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杨氏族谱》
张兴源
我跟《杨氏族谱》发生关系，是因了我与这个家族中一位颇有声望的民营企业家杨世忠先生先有了往还的缘故。
2004年夏天，我回志丹老家采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薛治银同志陪同我到保安联营运输公司，请我就这家民营企业建立党支部一事进行实地考察。董事长杨世忠先生关于在民营企业中建立党支部，对他而言就仿佛“私奔”了多年的女子重新找到了“娘家”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我把他的这一妙喻写进志丹县党建工作系列报道，经《延安日报》披载，又经收入我的通讯·报告文学选《从博士到农夫》一书后，得到不少党务工作者和民营企业家的肯定与赞赏。有了这个前提，今年九月份，杨世忠先生带着他们经营两年之久的《杨氏族谱》，找到正在家中养病的我，请我为这部精心结撰之作担任编审，我在感到不好推辞的同时，那种埋藏于心底的对于“家族”的情结，瞬间也便浮出我心的水面。
其实，早在这之前，我就在有意无意间写下了不少有关“家族文化”的诗歌、散文和随笔。我的长篇系列散文随笔《走过严冬》中就有不少关于家族文化的思考（见我的散文随笔选《杏雨村随笔》），我的诗歌作品《中国家族》（见我的诗选《走在冬天的雪地里》），从另一个侧面抒写了家族文化与我们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系，而我写于十六年前的那篇曾经很是有名的《为先祖树碑并祭先祖文》中，也曾写下过这样的句子：“（张氏家族）雄风历百年而不衰，香火越六代而弥盛。农耕者，其春种夏耘，秋收冬藏，风霜雨雪，阴睛晦明，四时往复而收获如一；公干者，其朴拙忠厚，清廉务实，敬上礼下，政绩赫然，八方人众而有口皆碑；童子则甲乙丙丁，ABCD，承先祖遗德而伶牙利齿，怡然可爱，继吾祖之大业，唯仗尔曹；学士则经史子集，天文地理，感先祖懿德而议论警策，辞章灿然，播吾祖之芳名，俱赖此辈。人则毋分尊卑，户则勿论穷通，举凡七十二行者，往往各擅其胜，各尽其妙……”十六年后的今天，遥想当初写这篇文章时的特定背景，我不得不说，若把这段文字移植于《杨氏家谱》之卷首，那才是更加恰切和更加令人信服的。
古人有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世治则修史，族旺则治谱”。《杨氏族谱》的修撰，在“明确世系”、“分明支派”，从而使得“尊卑和伦”、“长幼有序”，藉此达到“维系亲情”、“凝聚人心”之目地而外，我以为通过族谱的修撰，借以寻找这一大家族之不足处（明个人之得失，知家族之兴替），以使后来者多几分进取之志，少几分怠惰之心的想法，其实也已是宛然可见了。因此我觉着这个家族之足堪钦敬者，不独在于其香火传递之久（有史可考者已有三百年、历十五代矣），地域分布之广（遍布于陕西、山西、甘肃、宁夏等四省区十四县旗），而首先在于他们的对于文化知识的孜孜追求和对现代文明的殷切向往，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对于“文化人”的崇敬之心。中国现代杰出的小说家郁达夫在悼忆鲁迅先生时说过：“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国家民族如此，家庭户族亦然。就我所知，杨氏家族中的一些人已经很有些物质财富了，逾百万者只是中常之家，逾千万者亦不鲜见，但他们却从不因此骄人，反倒因为整个家族“文化底蕴”不是十分深厚而常常自责。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氏大家族之必将绵延发达于未来，是勿庸置疑的。而我们作为“族外人”也将旁观印证于不久的将来。
如果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治户族者以（族）谱为鉴”，那么，以杨氏家族的更加钟情于精神财富之创造与积累（即古来之所谓“诗礼传家”或“耕读传家”）而论，则《杨族家谱》的修撰，显然已经超出了一家一族之现世之“用”，而有了较为普遍的社会意义了。
是为序。
注：2006年11月1日写于延安，载于该年出版的《杨氏族
谱》卷首；发表于2007年4月18日《三秦广播电视报·延安
周刊》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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