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开始了

——序《陕北：1947》

张兴源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早在三十年代即已成名的“七月派”首领、大诗人和文艺理论家、后来被错误批判直至坐牢长达20多年、并因为他而使得全国2100多位诗人、作家、学者和知识青年受到株连，从而构成震惊中外的文字冤狱的胡风，在北京写下了一首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传诵一时的现代诗篇《时间开始了》。

    他写道：

    “时间开始了。／／跨过了这肃穆的一刹那／时间！时间！／你一跃地站了起来！／毛泽东，他向世界发出了声音／毛泽东，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进军！！！”

    不错，新中国诞生伊始，举国上下一片欢腾。除了盘踞于台岛一隅的蒋介石和终于不得不咽下其援蒋失策、失算、失败之苦果的美国政府而外，没有谁不为之振臂高呼，没有谁不为之激情难抑的。

    然而，细读过这部《陕北：一九四七》之后，我们却不得不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这一步步走向胜利的“时间”，其实早在1947年，就已经步履坚定、不由分说地“开始”了。而这胜利“开始”的发祥之地，便是后来被人们广泛称颂着的中国革命圣地延安以及广袤无边、积淀深厚的陕北大地。

一

    1947这一年，无论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也还是对于蒋介石以及他的那个岌岌可危的国民党政权而言，都是极不寻常的一年。

    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946年的1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然而仅仅几个月后的1946年6月，国民党便断然撕毁了这份协议，以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我解放区的大规模全面进攻，先后占领了承德、淮阴、张家口、安东等城市和广大农村，同时继续以大军包围我陕甘宁解放区，全面内战就此暴发，解放战争突然间被拉开序幕。

    显然，对于我陕甘宁解放区的围攻，国民党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不单是要消灭我西北红军的有生力量，而且意在消灭我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或者将其逼到黄河对岸的晋西北地区。于是，1947年3月初，蒋介石便派出大批飞机，对毛主席党中央所在的延安进行了地毯式的狂轰滥炸。紧接着，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正规精锐部队、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为军团司令的15个旅的14万官兵，便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地由宜川和洛川，分两路对我圣地延安进行了全面围攻。加上青海的马步方、宁夏的马鸿逵以及驻扎于甘肃、山西和榆林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对我延安和陕北解放区所形成包围之敌，实际上已经接近28万了。党中央、毛主席果断决定于1947年3月19日从容地主动撤离延安，以退为进，进而达到最终“保卫延安”、保卫陕北和陕北人民、保卫并扩大中国革命胜利成果之目的。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西北野战军在民兵游击队、机关工作队等地方武装和延安及陕北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这一点，书中做了充分记述——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顺带说一句，随着西北战役的推进，以上这些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地名，还有例如天赐湾、王家湾、青阳岔、朱官寨、乌龙镇、袁家沟、神泉堡、小河、杨家沟等寻常小地名，也都从从容容走进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与战争史，乃至于走进了中国的文学史）等大小多个战役，终于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的猖狂进攻，并从根本上扭转了全国战局，实现了我党我军自从与国民党交锋的20多年来一直被动挨打进而走向主动进攻的战略性转移，同时实现了我军与国民党军队对峙的主战场由西北到中原的战略南移。对此，毛泽东同志曾经做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此次向南进攻中，旗开得胜，声威大震，改变了西北敌我对比的形势，今后将比过去更有效力地向南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配合作战。”（毛泽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新式整军运动》。见1964年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289页））

    毛主席、党中央在全世界最小、同时又最“土”、而且也可说是最“破”的指挥所里，指挥了翻天覆地、扭转乾坤的延安及西北战役，粉碎了利令智昏、猖獗一时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企图“三个月解决陕北问题”的疯狂梦想。紧接着又指挥了堪称中国战场乃至于世界战场上最大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在短短的一瞬间，便将表面光鲜气派、内里腐朽败落的蒋家王朝送进了历史的坟墓，其除旧布新、开天辟地的经典性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绝不为过。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主席早在秋收起义时即已总结出的这条夺取政权的不二真理，在延安保卫战和整个的陕北及西北战役中，又一次显示了它鲜活而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同时，延安和陕北战役的胜利，也是毛泽东长期以来始终坚持的“人民战争”思想的绝妙注脚。

二

     其实，党中央、毛主席早在转战陕北期间，即已将目光瞄上了未来人民共和国的辽阔远景。于是，当我们在延安、陕北以及全国战场上逐步取得军事上绝对优势的同时，由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于1947年7月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领导制定了第一部具有法律效力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当年10月颁布实施。在此之前，陕甘宁根据地早已部分地实施了土地改革的实验，而这部大法的颁布，则为我党领导人民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合法的土地改革，巩固并扩大我人民战争的胜利成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这部大法规定：废除封建性、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改革前劳动人民所欠地土、富农、高利贷者的高利贷债务；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由乡村农会接收，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它财产，并征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大纲》明确规定，分配土地，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在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都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这部大法为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提供了一个战斗纲领，有力推动了全国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实施原本是一件利国、利民、强兵和凝聚人心的大好事。然而，由于康生等人的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一些地方的土改运动却出现了严重偏差。我们从习仲勋夫人齐心同志和贺龙女儿贺捷生同志怀念习仲勋同志的相关文章中可以看到，当时一些地方不分青红皂白，“查三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把许多勤俭持家的劳动者打成地主、富农，进行残酷斗争，无端迫害。一时间弄得陕北群众人心惶惶，朝不虑夕。

