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夏文学界，张嵩是一个很独特的“多面手”作家。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兼具诗歌、随笔、散文、文学评论于一体。诗歌的创作比较全面，有现代诗、散文诗，尤突出旧体诗词；散文主要以历史、文化散文和随笔为主；文学评论主要以诗词评论为主，兼顾文学随想、刊评和其它艺术类评论。而且在这几个方面都取得了不菲的文学成就，这得益于他行走过许多地方，对古今中外的历史、地理、人文、风土、人物、民俗等详细地研读和考究，且能够很好地“消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诗词中不断拓展自己的文学疆域；而《诗词中的宁夏》是作者传统诗词文化随笔的井喷式呈现，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用诗词展现宁夏历史风貌

       在《<上之回>与回中道的重新开通》一文中，通过《上之回》一诗，记载了一段与固原有着极大关联的历史盛况，叙述了汉武帝“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的事情，也进一步表明固原不仅在秦汉时期处于交通要冲，更是抵御外族入侵的边防军事要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连接长安与萧关的回中道，更像是一条“高速战备公路”，而且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而在《出塞复入塞》一文中，作者由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一诗，引出“边塞”“塞上”“塞外”“远塞”“绝塞”等，而与宁夏有关系的其实就是“塞上”。塞上指的是军事位置十分重要的边境地区。历史上，宁夏南接关陇，北接朔漠，西通西域，北、东、南三面与游牧民族活动的区域接壤，游牧民族南下攻袭中原王朝，这里首当其冲。为防御外族侵袭、进扰，周秦汉唐，皆在此修筑要塞，驻军屯守，塞上之地自然也就成为中原王朝抗敌御寇、巩固政权的用兵前沿和军事要冲。

       在《朔方》一文中作者写道：朔，从方位上讲指北方，北方寒冷，生寒气，亦称朔气，故北方又称为朔方。《十三经注疏》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尽也，北方万物尽，故言朔也。”关于北方的寒冷，阮籍《咏怀》：“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乐府诗集·木兰诗》：“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就是写照。

       还有《平蕃曲》《安定城楼与安定郡》《镇戎军》《好水川》《贺兰山缺何处觅》《历史风景线上的中卫》《金戈铁马预旺城》《兴武营的兴衰》《破“虏”诗》等随笔中，作者通过众多的诗词，呈现了宁夏的历史风云变幻，展现了宁夏的历史风貌。

       宁夏之所以被历代“边塞诗”所青睐，就在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南有拱卫长安的天然屏障六盘山，北有阻挡游牧民族南下的军事要塞贺兰山，更有历代修筑的进行战略防御的长城（边墙）。周与猃狁交战、秦与犬戎冲突、汉与匈奴争锋、唐与突厥抗衡、宋与西夏对峙、甚至是明对瓦剌的防御都在这块土地上轮番上演。世事变化、朝代更替，白骨销蚀、岁月峥嵘，在古代这里始终是边塞，是塞上之地。时至今日，银川平原得益于黄河自流灌溉，以其富饶美丽成就了“塞上江南”的美名。历史总是与文化紧密地纠结在一起，文化是历史文明进步的原动力。古人留给我们的边塞诗是凄美悲壮的，毕竟它打上了历史地域与那个时代的烙印。今天我们就应该创作出更多更好更加豪迈的新边塞诗，为养育我们的这片热土而放声吟唱。

       在“诗词中的宁夏”中，作者透过诗词，展现了宁夏地域变迁。在《高平牧马》一文中作者写道：高平，汉初县名，指今宁夏固原。这里当时属于抗击匈奴的边防重镇，筑有高大而坚实的砖城，有“高平第一城”之称，言其险固。两汉、十六国、北魏均有此县。西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从北地郡分置出一个新郡，名为安定郡，郡治就设在高平县城。在《安定城楼与安定郡》一文中作者对安定郡又作了进一步阐述。据史料记载，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分北地郡西部置安定郡，治所设在高平（今宁夏固原城关），下辖二十一个县，包括今宁夏境内的中卫、中宁以南地区和甘肃平凉、泾川、会宁、靖远等地，地域面积很辽阔。《民国固原县志》《宁夏历代诗词集》均选有一首《安定城楼》的七律诗，是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的作品，诗中写道：“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这是一首政治抒情诗，之所以选这首诗，原因是安定郡历史上曾经有一段就在如今的宁夏境内，主要还是为了表明宁夏悠久的历史文化。

