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县城隍庙
文/陈增印
唐朝天宝元年，柏人城毁于水，县治东迁，更名尧山县。金世宗大定年间，为避完颜宗尧之讳，改尧山县为唐山县。1928年，因与京东唐山重名，复改名尧山。1947年，尧山县与隆平县合并为隆尧县。文中说到的城隍庙，集中于明清两代，为尊重历史，仍用“唐山县”称之。
城隍信仰的由来
城隍，是古代汉民族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城池守护神。
何谓城隍？城，城墙。古代掘土筑城，挖出的沟壑，有水称池，无水称隍。后来用池、隍代指整个护城壕。《周易·泰卦》：“城复于隍。”意思是城墙倾覆到护城壕里。“城隍”连用最早见于班固《两都赋序》：“京师修宫事，浚城隍。”这里的“城隍”是偏义复词，意义偏向于“隍”。“浚城隍”就是疏浚护城壕，跟城墙没啥关系。城墙和护城壕对城内居民起保护作用。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人们认为城隍与山、水等物一样，都有神灵存在。于是就有了城隍神。
最晚三国时期就有了专门祭祀城隍的场所。南宋赵与时《宾退录》记载：“芜湖城隍祠建于赤乌二年（239年）。”“赤乌”就是三国时东吴孙权的年号。
北齐天保六年（555年），慕容俨镇守郢城。南梁大都督侯瑱、任约率军来到城下，在长江上游鹦鹉洲用芦荻编制成长达几里的障碍物，名叫荻洪，堵塞航道，断绝通信。城内人心惶惶，慕容俨与士兵们到城隍祠祈祷，希望得到保佑。不久，大风忽起，骇浪滔天，荻洪粉碎。对方又用铁索横江，江路封锁更加严密。慕容俨又与士兵们到神祠祈祷，夜里风浪再起，铁索扯断。城内守军大喜，认为得到城隍的相助。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开始祭祀城隍，城隍也开始“显灵”。
五代十国，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些短命帝王，试图用给城隍加封号的方式获得神灵保佑。元朝定都大都，沿袭以前的做法，营建都城隍庙，敕封城隍为“佑圣王”。
城隍崇拜的巅峰时期是在明朝。洪武二年正月，朱元璋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彼时的京都为南京，其城隍关涉皇城安危，被封为“明灵王”，位列正一品王爵，为天下城隍之主；府城隍被封为“威灵公”，位列正二品公爵；州城隍被封为“灵佑侯”，位列正三品侯爵；县城隍被封为“显佑伯”，位列正四品伯爵。
清朝的城隍信仰依然兴盛。清朝建立后的第二年，清世祖便特派礼官去祭祀城隍，后代皇帝以此作为定例。每到皇帝诞辰，朝廷都要派专人祭祀城隍。雍正乾隆两帝，屡次重修都城隍庙，并题写碑文楹匾。
千年下来，城隍除了城池守护之外，还成了阴司县级以上的“地方官”，管理辖区内阴间事务。冀南有人去世，先到当地土地庙“报庙”，由土地爷“登记备案”；殡葬结束的傍晚，在街边焚烧纸糊的交通工具，孝子们要护送到村外通往县城的大道上，让逝者找城隍爷“报到”，俗谓“送魂”。
尧山、隆平两县合并，按照阴阳对应的“行政构架”，两县城隍也当合并。但尧山周边村子有人“送魂”，仍然固执地冲着尧山方向。前些日子尧山庙会，我重游故地，见到戏楼街北面，一座庙前敲锣打鼓，热闹非凡，疑惑地问了一句：“那是什么庙？”答曰：“城隍庙。”
一个被取消了县级“行政级别”的地方，依然建有城隍庙。由此衍生的乡风民俗，依旧顽强延续，生生不息。
唐山县城隍的特殊敕封
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唐山县遭遇了一次大危机。
原本在南方闹得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对于唐山县百姓来说，属于天边上的事。不料想林凤祥、李开芳二人率领两万多人，开始北伐。林李二人，号称太平天国的干将莫邪，率领的两万多人，都是金田起义的老底子，身经百战，悍勇无匹。
