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归侨作家不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当数秦牧与陈残云两位大家。20世纪80年代，花城出版社非常重视与作家们的沟通。为了保存名家资料，1986年秋，一位副社长带着时任总编室主任的我和摄影师先后到秦牧和陈残云家里访谈并拍照留存。
秦牧的家在广州华侨新村，白云绿波，鸟语花香，环境幽静。我之所以对秦牧心怀好感，源于一件切身的事。花城出版社是1981年创办，次年，我便调入当编辑。我在花城出版社校阅的第一本书稿便是秦牧的一本随笔集。我以虔诚之心逐字逐句拜读，发现有几处用词不妥。“要不要向这位名家反映呢？”我十分纠结，因为刚入行，必须谨慎行事。另外，在编辑圈中流传着某位权威说过的一句话：“他的书稿一个字也不能改！”这话更是给我带来了一重压力，但我又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于是在8月下旬某天，我还是斗胆写了一封信给秦牧。信发出后，我心中忐忑不安，会不会触忤前辈？一个月过去了，9月25日，我突然收到他的回信，他在信中解释道：“锡忠同志，我因赴京开会，延迟回来，今日才得读来信，时间足足相距一个月了。”他对我的指正不但没有辩解，反而肯定地表示“你的意见都很好”。他还在信中写道：“我很高兴遇到你这样的编辑，能发现作者文字上纰漏粗疏之处的编辑才是好编辑。”40多年来，秦牧的这句话如清风拂面，一直激励我当一个细心、谨慎、敢于和善于指出来稿纰漏的编辑。
秦牧祖籍广东澄海，1919年8月19日生于香港，原名林觉夫，小名阿书。秦牧儿时很调皮，自称“顽石”。少年时代在新加坡生活了10年，他的父亲除了原配妻子之外，还娶了两妾，即秦牧的生母吴琼英和余瑞瑜。她俩均是婢女出身，由于少年时长期忍饥挨饿，长成后身体都很差。在秦牧八九岁的时候，吴琼英病逝，余瑞瑜从乡间远涉重洋前来照顾秦牧和其他孩子。由于与余瑞瑜感情深厚，秦牧从小就对底层人民的生活十分关注，这也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1932年，他的父亲因破产只好带全家人回国，当时秦牧13岁。1938年，爱好文学的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时年19岁。新中国成立后，秦牧定居广州，一直从事编辑和文学创作工作。秦牧为人和蔼可亲，他殚见洽闻，然而深藏若虚；他嫉恶如仇，然而古道热肠。这次我们来到他家拍照，他十分热情。秦牧家的居住条件比当时一般人好，但也是普通楼房，居室布置朴实无华，只有书架上充盈着氤氳书香。秦牧与夫人吴紫风伉俪情深，秦牧在《金婚赠紫》的律诗中表白：“追怀往事亦惊魂，历尽艰辛我与君。缘要穷搜天地奥，岂图醉卧玉堂春！崖前比翼览云海，月下并肩论艺文。初识榕湖恍似昨，忽然白发庆金婚。”夫妻两人没有孩子，业余时间便种花，阳台盛开着清雅脱俗的鲜花，就如他高雅的气质和品格。我与秦牧的交谈多是在他来花城出版社开会时。交谈中，我得知花城出版社有两件事令他十分感动。第一件事是，1961年，他在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散文集《花城》，但经历20年早已售罄，这本书是秦牧年轻时的作品，“青春作赋，皓首穷经”，记载着他当年的气质、感情，加上其中一些名篇如《土地》《花城》被选入教材，不少学子都想买一本。因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出版了他的《长河浪花集》，不想再出版《花城》，秦牧转而希望我们帮他出版。尽管当时花城出版社刚成立，人手不足，但仍抓紧出版了他的散文集《花城》，印数高达3万册。另一件让秦牧感动的事，发生在1984年2月，我们出版了他60万字的《秦牧自选集》，印数1.5万册。他说：“这是我半生在文学园地耕耘所得的一个缩影，花城出版社为我立了一个档。”花城出版社为秦牧出了不少书，至今我仍不时翻读《秦牧序跋集》《大洋两岸集》《语林采英》《森林水滴》等，秦牧的散文纵横开阖、神思飞越、寓意深邃，读之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