       在《银川》一文中作者这样描述，《宁夏百科全书》在“地域地名”中讲道：“明末清初以‘银川’一词形容黄河沿岸银川平原灌区，后演变为宁夏府城别名，并有‘银城’‘银郡’‘银塞’等称谓，建市时即以‘银川’为名。”1998年8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银川市志》，在“地理·政区·银川地名由来”条目下表述：“‘银川’作为古地名，最早见于《新唐书·地理志》，‘银州银川郡’。银川地方文献上出现‘银川’一词，约在明末清初。一些官吏、文人在咏唱宁夏平原沟渠交织如网、湖泊珠联其间的秀美景色时，用‘银川’形容其水光潋滟、水映晴光的水乡风光。”“清雍正年间，‘银川’一词，逐渐有了指代地域的地名含义。如《惠农渠碑记》上有‘黄河发源于昆仑，历积石，经银川，由石嘴山而北’的记载，碑文上的银川，已泛指银川平原引黄灌区了。”从以上记载就可以看出，银川的得名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有着必然的关系，但有一个演化过程，一直到了1945年1月国民政府将宁夏省城正式定名为银川市，这一名称才确定下来并沿用至今。而在演进的过程中，“银川”早在明清时就已经出现在一些官员、文人的诗中，可以说“诗”也是推动“银川”一词最终成为城市名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银川是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银川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享有“塞上江南”的美誉，东有黄河水，西有贺兰山，山水美景，环绕其中，得天地之独厚，诗一样精致美妙的名字始终让天下人为之瞩目，为之向往，为之心旷神怡。

       在《历史风景线上的中卫》一文中作者写道：说到中卫，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现在宁夏五个地级市之一的中卫市，她坐落于宁夏中部，黄河前套，曾经在历史上以军事组织的名称绚烂一时。西夏时期置寨，名曰应吉里寨（今中卫城关）。元代时升寨为州，称应理州，明初被废，州城一直闲置。《宁夏旧志图录》载：“明永乐元年（1403年）置宁夏中卫，‘中卫’之名始此。”《宁夏百科全书》在“宁夏镇”条目下说得更清楚：“明洪武九年（1376年）宁夏开创军卫。”设置“宁夏卫、宁夏前卫，宁夏后卫，宁夏中卫和宁夏左屯、右屯、中屯三个屯卫。”由此可以看出，中卫这一名称是由军事建制演化而来的。到了清代，随着边塞安定，宁夏军事地位随之下降。雍正二年（1724年）裁卫置县，中卫这一称谓得以保留下来，沿至今日。

       作者在《秋风中的花马池》一文中对盐池的得名及名称的演化作了概述，花马池就是今天宁夏的盐池县。据《宁夏旧志图解》一书所载：“‘盐池’地名的演变与当地分布的众多天然盐湖及其所产食盐密切相关。自隋唐以来，历经五代、宋夏至元代，这里一直以盐州相称，只因旧址‘北近盐湖’而得名。关于明代‘花马池’地名的由来，有多种解释，而‘以盐易马’说最为可信。”民国盐池县县长陈步瀛所撰《盐池县志》记载:“花马名池，明天顺中，以盐易马，故名之。”意思就是以盐换马，久之“换马”就转成了“花马”。由于花马池在历史上所处军事地位的关键而名重一时，有明一朝更是防御北方蒙古各部南下侵掳的前哨，尤其到了每年秋季，明朝廷就会从内地抽调大批人马赴宁夏一带驻防，史书称为“花马池防秋”。在《盐州与盐池》作者通过《灵州志迹》《花马池志》等书认为盐州即今宁夏盐池县，故城在今盐池县的前身花马池城；《中国历史地名辞典》认定，盐州故城在今陕西省定边县西南部的沙场村，现留有遗址；《弘治宁夏新志》则认为盐州故城在今宁夏盐池县惠安堡镇一带；《嘉靖宁夏新志》《续陕西通志稿》《嘉庆定边县志》等地方志书皆认为盐州故城就在今陕西省定边县城。最后一种说法得到了大部分历史学者的认同。而在《盐池小盐池与干盐池》一文中，作者对盐州、花马池、盐池、小盐池、干盐池等涉及到的地名作了进一步说明，盐池与小盐池、干盐池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说有关系是因为它们同在宁夏境内，而且名称中都冠以“盐池”，说没关系是因为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差异，并不是指同一个地方。盐池、小盐池在今宁夏盐池县境内，干盐池则属于宁夏海原，相去不过百多公里，但情形不尽相同，地理地貌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但它们在宁夏的历史上都不同程度地担负过重要角色，虽然光环已经褪去，而留给后人丰厚的“盐”文化遗产依然值得去慢慢地品味。

