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亲戚，大都是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记忆里的亲戚。那个年代，人们都在生产队里挣工分，除了死了人，来往的亲戚家都要吊丧，平时很少走动，只有过年的时候，亲戚之间大都互相拜年，近的远的，基本上能见上一面，如今回想起来，那些亲戚们的身影，还都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一

奶奶的娘家是长丰镇西边的黄庄。

父亲去世早，我长到十六七岁以后，就开始去舅爷家拜年。我有三个舅爷，都是奶奶同父异母的弟弟，大舅爷在天津当工人，二舅爷和三舅爷都是农民，住在村子的西北角，二舅爷是四间又低又矮的旧坯房，院子挺大。三舅爷家是四间北房，还有两间东厢房，都是青砖卧板的，起码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三舅爷家住的老宅子，看来就是奶奶曾经生活过的地儿了。两个舅爷家成分都不高，属于贫下中农。

奶奶结婚之前，家里属于村里上等的日子，经常跟我们提起她小时候的事，说听戏都是坐着小轿子车去，小轿子车是专门拉人走亲戚或者是赶集上庙用的。在那个年代，有小轿子车的，属于农村中富裕人家。从三舅爷家住的青砖房子，可以验证奶奶说的都是事实，看来奶奶的娘家曾经辉煌过，是让我大舅爷吃喝嫖赌后败家的。土改平分时，大舅爷是贫民团里的积极分子。一些村子闹平分闹的很凶，贫民团挖地主、富农的浮财，没有满足要求的，有的就把人活活地斗死或打死，爷爷担心一家人的安危，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带着二爷一家先去的黄庄村，在二舅爷家躲了一些日子，才逃往的天津。

二舅爷家没儿子，有三个女儿，都是在文革前后的那段时间结婚的，一户富农的婆家都没有。三舅爷家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三舅爷爷家的大表叔，比我大五岁，初中毕业，那时候当兵是走出农村的一条路，成分好没能去参军，是不是因为他大姑家是富农成分的原因受了连累，我不清楚，如果是，肯定会恨大姑家这门富农亲戚。文革开始后贫下中农特别吃香，可那些表姑们，也都没混上一份官差，也没享过社会主义的福，一九七七闹了涝灾，三舅奶奶曾带着两个小表姑去了天津，要了一个冬天的饭，才度过了难关。

爷爷有三个姐姐，是我曾祖父的第一个妻子生的，大姐嫁到了张金韩村，二姐嫁到西郝村，三姐嫁到了邵庄。二姑奶奶出生后，爷爷的三个姐姐只剩下邵庄的三姐。太太生下第一个女儿后，在女儿中排行老二，爷爷的大妹子就成了二姑奶奶。至于爷爷的三个姐姐，是什么时间、什么病去世的，爷爷从没跟我们提起过，只知道爷爷的二姐家留下一个儿子，长大后去了关东，就跟姥姥家没了来往，我从来没见过去东北的表大伯。

爷爷大姐家的儿子，比爷爷小五岁，我喊他表大伯。表大伯戴着一副眼镜，显得十分斯文，脸型跟我二爷相似。农村那时候很少见到戴眼镜的，所以我对表大伯的印象十分深刻。第一个表大娘生了三个儿子都没活下来，表大娘去世后，我奶奶当媒人，把她的叔伯妹子介绍给了我表大伯。我见过第二个表大娘，个头不高，嗓门不小。后来我才知道，表大伯原来在天津塘沽的一所重点小学当教师，老婆孩子都属于城里人，因为他的毛笔字写得漂亮，后来调到天津市铁路局办公室工作。一九六二年，国家疏散城市人口，一家人不得不回到乡下，由城市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在农村没少遭罪。文革后落实政策，表大伯也没像我二姑爷一样恢复工作，一直到去世，还是一个农民的身份。

表大伯家也是富农成分，住着一处青砖房子，有两个比我大好多岁的表姐，一个比我大两岁的表哥，还有一个小我几岁的表妹，两个表姐都嫁到了天津，表哥也属于“文革”年代找媳妇的困难户，他是“三中全会”后才找上媳妇的。

