸与共别。”注引于《世说新语雅量》。
以上记载，除了孙盛《魏氏春秋》和《文士传》的说法外，其他说法都同《三国志》的说法有异。大致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说吕巺诬告吕安不孝，使安徙远郡后，安寄书与康，有不逊之语，重新收狱，最后康与之同死。这就使得廷狱时间延长了，问题复杂化了。
第二，郭颁的《魏晋世语》记载康被杀于吕巺任相国掾职以后，而司马昭任相国则是在景元4年钟会灭蜀的12月左右。
因为以上两点，当代学者李建国认为嵇康被杀不完全同钟会有关，被杀事件有可能在景元五年初，即公元264年。见李建国《嵇康生卒年新考》，《南开学报》。1985年第三期。
传说是吕安写给嵇康的那封书信即《与嵇茂齐书》，载于《文选》卷第四十三，载明作者为赵景真，即赵至。也载于《全晋文》卷六十七中。《晋书》卷九十二《赵至传》云：“初，至与康兄子蕃友善，及将远适，乃与蕃书叙离，并陈其志。”嵇康之子嵇绍,在《嵇绍集》中的《叙赵至》文中还针对当时误传，附有专门更正，以正视听：“赵景真，与从兄茂齐书，时人误谓吕仲悌与先君书，故具列本末。”同时，嵇茂齐写有《答赵景真书》作为答对。但这篇文章在后来被当成了吕安给嵇康的书信了。《文选》李周翰注引干宝《晋纪》云：“吕安，字仲悌，东平人也。时太祖逐安与远郡，在路作此书与康。”可见，移花就木，干宝是始作俑者。
当代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嵇康集附录吕安集”云：“如吕安果未徙边，则当日之情，安被告后，即以不孝之罪而死；嵇康为证，即以不孝之党而死，虽曰奸人玩法，恐亦不至如此奇横，吕安纵可诛，嵇康正不必判死。”并集引《文选钞》曰：“寻其至实，则干宝说吕安书为是，何则？嵇康之死，实为吕安事相连，吕安不为此书，言太祖何为至死？当死之时，人即称为此书而死。嵇绍晚始成人，恶其父与安为党，故作此说以拒之；若说是景真为书，景真孝子，必不肯为不忠之言也。”因此，得出了“考嵇、吕之身世，合之书词，证以《幽愤诗》，此书出于吕安，诚无可疑。”
现代学者不能用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观点去看待古人的世界，否则容易坐井观天。不孝在中国古代的处罚是十分严厉的。汉代的法律规定，不孝严重的，弃市，次一等，黥城旦舂。殴打父母属于严重不孝行为，是要弃市的。现代人对此很难想象。三国时期，孔融被杀，一个很重要的罪行就是不孝。《后汉书•孔融传》载，孔融对称衡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莫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这些话，在现代有什么罪过？可是在东汉，是大罪！到了曹魏时期，尽管魏明帝进行了法制的调整，但主要是对律法分类和法律条文进行了重新整理。查《晋书刑法志》的说明，未见对不孝刑罚做出过重大调整。且司马氏既于忠君有亏，强调以孝治国，因此更加强调孝道。《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何曾是当时曹魏的廷尉，在他看来，阮籍母丧吃肉，违背丧仪规定，就是不孝，应该流放。以此类推，吕安被诉殴打母亲，以掌掴面，就是弃市处罚。而嵇康为同党，也应弃市。当然这有冤枉的成分。钟会的作用就是把这些罪名给坐实了。所谓吕安流放到远方，写书给嵇康，重新处理，最后处斩，不过是干宝等人对于《与嵇茂齐书》的牵强附会的结果，类似小说家言，岂可当真。且干宝的《晋纪》，牵强附会，自我矛盾之处甚多。裴松之多次指出过这点。他们对于嵇康的记载，岂可同《三国志》相其并论。
故此，嵇康被杀，就是钟会担任司隶校尉的景元2年到3年，我们在前面推断出，嵇康写绝交书，是在景元3年，故此，嵇康被害，就在景元3年。《资治通鉴》持的就是景元3年即262年这个观点，是十分严谨的。
《世说新语政事》第八条刘孝标注引《晋诸公赞》说，“康遇事后二十年，绍为山涛所拔。”又引王隐《晋书》说，“时以绍父康被法，选官不敢举，年二十八,山涛启用之。世祖发诏，以为秘书丞。”绝交书中说，“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二者的信息是一致的。当然，李善在注《与山巨源绝交书》时引王隐《晋书》的说法，“绍字延祖，十岁而孤，师母孝谨”，《晋书嵇绍传》也根据王隐的说法记载说：“绍十岁而孤。” 十岁而孤和八岁而孤是矛盾的。这相当于孤证，可以不予关注。