    在《诗彩流溢出灵州（灵武）》一文中作者写道：在宁夏的历史上，不论是灵州还是灵武，都是一个辉煌的存在，尤其在唐王朝的二百余年间，这两个名字所闪耀出的瑰丽色彩，一直流溢到现在，仍然散发着持久的光芒。据《嘉庆灵州志记校注》记载：“灵州，汉惠帝四年（前191年），置。初曰灵洲，以洲在水中，随水上下，未曾沦没，故号曰灵洲。”得名完全与黄河有关，有水的地方就有灵气，“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是这种寓意，远在广西兴安县的著名灵渠意思也与此相近。“洲”表明所属之地在河之洲。灵洲，诗一样的名字，后来城址被黄河水冲毁，才改名灵州。隋大业三年（607年）又改称灵武郡，唐武德元年（618年）复称灵州。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亲至灵州安抚归降回纥诸部，宁夏也有学者称之为“会盟”，显然有些勉强。开元九年（721年）于此置朔方节度使。天宝元年（756年）唐肃宗即位于灵州，升为大都府，一时令天下侧目。乾元元年（758年）复改灵州，辖境相当于今宁夏川区，面积是很大的。唐中晚期至宋夏以后管辖的地域面积就越来越小，因为划分的州县也逐渐增多了。从名称上看变化还是比较频繁的。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改“武”可能因为当时战争不断（终唐一代先后与突厥、安史之乱叛军、吐蕃作战），统治者希望能有用“武”之地并且更有取得胜利的“灵”验吧。严格地说隋唐以前灵州和灵武并不在一个地方，是异名异地，唐以后才逐步走向同名同地，这些问题不是本文要探寻的重点，暂且不论。正是因为灵州（灵武）在初唐到中唐时期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军事（朔方节度使驻军）地位，帝王将相都曾出入，文人才子更是云集，留下一批异彩纷呈的诗作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写一些市县区的地域变迁外，作者还写了一些村镇小地方的地域变迁。在《韦州诗踪》一文中，作者介绍了韦州，如今是宁夏中南部同心县的一个乡镇，就像众多的乡镇一样看起来很平常，既不显山也不露水，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在它身上曾有着辉煌一时的光彩。韦州是宁夏历史名城之一。汉属北地郡，隋唐时归灵武郡。唐代称安乐州，是安置吐谷浑的地方。宋时为西夏占领，因“威”州有威慑弹压少数民族之意，遂被西夏改为韦州。元、明以后一直沿用韦州，至今未变。在《过开城》一文中介绍了开城，现在隶属于宁夏固原市原州区的一个镇。开城在历史上又称之为开成，“城”与“成”两字相通互用。这里在宋代时称为开远堡，属镇戎军。元代升为县。元至元九年（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封三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出镇西安。次年，在开远堡建造王宫和官邸，升立开城府路。明代徙民于固原州城，县地因废，复为开城堡。《宣统固原州志》卷二“地舆志”记载：“元，陕西省开城州，又为开城府，又为开城县，又为广安县，又为安西王行都。”由此可以看出，开城在元代的地位曾经显赫一时。作者在《广武形胜》中写了青铜峡市的广武乡；在《平羌堡》写了平羌堡即现在的平吉堡；在《兴武营的兴衰》写了兴武营是明代一个驻军的地方，现位于盐池县城高沙窝镇二步坑村。

       在“诗词中的宁夏”中，作者通过挖掘、甄别、筛选各个不同时期的诗词，展现了宁夏山河之美。在《六盘山诗风炫明清》《陇头歌、陇山诗、陇水诗与六盘山》的随笔中，作者从北朝乐府民歌《陇头吟》一诗切入，介绍了六盘山，又名陇山，地处宁夏南部黄土高原，平均海拔在2500米以上，其主峰米缸山，又名“美高山”，海拔2942米。是陕北黄土高原和陇西黄土高原的界山，渭河与泾河的分水岭，山势陡峭险峻，道路曲折难行，历来就有“山高太华三千丈，险居秦关二百重”之誉。历代文人墨客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作品，南北朝时期的《陇山歌辞》、萧绎的《陇头水》、卢照邻的《陇头水》、岑参的《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等诗成为边塞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六盘诗风，千古浩荡。自秦汉唐宋以来就以陇山之名为诗人们时常吟咏，但多含有哀怨、愁苦之意或戍边、征战之殇。明清之后，随着六盘山的不断开发，其秀美壮丽的风光山色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以六盘山为题材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从沉闷压抑逐渐转向明朗雄浑，明代的诗作虽也融入战争的因子，但气势多是豪壮的，鲜有悲情之作。而清代的六盘山处于和平的氛围之中，诗作多以描写风景为主兼怀古，间或有关注民间疾苦的作品，总体风格趋于“清淡”。总而言之，六盘山迤逦的峰峦、蜿蜒的道路、翻腾的云雾、飞泻的瀑流所构成的万千气象永远是诗人们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六盘山不仅仅是一座山峰，更是一座文化之山、诗词之山，千百年来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璀璨的一页，光焰千秋、流芳百世。仅明清之际，许多文人骚客就为六盘山写下了传世的诗词作品，或赞美奇境异景、或抒发心底情思，把六盘山的壮美景致及深厚的文化内涵通过诗词推向了一个高峰，显示了诗词的无限魅力。

