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过年，逛花市是必备节目。前两天广州白云区花市刚开，我就有机会先睹为快。看着高大华丽的花市大门，美轮美奂的花街布置，和姹紫嫣红、花团锦簇的各类花卉摆设，真是让人心情怡悦，沉醉其间，足以忘记任何心事。
除夕夜重读秦牧先生的这篇《花城》佳作，笔者不但重新享受了他的这种“趣味性、知识性与思想性”的艺术沉浸，而且有新的感悟。秦牧先生是个真实的人，他的散文创作也多出于真实题材与动机，因此他的散文作品历史真实的价值更大。像这篇《花城》，创作于1961年，但我们看广州的传统花市和人们对花市习俗的享受，与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同。有一些人把过去的文化生活形容为沙漠、很是不堪，这是不真实的。而且过去许多对秦牧先生《花城》作品的引用，都是“节选”，自以为是地为“尊者讳”，这是要不得的。
2025年1月28日除夕夜12时撰于广州
花 城
文|秦牧
一年一度的广州年宵花市，素来脍炙人口。这些年常常有人从北方不远千里而来，瞧一瞧南国花市的盛况。还常常可以见到好些国际友人，也陶醉在这东方的节日情调中，和中国朋友一起选购着鲜花。往年的花市已经够盛大了，今年这个花海又涌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因为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花木的生产增加了，今年春节又是城市人民公社化之后的第一个春节，广州去年有累万的家庭妇女和街坊居民投入了生产和其他的劳动队伍。加上今年党和政府进一步安排群众的节日生活，花木供应空前多了，买花的人也空前多了，除原来的几个年宵花市之外，又开辟了新的花市。如果把几个花市的长度累加起来，”十里花街”，恐怕是名不虚传了。在花市开始以前，站在珠江岸上眺望那条浩浩荡荡、作为全省三十六条内河航道枢纽的珠江，但见在各式各样的楼船汽轮当中，还错杂着一艘艘载满鲜花盆栽的木船，它们来自顺德、高要、清远、四会等县，载来了南国初春的气息和农民群众的心意。”多好多美的花！””今年花的品种可多啦！”江岸上人们不禁啧啧称赏。广州有个文化公园，园里今年也布置了一个大规模的”迎春会”。花匠们用鲜艳的盆花堆砌出“江山如此多娇”的大花字，除了各种色彩缤纷的名花瓜果外，还陈列着一株花朵灼灼、树冠直径达一丈许的大桃树。这一切，都显示出今年广州的花市是不平常的。
人们常常有这么一种体验：碰到热闹和奇特的场面，心里面就象被一根鹅羽撩拔着似的，有一种痒痒麻麻的感觉。总想把自己所看到和感觉的一切形容出来。对于广州的年宵花市，我就常常有这样的冲动。虽然过去我已经描述过它们，但是今年，徜徉在这个特别巨大的花海中，我又涌起这样的欲望了。
农历过年的各种风习，是我们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的。我们现在有些过年风俗，一直可以追溯到一两千年前的史迹中去。这一切，是和许多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巧匠绝技和群众的美学观念密切联系起来的。在中国的年节中，有的是要踏青的，有的是要划船的，有的是要赶会的……这和外国的什么点灯节，泼水节一样，都各各有它们生活意义和诗情画意。过年的玩龙灯、跑旱船、放花炮……人人穿上整洁衣服，头面一新，男人都理了发，妇女都修整了辫髻，大姑娘还扎了花饰。那”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儿要一顶新毡帽”的北方俗谚，多少描述了这种气氛。这难道只是欢乐欢乐，玩儿玩儿而已么？