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创作之路

张兴源

    非常感谢各位领导和各位专家的精采点评和深刻解析。就我的作品而言，各位所认可的，当然是对我的勉励；诸位指出的不足和缺陷，就是我今后努力改进的方向。下面我将从四个方面，向各位领导和各位专家汇报一下我的创作情况。

                   我的生平

    1959年2月7日，也就是农历戊戌年腊月三十日晚，我出生在安塞县镰刀湾公社刘河大队小川子村，我的生父姓靳，母亲朱氏。未满周岁，我就被抱养到志丹县张渠公社城台村一户张姓人家，母亲李氏。这样特殊人生经历，相对于多数文朋诗友们，属于变数。因此，我便有了一份跟大家不完全相同的生活阅历和心理、情感及思想的体验。

    14周岁前，我在张渠公社完成了小学、初中的学习生活，由一个数学曾经考过零分的懵懂顽童，成长为一名曾被评为“三好学生”的初中小男生。初中二年级时，恰逢“杏张路”通车，我作为通车典礼的播音员，见证了那个穷山沟一段颇是辉煌的历史。那时初中升高中，是考试加推荐，我是以考试成绩第一、推荐名次第二，进到了县上的高级中学的。1974年初春，15岁的翩翩少年张兴源，迈着轻捷的步子走进了志丹县中学的校门，开启了他的高中学习生活。开学不久的清明时节，学校组织新生为刘志丹烈士陵园扫墓，我便代表志丹县中学高七五届和初七五届新生，向刘志丹烈士恭读献词。1975年年底，完成了高中两年学业的我，在志丹县影剧院，代表志丹县中学高七五届全体毕业生，向母校作告别发言。

    那时正值“文革”后期，全国各高校尚未恢复正常招生，但一些院校却已于六十年代末即已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了。不过所有的高中生毕业以后，都必须要有两年以上的“下乡上山”劳动锻炼，之后才可能被推荐，而没有现在的高中生毕业以后即行参加高考的“直通车”。

    回乡以后，我当过小学教师，当过公社文艺队编剧、导演，后来成为我的母校张渠中学的教师。再后来，我先后在杏河、旦八两所中学任教，1982年10月，我考进延安大学中文系专科，脱产学习两年。1985年，我以全省第一的成绩，考取了陕西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脱产学习又是两年。其后我在志丹县中学任高中语文科教师，同时担任志丹县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后来为着有时间写作，我向教育局申请调入志丹县教研室，任中学语文教研员。1993年9月，我被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研究生院合办的第二届“文艺学·文学创作专业”录取为硕士研究生，成为中国作协所办的总共两届、大约80位研究生中的一员。2002年6月，我被中共延安市委组织部下令，调进延安日报社工作，直到去年2月退休。

    1994年4月8日，经著名作家高建群介绍，我加入了陕西省作家协会，那时的陕西省作协被称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2007年8月16日，经时任陕西省作协主席的陈忠实先生推荐，我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我的会员证号是8937。这就是说，在我加入中国作协的13年前，全中国的作家，连同那些已故的老作家在内，不足9千人。

                  我的创作

    我出身农家，按常情常理我们家似乎不应该是一个“藏书之家”，尤其是“文革”那样一个禁书年代。但不知是家在外地的某位小学老师调离之后丢弃，也还是某位读书人躲避动乱时暂存，我家却不可思议地藏有不少文革前的《语文》课本以及大史学家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事故》丛书，崭新的《鲁迅小说集》，残破、缺页、断线的竖排竹纸本《西游记》《东汉演义》及其插图等等。我的少年时代，父亲是生产队的饲养员，长年给生产队放牧着几十只羊子。于是，少年的我节假日便要替父亲到远山牧羊。为着排遣一个乡村牧童的孤寂和凄苦，我便从那时起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这习惯一直保持至今。

    我上高中时，一个偶然机会，读到了一部苏联传记作家拉·黑格洛维奇撰写的长篇传记《一个作家的道路》，是写苏联著名作家、《铁流》的作者绥拉菲摩维奇的。这部书第一次把一个“作家”的遥远未来，比较清晰地展现在了我的面前。于是，我便也胡乱地开始勾划点东西。我最早的创作，是古体诗词，这同样跟我的读书有关。我的老家张渠公社是志丹县当时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方之一，常常有思想右倾的干部被下放到这里劳动改造。当时张渠公社卫生院有一个“不务正业”的医生，名叫刘林昶，读书极多，解书亦颇深。在那样一个无书可读的年代，他送给我一部王力先生的70多万字的巨著《汉语诗律学》。我对这部大书由学习到研究，再到依样画葫芦地仿写，写了差不多数百首旧体诗词。如今回过头来看，这一学习过程，虽然耗时不少，有点可惜，但对打下我后来的比较扎实的文字功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的五律《农家正月感怀》《侵晨绝早踏青河滨偶拾》，七律《读浏阳河先生近体诗集＜三秦行呤＞后》《张渠乡城台村关羽庙碑记题诗》《＜张氏族谱＞题诗》《＜保安县志四种校点注译＞书后》《高沙塔—寺台＜高氏族谱＞序诗》等，都是一些中规中矩、可以拿得出手的当代诗词。