      宁夏南有六盘山，北有贺兰山，“两山一河”形成宁夏的壮丽景观。作者在《贺兰山缺何处觅》中，从岳飞的爱国主义名作《满江红》切入，反映了诗人“怒发冲冠”“踏破贺兰山缺”“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壮怀激烈”。贺兰山位于今宁夏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地带，宽15千米至60千米，绵延200多千米，山势险峻，气势磅礴，是宁夏平原西部屏障，其地理和军事地位更是至关重要。自古以来，贺兰山就是祖国北方少数民族繁衍生息、劳动创造的地方。古代山之北是少数民族活动的区域，自先秦汉唐以来，历代都在此设有军事关隘，是与猃狁、匈奴、突厥、党项等少数民族交战的主要战场，也是防御他们南下侵扰中原的一道天然屏障。贺兰山的历史地位和知名度也不是一般无边塞地理位置和战争背景的山所能比肩。岳飞熟知军事地理，其壮观激扬的词章唯有配以高峻险要的山势方能相得益彰，凸显其荡气回肠的宏大气场。

     当然，除了写六盘山和贺兰山，作者还写了须弥山、牛首山、峡口山、蠡山等。须弥山“旧名逢义山，距（固原县）城北90里。须弥山石窟初创于北魏，兴盛于北周和唐代，其艺术成就可与云冈、龙门石窟大型造像媲美。须弥山石窟是丝绸之路北线的珍贵文化遗存，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佐证。而须弥山上苍松翠柏，四季常青，劲风吹过之时，涛声阵阵，遂有“须弥松涛”之美誉，成为著名景观，历代文人诗家对须弥山石窟及其美景多有描写。牛首山，又名牛头山，古名望云山、黛黛岭，北魏时称青山，唐代称作回乐峰，亦称大石山，宋、夏时期称为峡口山，明代称金积山，清初又呼作紫金山，之后改称牛首山至今。峡口山指的就是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个峡谷，长约10千米。峡谷山高水深、暗流涌动，两岸悬崖险峻、巨石突兀，太阳的光辉与河水互相映照铺染在崖壁上，呈现出一片青铜的颜色，因此得名青铜峡。  蠡山，即今位于宁夏同心县和红寺堡区境内有“旱海明珠，荒漠翡翠”之誉的罗山。山的精神血脉是靠文化延续的，诗是这种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山的精神血脉里不能没有诗，只有诗，才能使人们对山川产生美好的联想。

       宁夏的河流之美，作者在《长河落日圆》一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王维的《使至塞上》是一首很著名的边塞诗，一千多年来广为流传，尤其是生活在宁夏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因为有这首诗而深感自豪。王维当年不仅写到了萧关，更写到了黄河落日的壮观景象，由于宁夏今日的西部地界正好处于腾格里沙漠与黄河流入宁夏的交汇处，景色十分壮观，完全符合“大漠孤烟直，黄河落日圆”的诗中情境。《使至塞上》是一首五言律诗，共八句：“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春天，唐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在青涤西（大致在今新疆与西藏的某个交界处）大破吐蕃军。唐玄宗命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凉州，慰问在前线攻袭吐蕃取得胜利的大唐官兵，并随军担任河西节度使判官。受此使命，时年三十五岁的王维一路风尘向着凉州的治所（今天的甘肃武威）进发，从京城长安北行，走的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经由现在的陕西彬县、甘肃泾川、宁夏固原、甘肃会宁四个古代驿站，然后到达凉州。这一路山水壮美、气象雄浑，王维旅途中遇到的第一个河流就是颉河，也就是泾水，古代的泾水流量很大，由北向南，水面宽阔，浩浩汤汤，泾水河谷自古就是穿越六盘山区的交通要道。由此至固原境内要经过险要的三关口，这里道路逼仄，一面悬崖峭壁，乱石嶙峋；一面流水湍急，声如弹筝。四周碧野，景色险峻。北行二十余里，越小六盘，便是瓦亭关。沿三关口至瓦亭关再到开城一线，所经行的道路就是著名的萧关古道了。沿着泾水河谷行至瓦亭一带再北行二十里至距固原城四十里的开城就进入了清水河谷。清水河由南向北流淌，沿萧关古道一路北去，走的就是清水河冲击的河谷。历史上，清水河水量宏大，舟船来往，颇具气势，两岸草木繁茂，牛马衔尾，沃野千里。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清水河的发源、水量、流向等都有明确的记录。这是一条蜿蜒北去、波澜不惊的“历史长河”。清水河应是王维西行途中所见到的第二条大河。过了原州城，再沿清水河谷，向北经石门关（须弥山沟谷）折向西北经海原，抵达黄河东岸的甘肃靖远，渡黄河即是乌兰关（景泰县东），由景泰就可以直抵河西武威（凉州）了。王维沿丝路古道渡过了黄河，饱览了黄河的风光，这是他此行所遇到的最主要的河流，随后他到达凉州还要见到一条重要的内陆河马成河，现在称作石羊河。 泾河、清水河、黄河、马成河都有可能成为“长河落日圆”的原创地，为什么呢？因为诗人所历所见首先在心中形成了一种意象，最后在成诗过程中还需综合多种因素才能形成文字。他可能看到了泾河在晨霞掩映下的浩渺庞大；清水河在黄昏时分猩红色的太阳仿佛带着一天的疲惫投入河流怀抱沐浴的壮景；黄河气象万千、奔腾不息的恢弘气势；马成河畔流沙卷起的烟尘。各种意象凝结在了一起才能成就“长河落日圆”的千古绝唱。

