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是北宋中后期文坛的扛鼎人物，“江西诗派”的开山宗师。其博学笃行，多才多艺，不仅诗、书、词、文和儒、佛、道学均有极高造诣，还对绘画、琴棋、品香、茶道，乃至烹饪、医药均有所涉猎和专长。当然，他的主要建树是在文学和书法方面，除享有“诗书双绝”盛名外，其散文创作亦可称独领一代风骚的大家。
两宋以降，学界对“豫章黄学”的研究不乏其人，不乏其作，且研究视角大多聚焦在其诗词和书法，对其散文则关注偏少，特别是对其散文与书法结体共存的现象研究少之又少。这对于全面了解黄庭坚，全面了解和评价黄庭坚的文学成就，不能不说是有欠缺的，以致黄庭坚散文成就长期被低估和被其诗书之声名所掩。事实上，山谷散文不仅存世量大，远多于其诗词、书法作品，而且质量上亦不乏传世经典力作。据此，曾有学者提出，黄庭坚散文当可列在“唐宋八大家”之后的“第九家”。①
一
黄庭坚诗文在北宋即负盛名，与苏轼齐名并称，享有“元祐文章，世称苏黄。”的声誉。② 作为“苏门四学士”之首，他的老师苏轼对其道德文章评价极高：“尝见其诗文，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 ③并曾在《举黄庭坚自代状》中云：“伏见某官黄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伟之文，妙绝当世。举以自代，实允公议。”
据统计，黄庭坚散文现存数量有2800余篇之多。在两宋数量逾千篇的12位高产文士中，仅次于苏轼、周必大、朱熹、刘克庄，名列第5位。由北宋文人编选的最早的本朝文集总集《宋文选》（不著编辑者名氏），将其文选录列在欧阳修以下14家之中。南宋吕祖谦所编最有影响的《宋文鉴》，共收录其散文19篇，与苏辙、张耒相同，仅位列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司马光和刘敞之后。④黄庭坚散文的代表作《上苏子瞻书》《毁璧》《小山集序》《黔南道中行记》《书幽芳亭记》《家诫》《南浦西山行记》《砥柱铭卷》等，不仅多是千古传颂的经典散章，有的还是价值连城的书法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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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题材内容上来看，黄庭坚与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曾巩等散文大家偏好写史论政、揭露时弊和反映民生等重大题材的文章不同，山谷散文创作则不喜谈史议政，并较清晰地显示了 “表现个性”和“私人空间”取向。他虽先后担任过多地州、县官职以及朝中馆阁史臣，其散文却较少关注时政和涉及社会现实，更遑论对当时朝中激烈新旧党争有所置喙。因此之故，他的散文可谓独出机杼，大多以研讨学识和抒写个人性情为主。常以文友间论文处世、读书养性、游山向水、品鉴名物和行止交谊等为主要记述题材，同时以作诗填词、参禅悟道和书画艺术为主要议论对象，并大多通过文友间交游聚会、书信互动来表达、探讨文艺思想和审美理念，一以贯之地践行自己的文学和艺术主张。
山谷一向认为，诗文乃至一切艺术，虽然兼具知人论世、建言议政功能，乃至抑恶扬善的教化作用，但主要还是一种传递、表达个人情感的方式和载体，其创作价值主要体现在艺术意境和审美功能。故此，他主张诗文不宜干预时政。他在写给外甥洪刍的书信中，在肯定苏轼诗文独步天下的前提下，指出“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认为喜好讥讽时政是东坡散文“白璧微瑕”，并告诫后学“慎勿袭其轨也”。①
在黄庭坚看来：“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争于廷，怨愤垢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 ②认为诗文非政客争辩或怨妇骂街，而是个体性情的艺术呈现，有着其内在的审美感知和艺术意象，喜笑怒骂皆成文章并不可取。换言之，诗文不宜过于干预朝政，介入人事纷争，甚至沦为政治斗争工具。基于这一主张，山谷散文创作除少量咏物之文偶尔借物抒怀而影射朝政之外，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如农事耕种一样，天然似的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间距的。也正因为这一点，黄庭坚诗文长期被不切实际地被贴上“逃避现实”与“形式主义”的标签，不仅缩微了其散文的传播和影响力，还极大削弱了其在中国散文史上应有的地位。