    我比较自觉地写东西，是从小说创作开始的。但小说创作始终没有大的起色，这应该跟我的生活阅历、情感体验和心理结构有关。除了后来所写的数十篇文言小说《聊斋续异》，得到读者较为广泛地称许而外，其他的则乏善可陈。几乎与小说创作同时，我写起了现代新诗。我先后写出了长诗《献给青年》《岁月》《杏子河，我家乡的一条河》《土地》《镰刀》《陕北三题》《夜交响》《冬之印象》《美国：9·11袭击事件回声》《重赏“梁祝”》《寻找俄罗斯》《张兴源先生的日常生活》以及组诗《走在冬天的雪地里》和《狂人自白》等。跟我的其他几部作品选集相比，我的《诗选》的时间跨度最大，超过了40年。

    我的散文随笔创作，与我的不断求知以及理论探讨大有关联。正如我的老家志丹县青年作家马永丰先生的评述一样，他说：“张兴源的作品，给人的一个总体印象，即行文俨然已经具有了大家风范，古文功底深厚，文字凝练而明快，又明显浸淫过西方文学，长句多，思辩色彩浓郁。”如果说一般的散文多叙事抒情，我的散文则多以理性见长。这既跟我的生活、情感、思想历程有关，也与我的读书有关。我的散文《名师李明祖》《怀念岳父》《母亲百日祭》《青春的挽歌》《高建群印象》《话说高建群》《走过严冬》《重读＜白鹿原＞随感录》《中国文坛旁观录》《给当代文学锻铸一条坚硬的脊梁》《阳光灿烂青春》《一个人的战争，一群人的雕像》等，都曾得到朋友们的喜爱。我的文言散文《保安塔记》刚刚完稿，就被朋友们传为“名文”，出口成诵了。其他的如《序＜张氏族谱＞》《重修张渠乡城台村关羽庙碑记》《高沙塌—寺台＜高氏族谱＞序》等，都是一些既有实用功效，又能看得过眼的比较好的作品。

    2001年5月21日晚，我在南关大街延安市委大院见到了时任中共延安市委副书记、延安市政协主席的忽培元先生（一年后，由他批示给延安市委组织部，将我调进延安日后社）。当他了解了从北京鲁迅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班毕业的我，在志丹县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后，勉励我扬起风帆，踏浪前行，甘于寂寞，安心笔耕。此后，正是在这样“相对比较高雅”（王蒙语）的心境中，我不仅短时间内井喷式地写出了多篇比较好的散文、评论作品，还写出了后来被读者目为我个人之文学“品牌”的文言小说《聊斋续异》数十篇，成为我涉足“小说创作”的仅存的“硕果”（《延安文学》早先曾经发表过我的另一小说，《志丹书库》编辑似将其收入该书库之文学卷中，因我觉着未能“达标”而婉谢了）。如果各方面的条件允许，我将进一步搜集素材，网罗传说，把这组作品继续写下去。要是能出一个单行本，那将是对我潜藏心底几十年之“小说创作情结”的一个完美“解释”——解构与释放。

    其实，早在1990年12月28日那天上午，当时还在志丹县中学教书的我，就曾应命为我贺渠老家的张氏先人们写下了其后曾被风水先生和张氏族人们颇是看重的文言散文《为先祖树碑并祭先祖文》。这篇短文看似平常，但它诞生在那样一个多数陕北同龄作者还在写“时令”的时节，确有一些不同寻常的“意义”。而在以上这组《聊斋续异》之后，我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写下了多篇文言散文和文言小说。这只能说，它们是我生活和艺术以及学问积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了。

