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记忆显影 让岁月沉思

一一下乡五十周年琐记

周天增

悠悠岁月

欲说当年好困惑

亦真亦幻难取舍

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

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恩怨忘却

留下真情从头说

相伴人间万家灯火

故事很多

宛如平常一段歌

过去未来共斟酌

7月6号晚饭后，我在北京官厅突然接到了骆军的电话。她是小学同学和下乡到一个村的知青同学（知青战友、插队队友、农友、同学？都不确切，所以一直不统一），是我们知青每次聚会、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也可以说是这帮知青的灵魂人物。她说今年8月31号是咱们下乡五十周年纪念日，应该考虑搞个什么样的庆祝活动了。初步考虑了两个方案，一是像往年一样聚一次餐，二是出去旅一次游，三四天的时间能充分交流一下，彻底放松一下，从照看孙辈的日子里解放一下。我倾向于第二方案：因为五十年、半个世纪是一较长的历史阶段，一个人一般也就是赶上一个五十年，而且当年下乡是我们走向社会的第一个入场券，具有标志性意义，应该丰富些、宏大些。何况我们都年近七十，有的已满七十，到六十周年庆不知又有几个掉队的了，现在两个组24人已有4人掉队。问题是去哪？三四天也就是去苏豫皖冀的邻近城市，红色的还是绿色的？我问。这样吧：咱们与汤克军、崔凤玲、高建国先思考一下，最后集中集中，倡导大家尽量参加。骆军当过知青组的副组长，后来当过我们邹城市的宣传部长，善于发扬民主集中制。

通话后，我陷入思绪绵绵，浮想翩翩之中，连夜翻出了两本记的断断续续的所谓红色日记，日记的线头扯出、并串起了一年四个月的知青岁月记忆，记忆的潮水又激荡起半个世纪以来积淀的几缕思索浪花。

记忆的碎片之一：锣鼓喧天都来了

思索：我是知识青年吗？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中期，在我国这块广阔的士地上，又掀起了新一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从北上广这些大都市、省会城市，波及到地级市、县城、城镇的非农业子女；从倡导、自愿丶半自愿，发展到强制、一刀切；从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减少非农业人口、加强农业生产，演化为一场兼顾各种复杂因素的政治运动。于是，北大荒的原野、天山下的绿洲、呼伦贝尔大草原…更多的是中小城市和县城的近郊，下乡知青密度大大增加，而且第一批、第二批、…源源不断。

我，我们24人就是在这场洪流的裹挟下，作为邹县第二批知识青年，来到了中心公社小东章大队。记得1974年8月31号一大早，我们来到县委党校院内集合，好像也没举办什么仪式，就分组、上车送到了小东章。因为仪式感都给了第一批，有的知情人说7月第一批知青下乡很是风光，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亲自讲话、送行。从那之后就种下了印象：风光当属第一，干啥都得第一！到了小东章，仪式感得到了补偿，满足，欢迎锣鼓、鞭炮、大喇叭响成一团，欢迎标语、横幅、小红旗眼花缭乱，欢迎的社员、学生、大小队干部列队鼓掌。然后入住由大队部滕出的粉刷一新的知青点宿舍，，然后参加声势浩大、热烈隆重的欢迎大会，然后入席大队倾其所有、极其丰盛的午餐…这种场景使我们这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大有受宠若惊之感。事后有的社员就说，过年、娶媳妇都没有这么热闹。当时的认知水平没感到这是政治任务，是政治需要。

这种热闹场面使我有一种原始的不安，知识青年这个称谓感到担当不起，下乡前就对这四个字两个词有些疑问。有知识吗？没有多少！初中生，而且是那场运动中的初中生，小学三年级就“运动”了，开始学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到了初一还学了些知识，那一阶段叫什么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课程叫《工业基础知识》、巜农业基础知识》，还好，这中间学了毛泽东的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初中毕业想上高中，但因地主出身不予推荐，只好待业干临时工。哪像人家六八年那几年的京城、省城老三届毕业生学得正规啊，那才叫知识青年呢。是青年吗？是，但还不到十八岁的法定成人年龄，没力气，基本上没干过农活，哪像人家回乡同学什么农活都会干啊。就是比一块下乡的也差距不小，人家大多上过高中，学过甲烷乙烷、乙烯丙烯。比如建国就是个知识青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年入围，第二年考上了青医。嗐，我哪是什么知识青年，就是个城镇非农业青年。