爷爷的三姐，去世时挺年轻的，也没留下一男半女。爷爷的三姐夫，我喊他大姑爷，后来又娶妻生女了。是不是他对第一个妻子情有独钟，还是觉得爷爷奶奶待人热情，直到我小时候，他与我们家还有着来往。我见过大姑爷，瘦高的个头，一个精明利索的庄稼人。我家院子里的葡萄树刨了之后，栽种了一棵枣树，枣树苗就是大姑爷亲自送来的，枣树一年比一年的粗了，每到农历八月，枣子红了的时候，吃着脆甜的枣子，就让人想起大姑爷。大姑爷的第二任妻子只生了女儿，属于绝户。姑爷去世后，按照农村的风俗，应该通知第一个媳妇的娘家人。他女儿是发葬了大姑爷后才来我们家的，说她父亲不在了，当时没通知我们，表示歉意。

大姑爷家具体是什么家庭成分，我不清楚的。

                      二

爷爷有三个亲妹妹，大妹妹就是我二姑奶奶，我在《二姑爷和表叔们》一文中有过详细的叙述，这里就不在啰嗦。我们喊爷爷的二妹子三姑奶奶，婆家是文安县的林近村，距离我们村十多华里。三姑奶奶干练利索，快人快语，不像我二姑奶奶那样忠厚老实。刚娶了儿媳妇不久，二姑奶奶就得癌症去世了，后来我大了，每年都去给三姑爷拜年。他们家也是住的青砖卧板房子，比我们家成分稍微低一点，属于上中农。

三姑奶奶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就是我表叔。表叔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一九六五年高中毕业，报考的是西北工业大学，已经超出录取分数线二十多分，而没有被录取，是因为他家的上中农成分？还是因为舅舅家是富农成分？我不太清楚。表叔在村里当了一名民办教师，恢复高考以后，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因为家庭太背累，没有参加一九七七年后恢复的高考，如果参加，肯定能考上一所大学。教师每年都有自然减员的指标，也就是国办教师有的到了退休的年龄，退下几个就补充几个，在全县的民办教师里考试录取。表叔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转为公办教师。因为他的教学能力，知识水平有目共睹，后来被调到县文教局的教研室，一直工作到退休。

三姑奶奶家的三个表姑，老大嫁了一个军人，老二嫁了一位成分好的农民，老三嫁了内蒙古建设兵团的一名职工，那是通过她大姐介绍的。

爷爷的三妹妹，就是我的老姑奶奶，十五岁时就嫁到了任丘县的蔡村，离家有二十多华里，那是一个破落的土财主。土改的时候，老姑奶奶已经有了一个女儿，老姑爷扔下老婆孩子撒腿跑了，据说是下了关东，一直到后来都没有一点音信，是死是活，死在那个角落无人知晓。老姑奶奶带着女儿没法生存，只好改嫁到了我姥姥村，嫁的是一户贫下中农，又生下一个小表姑，跟我大姐同岁，可小表姑才几岁，我老姑奶奶就得病去世了。

老姑奶奶与蔡村姑爷生的表姑，后来嫁到林近一户贫农家庭，是不是我三姑奶奶，也就是我表姑的亲姨娘介绍去的，我不敢肯定。只知道表姑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上了大队支书。表姑那时候再没来过以前常住的姥姥家，与舅舅和妗子几乎没了来往。那时候每个村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正月里各个村里的文艺队互相交流演出，表姑父作为支书，带着他们村的文艺队来我们村演出，也没认我们这门富农亲戚。我曾去临近给三姑爷、给表叔拜年，也没去过表姑家。老姑奶奶家的小表姑也嫁到了临近，婆家也属于贫下中农。后来不讲阶级成分了，两个表姑跟我们家才又走动起来，至今，我也从来没见过当过支书的表姑父。

我有两个姑姑，大姑家的情况，在我写的《大表哥和二表姐》有过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在赘述。