八月下旬，太平军挺进山西，旋又折回河南，由武安东进直隶（今河北），攻克临洺关，大败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挥师北指沙河、任县、隆平等地。
临洺关之战给予诸县的压力非常之大。直隶总督、节制黄河南北军队的钦差大臣尚且不敌，那些蕞尔小县的人更加没有信心。 临洺关往北，即是沙河。“县南各村，焚掠殆遍”。（民国《沙河县志·兵事》）八月二十八日，沙河城破，知县玉衡举家赴死。随即任县陷落，“城关庙宇，俱毁于火”，“土匪趁机抢掠，殷商富室，为之一空”。（民国《任县志·寇乱》）
太平军从任县突入唐山县南部，南汪店、景福庄、南羊村，“人民逃亡，十室九空，虏劫无算”。（光绪《唐山县志·兵变》）
太平军“甫入境即东奔，而至于隆平。次日由隆平而西，复入于唐邑之东乡，离城二三里许，旋渡河而北窜于柏乡。所过城池，多被蹂躏。”（光绪《唐山县志·重修城隍庙碑记》）
官方志书对太平天国北伐军的描述，不排除有“抹黑”的成分，但是，随着北伐军一路狂飙，远离南方大本营，兵源物资，必须就地解决。缺乏责任感的“过客”心态和简单粗暴的行为方式，在北方民众中造成了恐慌与抵触心理，恐怕也是事实。
悬而又悬，险而又险，太平军明明从城南过来，却转而东去，攻陷隆平。你刚刚松了一口气，他又杀了一个回马枪，折而向西。你觉得必死无疑的时候，他却擦着唐山县城的边儿，渡过泜水，直趋柏乡。太平军这一番操作，令人百般不解，于是传说有一个白发老人，特意把他们领往东边。这个老人，据说就是唐山县城隍。
其实，太平军之所以北伐，是想趁清廷缺乏思想准备，分散的军队无法快速集结，从而闪击京师，彻底打乱清军部署。高层给北伐军首领林凤祥等人的指令是“师行间道，急赴燕都，勿贪攻城，靡时日”，大意是说，不要在路上浪费时间，而要抄近道以最快的速度直取北京。而林凤祥拿下任县后，“本拟由广宗巨鹿直扑冀州、河间府，以便攻陷天津。行至隆平、宁晋等县，阻于大陆泽水，乃改道而西，陷柏乡”。（民国《柏乡县志》）
原来人家的目标根本就不是唐山县。县城里的人不知内情，提心吊胆，一夕数惊。在几无幸免的情况下意外得脱大难，不由地谢天谢地谢神灵。能够护佑一城的神灵，自非城隍爷莫属啦。于是乎“白发老人”的传说应运而生。
像这样的惊吓一次就够了，谁知道老天爷专跟唐山人开玩笑，15年后，相同的剧本，又来了一遍。
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五日，两万多捻军，在“小阎王”张宗禹（光绪《唐山县志》作“张总愚”）的率领下，由任县直逼唐山，到了唐山县北牛村，村民都跑光了，只有一位老人，拄着拐杖迎上前去。捻军问他这是什么地方，老人说：“这是唐山县最南边儿。地瘠民穷，没什么油水，你们还是往别处去吧。”那口气，好像支应一个要饭的。对方正要发怒，老头忽然不见了。捻军这才吃了一惊，转向隆平而去。这位神出鬼没的老头，据说又是唐山县城隍爷。
像这样的惊吓，心脏最受不了的就是知县大人。弃城而逃，难免秋后算账；城破被俘，又成了被报复的首要对象。
此时的知县叫周乃大。他死里逃生，惊魂甫定，按照当时的思想观念，首先要感谢城隍爷。当他看到城隍庙“岁久装残，栋宇渐蚀（贾天球《增重修城隍庙记》）”，深感愧疚，一方面撰写了《唐山县城隍庙碑记》，大力表彰城隍爷的种种灵异，一方面“牒其事于大府”（明清时称总督为“大府”），把城隍爷的光辉事迹写成文牒，呈送直隶总督，请求代为请旨册封。
同治七年（1868年）六月二十二日，直隶总督官文（人名）上奏：“今唐山县城隍历因祷雨祈晴，久著灵异，又默运神威，潜消浩劫，士民咸戴，异口同声。洵（确实）能捍灾御患，功德及民，相应请旨敕部，特加封号，以顺舆情。”（光绪《唐山县志·奏疏》）
九月二十六日，礼部咨开奉旨，为唐山县城隍特加封号为“昭应”。
唐山县城隍庙的修缮
唐山县城隍庙何时初建，已不可考。