后来的实践证明，文化知识先天不足，农业知识、技能也没学好。一年多的时间，典型的、核心的农活如耕、犁、耙、插、翻、灌、收、打、藏、沤肥、出栏等没干过多少，非典型的、边缘化的农活如打药、赶车、修路、种树、打井、出板报、演节目、以及后半年的民办教师也是浅尝辄止，蜻蜓点水。当时有一位女民办教师在外散布，这个知青老师教得不行，我外甥女算术都退步了。这个话实不实、有没有抵毁的成分我不知道，反正我到校后这个女老师一直不友好。也是，一个初中生不经任何培训就上台教学生，确实有点误人子弟。所以，后来一听知识青年这个字眼、或者填履历表下乡这段时，我的感受是苦涩的。以至于后来上了专科本科研究生、当了编审、教授，也不敢自视为知识分子，顶多是个＂知道分子＂。

多余的话：我们这代人命途多舛，生下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没好工作，生孩子就一个。我17岁下乡，儿子17岁上大学，生不逢时啊！十六七岁现在看就是个孩子，最小的才十五岁，正是长身体、学知识的时候，正是需要父母呵护、家庭教育的阶段，却被一鞭赶地赶到农村，悲催啊！但愿这种事情不再重演，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在自愿选择、社会挑选、命运安排的的体制机制下，生活、学习和工作。

记忆的碎片之二：“先文后武＂再教育

思索：接受的什么再教育？

毛主席当时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所以对接受再教育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但接受什么形式、什么内容的再教育心里没底。记忆中最典型们有两次，一次文的，一次武的。文的这次是1975年4月的＂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教育“。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召龙作为一位抗美援朝中光荣负伤的残疾军人，党性特别强，他要求全体知识青年要尽快投入到理论学习中去，用“干一辈子＂的思想抵制＂干一阵子＂的念头，不但要身入，而且要心入，在农村锻造自我，百练成钢。老支书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 武＂的这次教育时间已记不清了，地点在大队部小广场，参加人员有部分知青和社员代表，人数不多，而且知青坐、蹲在前面，看来主要的教育对象是知青。主要内容就是斗地主。先是大队支部副书记徐子英宣布：把地主分子李xx、xxx押上来，约三四个，并排弯腰，然后宣读他们的历史罪行，尤其是新动向，即私自外出投机倒把，牟取暴利，而且不向队里请假云云。贫下中农同志们，这几个地主仍然不老实，仍然不劳而获，仍然剥削我们，我们必须与他们斗争…还没讲完，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只见李召龙书记怒目圆睁，手持一棍子，照着李姓地主就披头盖脸地打下去，还” 你奶奶x死来，叫你不老实，叫你不老实“的骂个不停，这个地主居然不吭声不护头，任其乱打。事后有人说，不是他坚强，而是越护头打的越带劲。看来这个地主还是蛮聪明的。接着又换手打另一个地主，直到打累了，才一 瘸一拐地回到座上，喘着粗气。我们看的目瞪口呆，王广真、曾宪美几个女知青吓的赶紧捂上眼，不敢再看。这次再教育比上次管用，打到地主皮肉上，打到我们记忆里，至今想起来还心惊肉跳。