老姑上小学的时候，村里很少有女孩子读书，爷爷把老姑送进了学校，高小毕业后，考中学是论分数录取，全县分国办中学和乡镇办的中学，国办中学只有五所，文安中学是属于当时最好的中学，据说一个乡镇才录取两三个，老姑考进了文安县中学。因为出身于富农家庭，老姑初中毕业既没如愿升入高中，也没安排工作，回到农村成了生产队里的一名社员。如果不是我奶奶常年闹病，老姑远走他乡，也会谋到一份官差。在富农家庭里受够了歧视，老姑嫁到长丰一户比较殷实的中农家庭里。

老姑的婆家住的是挂斗的青砖房子，土改时划为中农。党章规定，只有贫下中农才有入党的资格，中农不许可入党，因此，老姑的公爹不是党员，因为他的精明能干，曾经担任多年的一村之长，后来党领导了一切，才从村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老姑父一直在生产队当会计，老姑生下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后，就去村里当了一位民办教师。嫁进一个中农成分的家庭，老姑多年的书总算没有白念。可惜的是，老姑刚领到转为公办教师的工资就去世了。

老姑有两个大姑姐，一个在天津工作，一个在本地当国办教师，还有一个小姑子，按照亲属关系，我喊她老姑，她嫁到了我们村一个当兵的，后来跟着提干转业的丈夫去了廊坊，我在廊坊上学期间，得到了他们夫妇的关怀和照顾，至今还心存感激。我老姑的公爹上了年纪后，曾做过换泥娃娃的小买卖，泥娃娃是从白沟趸来的，比在生产队挣工分要强多了。老姑婆家属于农村中日子比较富裕的，到了青黄不接的日子，老姑婆家从来没为吃饭发愁过。

第一次去老姑家是他们村里唱大戏，具体是唱的《沙家浜》还是《红灯记》，早已没了印象，住了几宿早已忘了，只记得在老姑家看过四十六开的两本书，一本是泰戈尔的《飞鸟集》，另一本好像是一个外国作家的散文集，习惯了《毛主席语录》、《老三篇》、《老五篇》等理论性的著作，看到含有哲理的诗句和那些生动形象的语言，真是爱不释手。除了老姑的婆家，在其他亲戚都没见过文学书籍，后来老姑送给我一本《欧阳海之歌》，这是我离开农村去廊坊师范上学最早接触的文学作品。

                    三

每年的正月里，都要去姥姥家拜年。关于姥姥家的情况，我在《姥爷》一文中有过介绍，这里就省略。

我认识了给姥姥拜年的表舅们，也就是姥姥娘家的侄子。姥姥是胡村的娘家，跟我大姑的  婆家是一个村子，娘家兄弟三个，也就是我的三个舅姥爷，土改时都被划成富农成分。二舅姥爷解放后下了关东，什么原因我不清楚。我去过舅姥爷家的，大舅姥爷和三舅姥爷家都是住的青砖房子，人都非常朴实憨厚，典型的庄稼人。大舅姥爷家有两个表舅，大表舅是文革前结婚的，二表舅文革中找不上媳妇，又没有姐妹给换，三中全会后，农村不再讲阶级成分，二表舅才从四川领回来一个表妗子，表妗子小二表舅十几岁。我见过二表妗子，高挑的身材，人也漂亮，是过庄稼日子的一把好手。三舅姥爷家也是两个表舅，男大当婚的年龄，正赶上文革大革命，富农成分的没人寻，没了办法，两个表舅都是由妹妹给换来的。

母亲有一个大姨，我喊她姨姥姥，是吕公堡南边的李花村，距离我们村子有三十多华里，他们家也是富农，也是住的青砖房子。我用驮着母亲去过姨姥姥家，姨姥姥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结婚的，找媳妇没受到多大影响。老三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快三十了还没找上媳妇，又没有闺女给换，姨姥姥曾经嘱咐母亲，如果有不嫌弃成分高的，就给你表弟介绍一个，瘸腿瞎眼的，咱家都不嫌。

改革开放以后，姨姥姥家的三表舅也找上了媳妇，据说也是从四川山沟里领回来的，我参加工作后，姨姥姥也不在了，也再没去过李花村。

母亲有两个姑姑，我应该喊她们姑姥姥，但我一次都没见过。大姑姥姥嫁到南辛庄，距离姥姥家有二十多华里，据说大姑姥姥出嫁时，那户人家也是村里数得上的财主，没用多长时间，大姑姥爷就把家败光了。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大姑姥姥家土改划分阶级成分时，没有被划分为地主或富农，落了个贫下中农成分。