暨南大学是侨生众多的学府，秦牧十分关心侨生，多次到暨南大学讲课。1978年11月至1984年6月，秦牧曾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20世纪60年代初，我读大学时就喜欢秦牧融思想、知识、情感于一炉的散文；见解精到、笔锋犀利的杂文；以清新细密的笔触描绘众生相的小说。我主动跑去听他的讲座，还记得他用带点澄海口音的普通话海阔天空地畅谈散文创作，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最好的散文使人想起银光闪闪的匕首、余音袅袅的铜箫、明净无尘的水晶、色彩鲜明的玛瑙。一切的散文形式都应该提倡！”秦牧一向热情讴歌华侨爱国情怀，他在《寻梦者的足迹》中说：“华侨，向来有爱国传统。”1982年秦牧出版了以海外华工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愤怒的海》，这是一部反映清末民初华人劳工血泪史的作品。他以关注海外华工的独特视角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展示了一幅19世纪末华工的生活画卷。秦牧还是一位热心支持归侨作家文学创作的好领导。1990年，从新加坡归国的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江静波写了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大学生情爱题材长篇小说《师姐》，他读后大为赞赏：“描写儿女之私，春情烈火。”他还将此小说推荐给花城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消息灵通的编辑王伟轩向时任文化编辑室主任的我报告：“《羊城晚报》晚会版要他缩写《师姐》连载。”于是我们紧急行动，力争由我们编辑室出版该小说。我们及时赶到康乐园，与江静波签订了出版合同。我们后来把秦牧回复他的信作为该书的序。1990年12月8日，《羊城晚报》刊登了我写的《江静波教授和他的“师姐”》长篇评论。此书首印1万册很快售罄，又罕见地加印了两次。《师姐》曲折感人的故事轰动一时，我们还与中山大学联合召开作品研讨会。因《师姐》在《羊城晚报》的连载大受欢迎，羊城晚报社和责任编辑吴绿星后来在全国晚报小说连载评比中获一等奖。我对秦牧说：“由于您鼎力支持出版《师姐》，实现了读者、作者、花城出版社、羊城晚报社‘四满意’！”他大笑：“归侨作家无心插柳，花城文艺界有心栽花。出版界很久没见过这种成功典范了。”
1992年10月14日，秦老遽然去世。秦老离世后，我听过几位前辈赞誉他文如其人。学者刘逸生曾说：“在那场风暴来时，他不做违心事，不‘告密’，铁骨铮铮，正气凛然，所以后来能写出笔墨淋漓的《鬣狗的风格》。”岑桑老师曾对我说：“秦牧品格近乎完美，他朴实谦和、殚见洽闻、深藏若虚、嫉恶如仇。我敬重他的为人更甚于他的文章。”
在一个桂花飘香的秋日，我们前往位于广州市教育路盐运西街陈残云的家，这是一座多层楼房。陈残云时年72岁，身材高大、面慈心善、有问必答，举手投足透着股睿智的鸿儒之气。
1914年，陈残云生于广州郊区贫农家庭，原名陈福才。他的母亲是婢女出身，嫁到陈家为妾，生下四男三女，后因家境困苦，三个儿子只好远走南洋谋生。陈残云的父亲早亡，一家只好靠母亲带他和三个姊妹种田过活。后来，陈残云在亲属的资助下上了学，中途曾到香港当过店员，又转回广州读大学。1941年11月，27岁的陈残云抵达新加坡，写出了抒情诗《母亲底歌》等一批作品。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陈残云开始了漫长的海外历险生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陈残云去过马来亚、新加坡、越南，再冒死偷渡回到桂林。他写了10万字的长篇报道《走出马来亚》，结尾是临回国之时，一位侨胞对他的殷切叮嘱：“你把侨胞的痛苦和爱国心，带回祖国吧！”这一结尾令人读之动容。陈残云1980年4月写下《异国乡情》，讲述的是他自己从新加坡到马来亚中部小镇金宝，探望久别兄嫂的冒死经历，可谓战乱见真情。该书真实地反映了华侨们在异国他乡打拼，“有灾有难，就得靠同乡互相照应”的生存状态。陈残云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他在桂林积极宣传抗日，险被特务用计抓捕。他曾出任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队队长，与田汉、黄药眠等文化名人投身抗日反蒋事业。后在罗浮山东纵司令部由李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1946年创作了电影《珠江泪》，1953年回广州搞专业创作。