后来的再教育越来越多，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如公社先进代表经验介绍、赴外地学习参观、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的信、批《水浒》批投降派、邹西会战动员、开展新形势下的对敌斗争、保护女知青权益…那一段时间，全国岀现了很多起干部奸污女知青的案子，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后，知青的境遇有所改变，这类案子也迅速得到处理。有一个建设兵团的现役团长直接枪毙，一时间女知青像军婚一样得到保护。邻近一个村支书就在大会上讲：军婚不能碰，女知青不能碰，其余的吗可以 ！话一出口感觉不对，赶紧改口：其余的也不可以！ 男知青能碰女知青吗？文件上没规定。不禁止，便自由。有的男知青便钻了空了，什么兔子不吃窝边草，不吃白不吃，还留着别人吃吗？接着就下手了，毫不客气。现在要列个嫌疑名单，估计两组得有五六个。希望女知青勇敢地站出来揭发，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至少我们可以在聚会时召开批斗会，或罚酒三杯，最后交回大队处理。李支书走了，交现任韩支书处理！声明一下哈：只处理当时不老实的，至于回城后再搞的，不予追究，怎么搞都行！

多余的话：知识青年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什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因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其先进性高于农民阶级，再教育的效果会更好。进一步说，为什么不能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不是说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吗？当然当时有生产建设兵团，但容量小，只面向大城市，而且主要是干农活。如果知识青年能自愿申报，工农兵单位择优挑选，像高考招生一样，引入竞争机制，岂不更好。

记忆的碎片之三：上学、民兵没商量

思索：可教育好子女教育好了吗？

我们知青中的可教育好子女为数不多，我是其中一个。当然，组内、村内从来没人说谁谁是可教育好子女，看破不说破、保持一种基本的善意，是大部分人能做到的。这种称谓语出在“运动时期”的指示，是指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对学术权威犯罪分子家庭的子女。这种称谓尽管透出了善意，给这类子女标了一条好与不好的＂警示线＂，但仍有“血统论＂＂生而有罪“的烙印，仍有歧视性、侮辱性的成分，平常仍遇到显性或隐性的歧视，在招生招工招兵入党入团提干婚姻等方面仍遇到不公。这不，说来就来了：

1975年7月23日，第二批知青带队干部郑xx、大队李支书向全体知青传达了今年大中专技校招生文件精神：个人申请，群众推荐，领导批准。中心公社15个知青组，每组推荐2人，再从这30人中推选19人，入省内技校学习。随后，我组7人提交了申请书。25日，组内12人投票推选，结果是我7票，其他依次为6、3、3、3、2票，这样我与另一女知青就列为群众推荐上报名单。27日，传来了领导批准结果，那位女知青入围。对这个结果，我并没感到吃惊，也可以说是在预料之中：入围，幸也；出局，命也，可教育好子女也。况且，那位女生也是很优秀的，人品和劳动表现都很突出。所以在30号去城里照欢送合影的过程中，我的心态始终是平静的，正常的。

如果说这种平静有自我安慰的成分的话（11人出局），这次民兵选拔训练把我与另一位知青排除在外，则怎么自我安慰也无法释然了，甚至感到了绝望。 这是个晚秋天，阴沉沉冷飕飕的，两组22名知青一大早都作为基干民兵去参加一天的训练，他们早上起床时的兴高采烈，看得出想抑制一下，因为都知道我俩的难受。但一出门便掩饰不住了， 训练加实弹射击，谁不兴奋啊！我们先是无语，再是发呆，后来干脆无目的的乱逛，独自围着村子转了两圈，努力压抑着酸楚、疑惑、烦闷。我知道这是规定，村里的四类分子子女一律不能当民兵。看来怎么也抹不去这出身的印记，出路在哪？如此歧视，这辈子还能不能出小东章村？这是下乡以来最难受的一天！

后来的入团把这种疑惑、烦闷稀释了不少。早在上初中的时候，自己就有了入团的愿望，但家庭出身的包袱压在身上，只能望而却步。下乡几个月后，自己鼓起勇气，向大队团支部呈交了入团申请书。当时写任何书面的文字都要引用毛主席语录，我引用的是：青年应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在正文里写道：下乡已有几个月的时间了，现在的我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惭愧的是还没有向团组织靠拢， 这可喜的一步迈得还不够大，不够实。我迫切希望加入共青团，在团支部的带领下，沿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迅跑。七月末的一天，大队团支部批准了我的申请，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实现了几年的政治愿望。在入团仪式上我激动的表示：要向我们优秀的知青代表邢燕子、候隽学习，在党、团支部的领导下，做一个合格的、优秀的共青团员，毫不吝啬地用个人青春的火焰去助燃壮丽的共产主义火炬。这时我特别感激徐子文，他作为大队直接领导我们知青的团支部书记，给我们接触最多，帮助最多，也是自己入团的直接关心者，操办者。入团，是我向可教育好子女的＂好＂字上迈进了一步，也是激励自己继续前行、上进的肇始。