    报告文学，这是我进入延安日报社之前即已从事创作的重要文体之一。那时我曾应邀为志丹县委、县政府写了《向贫穷发出“最后通牒”——志丹县决战“三通”纪实》，应命为驻村包扶干部刘世武写下了《为了大地的丰收》，应约为志丹县老县长、延安市交通局局长马瑞卿先生写下了《通往不朽的金桥》等，使我在正式调入延安日报社之前，即已拥有了一批“熟悉”了我的同事。2002年6月我被调进延安日报社之后，又应命采写了《诞生在“贫油区”上的“黑色神话”》《依依延安情》《生命的重量》《邪毒罂粟花》《洛川原上的“王洛宾”》《鄜州城北“石韵翁”》等等。尤其是我的长篇报告文学《2013：南采从泥泞中崛起》，在为南泥湾采油厂乃至延长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作传的同时，也为我自己的报告文学写作，画上了一个较有分量并且也较为圆满的句号。

    还有一个方面，本来跟我的文学创作似乎关系不大，但说出来以便于大家多侧面地了解和理解我，那就是旧志重校。2016年10月中旬，志丹县人民政府正式约请我重新校注县上于2010年出版的《志丹书库》中的《千年志丹卷》。这部《千年志丹卷》包括了四部时代和名称不尽相同的《保安县志》，即清代顺治年间的《保安县志》，咸丰年间的《保安县志》，光绪年间的《保安县志略》和民国时期的《保安县乡土志》。我从2016年10月正式接受了这个邀约起，焚膏继晷，专心致志，用了差不多3年时间，于2019年8月底，将这部最后定名为《保安县志四种校点注译》的大约60万字的书稿，交到志丹县政府县志办，并且一次性获得通过。这四部志书涉及到300多部古代典籍，1000余个历史、神话、传说人物和事典。为了做到零失误，我在校注这四部《保安县志》的过程中，重新翻读了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的相关章节，重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重翻了从《通鉴纪事本末》到《三藩纪事本末》在内的八种“纪事本末”体史书。力争做到每一处过录、断句、标点、分段、校勘、注解、翻译，都是书证确凿、有案可稽的，而不是像鬼画符一样，大笔一挥，信口雌黄，祸枣灾梨，贻害古今。如今的这部《保安县志四种校点注译》，只要具备初中毕业生的文字水平，即可通读了——我已将其全部翻译为白话文。只可惜志丹县目前财政吃紧，月月不能按时发放工资。那么，这部书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正式出版，尚是一个未知数。

    当然，这四部志书得以重新校注，志丹县有关领导曾经做了重要的工作，而这将是另一篇文章所写的内容，此处不赘。

                   创作感受

    就我的职业而言，我当过教师、编剧、导演、记者、编辑，偏偏没有在作家协会工作过，没当过专业的作家。但就我内心的喜好和我矢志不渝的追求而言，文学创作，这才是我唯一不变的“专业”。我对这个喜好了一生的专业，有着属于我自己的理解、感受和体验。

    一是一个作家一定要有坚定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有风骨，有持守，有定力。要相信天地有正气，人间重铁骨，而不能成为金钱和权势的奴仆。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坚定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可能只看风向而不把航向，只见现象而不见本质，只写时令而不写时代。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初看抽象，细察则十分具体。一个作家，您一贯的言论、行动和作品，无不打上您这个人“三观”正、邪的明确烙印，犹如商标之于商品，清晰可辨。我的原则是，坚持为人民，写人民，服务于人民。但绝不回避社会生活和人性深处的阴暗与丑恶，绝不给沽名钓誉者的“文学作品”捧臭脚，绝不为错谬百出的“学术著作”唱赞歌，而不管这些垃圾制造者是炙手可热的官员，还是上窜下跳的“网红”。宁可无知者嘲骂，不令真知者摇头；宁可今人急眼，不容未来挠心；宁可不要“实惠”，不可“人间失格”！

    二是要有广博的知识，丰富的学养，宽阔的胸襟，远大的理想。不要鄙薄理论，不要鄙薄书本，不要鄙薄学习。新中国诞生之初，作家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没有多少学习机会，因此，那时人们多以“大老粗”自居，是可以理解的。文革后，人们又是从“四人帮”的“三突出”理论阴影中走出来的，提起理论、书本，也都是心有余悸。可是当时代发展到今天，您若还以自己不读书、低学历、无学力而自居且自傲，还以为理论没用，书本没用，学习没用，那就危险了。