我过年去姥姥家，在那里碰到过大姑姥姥家的表舅，他是给舅舅妗子拜年的。我原来以为大姑姥姥家只有一个表舅，因为那时候表舅年年去姥姥家，都是他一个人。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姥姥家见到了三个表舅，原来经常去给姥姥姥爷拜年的三表舅，在村里当社员，大表舅在县城有工作，二表舅也在乡里混官差，看来是怕跟舅舅划不清阶级界限，才跟舅舅家断绝了多年的来往。

二姑姥姥嫁到了大城县的尹子头，距离姥姥家也有二十多华里，她们家也是富农成分。我在正月里碰到过给姥姥姥爷拜年的表舅，他比我也就是大两三岁，挺精明利索的。至于表舅有几个姐姐，我不大清楚，只知道到了该找媳妇的年龄，表舅还打着光棍。改革开放以后，表舅的年岁还不算太大，找的是附近村上的媳妇。

大妗子的娘家是彭各庄的，娘家也是富农成分，侄子们每年也去给他姑姑拜年，常去的两个侄子我见过，比我大十几岁，假如不是在文革之前找上的媳妇，其结果有两种，一是用姐姐或妹妹换个媳妇，要么只能打光棍。

                     四

爷爷弟兄两个，他弟弟就是我二爷。二爷能找上我二奶奶，是他一辈子的福分，二奶奶的善良是骨子里与生俱来的，这是村人公认的。小时候早早地没了父亲，二奶奶觉得我们可怜，只要去她家，没好吃的，总要从篮子里拿一块饽饽塞到我手里。

二奶奶是长丰东边杨屯村的，娘家姓赵，父亲弟兄三个，兄弟们结婚以后，二十多口人还没分家，属于房好地多的大户人家。抗日战争时期，二奶奶的娘家属于村里的堡垒户，八路军经常吃住在那里。附近村有一姓任的道士，知道赵家乐善好施，三六九去化缘，后来的一次，没能满足道士的要求，道士怀恨在心，就跑到阜草据点告发二奶奶的娘家人私通八路。日本鬼子带着汉奸来到杨屯，把全村人召集到大场里，挨着个的把赵家结婚后的男子都喊了出去，其中有我二奶奶的叔叔，大伯家的两个儿子，二奶奶的两个哥哥，二奶奶的父亲因为去了天津，才算躲过了一劫。鬼子把赵家的五个男人押走了，关了一些天后，在董家务的村北就把人全杀了，尸体是夜间偷偷拉回家掩埋掉的。

赵家剩了老的老，小的小，二奶奶的二嫂，因为年轻只有两个女儿，就改嫁到北丁家务。一个大家庭里没了男丁，地种不过来就雇佣长工，正因为雇过长工，土改闹平分时，二奶奶娘家，理所当然地被划分为富农。

从我记事开始，经常来二奶奶家拜年的是他弟弟和大哥家的侄子，我喊二奶奶的弟弟四舅爷，侄子喊表大伯。四舅爷中等个头，精明利索，曾经跟爷爷一起跑过买卖。七五年我们家翻盖房子时，表大伯是瓦匠师傅，我家房子的前檐就是他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后来给二奶奶拜年的，是四舅爷家的两个表叔和表大伯家的两个表哥。大表叔会木匠，当时木匠在农村是比较吃香的，生产队里坏了家什，都要请木匠修理或者重新打造，聘闺女娶媳妇要添置一些家具，也要请木匠。给生产队做木匠活，一天能挣两块钱，交到生产队一块，自己收入一块，给谁家做一天木匠活，因为除了本村的，就是亲戚朋友找上门的，一般只管一天的吃喝，不开工钱，但给谁家做木匠活谁家也不白用人，过年都要买点肉或者买上两瓶酒。尽管是木匠吃香，因为富农成分，表叔的媳妇还是靠妹妹换的。表大伯家的大表哥，高高的个头，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可媳妇也是妹妹换的，妹妹嫁到了王庄，王庄家的女儿嫁给了大表哥。二表哥也是用妹妹三家转来的，妹妹嫁到了北张村，北张村的女儿嫁到了胡村，胡村的女儿嫁给了二表哥。给大表叔换媳妇的表姑，我不认识，但四舅爷家最小的表姑，我十分熟悉，跟我年龄相仿，又利索又能干，是过庄稼日子的一把好手。