他客厅里摆着象棋，不知谁说了句：“我们来和陈老‘杀盘’怎么样？”陈残云欣然同意，和副社长“杀”起来，只见棋局有时如一池春水，波澜不兴，一时横马跳卒，车攻炮轰，你来我往难解难分，满堂盈盈笑语。陈残云真是一位随和的长者啊。陈老书架上摆着花城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的精装版《陈残云自选集》和198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热带惊涛录》。陈残云在《热带惊涛录》中生动描绘了新加坡、马来亚、泰国、老挝和越南的社会风貌，通过几个青年华侨在战争中多舛的命运，再现了亚洲人民艰苦卓绝的反日本法西斯斗争。这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华侨命运的长篇小说。
丰富的人生阅历让陈残云笔下生花。我曾读过他的首部中篇小说《风砂的城》，该小说用第一人称，以日记的形式诉说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桂林的爱恨情仇，笔致凄婉动人。当年此小说刊登后，他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但当局误认为他是女性。陈残云创作的电影也家喻户晓，如《羊城暗哨》《珠江泪》《故乡情》，还有与人合作的《南海潮》和《椰林曲》。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为何要在自选集中选登《故乡情》。因为当年有人扣大帽子质问“这是什么情”，致使这部正在拍摄的电影流产了。“现在登出来就是希望讨回个公道。”陈残云当时回忆说。
文坛的履痕正是那个年代的辙印。陈残云的作品非常生活化，这和当年提倡深入生活分不开，他当过宝安县委副书记、广州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参加过查案、办案，积累了不少素材。有的创作涉及公安题材，他担心触动禁区，便向当时某局长请教：“在公安工作上哪些不能写的？”某局长答：“你大胆地想吧。”这番鼓励令陈残云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创作出了更多意境奇谲的作品。与陈残云用广州话交谈，使我联想到他被誉为“运用粤方言创作高手”。他的小说中穿插着粤语清韵。他将诸如“话头醒尾”“一支针无两头利”“隔夜愁”等粤语方言用得恰如其分，让作品呈现一幅幅明丽多彩的南方水乡风俗画。我与陈残云在1986年3月27日应广东广播电视台邀请，参加了根据作家黄秋耘大作《雾失楼台》改编的电视剧的研讨会。应邀到会的还有杨应彬、黄伟宗、谢望新等13位方家。大家畅所欲言，点评分析了改编后的电视剧的成就与不足。我记得陈残云十分坦诚地说：“这部片子是广东台的力作，这种不正面写‘文化大革命’的手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不过《雾失楼台》的观众不会很多，因为它的调子比较沉闷，开头的空镜头太长，不能马上进入情节，现代人往往没有耐性看下去。”他的发言博得大家的掌声。在以后几年里，我和陈老在开会时也常有见面。直至2002年10月2日，88岁的陈老驾鹤西去。书香有痕，他的作品永远“香飘四季”。流光浸润，两位归侨文学大师的事，如清风拂面，至今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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