    当代文坛，一个比较残酷的事实恰恰是，能够进入国家层面乃至于国际层面的，正是以刘震云、莫言、余华、王安忆、毕淑敏、迟子建、杨争光等“大学才子”们作为主体的（前几位都曾是北师大研究生院与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第一届“文艺学·文学创作专业”硕士研究生班的毕业生）。以我本人为例，我的60万字的《保安县志四种校点注译》和二三百篇（首）文言小说、文言散文和古体诗词等，就是我几十年深入钻研古汉字、古汉语和古代文史典籍的直接成果。我是一个读书一直“在路上”的人，就是在我刚刚调进延安日报社，面临着人不熟、事不熟、消息文体不熟、电脑打字不熟，一份全新的工作搞得我焦头烂额、精疲力竭、无暇它顾的当口，我继续订阅并且长期订阅的，仍然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世界文学》和湖南师范大学主办《古汉语研究》。我在北京读研两年，深知中外古今文史哲美之经典作品的精研细读、咬碎嚼烂、充分吸收，于一个写作者内心世界的丰富与广阔有多么重要。

    当年我在北京读研期间，大作家高建群先生在给我的回信中说：“兴源老弟，你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这是好事。鲁迅文学院是中国文学的黄埔军校，过两年我也想放一放（创作），去那里学习深造。”

    学校固然培养不出作家，理论和学养也不可能直接转化为文学作品，但深入的学习，却可以从本质上提高作家自身的素质，使理论和学养也能够成为作家灵与肉的组成部分。而一个写作者，其内心世界的广度与深度，直接决定着他作品的广度与深度。一句话，您的内心世界有多广，你的文学之路才可能走多远。

    三是作家的读书，切不可写什么读什么，范围一定要广，一定要杂，还不妨“怪”一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及各种民间杂学，不妨都了解一点（这些都是我几十年里已然“读过来”的了，内容太多，不便展开言说）。以我本人近年来的经验，尤其是不妨多读点古今中外那些优秀的长篇小说。自从11世纪初日本诞生了全世界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以后，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时代的全景记录，就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和时代精神高度的重要标志。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文体能够替代他“唯我独尊”的崇高地位。已故大诗人艾青老人曾经感叹说“中国作家协会快要变成中国小说家协会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小说家地位的特殊。我自己曾经下功夫写过小说，却终于未能成事。只能寄望于在座的诸位青年作家了。

    而写什么就读什么，则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近亲繁殖”。例如中国当代诗歌，我曾经在多个场合多次说过，当代诗坛，但凡好一点的诗，能看得过眼的诗，差不多都是一种路子，一种写法，一种风格，即超级现代派。往往是甲诗人写的跟乙诗人一样，乙诗人写的跟丙诗人一样，丙诗人写的则跟全国诗人一样。造成当代中国诗歌精神萎缩、钙质缺失、诗艺单调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就是写诗的只读诗，并且只读当代中国诗。

    我想陕西人民出版社编审、编辑家朱媛美主任之所以称誉我的诗选“就是一部诗体的《平凡的世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做出的评判。

    四是无论是专业作家，也还是业余作家，一定要有写作的“专业精神”。作家的“专业精神”是多方面的，例如柳青关于作家的生命是以“60年为一个单元”的忠告，路遥为文学而献身的壮举，陈忠实关于“文学依然神圣”的严正态度等等。在此，我只说我自己感触最深的一点，即精心地修改和打磨作品。写作者在少年和青年前期，往往容易恃才傲物，追求下笔神助、倚马千言的惊人效果。但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读研期间，接触到的几乎每一位作家、诗人、评论家、翻译家、教授、学者，都会强调一点，即你们一定要有耐心冷却、修改和打磨作品，而不要甫一完稿就寄交报刊和出版社。这些导师们特别强调，能够沉着冷静地打磨和对待自己的作品，这本身就是作家一种“专业精神”的体现。

    五是作家的劳动主要的不是以量，而是以质来论其高下优劣的。初唐大才子王勃一生所写各种文字，总数不过20万字，但他的一篇《滕王阁序》，就足成为中国文学史永久的不动产，您就是拿当代中国多少部散文集和多少部普通的长篇小说来换，恐怕大多数读书人也是不会答应的。中唐诗人张若虚一首《春江花月夜》，被大学者、大诗人闻一多先生盛赞为“孤篇压全唐”之作。尤其是伟大的《红楼梦》，已故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竟把他与我们伟大祖国的地大特博、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相提并论，地位何其尊贵！

    延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肖金雄先生采访我时，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比起伟大的鲁迅先生，比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肖洛霍夫、马尔克斯、海明威、福克纳、艾略特和特朗斯特罗姆等等的伟大作家来，我们这些人永远都只能是小学生和小炉匠。但每一位有理想、有志气的当代中国作家，都不必妄自菲薄。您可能成不了“伟大作家”，成不了“大作家”和“名作家”，但您却应该努力把握时代向度，切中时代脉搏，敏锐感知当代生活对你的抚摸，仔细倾听当代社会对你的叮咛，努力回报当代读者对你的期望与厚爱，成为一个曾经写出过一篇或多篇、一部或多部“好作品”的“好作家”，记录下你那个时代、地域、人民的活的生活与活的历史，给未来留下一份足以还原当代人情绪、思想、行为、细节和意味的有价值的“文学证词”。——这，正是我所追求的目标。