多余的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这是我们共产党多年来都反对的反动血统论。但它以不同的变种、不同的形式居然延续了多少年，直到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摘了地富的帽子，使他们、他们的子女与贫下中农一样，过上了正常的政治生活。我就是从那时才放下了成份高的包袱，放下了娶不上媳妇的担忧。如果现在类比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万元户、企业主、房地产商等也是与当年的地富一样，都雇工，剥削，难道他们的子女也是可教育好子女？荒唐！我真羡慕现在的孩子填表不再填写家庭出身一栏，不再承受地主羔子等这羔子那羔子帽子的重压。

记忆的碎片之四：三次河工过把瘾

思索：在那里大有作为了吗？

下乡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大队安排知青集中劳动，承担一些公益任务和特殊任务，如修路、栽树、平坟、打井、河工、麦收保卫等。平坟是最适合知青干的活。虽然平坟意义重大，能增加耕地面积，解决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矛盾；能移风易俗，“破四旧立四新＂；能先破后立，为推行火葬打基础。但村里谁也不愿挖自己的祖坟，认为是缺德折寿的事；大小队干部也没什么好办法，谁的林谁平，你的坟他挖均推行不下去。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知识青年来了，干部们一拍即合，就叫他们干！他们一不沾亲带故，二没这样那样顾忌，三是刚来听话。就这样，平坟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知青的头上，应验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那个最高指示。天地包括地下，最适知青作为！10至11月的半个多月，知青们平了李家林，再平徐家林；挖了甲家坟，再掘乙家墓。有的小坟头平了就完，有的墓就要开棺，那腐烂的棺片、狰狞的骷髅、脱落的发鬏、杂乱的尸骨，还有盘在一起的花蛇，使人感到阴森，恐怖，瘆得慌。女知青尖叫而去，男知青硬着头皮捡起腐木，铲去残物，填平压实。到底平了多少坟？确切数字我们也不知道，但邻近蚕场的徐家林就有五十多个吧。

到了麦收季节，大队又专门从7个小队各调集一名男知青，三队的崔玉山，四队的尹延峰，五队的我，六队的王康宁，七队的高建国，组成两个保卫麦收巡逻队，日夜巡逻，防火防盗防破坏。你看，崔玉山戴上用树条撑起来的仿真大盖帽，扎上武装带，脚蹬长筒雨靴，气宇轩昂，对意欲搞破坏的阶级敌人还真有威慑感。

进入十二月，大队向知青们吹风：参加冬季大干白马河治理工程，也就是出河工。有的是截弯取直，有的是清淤固坝，反正就是挖土装土运土。河工是农村最苦最累的活，一般安排在农闲的冬天，又最冷。职业农民都害怕出河工，但工分最高，又是政治任务，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知青们也觉得这是最好的锻炼机会，纷纷递交决心书，包括女知青也表示：立下愚公移山志，越是艰苦越向前…

