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敦运 播诵：付雪芬
编辑：杨建松
“上恩”一词出自北宋文学家晁说之的《积善堂》，其中有“上恩坱圠播无垠，宿莽心存春藿靡”两句。
后来“上恩”一词被道教借用，以代指“四恩”，即天地恩、君王国土恩、父母恩和师长恩，也就是民间俗语中的“天地君亲师”。
满族虽然兴起于山海关外，但入关之前就已信奉藏传佛教，入关之后由于统治的需要开始重视儒学，即使对道教也予以保护。
如果仅此，江夏是不会以“上恩”给湖边一个普通的“里”冠以此名的，此里得名还有它因。
原来在明末清初时江夏普遇大战，汤梁两湖之间那些富庶的乡村竟然数年不闻鸡鸣，千甲难遇犬吠。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恢复社会秩序、发展经济该有多么困难！好在顺治皇帝在文化上推崇汉化，而且十分重视经济恢复与社会发展。他下令停止了八旗贵胄极其野蛮的圈地行为，废除了明朝末年的“三饷”制度，而且对于主动归顺清军的地区还减去三分之一的税收。他招民垦荒，通过承认新开田的所有权和短期免税等优惠政策，鼓励密地移民来江夏落户，并把垦田多少作为考核当地官吏的一条标准……
即便如此，先民们的生活还是十分艰难，不是洪涝、就是干旱，而且还总是后脚踩着前脚到，间或还夹杂着蝗灾、瘟疫、地震……几百年后，后人们才知道那时节是遭遇了 “小冰期”。
小冰期时全球都频繁出现过饥荒，继而诱发出迭起的农民起义……直到比小麦、水稻更耐寒的作物，譬如马铃薯、玉米到来，国艰民难才得以缓解。
马铃薯在江夏被称作“红苕”。
但起初“苕”却指的是“凌霄花”。
那还是明朝末年，新任湖北巡抚何腾蛟遇到了楚王府的老花匠董仁普，和蔼地对他说：“老董啊，你的凌霄花种得那么好，能不能帮我们衙门也弄几株呀？”
董仁普一愣：“大人说的‘凌霄花’是……”
“就是王府里那肉红色的花呀。”
“啊，我们不叫它‘凌霄’，都叫它‘苕’，好拾掇，栽下去就行。”
“叫‘苕’？”
“嗯。”
不久何腾蛟又遇见了董：“还真像你说的，只要浇点水‘苕’就长得好。”
又过了两年，那何腾蛟见江夏收成不好，民生日艰，特从南方引来了一种新物交给董仁普，并对他说：“老董啊，你内行，先在花园里试试，看这东西好不好种？”
“这是何物，大人？”
“南边人叫它‘番薯’，金贵着哩。”
“啊，我试试。”
几个月后，番薯丰收了，董仁普提了满满一篮送给了巡抚，并说：“大人，此物像苕，贱，好种；味道也不错。”
“好啊，皮是红的，就叫它‘红苕’吧？”何腾蛟说。
“听大人的。”
从此，在江夏落地的“番薯”变成了首县的“红苕”。
专家说，“番薯”原产于墨西哥，是西班牙殖民者带到菲律宾的。
万历二十一年，吕宋华侨陈振龙父子看见了它，发现这甘薯耐旱耐贫，而且产量很高。想到自己老家福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如果能种上一点，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
然而，那时的吕宋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他们视甘薯为奇货，“禁不令出境”，违者即囚，甚者立杀。
陈振龙父子到码头去看了又看，想了好久终于找到一个办法。他们“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又把薯藤编进藤筐，并在绳面、筐壁上抹了不少污泥、牛粪，巧妙地躲过了殖民者的关卡检查，“始得渡海”并于农历五月下旬回到了厦门。
上岸不久他就给福建巡抚金学曾上了一份帖子，建议在福州试种，而他家还率先试种且获成功。
那一年福建正遇大旱，粮荒即生，金巡抚亲自查看了陈振龙的所种所收，当机立断晓谕各地马上推广，福建也因红薯的丰收渡过了饥荒。
但第一次红苕在江夏却没能成功推广，因为这里官和民都在忙于打仗。
在江夏把种薯推广开去的人是清初湖北巡抚张朝珍和代理武昌知府于成龙。
江夏知县尚沔也认可陈家祖孙推广红薯的功劳，但他觉得，要是没有朝廷许可，没有湖广总督、武昌知府的支持，梁子湖边可能出现大片的红苕吗？就是生民们想种，哪来的土地、水源？
湖滩、小垴，乃至整个江夏的红薯，首先赖有天雨、国土、皇恩，其次才是民为。所以他在对梁子湖南至东湖街的这一片土地划“里”并进行命名时，选用了“上恩”。
今天，人们已经不再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了，知晓这个牌位与“上恩”之间关系的人更少，但这并不是说“五恩”就被人们淡忘，只要翻开史书，华夏民族的文脉就都会渐次而出，红薯与陈家推广的功德也会灿若星辰，晶光烨烨。
2024.09.06
作者：彭敦运，武汉市江夏区人。华中师范学院毕业生。曾为武昌县第一中学教师、江夏区教科所科研员。
播诵：付雪芬。少儿口才教师，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湖北省社会艺术等级考试指导，武汉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湖北省朗诵艺术家协会成员，芳草地书画院艺术主播，原武汉视台大型活动中心主持人。
编辑：杨建松，网名铁马豪歌，湖北省朗诵艺术家协会理事兼副秘书长，省朗协融媒体工作专业委员会主任，湖北省朗协语言艺术研究与实践基地副主任，《都市头条》铁马豪歌平台创始人，三年阅读已逾一亿八千多万。湖北省第三届荆楚朗诵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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