                让我说出我的感恩

    28年前的 1992年5月20日，中共志丹县委宣传部和志丹县教育局，联合召开了“张兴源文学创作庆功会”，县政府给我奖励了500元现金和一块儿120块钱的大风景镜。如今28年过去了，咱延安市作家协会又在此，为我召开这个“张兴源作品研讨会”。借此机会，我要说出我的感动、感恩和感谢。

    我首先要感谢那些曾经为我的文学创作鼓与呼，或是为我的作品写下过精美评论文字的诸位名家和各位文朋诗友们，他们是文化部原部长、“人民艺术家”王蒙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新文学史料》主编、已故“七月派”大诗人牛汉先生，国务院参事、当代中国大作家忽培元先生，陕西省文联和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当代中国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高建群先生，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向阳先生，陕西人民出版社编审、编辑家朱媛美主任，延安大学文学院原副院长、著名评论家马泽先生，延安日报社原副总编辑、散文家杨葆铭先生，志丹县政协秘书长、青年作家马永丰先生，志丹县网民协会会长、青年诗人郝文虎先生，四川作家谢伟先生，西安评论家韩文平先生，我的中学老师李明祖先生，西安文理学院大学生薛冬青同学。正是他们为我的作品写下了一篇篇精美序言、评论和赞诗。而他们的这些序言、评论与赞诗，对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我和我的作品，提供了一把把精准的钥匙。因此，我对他们的劳动给予高度评价和深切感恩，是理所当然的。

    其次，我要感谢各级各类新闻媒体的朋友和同事们，他们是北京某报记者江村先生，《当代陕西》杂志社雷一鸣主编和奥秘主任，延安日报社顾秀榆主任、干雄焱主任和张吉祥主任，延安电视台许戈武先生，《微安塞》创办人高飞主任，延安市作家协会宋佳家主任，延安市融媒体中心王春峰主任、骞满仓主任、肖金雄先生和杨亮先生等。我还要感谢几位书法家朋友，他们是延安市书法家白世锦先生、黄陵县书法家戈文先生、志丹县书法家朱光义先生和作为书法家的马永丰先生，还有我家乡的朗诵艺术家尤瑞华女士、左铁先生。我还要感谢中国作家网以及百度、搜狐、网易、谷歌等各大网站。如果说作家们的序言、评论与赞诗，加强了读者对我的作品的理解深度，那么记者朋友、书法家朋友、朗诵艺术家朋友和各大网站编辑朋友们的作品与工作，则进一步拓展了我的文学作品的传播渠道，丰富了它们的传播手段。在我的创作道路上，他们的劳动，同样功不可没。

    第三，我要感谢为我的作品研讨会进行了精心组织、广泛问计、多方联络的延安市作家协会，衷心感谢霍爱英党组书记，感谢侯波副主席，感谢创联部王凯主任，感谢市作协全体同仁！延安市作家协会为我这样一个已经退休的作者召开作品研讨会，这本身就说明他们不存任何私心与偏见，而是把推出好作品与好作家，当作他们的本职工作来做的。他们是延安作家们名副其实的“娘家”，是值得我市广大文学工作者信赖的重要部门。

    第四，我要感谢出席今天这个“研讨会”的各位领导、作家、教授、评论家、诗人和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都有更加紧急的公务与工作，能够拨冗前来参加这个“研讨会”，在这个浮躁的世界，抛却眼前诸多事，“偷得浮生半日闲”，已经是给了我很大的“面子”了。请允许我衷心祝福各位万事顺意，笑口常开！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生我养我的安塞老家和志丹县的父老乡亲们。早在30多年前，志丹县青年作家姜永明先生就曾经说过：“我发现一写到你的家乡，一写到杏子河，你就有神来之笔。”“神来之笔”自不敢妄言，但家乡人民与家乡的山川大地是我写作的永久动力与不竭之源，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的各类作品尽管所写内容各不相同，风格手法各各有别，但他们无疑都是我写给志丹，写给延安，写给三秦大地，写给我伟大祖国的土地、人民与山川河流的肺腑颂诗与深情赞歌！

           2020年7月17日上午于延安市为民服务中心1号楼8楼第三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