12月14日，经大队批准，我们7名男知青首先开赴白马河工程双桥段，开启了为期二十天的河工任务。天天吃在工地，住在双桥村农房地铺，干在白马河河道。每天迎着晨曦上工，拉着两轮地排车走一公里才到工地，凛冽的寒风吹得两手刺骨的疼，只好一只手掌把，另一只手用嘴哈的热气取暖，没几天双手就裂开了口子。到了工地，装车拉车卸车，一开始拉车还轻松些，随着土坝的增高，河床的降低，车道也就越来越陡，一个爬坡就一身汗，腿酸肩疼，气喘吁吁。该休息了，大家随即坐在车上地下，怔怔地看不远处缓缓行驶的火车。双桥村之所以叫双桥，就是邻近的白马河有一座京沪线的铁路桥，一座邹兖公路的公路桥。所以休息时看火车就成了必备科目，那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也是一道心驰神往的理想线，何时我能坐上火车上济南，逛北京，去莫斯科…装车了，干活了！工头的几声呟喝把我唤回了现实，感到后背汗水浸湿的内衣变得凉凉的。午饭来了，大家搓搓手就拿着两个大馒头，就着一碗白菜或萝卜，大块朵颐地吃将起来。有风就添点面，有雨就加点汤，饭前半小时就饥肠辘辘了，哪有这么些讲究啊。苦中找乐亦乐哉。夕阳西下，收工了，大伙缓缓的返村。社员们并没感到什么，有的哼着小曲儿，有的啦着黄呱，有的说笑着：出来这几天想娘们啦。知青分别从不同的工段返回住处，就瘫卧在大通铺上。天天如此，周而复始，有的撑下来了，有的累病了。王康宁一米八多的大个头，累病发烧住进了公社卫生院，建国、我连夜沿着铁路去院看他。大家都挺了过来，但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经历。从那之后，每次乘火车去济南，回邹县，我都深情地伸头瞥一眼白马河、双桥村。

这种河工我以后又出了3次，一次是七五年春季的小牛厂，一次是这年夏季的黄牛厂。日记上记的是4次，但我怎么想也想不起那一次是什么时间，去了哪里？俱往矣，想起来又有什么意义。可以肯定的是，知青们参加的一次比一次少，黄牛厂那次就只有我和李继明了，因为当时我俩都给封了个生产队副队长职务，得带头去。以至于知青们说我是“老河工油子＂。遗憾的是，继明早已驾鹤西行了。继明，你在那边还好吗？还有三年前走尹延峰，大家都想你们啊！

多余的话：＂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八个字，我们是把它绣到草绿色挎包上的。可惜这个挎包早不见了，如留到现在还是个念想。不过，留到现在看到＂大有作为＂4个字，你会作何感想？作为了吗，小作为还是大作为？扪心自问。答，没什么作为，有点也是＂短平快＂。短，也就是在农村待了一年四个月，有的只待了一年，这么短的时间能有什么作为？平，干的都是很平常、稀松的农活，没什么知识、技术含量。快，不管是知青集中劳动，还是分到生产队干农活，从没有长时间专注于干一件事，而是把知青作为机动人员，调来调去，快干快换。仅此而已。

记忆的碎片之五：挥挥衣袖我走了

思索：扎根农村是怎样结束的？

刚才说到知青集体劳动有栽扎根树这个活儿，但扎根树是需要浇水的，这就需要打扎根井，这都是为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造舆论、立具象。说真的，下乡前和下乡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农村干不干一辈子，心里真没底，但都作好了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思想准备。所以栽扎根树、打扎根井，大家都是认真的，虔诚的。修好青年路，栽完扎根树之后， 全体知青立即转战到打扎根井工程上。

1974年11月16日，党丶团支部书记、打井队长在工地上，对全体知青进行了一个战前动员，提示大家这是个政治任务、特殊任务，要服从领导，学习技术，遵守纪律，团结一致，在这次特殊战斗中打一个漂亮仗！随后，立起井架，下午开钻。大家分成三个组，实行三班倒。在队长的技术指导下，两天内就掌握了基本程序和方法：拧管钳，上壳篓，下壳篓，推磨车，压水，括壳篓，三天就操作自如了，一个星期就钻了二十多米。在三班倒的密切接触中，发现了一个男知青的秘密，是一个山大（三大）毕业生，还特别像管钳头。男知青心领神会，一说拧管钳就一脸坏笑，弄的女知青莫名其妙。当然，现在都知道管钳头是什么意思了。经过二十多天的连续作战，知青为主承担的第一眼机井、即扎根井终于峻工了，经公社技术人员检测验收，符合标准，顺利出水。团支部书记徐子文总结说：这是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成果，是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见证。