       在“诗词中的宁夏”中，作者通过《高平牧马》《塞北江南旧有名》《葡萄诗》《枸杞诗》等随笔，挖掘与之相关的诗词，展现了宁夏的丰富物产。《高平牧马》一诗：“走马山之阿，马渴饮黄河。宁谓胡关下，复闻楚客歌。”描绘的是饮马胡关的牧区景象并借此抒发个人情怀，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历史上的高平畜牧业发达，非常适宜养马。原来高平地处六盘山区，气候温润、植被丰富，使这一带形成了一个天然牧场。气象科学家竺可桢认为，从史前时期到夏、商、周至西汉近三千年时间里，黄河中游正处于一个温暖时期，这里河流众多，水草丰茂，为畜牧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先天条件。西汉初通过大量移民实边，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主要就是发展养马业。当然养马业的兴起主要还是与匈奴有着直接关系。崛起于漠北的匈奴自秦以来经常南下侵袭掠夺，骑兵横冲直撞，来去快捷。尤其是山西“平城之围”的惨败，使汉朝统治者意识到“车骑者，天下武备也”，因而大力发展养马业，以壮大骑兵的力量。正是发达的养马业有力地支持了汉武帝后来对匈奴的有力回击，并最终打败了匈奴，攘夷拓土、国威远扬。至今在固原一带还留有“马场”“小马庄”“大马庄”“挂马沟”等与马有关的地名，这自然与历史上繁荣的养马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提起塞北江南，人们就会想起唐代诗人韦蟾的诗《送卢潘尚书之灵武》：“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队铁衣鸣。心源落落堪为将，胆气堂堂合用兵。却使六番诸子弟，马前不信是书生。”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年），诗人韦蟾的朋友卢潘被任命为朔方节度使，即将前往灵武就任，韦蟾满怀深情写下了一首送别诗，表达了对友人的惜别之意，同时诗人也流露出对灵武所处之地的向往之情和赞美。这首诗就是《送卢潘尚书之灵武》。自秦代蒙恬戍边屯垦，移民开发肇始，历朝历代都有大量的移民迁来宁夏平原（包括灵武一带），他们修渠筑坝，开垦土地，引种水稻，兴牧养殖，利用黄河水自流灌溉，最终使这里由塞外大漠戈壁、荒蛮广野之地而成为拥有众多湖泊，湿地连片；民风教化、好学崇礼；景色优异、胜若江南的美好地方。在韦蟾的诗中，灵武不仅有着“塞北江南”的美誉，而且也是果园之城，五胡十六国时，匈奴人赫连勃勃曾在这里建立果园城，正是因为灵武一带得益于黄河水的灌溉，栽植了大量果木，久已成林，而被誉为果园之城。韦蟾的这首诗为后来宁夏的知名度、美誉度的提升增添了厚重的一笔。

       提起宁夏的名优特产，人们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枸杞，不论是区内还是区外，人们似乎对枸杞都是异口同声地赞美，情有独钟的爱恋。的确如此，枸杞圆润饱满的颗粒，香甜可口的滋味，丰富的营养，神奇的功效，一经品尝，便会永久地定格成为人们“火红”的记忆，不再会褪去它的美丽原色。显然枸杞已成为宁夏山川亮丽而火热的一个代名词而声名远播。千百年来，宁夏这块热土承载了太多关于枸杞的文化，时至今日，用蔚为大观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泱泱中华，地域辽阔；植物种类，多不胜数。种植枸杞者黄河两岸、天南地北皆有之，为何只有宁夏享有盛誉，独步天下。古往今来，描写枸杞的诗作层出不穷，作者不乏诗圣词豪，而宁夏自可以引用却底气十足，这是为何？就是因为产于宁夏的枸杞最为优良，值得骄傲和赞颂。在《宁夏历代诗词集》里就选有一首苏轼的《枸杞》诗，在苏轼的笔下，枸杞漫山遍野，牛羊可食，野火焚烧，自生自灭，人们似乎也不太重视。但在苏轼看来，枸杞却是一种神药，长期服用能使人神清气爽，白发变黑，还是馈赠亲朋好友的佳品。历史上，关于枸杞的诗作很多，比如杜甫的《恶树》、白居易的《和郭使君题枸杞》、孟郊的《井上枸杞架》、杨万里的《尝枸杞》等，多不胜数。宁夏是枸杞的最佳种植之地，引种栽培已超过千年的历史，由于宁夏平原土壤肥沃，排灌方便，日照充足，土地稍微带有一些碱性，适合枸杞种植且果实品质优良，药用价值颇高。“世界枸杞看中国，中国枸杞看宁夏。”源远流长的枸杞引种、选育、栽培历史，成就了宁夏独特的枸杞文化。