其次，从文本容量上来看，黄庭坚散文题材广泛，章法灵活，大多以篇幅短而精的小品文为主，鲜有动辄下笔逾千言的长篇大论。在北宋诗文大家中，山谷一直是文取短制、简易、平淡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在《与王观复书》中强调：“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如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乃为佳作耳。”在《与洪驹父书》中亦云：“读书贯穿，自当造平淡……古文要气质浑厚，勿太雕琢。”认为文章写得短而精，同样具有篇幅不以长短论轻重的包蕴与张力；同样具“点
铁成金”的精致和质地。称赞杜甫、韩愈晚期的诗文能做到“简而约” 和“不烦绳削而自合”，③乃是“无意而意已至”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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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立本儒学，兼融释道，遍及诸子百家经典，学养根基深厚。他认为写文章“自作语最难……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①这里所谓的“自作语难”，并非是后来被人误解的照搬因袭古人，而是说写文章无所依傍的创意造言很难，主张要在继承和借鉴古人经典的基础上自铸新词，进而推陈出新。基于这一创作方法与主张，山谷早期诗文偏好引经据典，有时甚至讲究“无一字无来处”而连篇累牍地用典。这般用典的好处是文章旁征博引、句短意长，能收到含蓄蕴藉的艺术表达效果；不足之处是书卷气浓郁，难免有“掉书袋”之嫌。加上他是北宋一等一的大书家，受书法纸帛幅度所限和讲求留白技艺，也决定了他为人题跋作序文字不宜过长，久而久之，习惯性养成了其不善长篇而擅短制的散文创作独特个性。
作为一代诗文巨擘，黄庭坚也是宋代“以文为诗，以才学为文”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之一。他一向推崇学习韩愈的文章，在《与斌老书》中云：“但以韩文为法，学作文字”，并主张散文要有诗歌精简的节奏、韵律和美感；诗歌也应如散文一样有严谨的结构、逻辑和理趣。所以，山谷写散文像其作诗一样，较少抒写不免铺陈的排律，多是以“言简而意厚，文约而理深“的短制为主。据粗略统计，在黄庭坚存世的2800多篇散文中，超过1000字数的仅有《家诫》《论杨椿》《跛奚移文》3篇；400字以内的篇章约占总数70%以上，100字以下的篇章有近500篇之多，约占总数20%。此种短制占比数据在北宋散文诸多大家中，庶几为独一档的存在。
从山谷诗文前、后期转轨的情形来看，他的散文创作到了晚年，一改前期的仿效前贤与逞才斗学的弊端，日益趋向简朴平淡，并逐渐进入成熟老练之佳境。即面对人生坎坷际遇，以前的华丽言辞渐渐被洗刷殆尽，沉淀下来的是随遇而安的从容和恬淡，以及在这种淡定心态下生成的简约平易文风。之前他自编诗文集，曾不惜将自己前期所作一大半付之一炬，故自嘲名之为《焦尾》集；后来又将重新修订的诗文集命名为《敝帚》集，意谓稍感满意而当敝帚自珍。清人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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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得《避暑录话》卷上云：“鲁直旧有诗文千篇，中岁焚三分之二，存者无几，故自名《焦尾集》。其后稍自喜，以外可传，故复名《敝帚集》。”由此可见，山谷对自己诗文的鉴赏要求甚严，自视亦甚高。我们今天能读到的其全部诗文，除前期“焚稿”后的精华存余之外，总体上一大半应是其后期精心抒写的佳构。对此，宋人蔡绦《西清诗话》中云：“黄鲁直自黔南归，诗变前体。”。胡仔《笤溪渔隐丛话》中亦指出：“山谷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势纵横，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
二