随着打井和河工的结束，我们被分配到了7个生产队，开始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劳动，大家的思想稳定了下来。我相继在五队当了记工员、副队长，七五年八月又被推为民办教师。

但以知青推荐上学为分水岭，知青们对扎根农村的将信将疑发生了倾斜，思想产生了混乱。又随着王卫华、骆军、孔庆奇等几个正副组长八月份参加邹西会战、其他人九、十月份的招工离开（各类招工已不与思想状况、表现好坏挂钩，谁拉的票多谁先走。），大家的思想逐渐散了。当然，招上工的也有人欢喜有人忧。王长起（下乡时王康宁改为了一个农民名）招到了兖州火车站后，立即穿着制服、戴着大盖帽回到知青组，光宗耀＂组“，大家好不羡慕。而高建国招到＂九二三＂即胜利油田后，没几天就跑回了知青组。那是一个大早晨，我还没起床，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大吃一惊，连问怎么回事？我从东营坐了一夜火车，那个地方没法干，注水站地处荒野，远离人烟，又累又冷，当地人称“油鬼子”，今天回来就不回去了，不行就在农村待一辈子。建国说。最后，还是在家长的压力下回到了＂九二三＂。后来他与汤克军分别考学、调动，最终还是离开了。

我这时已听天由命了。上学没走成，有的说再推荐也走不成啊，反正出身不会变，再推再卡瞎名额。我也不能说什么，人家毕竟第一次就推荐了我，说起来还应感谢人家呢！这时，两个组群龙无首，大队也懒得管了，基本上大撒把，剩下的知青们爱干不干，等着，耗着。我因为有课要上、学生要教，还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到了十二月，各种政策大出笼，大批量招工，基本上是“一窝端＂，十几个人集体大撤离。我也于一个早晨，悄悄地别离了小东章，去县卫生局报到，到城前医院上班，开始了四十多年的医疗卫生生涯。

后来得知两个组仅剩4人，到年底也招工回城，人去室空，知青组彻底解体，扎根农村彻底破产。应验了那句话：忽喇喇似大厦倾。叹人世，终难定。

现在看来，当时招工有几种情形：看表现，推荐上学的和大队选派参加邹西会战的，基本属于此类，王卫华、骆军后来又安排到公社，就属于选干了；看活动，前面说的拉票的就属此类，不多；看家庭，去好单位的有此嫌疑；看运气，＂一窝端＂的、最后清底的均属此类，人数比较多，大多去了大集体企业、公社卫生院。我日记里有一则去向信息，原文照录，不分先后。一组11人：王卫华 峄山公社团委，骆军 中心公社妇联，赵伯萍 鲁南自行车厂，曹务乡 邹县太平医院，李继明 济宁商校，王念军 尹延峰 山东电讯九厂，汤克军 胜利油田，王建华 邹县纺织厂，崔凤玲 朱海英 鲁南自行车厂。 二组13人：高建国 胜利油田，王康宁 兖州车站，郭永贵 邹县建筑公司，崔玉山 邹县峄山医院，周天增 邹县城前医院，孔庆奇 兖州车站，候永华 鲁南化工学校，曾宪美 鲁南自行车厂，王广真 鲁南缝纫机厂，窦荣华 邹县印刷厂，孟霞 邹县建筑公司，王玉霞 邹县城前医院，沈秋华 邹县五金厂。这中间有国企、省企、县企、社直事业单位，洋洋大观。当然，并不是一次定终身，有的调动达六七次之多，有的去向不明，个别的失联了。

树倒了，但猢狲的知青情节没有散。在几位热心知友的倡导、操持下，大家年年一聚餐，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这不，骆同学说了，五十年更要大庆！

走过了秋冬

走过沧海桑田

名字没有改变

却改变了容颜

一路艰辛 感慨万千说不完

岁月长河 流淌着苦辣酸甜

我们这一生啊

还剩下多少晴天阴天

苦了累了倦了

仍要迎接明天

2024年7月10日草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