       五、用诗词展现宁夏风俗民情

       佛教自公元67年传入中国已近两千年的历史，在中国的大地上，历朝历代修建的寺庙无以计其数，在岁月的更替演进中，真是不知“多少楼台烟雨中”，不论在什么时候它都曾寄托着众多善男信女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某种理想。久而久之，塔、寺的历史内涵和岁月承载便显露出它的文化分量，它的空静和神秘吸引更多的人来探访、寻幽，哪怕是废弃已久的寺庙，人们也希望看到一丝“佛”的痕迹。历代文人在游览之际，难免诗兴大发，以此抒发感怀，所以很多寺庙中都能看到历代留存的诗作。

       海宝塔，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民族北街海宝公园的海宝塔寺内，又称赫宝塔、黑宝塔。因其与银川市西的承天寺塔遥遥相对，俗称北塔。千百年来，海宝塔寺和海宝塔一直是银川平原重要的佛教文化景观，历代文人游览吟咏诗作也多有流传。其中代表性的有明代孟霦的《黑宝塔诗》《游黑宝塔寺》，清代王都赋的《古塔凌霄》，现代董必武的《海宝塔》等。孟霦的《黑宝塔诗》是两首五言律诗，第一首诗着重描写了春日塔寺周围的美好景象及当时的世俗民情；第二首诗抒写了海宝寺远离尘嚣、寂然幽静的情景，诗人给出了一幅与友人踏青，或小憩对弈，或平川射猎，乐而忘归的悠闲画面，意境空阔，诗味浓浓，引人入胜。海宝塔所在地曾经是一片湖泊，海宝塔就坐落在一个绿岛上。每逢农历七月十五，人们乘舟过湖去赶庙会，十分热闹。解放后因为填湖造田，湖水消失了，最终形成了大片荒地。2010年，银川市环绕海宝塔寺建成了一座占地面积216公顷的大型开放式公园——海宝公园。园内绿树环绕，亭台湖桥相映成辉，传统风格和现代设计、人造景观与自然风光有机地融为一体，身处其间的海宝塔也迎来了辉煌时刻，在现代湖光水色的映衬下傲然挺立，更显得气韵沧桑、雄浑肃穆、卓尔不群。

       承天寺，位于今银川市兴庆区进宁南街76号，因该寺所处位置偏西，寺内有一高耸入云的佛塔，与俗称“北塔”的海宝塔遥遥相对，故而也称西塔，这座塔即承天寺塔，它是宁夏现存古塔中唯一有确切建筑年代的西夏时期的佛塔，对研究西夏历史和佛教发展状况有着重要价值。

       高台寺在宁夏的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真实反映了西夏时期佛教发展的盛况。1038年，西夏立国，名曰大白高国，开国皇帝李元昊（嵬名曩霄）信奉佛教，就在都城兴庆府（今银川市）东的黄河岸畔兴建了一处规模宏大的佛教寺庙群，作为皇家寺院。寺院地基高大，气宇宏伟，因而得名高台寺。《西夏书事》记载：“高台寺及周围的佛塔，高数十丈。”可见，高台寺应是当时兴庆府最高的建筑。寺成之后，广泛接纳僧人讲经说法并用西夏文翻译从北宋都城汴梁迎请的《大藏经》。由于香火兴盛，来往香客和游人不断，久而久之，高台寺便成为了一处远近闻名的胜迹。

       在“诗词中的宁夏”中，作者通过对与宁夏有关的诗词的深入挖掘，每一篇都凸显着宁夏的文化底蕴。在《诗里“宁夏”》一文中，作者介绍了宁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灿烂的黄河文明，使贺兰山下、黄河两岸成为富庶之地、鱼米之乡，以“塞上江南”之美享誉天下。宁静、安详、和美，如诗如画一般存在于兰山黄水之间，滋润着大地、养育着人民、创造着未来。宁夏究竟得名于何时、具体指哪里、与今天的宁夏又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元代以前的诗中却见不到“宁夏”的身影。据《宁夏志》卷上沿革载：“元至元八年（公元一二七一年），立宁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至元二十五年（公元一二八八年），置宁夏路总管府。”而据《宁夏百科全书》所言：“所辖中兴府于二十五年（1288年）更名为宁夏府路。寓意为‘西夏京畿地区安宁’。是为‘宁夏’得名之始。”细察历史，宁夏从得名时间来看在元代至元年间，所以在此之前包括诗词在内的一切文献资料就不可能出现“宁夏”一名。明代在今银川城区设立宁夏镇，开创军卫，防御外敌。故而银川一直称为“宁夏”或“宁夏镇”，当然也包括银川周边广大地区。乾隆年间成书的《银川小志》首次提到“银川”的名称，但只是作为宁夏府城的别名存在，直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才正式将省府“宁夏”改名为“银川”。今天的宁夏与历史上的宁夏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自元代以降，历朝历代在行政区划、地域面积、管辖范围以及行政层级上都不尽相同，多有变化，但宁夏这一静美祥和的名称700多年来一直沿用至今，深入人心。