二奶奶二哥家的两个侄女，也常来看她姑姑。大侄女嫁到长丰东北庄，二侄女嫁到大城县韩庄的，我喊她们大表姑和二表姑，婆家都是富农。后来见不到二表姑来了，那时候已经是文革后期，后来才知道，二表姑是怕富农成分影响到两个即将成年的儿子找不上媳妇，一家人逃往了内蒙古的扎兰屯，一去就是十八年，儿子们娶了媳妇的多年后，一家子才从东北搬了回来。

二奶奶叔叔家的妹子，我喊她姨奶奶，嫁到了距离我们村只有三里地的南史村，婆家也是富农。姨奶奶家有两个表叔，二表叔小我一岁，跟我是初中同学，大表叔比我大十多岁，他的媳妇是让妹妹给换来的。

                   五

二爷家有三个叔叔，没有女儿，大叔出生于一九四二年，“文革”那年已经是二十四周岁，属于大龄青年的行列，因为“四清”运动开始后，富农成分的找媳妇就比较困难了。大叔终于介绍成了对象，大女方四岁，是大城县冯各庄的，距离我们村十华里，家里也是富农。

农村在那个年代，基本上都是过了大秋才结婚的，那是农闲的季节。不管男方还是女方，儿女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都要好好准备准备，除了准备嫁妆，男方要请忙和人招待七大姑八大姨的饭菜，结婚那天要举行拜天地的仪式……大喜的日子都要好好热闹一番。“文革”闹起来以后，各村好像是一个统一的号令，对地主、富农都要进行抄家，除了抄走古董字画等物品，有的村子连柜子里的衣裳和新被子也给抄走。据说冯各庄村抄家抄得相当厉害。家人怕给女儿结婚的东西也被抄走，就做出了给闺女马上结婚的打算。

  我大叔和大婶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结婚的。

  那是在农历的六月里，晚饭以后，全村人被召集齐了，在我家门前不远处的大街上召开了批斗大会，批斗的是一位投机倒把分子，我看了一会儿热闹，就回家睡觉了，睡到半夜被家人喊醒了，说是我大叔结婚。大叔家与我家的门口挨着，屋里除了二爷一家子和我们一家子，几乎没了外人，我见到了新娶进门的大婶子，但没见到她娘家人。那时候娶亲，都是娘家人用牲口车或者自行车把女儿送到婆家，要受到婆家人的热情招待。半夜三更是娘家人把大婶子送来的，还是大叔把大婶子接来的，我早已没了一点印象，那是我一生见到的最窝囊的一次婚礼。

大婶子有两个比她小不了几岁的弟弟，还有一个小妹妹。她妹妹比我还小一岁，我喊她小姨。那时候，十多岁的小姨来姐姐家串亲戚，又不认识村里其他人，经常跑我家玩，我的两个姐姐都比小姨大，又总是那么忙碌，小姨常跟我一起玩耍，至今我还想起小姨小时候的样子，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子。

当我成年以后，小姨很少来她姐姐家了，听说她还不满二十岁就嫁人了，嫁了一个比她大十一岁的丈夫。因为她二哥快三十了还没找上媳妇，对方家里也是富农成分，换回来的媳妇也比她二哥也小十多岁。至于她是像二表姐一样，甘心情愿给哥哥换的，还是像我们邻居家的姑娘一样，是被父母强迫的，我从来没有问过。去年大叔去世时，我见到小姨了，她早已当了奶奶，只是比她大十一岁的姨夫，在十多年前就去世了。小姨的三哥，没有妹妹给他换媳妇，错过了男大当婚的最佳年龄，只能是打了一辈子光棍。

