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是个美好的字眼，给人一种温馨幸福的感觉。随着时代的变迁，过年也是今非昔比。
我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生的人，在漫长的七十多个岁月里，尝尽了人间苦辣酸甜。曾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候新中国刚刚诞生，新政权把旧时代的污泥浊水涤荡殆尽。农民分得了土地，对新政权那是无比的热爱，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无限的憧憬。那时候尽管物质生活极端贫乏，但是人们的精神面貌是乐观的，积极向上的。
那时候大年三十，农村里一派欢乐与祥和，炸裂鞭炮的火药味和家家户户灶房里飘出的肉菜香味混合在一起，就成了浓浓的年味。街上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家的大门上贴着大红对联，挂着红灯笼。
晚上一家人聚在一起，嗑着瓜子，喝着茶水，诉说着一年的收成和对未来一年的生活生产安排与规划，谓之守岁、熬年。
到了半夜十二点，村子里就响起了鞭炮声，那是孩子们辞旧迎新的炮声。新年夜，孩子们把新衣服放在床头，一夜醒来几次，等不得天明，鸡叫头遍就急急起床，穿上新衣跑到大门外燃放鞭炮，因为早有约定，看大年初一谁起的最早。
一家燃放，户户响应，霎时村庄里的鞭炮声不绝于耳。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传遍了大街小巷。这时大人们也早已起床，他们把供品摆在祖宗牌位前，点上蜡烛，燃上香，虔诚地伏地三叩首，以示对先祖的怀念与敬仰。
那时候，村子里还有土地庙、奶奶庙、瘟神庙和关爷庙等，这些神圣在过年时也受到了人们的拜祭。那时候我的年纪还小，不懂得哪里有这么多的神圣，后来，读了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才知道，古代先民们认为在生产生活上，能给人们带来福祉的被尊为神圣。如上天降临甘霖，滋润人间万物，被尊为天神；大山上繁育出树木，能给人们盖房做家具用，山上野兽，可供人们狩猎食用，被尊为山神；江河湖海，给人们航行舟楫之便，农田灌溉之利，所以，被敬奉为龙王河神。
这些神圣在过年时，受到人们的拜祭，以求得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那些狂风暴雨，瘟疫洪涝灾害便被视为妖魔鬼怪，过年时燃放鞭炮，予以驱赶之，谓之驱邪避凶，以期望来年逢凶化吉。
拜过祖宗牌位之后，就要给爷爷奶奶、父母长辈拜年磕头，长辈们就会把压岁钱，糖果等交到孩子们手上，或者塞进孩子们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每家每户都会传出孩子们的欢乐笑声。
大人们也要到邻居家里互相拜年，到了邻居家先到祖宗牌位前上香，然后跪拜，当然主人也会跪在对面，还跪拜礼，村子里呈现出一派欢乐祥和之景象。
吃罢饺子，人们就走出家门去看社火表演。大鼓擂得震天响，如万马奔腾，如沙场鏖兵。狮子滚绣球憨态可掬，引领狮子的人头插雉鸡翎，辗转腾挪，奔腾跳跃轻捷如同猿猴，观看的群众摩肩接踵，不时引来阵阵掌声。唱戏的演员们披红挂彩，粉墨登场，虽说是演技不敢恭维，但也能引来不断地笑声和叫好声。
按照洛宁人的风俗习惯，正月初二人们便开始串亲戚，初二是闺女给父母拜年，外甥给舅舅拜年，初三到十五是互相拜年。农民们劳累了一年，辛苦了一年，难得过年放下一切农活，互相走动，聚在一起，诉说着一年的喜怒哀乐和庄稼的收成，以及村镇的奇闻轶事，真是其乐融融。
一九五八年，农村转入人民公社，秋尽冬初，就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成立了农民的集体食堂，少者几十口人，多者一百多口人，同在一个灶上吃饭。农户的铁笼铁锅统统被收缴后砸碎，回炉炼钢。那时候，提出的口号是：“吃年馍、干年话，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大年初一，人们全部到村西的山坡上挖鱼鳞坑，一直干到初十，食堂给每人发三五个馍，就算是过年了，改变了流传千年，初一吃饺子不干活的传统。对联也没有人贴了，也听不到鞭炮声，更不用说去看社火和大戏了。给长辈们拜年，给祖宗牌位磕头等等，都被当作封建迷信被取缔了。我至今也不明白，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对传统文化的丢失？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是三年困难时期。那时候过年也是糠菜不饱，大多数老年人因缺乏营养，患浮肿病，脸呈现出黄菜色，以往过年的热闹喜庆气氛不见了。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全国城乡的人们疯狂地闹革命，工厂罢工，学生停课，生产队人们出工不出力，粮食产量常在低产徘徊。虽然说生活上比三年困难时期好多了，但是过年也难吃上纯白面的馍馍了。人们把红薯蒸熟，剥去皮与白玉谷面搅拌，蒸成所谓的白馍，吃了这样的白馍，多数人会胃里发酸，口吐酸水。初一能吃上一顿肉饺子，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有些困难户别说肉饺子，就是能吃上一顿素馅儿鸡蛋饺子，再切一些红薯凉粉进去，农村俗称这是疙瘩凉粉，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进入八十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土地联产责任制，撤公社为乡，生产队为村民组。把土地、农具和牲口分给农户，所生产的粮食，除上交给国家的征购外，剩下的粮食都是自己的。这样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的产量一年比一年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前所未有地提高，彻底告别了一年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别说过年吃白面馍了，就是平时也是白面馍，那些鸡鸭鱼肉，也上了农民的餐桌。
到了二十世纪后，为了保护环境，政府下令过年严禁燃放烟花爆竹，一经发现必将重罚，还有人说这是陈规陋习，必须铲除，人们不禁要问，燃放了几千年的烟花爆竹，怎么到了现在，就污染环境了？
二零一九年冬，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病毒像吃人的恶魔一样在全球游走飘荡，我国先从武汉爆发，继而蔓延到全国城乡，不过城市尤为严重，人们是谈疫色变，人人自危。
二零二零年春节，政府为了不扩散疫情，下令禁止走亲访友，号召农民工在外地过年，许多家庭因此被分居两地过年，彼此互相牵挂。城乡断绝交通，各村路口设置路障，设专人把守，公共汽车停运，全球死亡人数有数百万之多，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
二零二二年冬，疫情放开，人们走出家门，过年时人们欢呼雀跃，大放烟花爆竹，城乡爆竹声不绝于耳。
现在的村民，大多数到城里买了房子，选择在城市过年，有的把老年人接到城里过年，现在的农村过年，再也见不到往日的热闹红火气氛了。
回忆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共和国初建，百业待兴，虽然物质生活极度贫乏，但人们的精神面貌是乐观的，积极向上的，过年时，一家三代或四代同堂，其乐融融，年味浓浓的。
过年，是劳动了一年的人们休闲的时间，是亲人团聚，是一年来心情紧张的释放。现在的生活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吃喝穿戴，也是历史以来不可比拟的。但是，现在的人们，为什么还要说年味越来越淡了呢？
作者简介：张红彦，洛宁县河底镇杨坟村人，生于1947年，高中毕业，一生务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