       回过头来再看明代的宁夏，那时这里是边塞要地，军事位置十分重要，边事繁忙，战争频仍，硝烟之中、防务之余，在宁夏任职的文武官员和当地的文人骚客，写下了大量关于“宁夏”的边塞诗词，记录下了那个时代塞上的秀美风光、地域民俗以及抗敌外扰的一些情况，使后来的人们有机会一睹宁夏曾经厚重的历史风云。例如明庆王府总管府内事务的长史周澄在《宁夏》一诗中写道：“边城一望思悠悠，白草黄云古塞州。”陕西提学副使李逊学在《宁夏》一诗中所描写的“一带山河万里墙，华夷天限隔封疆。”按察佥事督储孟逵笔下的《宁夏》“山限华夷天地设，渠分唐汉古今同。圣君贤相调元日，塞北江南文教通。”这些诗都以《宁夏》为题，尽管都带有明显的“边塞”色彩，但内容上无一丝消极颓丧凄苦的意味，倒是充满了积极的意义，洋溢着希望，这是明代边塞诗与汉唐边塞诗的最大区别。虽说这三首诗皆以“宁夏”为题，却并不局限于一城一隅，而是从广义上入手来描写“宁夏”，视野开阔、胸襟辽远。贺兰山、黄河、边墙、朔方等意象宏大，拓展了诗的意境。览读数百年前的这些诗作，一些字句又如同今人的作品，却又恍如隔世。回溯历史风云际会的一页，“宁夏”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画面，值得仔细品鉴回味。

       鼓，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古代祭祀、乐舞场所的主角，也是战场助威、驱除猛兽的神器，还具有报时、报警的功能。击打它所发出的声音激越雄壮而传声很远，能产生某种共鸣，令人敬畏而振奋。在古代，鼓是神圣的，每一座城市的建筑中基本都建有鼓楼，与钟楼相对，晨钟暮鼓，遥相呼应，为一方土地和黎庶立威，也为整个城市传报时间，使人们起居有序，劳作有时，这也是古代城市管理的一种手段。据《宣统固原州志》记载：“固原州城，北周始筑之，明景泰时重修，成化时增设堞楼，弘治时挑成壕堑。万历三年，总督石公茂华以土筑不能垂远，乃甃以砖。”鼓楼是当时固原州城重要的文化景观，是人们登临游览、抒发情怀的一处名胜。如今，社会的发展进步，固原已然走出了旧的历史格局，鼓楼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它越来越厚重的文化积淀，在不断地滋润、照射着后人。

       长城是古代为抵挡外敌入侵而专门修筑的防御工事，它不仅具有军事意义，还有着很丰厚的文化内涵，甚至有些时候已成为国家的一种象征。长城主要集中于我国北方。而地处西北的宁夏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相互争夺的要塞之地，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自西周始，战国、秦、汉、隋、金、明等朝代都曾先后在宁夏境内修筑过长城，现存长城的总长度达到1500公里，所以宁夏也有“中国长城博物馆”的誉称。有长城必有关隘，有关隘必有名称，而以长城命名的关隘只有一处，就是位于今宁夏盐池县城北的“长城关”。 明嘉靖十年（1531年）由当时担任总制陕西三边军务的兵部尚书兼都御史王琼所修。关成之日，王琼率文武官员登上关楼，回想戍边御敌之艰辛，不由感慨万端，欣然命笔，成诗一首《九日登长城关楼》“危楼百尺跨长城，雉堞秋高气肃清。绝塞平川开堑垒，排空斥堠扬旗旌。已闻胡出河南境，不用兵屯细柳营。极喜御戎全上策，倚栏长啸晚烟横。”还有兵部右侍郎兼任陕西三边总督魏谦吉的《登长城关瞻眺有怀》、以及万历二年（1574年）任陕西三边总督石茂华的《中秋登长城关楼》《九月九日登长城关》《复登长城关楼》、孟霦的《边防东关门》、胡侍的《登城楼》、郜光先的《登长城关望阙》、李汶的《长城关远眺》《九日长城关》等诗，增添了宁夏长城文化的内涵。如今，长城的历史使命虽然早已完成，但它留给后人的建筑智慧和蕴含其中的长城文化却永远闪烁着历史的光芒。