长丰的东北角，有一个叫东北庄的小村子。小时候去赶长丰集，到了东北庄，也就到大集东边的牲口市了。五天一个大集， 两边的摊位摆好后，赶集的一个紧挨着一个，人头攒动，推着自行车根本买不了东西，看不了热闹。那个年代，不知道生产队里是看不上存车子的收入，还是上级不许可，反正没有一家存车处，骑着自行车赶集的，都要放在熟悉的亲朋好友家。老姑家住在长丰村的紧西头，必须穿过一条大街，去那里放车子又绕远又不方便。

爷爷带我赶长丰集，总是把自行车放在东北庄的二姑家。二姑是我大姑父的二姐，我表哥的二姑，因此，我也喊她二姑。二姑家紧邻大街，坐北朝南的青砖房子。二姑家有两个表哥，都比我大好多岁，还有两个表妹，大表妹应该跟我同岁，小表妹要小我六七岁。二姑家也是富农成分。

二姑家的两个表哥，去给他舅舅和妗子拜年，我和他们经常碰到一起，没少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二表哥的媳妇，是跟我年龄相仿的妹妹给换的，那个表妹我认识，一个勤快能干的农村姑娘。她嫁到了文安县的余屯，余屯的姑娘嫁给了东北庄的二表哥。

六

中国人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一般都是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完成一桩桩婚姻的，爷爷和父亲，以及他们上面的一代代人，基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在农村中生活的六七十年代，村子里有一半的人家，还是住着土坯房，除了我姥姥家以外，随便打听一下，那些住着坯房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属于贫下中农。而我家那些富农亲戚，基本上都是住的砖房，土改之前，这些亲戚在村里也是人均土地比较多的。作为当父母的，当初给闺女找婆家，跟现今的社会没有区别，谁都怕闺女嫁出去受罪，都会把经济基础放在首位，这也完全符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

中国历史上，有富人和穷人之分，有善人和恶人之分，有的勤劳能干和好吃懒做之分……那些所谓的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我最早是在《怎么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看到的，土改运动开始落实到了农村中每户家庭的头上。《百度百科》中解释道：“富农的意思就是富裕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各地标准不一样），然后雇佣部分长工，自己也参加劳动（不参加劳动的就是地主）。” 

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政府将一些农民标记为“富农”，认为他们拥有相对较多的土地，家畜或其他资源。这些富农被视为潜在的反对派，因此，受到特殊的打压，有的被驱逐出家园，举家放逐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地区，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贫乏的资源条件，这对他们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许多人不堪重负，甚至失去了生命。

中国实行集体化道路以后，没有像苏联一样对富农进行驱逐，而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富农分子”成为了阶级敌人，受到了批判和管制，当时不清楚他们到底犯了多大的“罪过”，不仅自己要接受社会的惩罚，还要株连到他们的子孙不能升学、入团、入党、参军……饱受社会的歧视和屈辱。要想传宗接代，只能让女儿给儿子换媳妇……一些富农成分的迫于无奈，只能逃亡天高皇帝远的东北，这是当时农村中一种残酷而普遍的社会现状。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现在看来，我家那时候的富农亲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男人除了用姐姐或者妹妹给换外，没有一个人能找上媳妇；女人该嫁的都嫁出去了，但没有一个找富农成分的婆家。换亲，当时是多么庞大的一个队伍呀！

“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句出自于《增广贤文》里的韵文。小时候，我们家尽管很穷，也许是我年龄还小，也许是那些亲戚们大多数并不势利，体会的并不深刻，但“亲不亲，阶级分”，这句在当时十分流行的话语，让我对一些亲戚有着深刻的印象。跟“阶级敌人”划不清阶级界限，那可是原则上的大问题，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政治前途，现在想来，亲戚们的做法也完全能够理解。

爷爷他们那一代人，一个不剩地埋入了黄土，父母一代人也像秋后树上的黄叶，剩不下多少了，我们这一代人，也在追随着父母的脚步，一些人也开始长眠于地下，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这些亲历者也会从这个世界永远地消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我们的后代，甚至是后代的后代，又有几人知道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曾经发生过我记录下的那些“史无前例”的事情呢？

 （第一张照片是我老姑，第二张照片是我二姑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