难道我们从这隆重的节日情调中不还可以领略到我们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千百年来人们热烈向往美好未来地过年，但是贫苦的农户，也要设法购张画，贴对门联；年轻的闺女也总是要在辫梢扎朵绒花，在窗棂上贴张大红剪纸，这就更足以想无论在怎样困苦中，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强烈的习憧憬。在新的时代，农历过年中那种深刻体现旧社会烙印的习俗被革除了，赌博、酗酒，向舞龙灯的人投掷燃烧的爆竹，千奇百怪的禁忌，这一类的事情没有了，那些耍猴子的凤阳人、跑江湖扎纸花的石门人，那些摇着串上铜钱的冬青树枝的乞丐，以及号称从五台山峨眉山下来化缘的行脚僧人不见了。而一些美好的习俗被发扬光大起来，一些古老的风习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现在我们也燃放爆竹，但是谁想到那和”驱傩”之类的迷信有什么牵联呢！现在我们也贴春联，但是有谁想到”岁月逢春花遍地；人民有党劲冲天”，”跃马横刀，万众一心驱穷白；飞花点翠，六亿双手绣山河”之类的春联，和古代的用桃木符辟邪有什么可以相提并论之处呢！古老的节日在新时代里是充满青春的光辉了。
这正是我们热爱那些古老而又新鲜的年节风习的原因。"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的日子过去了，大地的花卉越种越美，人们怎能不热爱这个风光旖旎的南国花市，怎能不从这个盛大的花市享受着生活的温馨呢！
而南方的人们也真会安排，他们选择年宵逛花市这个节目作为过年生活里的一个高潮。太阳的热力是厉害的，在南方最热的海南岛上，有一些象菠萝之类的果树，根部也可以伸出地面结出果子来；有一些树木，锯断了用来做木桩，插在地里却又能长出嫩芽。在这样的地带，就正象昔人咏月季花的诗所说的："药谢花开无日了，春来春去不相关。"早在春节到来之前一个月，你在郊外已经可以到处见到树上挂着一串串鲜艳的花朵了。面对四时的花卉，除了夏天的荷花石榴等不能见到外，其他各种各样的花几乎都出现了。牡丹、吊钟、水仙、大丽、梅花、菊花、山茶、墨兰……春秋冬三季的鲜花都挤在一起啦！
广州今年最大的花市设在太平路，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三行"一带，花棚有点象马戏的看棚，一层一层衔接而上。那里各个公社、园艺场、植物园的旗帜飘扬，卖花的汉子们笑着高声报价。灯色花光，一片锦绣。我约略计算了一下花的种类，今年总在一百种上下。望着那一片花海，端详着那发着香气、轻轻颤动和舒展着叶芽和花瓣的植物中的珍品，你会禁不住赞叹，人们选择和布置这么一个场面来作为迎春的高潮，真是匠心独运！那千千万万朵笑脸迎人的鲜花，仿佛正在用清脆细碎的声音在浅笑低语："春来了！春来了！"买了花的人把花树举在头上，把盆花托在肩上，那人流仿佛又变成了一道奇特的花流。南国的人们也真懂得欣赏这些春天的使者。大伙不但欣赏花朵，还欣赏绿叶和鲜果。那象繁星似的金桔、四季桔、吉庆果之类的盆果，更是人们所欢迎的。但在这个特殊的、春节黎明即散的市集中，又仿佛一切事物都和花发生了联系。鱼摊上的金鱼，使人想起了水中的鲜花；海产摊上的贝壳和珊瑚，使人想起了海中的鲜花；至于古玩架上那些宝兰、均红、天青、粉采之类的瓷器和历代书画，又使人想起古代人们的巧手塑造出来的另一种永不凋谢的花朵了。
广州的花市上，吊钟、桃花、牡丹、水仙等是特别吸引人的花卉。尤其是这南方特有的吊钟，我觉得应该着重地提它一笔。这是一种先开花后发叶的多年生灌木。花蕾未开时被鳞状的厚壳包裹着，开花时鳞苞里就吊下了一个个粉红色的小钟状的花朵。通常一个鳞苞里有七八朵，也有个别到十多朵的。听朝鲜的贵宾说，这种花在朝鲜也被认为珍品。牡丹被誉为花王，但南国花市上的牡丹大抵光秃秃不见叶子，真是”卧丛无力含醉妆”。唯独这吊钟显示着异常旺盛的生命力，插在花瓶里不仅能够开花，还能够发叶。这些小钟儿状的花朵，一簇簇迎风摇曳，使人就象听到了大地回春的铃铃铃的钟声。