       在《南塘遗韵》一文中，作者通过对南塘历史的介绍，让人们知道南塘是明代的一处著名园林景观，今天早已不复存在，旧址的位置大致在今银川市南熏门外红花渠桥西，原本是一片积水的沼泽湿地，即“停潦之区”。明嘉靖年间由相继担任宁夏巡抚的张文魁、杨守礼主导修建成为犹似江南“西湖”的一处园林，成为当时人们的休闲游玩之地。大约过了50年，到了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毁于兵祸，时任巡抚黄嘉善又进行了重修。清代初年，山东聊城人黄图安出任宁夏巡抚，他将南塘水榭画舫与雨后云气初收时的湖上景观概括为“南塘雨霁”，新增为宁夏“八景”之一，并有文人诗作，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南塘的文化之脉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可惜毁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的大地震。正是因为当时南塘的秀美景色和宏阔场面，明清两代的文人骚客也因此留下不少赞美南塘、寄景抒怀的诗篇。南塘虽然远去了，但素有“塞上湖城”之誉的银川，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许许多多的湖泊湿地逐渐恢复了昔日的容颜，像一串串璀璨的明珠连缀在银川的周围，使湖水更加湛蓝，景色更加秀丽，环境更加优美，人民更加幸福，彰显了宁夏的园林文化。

       “汉渠春涨”是明代宁夏的八景之一，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八景”是一种地域文化，是古代的文人对一个地方典型和人文景观的称谓，一般由八种最能代表地域特色的景观组成，并以凝练的四字命名。“八景”是古代约定俗成的一种风物景观，也是人文文化的一种历史体现，以前神州大地上许多地方都有“八景”“十景”之谓，“八景”也罢，“十景”也罢，能够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对地方历史地理人文的承载、传播、宣介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宁夏自然也不例外，从明代开始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八景”，而且还有新旧之分，前后略有不同，明清两朝也有变化。在明代，就藩宁夏的庆王朱栴专门作有《西夏八景图诗序》，《宣德宁夏志》载有朱旃的八首诗并序，《增补万历朔方新志》只选了其中五首，少了贺兰晴雪、官桥柳色、梵刹钟声。宁夏文史研究馆编辑的《宁夏历代诗词集》卷二全部选录了《宣德宁夏志》中朱旃的八首诗并序。为什么要突出这一点呢，因为这里提到的“西夏八景”时间更早，更有意义。《方志与宁夏》一书是这样评价的：“他（朱旃）经过实地考察，基本确定这是西夏‘八景’，并作诗文和序，这是明人第一次冠名锁定的‘八景’诗。诗文中寄寓了他浓烈的感情，明代咏宁夏‘八景’的诗也以他的为上乘，颇有欣赏的价值。”朱旃一生乐于吟诗填词，为宁夏山川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词篇章。

       蜿蜒的黄河自宁夏腹地穿行而过，滋养了世世代代居住在这片沃土上辛勤耕耘的黎民百姓；贺兰山连绵数百千米，像一道坚不可摧的天然屏风，既阻挡住了冬日北方寒流的侵袭，也阻断了腾格里沙漠的东移。在山川的护佑之下，一片膏腴沃壤仿佛世外桃源存在于其间，这就是誉满天下的“塞上江南”。开渠引黄使古老的秦惠渠、汉延渠、唐徕渠在此长流不息，成就了宁夏平原千里沃野，万顷腴田。千百年来，一条条古老的河渠无声穿行，不仅记录着宁夏的沧海桑田变幻，也记录着宁夏历史文明的变迁。2017年10月，宁夏引黄古灌区正式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从此，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年年岁岁桃花灿烂，岁岁年年春渠水涨，明媚的春天永远地驻留在了塞上大地，与诗同行、与诗同在。

       当然，在作者众多挖掘与宁夏有关的诗词随笔中，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不同时期特有的宁夏文化。比如《须弥山》中的丝路文化，《大坝与小坝》中的水利文化，《塞下秋来风景异》《长河落日圆》《出塞复入塞》等文中的边塞文化，《枸杞诗》里的枸杞文化等等。总之，在一百多篇“诗词中的宁夏”文化随笔中，作者从不同层面以诗词的形式对宁夏历史风貌、地域变迁、山河之美、物产之丰、风俗民情、文化底蕴等方面进行解读，充分展现了宁夏深厚的文化底蕴，提高了宁夏的美誉度，在传统诗词中展现宁夏之美，进而推动美丽新宁夏建设。

       作者简介：王武军，宁夏固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诗词学会秘书长。在《诗刊》《朔方》《绿风》《扬子江》《诗歌月刊》《中国诗歌》《山东文学》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评论、随笔等500余篇（首），著有诗集《经年的时光》《某些时刻》、评论集《疼痛与唤醒》，参与编写《宁夏诗歌史》《宁夏文学史》。

（来源于宁夏诗词学会 夏风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