不管是《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后斐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还是《世说新语栖逸》注引《嵇康别传》，都有嵇康写绝交书，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恶之”的记载。司马昭是如何知道嵇康给山涛写过绝交书？这消息是如何传出去的？从山涛的角度看，这封绝交书对他来说是一种羞耻。他不会主动宣扬，宣扬出去对自己和朋友都不是好事。这封书信与其说是绝交书，不如说是嵇康坚决不同司马氏合作的宣言书。根据情理推断，应该是嵇康自己这里传出去的。司马昭听了当然心里不高兴。同年又出了吕安的案子，钟会再加设计，嵇康因此被杀，就很自然了。
正是因为嵇康主动写绝交书给山涛，当年嵇康出事后，山涛就不能帮他说话，否则，司马昭一定认为嵇康写绝交书给山涛，不过是演戏给司马昭看，山涛这就是欺君。在这种形式下，山涛只能无言，但可以接受老友的临死托孤，这不违人之常情。
《世说新语•雅量》中说，“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晋书嵇康传也引用了这一段。司马昭为什么以后会后悔呢？ 看来不过有二，一是力主杀害嵇康，自认为心腹的钟会最后在景元五年造了他的反，这是个阴暗小人，那么自己杀害嵇康是否上了钟会的当？同时这个时候山涛已经成了他可托的心腹，可能通过某个适当的途径提到了嵇康是冤枉的。
嵇康死后一年，据《晋书•阮籍传》载，阮籍也于景元四年冬卒。嵇阮感情深厚，嵇康死后，阮籍应该有怀友之作，验之其《拟咏怀诗》八十二首，其二十三：“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揖让长离别，飘鳐难与期。岂徒燕婉情，存亡诚有之。”其六十四：“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等作，可以看出阮籍述说的那种锥心的失友之痛。
（四）
余读《与山巨渊绝交书》，有惑焉。查全文及语气，全似康对涛之内心表白，何来绝交之意？且古人撰文有名，书信亦有名乎？其名必后人拟之耳。
查康之《与吕长悌绝交书》，其云＂无心复与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从此别矣！临书恨恨＂之语，明语绝交。而《与山巨渊 绝交书》则曰，＂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无绝交之语，但云＂别”。别者，离别，告别也，二人离分之意也。若绝交而别，不复往来相见也，即相逢亦路人耳，此情绝也。康与吕巽别者，即此绝也，故＂临书恨恨＂。康与巨渊书，告其志无意入仕，故不必相强。二人一入仕，一在野，两得其安而不相扰，无复宦场相见，此亦别也，然其情犹存。故但云＂别＂而不云＂绝交＂。若非此，康死何以托幼子绍于康？康又何养绍并举起入仕为？
知己之交，古人交之极也。所谓知己，知其心且谅其行也。然聆琴知音，灵犀相通者有几？言为心声，聆语知心，而谅其心，交友之道也。吾审康与巨渊此书者，意在此也。故有＂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常谓之知言＂之语，言涛知其心也。然康不曾与巨渊语此，故＂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是语若巨渊真知康意，必不举康以自代，故康曰山涛不知己。二人性情不同，＂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故昔时相知一时也。不知而有歧，故有此书，＂为足下陈其可否＂，明己志而拒其举荐意。度其意，康欲涛明己心而相通也。
夫子云，君子忧道不忧贫。夫人相争，君子论道，常人论理，亲近论情。康与吕长悌，所论者，理也，情也，故其交也有限。康与涛所论者，道理情也。文中论及道者，＂循性而动，各附所安＂，处世之道也；＂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交友之道也。文中所论不可出仕之七不堪二不可者，理也。云儿女幼，而己身心己衰，隐而保全，安身而处亲，情也。涛知康心而不复举之，则道，理、情，三者俱全也，又何交而绝也？
文中康中散典之用也，越庖代俎者，有激愤之意，鸳雏死鼠者，有讥讽之意，炙背美芹者，有揶揄之意。观其语气，由高亢渐至平复也。盖其始也，恨涛不明己心，故有怒意。渐至文尾，己志既申，己心已明，故情绪渐平复，炙背美芹，戏山涛之语也。
康之绝仕，醉翁之意不在酒，明对山涛，实则司马也，其愤，恨，实指桑骂槐也。故司马昭闻而恶之。以山涛之明，岂不知康意？故欲仕欲隐，两不相扰，互济其性，以全其情。此二人交，非世情宦途之交也。彼涛与康者，不并为君子乎？
记于十二月十二日上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