    随着西北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区在一天天迅速地不断扩大。而土地不仅是农民群众的命根子，也是国内革命战争谁胜谁负的重要天平。如果解决不好土地问题，不仅来年的春种秋收将会受到影响，而且假使任由极“左”风潮漫向全国，则势必会使后方大乱，断送前方官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成果。为此，此前曾担任陕甘晋宁联防军政治委员，此时改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多次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发电报或当面汇报，请求中央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尽快纠偏。毛主席在回电中说道：“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规进行。”由于习仲勋同志等一大批党的中坚力量，不避风险，不辞辛苦，在陕北广大农村中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艰难细致的纠偏工作，土改运动终于在陕北全面铺开，并最终取得了预期的良好效果。

    我们从本书所描述的延安和陕北地区土地改革的艰难进程和热烈场景，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我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游击队以及干部工作队等地方武装在前方的英勇作战，延安及陕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奋起参战和踊跃支前，这一切，是从军事上动摇和瓦解了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赖以勉强支撑、苟延残喘的基石，那么，从1947年起始在全国普遍推开的轰轰烈烈、势不可挡的土地改革运动，则无疑是从经济上，实现了对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绝不容情的釜底抽薪。

三

    延安保卫战的全面胜利，土地改革的顺利推进，全国战局的有利转变，给我们党带来了空前的人脉。

    早在1946年10月23日，在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策划和指挥下，由时任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官的中共党员胡景铎发动了陕北革命史上著名的“横山起义”。当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以醒目的标题——《胡景铎将军率五千义旅通电全国成立西北联军骑六师，解放土地两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二十万，誓为粉碎蒋、胡进攻实现民主而战》——报道了胡景铎将军率部在横山起义的壮举。横山起义和北线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在陕北丧失了25个军事据点和40多个连的兵力。陕甘宁边区扩大了2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为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粉碎蒋介石、胡宗南的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这样一种内部瓦解、战场起义的方式，在此后两年的东北、平津、淮海战役中，被运用得更加纯熟，更见活力，也更有功效。

    1947年11月，西北野战军在撤出第二次攻打榆林城的战斗后，便开始了全军上下的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压迫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通过两个多月的整军运动，不仅使得我们自己的战士提高了阶级觉悟，而且连国民党的俘虏兵，也认识到了自己真实的阶级身份。于是，一时之间，有多少俘虏兵全都掉转枪口，指向了他们昔日曾经为之效命的蒋介石政权。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毛泽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

    1947这一年，在整顿思想、纯洁队伍的同时，以党中央所转战的陕北为中心，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开始一步步向全国乃至海外辐射。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1948年1月米脂“杨家沟会议”上说道：“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军队。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人民大众主要就是农民，我们讲能够胜利，就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他同时强调：“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当，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当，在统一战线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

    与此同时，大批外国新闻记者踏着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当年留下的脚印，悄然走进延安，走进陕北，进而走进西北战场，对共产党和共产党人、解放区和老百姓、解放军和其高涨的士气等进行了实地采访，并写成文章和专著，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大量真实感人的宣传和报道，使得我党我军在国际社会获得了广泛了解和高度认可，赢得了世界各国进步舆论的有力支持和进步组织以及进步人士的经济援助。

    ——我党我军在政治上彻底战胜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集团，赢得了强大的军威、广泛的人心和坚挺的民意，这是我们“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又一重要保障。

四

    在这篇序言之末，让我们引来当时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李木庵的《一九四八年元日志兴》诗二首，从中可以进一步见出1947年的延安和陕北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伟大的不容争辩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可以借此展望1947年之后中国的时局和作为中央“十老”之一的李木庵对于新中国之必将诞生的精准预言。他写道——

        独裁势成强弩末，民主声威动地吼。

    一年战绩纪来真，浩瀚军民力增厚。

    辽满反攻首奏捷，鲁西之役复得手。

    黄河天堑渡若飞，直取中原如拉朽。

    奇师旁出收石庄，平汉陇海迫不守。

    江汉波映红旗光，华南敌亦陷窠臼。

    吊民伐罪义已张，计口均田理不谬。

    民困获苏四野欢，工农得所征物阜。

    扫尽封建政权更，民治民享共民有。

    我党领导策亦新，为民服务矢不苟。

    君看一九四八年，革命胜利笑开口。

    歌声激越入云霄，酒潮荡漾落星斗。

    历代封建王朝，近代割据一方的反动军阀，连同国民党蒋介石的腐朽反动统治，这一切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扫帚面前“俱往矣”，——只在短短的一瞬间便成为历史的陈迹和消散的烟云，被无情地抛到的历史的垃圾堆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被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正是凭着这种雄视百代、俯瞰过往的大无畏英雄气慨，迈着坚定不移的稳健步伐，从1947年的圣地延安健步走向了1948年的红都西柏坡，又从1948年的红都西柏坡豪迈地奔向了1949的首都北京，进而胜利地走进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注：本文原是笔者应邀给一本名叫《延安：1947》的专著所作的

    序言。该书因故未能正式出版，笔者的这篇“序言”却留了下来。

   2014年元月12日改定

2015年2月6日再改于延安市民乐小区之万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