花市盘桓，令人撩起一种对自己民族生活的深厚情感。我们和这一切古老而又青春的东西异常水乳交融。就正象北京人逛厂甸、上海人逛城隍庙、苏州人逛玄妙观所获得的那种特别亲切的感受一样。看着繁花锦绣，赏着姹紫嫣红，想起这种一日之间广州忽然变成了一座”花城”，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深夜赏花的情景，真是感到美妙。
在旧时代绵长的历史中，能够买花的只是少数的人，现在一个纺织女工从花市举一株桃花回家，一个钢铁工人买一盆金桔托在头上，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听着卖花和买花的劳动者互相探询春讯，笑语声喧，令人深深体味到，亿万人的欢乐才是大地上真正的欢乐。
在这个花市里，也使人想到人类改造自然威力的巨大，牡丹本来是太行山的一种荒山小树，水仙本来是我国东南沼泽地带的一种野生植物，经过千百代人们的加工培养，竟使得它们变成了”国色天香”和”凌波仙子”！在野生状态时，菊花只能开着铜钱似的小花，鸡冠花更象是狗尾草似的，但是经过花农的悉心培养，人工的世代选择，它们竟变成这样丰腴艳丽了。”天工人可代，人工天不如。”生活的真理不正是这样么！在这个花市里，你也不禁会想到各地的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历史文明的丰功伟绩。这里有来自福建的水仙，来自山东的牡丹，来自全国各省各地的名花异卉，还有本源出自印度的大丽，出自法国的猩红玫瑰，出自马来亚的含笑，出自撒哈拉沙漠地区的许多仙人掌科植物。各方的溪涧汇成了河流，各地劳动人民的创造汇成了灿烂的文明，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市集中不也让人充分感觉到这一点么！
你在这里也不能不惊叹群众审美的眼力。一盆花果，群众大抵能够一致指出它们的优点和缺点。在这种品评中，我们不也可以领略到好些美学的道理么！
总之，徜徉在这个花海中，常常使你思索起来，感受到许多寻常的道理中新鲜的涵义。十一年来我养成了一个癖好，年年都要到花市去挤一挤，这正是其中的一个理由了。
我们赞美英勇的斗争和艰苦的劳动，也赞美由此而获得的幸福生活。因此，花市归来，象喝酒微醉似的，我拉拉扯扯写下这么一些话。让远地的人们也来分享我们的欢乐。
秦牧简介：
秦牧（1919年8月19日—1992年10月14日），原名林阿书，又名林派光、林觉夫、林顽石，中国著名文学大师，当代著名作家、杰出散文家。广东澄海人。他的散文作品风格独树一帜，被誉为"散文一绝"，素有中国散文界的“南秦北杨（杨朔）”之称。主要作品有《火种集》《彩蝶树》《秦牧文集》《花城》《秦牧科普作品选》《华族与龙》《艺海拾贝》、《哲人的爱》《在国际飞机翼下》《翡翠路》《寻梦者的塑像》《盛宴前的疯子演说》《巨手》、《晴窗晨笔》《愤怒的海》等。
1919年生于香港，广东澄海人。曾任中国作家、中华书局广州编辑主任、《羊城晚报》副总编辑、《作品》杂志主编、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全国文联委员、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顾问。其文学活动涉及很多领域，主要有散文、小说、诗歌、儿童文学和文学理论等等。
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新加坡侨居。1938年开始在广州报刊上发表作品。1941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过民盟中央机关刊物《再生》的编委。1949年，到广州从事编辑和创作工作。1992年10月14日逝世，享年7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