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对我们家来说，特别珍贵。原来一直在我家相框里，每次回老家我都要端详好半天。后来几经辗转，不知放到哪里了，这次回铁岭整理笔记本的时候，在一个笔记本里意外发现了，让我激动、高兴了好一阵子。

照片中有年轻漂亮的妈妈（右一，襁褓中是我二妹妹），有曾经遭受苦难的大姨（中）有13岁夭折的大妹妹（大姨腿上坐着的女孩儿），还有会给小孩儿看病的姥姥认下的众多干女儿其中的一位，我们都叫大姨的（左一）。

照片中的大妹妹，是她留给我们的唯一纪念。记得大妹妹非常懂事，从不惹妈妈生气。妈妈也特别喜欢她，经常带她去姥姥家，这张照片就是她跟妈妈在去姥姥家时照的，得感谢当时决定照相的亲人。

大妹妹10岁上左耳闹耳炎，不知怎么的总是治不好，浓水总是淌不净，后来，总喊脑袋疼。上世纪70年代初的农村，缺医少药，生活又困难，最关键的是没有文化，什么都不懂。等到大妹妹挺不住，疼得直哭的时候去公社医院看医生，才知道得了脑炎，而且很严重。公社医院的医生建议赶紧去城里大医院，或许还能治好。可是去大医院得好大一笔钱啊，想借都没处借啊。无奈，只讨些偏方维持。13岁那年夏天，大妹妹突然病重昏迷，急送到公社医院时，人就不行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最后看大妹妹一眼是在一个小推车上。

如果说，大妹妹的早逝不可以写进中国人的苦难史，照片中大姨的苦难经历绝对可以。大姨健在时，曾经被多次邀请做忆苦思甜报告，我也曾经多次听大姨讲过她的苦难史。印象最深的是，大姨十来岁的时候，一家人一连几天滴米未尽，我姥爷出去讨饭空手而归。在一家人绝望之际，我姥姥突然发现房檐上吊着一个咸菜疙瘩，便让我大姨爬起来去拿下来。大姨饿得一点力气也没有，爬起来几次，费了好大劲儿总算把那个咸菜疙瘩拿了下来，一家人分吃了咸菜疙瘩后，连喝了几瓢水，总算可以走路。我姥爷跟我姥姥说，不能再挺着了，赶紧逃荒吧，不然一家人都得饿死了。就这样，我姥爷挑着挑，一头挑着我二舅和三舅，一头挑着仅有的物件，我姥姥拉着我大姨和我大舅跟在后面，一家人风餐露宿，走一路讨一路。我大姨说，讨饭吃真是太难了，遇到好心人家，还能给一口吃的，遇到黑心人家不但不给还放出狗咬人。寒冬腊月，一家人衣不蔽体，冻得直笑。我大姨说，走了一个多月才到了东北，开始在铁岭开原李家台附近的一个村子落脚，后来又辗转到了抚顺清原夏家堡卢堡村于家沟。我问过大姨，他们一家是从哪过来的，大姨说，好像是河北。

我大姨不仅遭受旧社会挨饿、逃荒之苦，其丈夫还遭受日本鬼子杀勠之难。1937年8月7日，我大姨父到邻村蔺家堡子办事，正好赶上驻在夏家堡区日本守备队和讨伐队来“剿匪”，日本鬼子把我大姨父和村里30多名青壮年都逼到井台上跪着，然后用机关枪扫射，除一人幸存外，其余都被打死。鬼子兵杀人后又烧了房子，让活着的人都无家可归。我大姨父死后，大姨又只得另嫁。我大姨每次讲起来这些苦难经历都泪流满面。

“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这一张照片所以珍贵，是因为记录了中国人的苦难史。

2025年2月9日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