贾天球《增重修城隍庙记》：“伏查此庙，自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知县孔公改建于兹，载在碑记者，前人之重修数矣。”1486年，唐山知县孔彦雍“改建于兹”。需要注意两点：第一，既然是“改建”，说明原来就有，只不过“建”而有所“改”。第二，“于兹”，说明自成化二十二年“改建”以来，庙址未变。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知县李邦魁做了一个梦，第二天起来一看，城隍庙“两庑拉然有声，一时倾圮，尘埃障天，六曹塑像破碎剥落无余”。（王都《重修城隍庙记》）于是带头捐俸，开始重修。李邦魁去职后张洙继任，工程继续。从一五五五年三月初一，到一五五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历经五年，方才竣工。“金碧炫目，栋宇干霄，视昔而加宏焉”。
重修城隍庙，并未全都“载在碑记”。比如，康熙《唐山县志》记载：“城隍庙，在射圃亭西。邑人签事徐养元重修，生员张慎修等督理。”徐养元重修的这次，就“惜未勒石，以纪颠末”。（光绪《唐山县志·仕迹》）
徐养元究竟什么时候重修城隍庙？光绪《唐山县志·仕迹》记载：“文庙自泜水破城，两庑及启圣、乡贤、名宦、戟门、明伦堂等处俱废，惟先师庙仅存，而攲邪（通“斜”）倾圮，几不知为根本地。公力任之，但功大力微，以故十数年间，庙貌粗成，学宫略具，而公易箦矣。……同时城隍庙亦被冲坏，公率众修之，惜未勒石，以纪颠末。”
“泜水破城”是哪一年？徐养元《重建唐山明伦堂引》中提到，“唐山旧亦有学，自戊子大水后，沦丧殆尽。”明伦堂，是指文庙或学宫的正殿。光绪《唐山县志·学宫》：“皇清顺治五年，泜水冲没，邑人签事徐养元重建。”“戊子”，就是顺治五年，即1648年。
“仕迹”说“十数年间，庙貌粗成，学宫略具”，《重建唐山明伦堂引》说“凡十一年于兹，然庙貌粗具而已”。从1648年到1659年，正好11年。城隍庙应该在这期间修好。
光绪《唐山县志·坛庙》记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重修，邑人卢异凡等督理。”因为没有其他的资料佐证，具体过程不详。
从1659年到1820年，中间相隔160多年，修葺情况，无从查考。
再一次重修是在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吴炽昌《增修城隍庙碑记》：“兹因丹青岁久，霜露年侵，栋干庯庩，杗廇（光绪《唐山县志》误作“来廇”）陊剥，遂致皇古之宫将圮，姬王之寝其隤……”
当时知县是徐钧祖，他带头出资，广泛募捐，做好了动工的准备。具体工期，按照吴氏“碑记”的说法，“经始于辛丑（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年五月廿六日，功竣于八月念五日”。
咸丰三年（1853年），“七月十八日，风雨骤至，昼夜不止者七日，河水泛滥，倒塌民房无数”。（光绪《唐山县志·祥异》）“淫雨异常，庙之四面俱水，深数尺，甚至自庙前至县署，几可行舟者两月余”。（光绪《唐山县志·重修城隍庙碑记》）经过两个多月的浸泡，城隍庙的许多建筑，早已摇摇欲坠。太平军气势汹汹而来，擦着城边儿而去，人们虽然感谢城隍爷的护佑之恩，但水灾过后，自顾不暇，有心而无力。
直到第二年，庄稼丰收，社会环境也稳定下来，人们开始募捐动工。自六月初旬开始，至九月十六日落成。邑人邵廷杰和卢焕跑前跑后，所费心力最多。
光绪《唐山县志》所载最后一次修葺城隍庙，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
县志关于城隍庙的倒数第二篇碑记，是《唐山县城隍庙碑记》，虽未署名，但我们可以断定是周乃大撰文。碑记用第一人称写成，里面有“同治丁卯（1867年）秋七月，余摄邑篆”的字样。余，我。摄邑篆，执掌本县知县大印。光绪《唐山县志·名宦》：“周乃大，字健庵，浙江举人，同治丁卯秋摄邑篆。”
碑记有“神在洪武间敕封显佑伯，余牒其事于大府，将奏请加封”。光绪《唐山县志·奏疏》“据唐山县知县周乃大详称，……士民均深寅感，呈请详奏加封等情”。上奏疏者是直隶总督官文，正是“碑记”中所谓“大府”。
