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儿肥追“逃”记

        1968年盛夏，文革派性斗争的硝烟弥漫在每一寸空气里。“六大”与“八大”势如水火，冲突不断，甚至连机枪都被搬上了战场。我们村南河崖沦为一片枪林弹雨的是非之地，子弹横飞，我们这些孩子连去拾柴火、拔猪草都得小心翼翼，不敢靠近分毫。这场混乱的枪战，仿佛永无止境，搅得人心惶惶。

        六月六的夜晚，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荞麦瓜干面韭菜馅大包子，享受着片刻的宁静。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打破了这份短暂的平静。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落，将整个世界笼罩在一片雨幕之中。那些原本围在院墙外，企图抢夺枪支弹药的“六大”造反派，被这暴雨浇得狼狈不堪，纷纷作鸟兽散。只有老红军葛大爷，身着军用雨衣，在墙外坚守着，他的身影在风雨中显得格外坚毅。这场雨，来得恰到好处，暂时浇灭了两派之间的战火，却也带来了新的麻烦。

        雨，一直淅淅沥沥地下了五六天，才终于放晴。阳光重新洒在大地上，本应是一片祥和的景象，可大队长洪林叔却急匆匆地赶来，打破了这份宁静。他找到正在巡逻的葛大爷，神色慌张地报告：仓库里几十袋受潮后摊晒在场院里的化肥，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骚化肥”，竟然不翼而飞了！洪林叔恳请葛大爷前去查看，帮忙找出究竟是谁如此大胆，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偷东西（那时大队荆书记已被边缘化，无力处理此事，洪林善勇少谋，公社也全瘫痪了，只有葛大爷二儿子公社文书建坤哥值守，在我们家前排二十米，做好饭送葛大爷吃，公社和农业中学是一个大院，六大造反派头子李兴海老师担任公社革命委会主任，他曾带100多个学生去北京大串联，接受过伟人的接见）。

       葛大爷神情凝重，将上满子弹的手枪递给我父亲，郑重地命令道：“洪新，要是有人敢靠近抢步枪和子弹，就打他们的腿，千万别打头，责任我全担着。”葛大爷可是远近闻名的神枪手，他在战场上打鬼子、揍蒋军的英勇事迹，在村里可谓是妇孺皆知，多次专把敌人“蛋子“打掉。而我父亲，出身警卫，同样是枪法了得，还能双手持枪射击，百发百中，我堂兄文修说常见父亲回村从马肚子下面跳下来。为了避免两派争斗时抢夺枪支引发更大的混乱，葛大爷将全村民兵连的一百多支步枪和子弹，全都收了起来，藏在我家南屋的麦穰堆里(但两挺机枪没有收起来，只到后来来了一个班支左解放军才把机枪收交起来)。父亲每晚都会摸黑擦拭这些枪支，每一支都被他擦得锃亮，仿佛在诉说着那段动荡岁月里的坚守与责任。尽管父亲时常遭受批斗，但葛大爷唯独信任他能看好这些枪。那些造反派，虽然对枪支虎视眈眈，可只要葛大爷在，就没人敢靠近我们的院子(解放军来了，葛大爷把枪只移交给他们保护，李班长是湖南人，个子很矮，但很有力量，我们几个孩子合在一起也搬不过他手腕，他把最心爱的主席像章给了我，小朋友们嫉妒死了)。

       我怀着好奇又紧张的心情，跟随着葛大爷和洪林叔来到了场院。眼前的景象让人触目惊心，满地湿漉漉的，二三十个绿色塑料袋零乱地堆在场院边，可满场院的化肥却早已不见踪影。负责看守仓库的谢大爷满脸愧疚，带着哭腔解释道：“连着下了好几天雨，仓库地势低，进了些水，化肥都结块了。我们几个费了好大劲儿，把化肥抬出来晾晒，先倒出来，又找棍子敲碎摊开，累得腰酸背痛，就进屋抽了袋烟休息会儿。我们在屋里也没瞧见有人过来，可两三个时辰后出来一看，化肥就不见了。”

      葛大爷眉头紧锁，在现场仔细查看，却也难以判断究竟是谁偷走了化肥。洪林叔见状，顿时火冒三丈，指着四位看守员的鼻子，怒声喝道：“你们这不是监守自盗是什么？这可是我们第一年用这种新鲜玩意儿，正打算天晴了就给玉米苗施肥呢，你们倒好，全给弄丢了！要是找不回来，就把你们送公安去！”

     四位老社员都已五六十岁，被洪林叔这么一吼，吓得浑身瑟瑟发抖，站在那儿手足无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当时才上三年级，懵懵懂懂，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更是一头雾水。

      就在这时，学校食堂的吴老师路过场院。他曾是张庄联中校长，大专毕业，解放后从徐州过来教书，却在1958年被莫名其妙地划成了右派，只因为教学生唱了几首所谓“不该唱的歌”。吴老师看到大家争得面红耳赤，气氛紧张，便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洪林叔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吴老师听后，神情严肃，不紧不慢地说道：“没有人偷，这种化肥叫气儿肥，也就是碳酸氢铵，是坚决不能晒的，太阳一晒就会分解，变成二氧化碳和氨气挥发掉了，剩在场院里的其实是水。”

     众人听了，顿时目瞪口呆，仿佛被施了定身咒一般。我更是惊讶得合不拢嘴，这是我此生第一次接触到如此神奇的化学知识。后来，命运似乎开了个玩笑，我高考竟然进了化学系，当了老师后，我也常常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学生们听，让他们感受知识的力量与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