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晚上，北风那个吹啊
王建运
1976年春节，当年在安徽孔店农场的上海知青是难忘的。这年眼看离春节假期已越来越近，不少人已采购好带回家的农副产品，此时驻扎在农场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突然宣布一项重要决定：为突出这次教育运动成果，决定取消固定的探亲假制度，所有知青留在农场与广大职工一起过“革命化春节”。
决定一公布，犹如在平静水池里扔下一枚炸弹，立即在所有知青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反响最强烈是上海知青。不久就有人采取了抵制抗议行动：先是一部分知青称身体不适消极怠工，随着春节时间越来越临近，人们怨声载道也越来越强烈，终于有胆大的个别上海知青，抑制不住思念亲人的冲动，竟然未经领导批准，擅自离队返沪一走了事。先是二三人、后来七八人，到后来越来越多群起仿效，加之我们住处离淮南线火车站特别近，仅隔一条灌溉渠跨过即到，说走拎包就可以走，谁也拦不住。到了腊月二七二八时，居然有一半以上上海知青不辞而别回上海团聚去了！
这种破天荒的过激行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确实令人难以置信，难怪有人惊呼“这帮上海人要造反啊”！我那时年轻体弱、胆子也小，但凡出头露面起哄闹事，我不敢跑在前头，因为当年我们知青头上悬着“达摩斯剑”，即谁一旦犯事受了处分，那么上调当工人、参军或推荐读大学就与你无缘了。所以，尽管有一半以上知青犯规跑回家了，仍有一半包括我在内的人思前想后，最终还是不敢越雷池半步。
事实上，当年元旦一过，家里人就开始盘算我回家过春节的日期了，特别是临近春节的几天里，家中亲人天天等我回沪的音讯，早上等、中午等、下午等，望眼欲穿等邮递员送来我的信件，但总是没有我回家的信件出现。我母亲身体一直很虚弱，每天下班很晚回到家，平常很少做家务的母亲，在那等待的日子里，一丝不苟地为我缝纫赶制衣裤，好让我这个在外地农村尝尽艰辛的独生儿子，赶上春节回家能穿上；我那尚在读中学的小妹妹每天都在问“妈妈，哥哥怎么还不回家呀……”
这是我后来收到家中来信才知道的情景，在远离家庭和亲人的农村，在昏暗煤油灯下读着这封来信，我欲哭无泪，整个心都碎了！
大年三十晚上，江淮地区天寒地冬，北风那个吹啊，吹得人们心里凄凄惨惨的，让人感到格外寒冷。农场四周是一片漆黑的农田旷野，不时隐隐传来一二声鞭炮声，这才让人想起这是过年了。我们几个上海知青围坐一室，桌上摆了几碗食堂特遵连长关照为我们的加菜，除了有令人馋涎欲滴的红烧肉，还有平时几乎见不到的鸡鸭鱼等，但这些佳肴也难抵御我们此刻沉重的思家情绪。我们喝着当地烈性土烧酒，每个人脸上丝毫没有过年过节的喜庆色彩，替代的是愁容、忧伤。许是酒精的催化作用，个别人轻声抽泣了起来，不料此情绪如同传染剂一样，即刻蔓延到了房间里每个人，先是所有女知青哭泣、声音由小至大，最后男知青终于也忍受不住了，尽管男生没有哭出声来，但都已泪水盈眶了……
此时外面突有人喊“工作组来为大家敬酒了”。这一喊让屋里的人马上停止哭泣，擦干眼泪端起酒杯站起来迎接领导，有的人慌神不知所措、有的破涕为笑、有的傻乎乎地愣在那里，气氛相当尴尬。
当时工作组的人讲了什么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心里一直在反复自问：他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回家过年呀……
正月十五过后，一批批擅自返沪的人陆续回来了，我们看着他们满载而归，带着喜悦和满足，真是羡慕万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后来工作组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处置，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是法不治众、是有人良心发现这样做太过分？还是有人向上投诉这样做人违反了国家规定，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听从工作组指令留下来过“革命化春节”的人，此时倒成了被嘲讽的对象，想想真是可悲可叹。这件极左违背人情常理的事，是我在知青岁月里仅遇到的一回，但直至今日我仍无法忘却在异乡度过的那个除夕晚上，忘不了那天晚上北风那个吹啊……
作者简介：王建运 作协会员，大学本科学历。曾当过知青，后在国家机关工作近40年。在《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联合时报》《人民政协报》人《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上发表新闻作品、纪实文章四百余篇，合计六十余万字。曾编辑出版杨浦政协文史资料六辑计一百余万字，其中公开发行《史料撷英》《科学巨擘》两辑。撰写有关反映社情民意的论文，曾分别获得上海市统战政协理论研究会一等奖、二三等奖若干次。著有《撒落在田埂上的青春足迹》《说说政协那些人和事儿》《56个学子在高境 》《浙南名校崛起在瓯江》《古刹新生普净寺》《旧上海百业寻踪》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