两两对照，作者周乃大无疑。
“碑记”落款为：“同治二年岁次癸丑闰六月中浣吉立。”
有点荒谬。
同治二年怎么会记载同治六、七年的事？同治二年是癸亥年，不是“癸丑”年。癸丑年是咸丰三年，更不会记载同治六、七年的事。癸亥和癸丑年都没有“闰六月”。同治十二年倒是有“闰六月”，但该年是癸酉年。
故而，“同治二年”应为“同治十二年（1873年）”，“癸丑”应为“癸酉”。这等错误，一般不会出现在石碑上，应是光绪版县志在抄录或制版的过程中出现了失误。
同治十二年，还有一篇碑记，就是贾天球《增重修城隍庙记》。文中记述了城隍庙增修的原因、过程和结果，表示要将捐资人的姓名刻在碑上。
这一年增修城隍庙，猜测立了三通石碑。周乃大作记一通，闰六月成。贾天球作记（碑阴附捐资者名单）一通，还有一通皇朝加封碑，载有“神之灵应，人之感戴，上官之奏疏，皇朝之徽号”（贾天球《增重修城隍庙记》），大约都是十二月成。
尧山城隍庙亭的来历
作为曾经的县城，尧山的文化底蕴可谓深厚。但从1947年至今，旧貌换新颜的沧桑巨变中，保留下来较为完整的古建筑，除了迎熏门，就是县衙、文庙、城隍庙旧址上的尧山中学院内的城隍庙亭了。
亭呈方形，四角为方形石柱，布瓦歇山顶，五彩如意斗拱。亭子建在一个高台上，有台阶可供上下（近年由于地面抬升，台面已与周围持平）。
网上关于尧山城隍庙亭的来历，语焉不详，甚至有“建于明代”的说法。其实，它和同治七年（1868年）九月二十六日，唐山县城隍受到的特殊加封有关。要知道，为唐山县城隍特加“昭应”封号，在全国范围内，可是独一份！这对当时的唐山县来说，可是一件脸上有光的大事。运作得好，可以稳定人心，增加老百姓的安全感。所以不光要树碑勒石，而且要加盖碑亭。
于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修城隍庙的时候，特意“立皇朝加封碑，并新建碑亭。”（光绪《唐山县志·坛庙》）
现存城隍庙亭就是同治十二年的“新建碑亭”。
何以见得？
第一，与贾天球的“碑记”相吻合。
贾天球《增重修城隍庙记》：“最可观者，大门内新建碑亭一座，中立加封碑碣。高具台阶，崇其柱石，璇题映日，翠瓦排云，重檐画栋，鸟革翚飞，尤足以壮庙貌而焕龙光。”其中“璇题映日”、“翠瓦排云”，引自道光二十二年吴炽昌《增修城隍庙碑记》。可见“璇题映日”云云，拼凑夸饰的成分多于写实。但其中“高具台阶，崇其柱石”，却与现存城隍庙亭的形制高度一致。
现存城隍庙亭的楹联及题款最能说明问题。
现存城隍庙亭除南侧两根石柱上的阳刻楹联外，北边两根石柱上也有一副阴刻楹联：“灵异迭昭消浩劫，祷求频应济群生”。
楹联落有双款：上联右侧为“同治癸酉冬□月”以及“木工许文成，石工刘贵德”。下联左侧为“乙酉拔贡贾天球敬题”。“同治癸酉冬□月”和贾天球《增重修城隍庙记》的落款“大清同治十二年岁次癸酉冬十二月上浣吉旦立”完全吻合，说明现存亭子的落成和碑记中增重修城隍庙是同一时间，很可能就是碑记中提到的“新建碑亭”。
楹联落款，尤其是“同治癸酉冬□月”，风化后几乎无痕，故而多年为人忽视。多亏尧山中学副校长葛强淼细致观察，才进一步丰富了亭子的资料，确定了亭子的修建年代。
同治七年六月，直隶总督官文为唐山县城隍请封奏章有“迭昭灵异”、“祷雨祈晴，久著灵异，又默运神威，潜消浩劫”等语，现存城隍庙亭楹联“灵异迭昭消浩劫，祷求频应济群生”，内容和词语多从奏章中来。而且，这还是一副嵌字联，中间位置，嵌入了皇帝所赐封号“昭应”！ 如此“切题”，难道还不能说明，刻有贾天球楹联的现存城隍庙亭，就是当年专门为“加封碑碣”所建的“碑亭”吗？
所以，这座建于1873年的城隍庙亭，准确的叫法应当是“城隍庙碑亭”或者“皇朝加封碑亭”。
作者简介：陈增印，笔名曾殷，河北邢台人。1982年大学毕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喜欢读书，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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