为便于鉴别黄庭坚散文的重要分期，以及对其散文创作成就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本人在研读其散文的过程中，对他在不同时期、不同题材和不同风格的全部散文作品，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梳理、归类和研究，并将其散文大致分为以下五个类别：
一类是序跋。此类文章在山谷文集中占比较大，成就亦最高，约占其文总数的五分之一。在此类散章中，又以他为师友、后学的书画作品题跋作序最多。众所周知，山谷是 题画诗的高手，又是与东坡齐名的诗书大家，平常慕名向其求诗、索字者络绎于途、多不胜数，加上书法顶级名家的手泽又相对易被珍藏传世。因此，序跋在山谷文集中占比较大就不足为奇了。
或许是题写在书法、画卷上的序跋受尺幅所限，故此类文章绝大多是短而精的小品。如其著名的《书陶渊明责子诗后》跋文仅用寥寥47字，就将陶氏表象上责备儿子们不好学而实际上舐犊情深的矛盾心理刻画得一览无余。再比如《王定国文集序》《跋东坡论画》《小子相帖》《跋亡弟嗣功列子册》等，均是各有特色的短制名篇。不难看出，山谷极
擅长此类小品文，往往寥寥数语，名言警句迭出，尽显其文清壮顿挫、简约精致和蕴含理趣之独特韵味，并在不经意中尽显技艺和才气，给后人留下了众多的文与书结体而存的传世绝作。
二类是书简。黄庭坚看重亲情，性喜交朋结友，又袭乃师东坡甘为人梯之长，不遗余力提携子弟和奖腋后学。所以，其散章中的书信数量占比最高，总数有1000余篇。山谷在公事之余，通过书信与师友谈文论道和指导弟子学诗属文多多，且有不少名篇佳作。诸如《上苏子瞻书》《答洪驹父书》《与甥师川书》《与王观复书》《答李几仲书》等，均是世所公论的名篇。前一篇促成苏、黄两大文豪以此订交，向来为人所乐道；后四篇则是他呕心沥血指导后学的驰名佳构，历来广受好评。
三类是山水游记。山谷一生颠沛流离，少年丧父，随二舅李常游学淮南；较年轻即举进士而后中年辗转各地为官；晚年两度遭贬谪而远窜巴蜀、岭南边陲之地。可以说，其足迹遍及北宋版图的大半个中国。古时文士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为必所当有的人生历练，大多毕生乐此不疲。
山谷襟怀坦荡，乐观豁达，性好寻山向水，加上笔不离手、墨必携身。每当行至山水绝佳处，必定会先随观构思而后赋诗作文。他的山水游记擅长描景状物、寓情于景，语言清新自然，凝练隽永和涉笔成趣，往往三言两语，就能将眼前所见景致素描似的勾勒出来，并将个人观感与旁人感受见机穿插融入其中，给人予以旅人加导游之双重视觉与角色感受。如著名的《东郭居士南园记》《黔南道中行记》《南浦西山行记》三篇游记，前一记是他前期任地方官时，应邀参观游览友人的林园所作，语调轻松闲淡；后二记则是其后期遭贬谪后的来兮归去，行经巴山楚水的游历之作。在赏景之余，也隐隐含发某种不平之鸣。总之，从山谷众多游记体文中，既可看出其性好游、敏于行和善于言表，又可窥见其遭贬后自谓“诗变前体”和“文亦随之一变”心路历程。
四类是楼堂、亭阁、林园题作。山谷前期写此类文少，后期写此类文相对较多，且大多是受人慕名诚邀之作。故下笔格外用心，相较其它类文章更不惜笔墨，动辄下笔数百言，或多或少有逞才显学之嫌。在其游记中筛选出的二亭（《松菊亭记》《书幽芳亭记》）、一堂（《大雅堂记》）、一院（《江陵府承天禅院塔记》）等篇，均可称为众里挑一的上乘之作，较能体现山谷作此类文章的两个特点：
其一是行文开头笔法必谨布置，讲究不落俗套，着意开篇提纲挈领，新颖别致。山谷写此类散文篇篇起首不同，从不图省事而以纪年月日、抑或直击建筑物体的方式开篇，这与山谷作诗讲究起首变化是类似和相通的。
其二是重人轻物。山谷善于抓住物主或建造出资人的个性、经历和声誉做文章，行文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让人开读即被所推出的主人公所吸引，使之产生一气读完的视听冲动，进而收到吸睛、亲和与感人的艺术效果。
五类是咏物散章。山谷学问根基深不可测，七岁即能作诗属文，且毕生好学不倦，挥写此类言物、咏物之文、包括趋向散文化的辞赋自是得心应手，呈现出两大鲜明特色。
其一是以物寓人。比如其写山茶，题墨竹，咏牡丹、兰蕙的篇章，或借物之特性来暗喻文士“与世无争”的人设，或赞颂君子“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坚贞品格。
其二是借物寄情。山谷写言物散文包括咏物辞赋，多遵循风骚传统，寄予情愫，托物言志。比如作于谪居期间的《苦笋赋》《山预帖》《对青竹赋》三篇，均是不世出的佳作和价值连城的书法传世名帖。山谷在文中比较少见借题发挥，巧妙穿插点睛，通过指出人们惑于植物与食物表象的认知，暗讽了当政者选才失察和用人不当，表达了自己坚守不屈权贵的底线，以及守节不移的初心和志向。
需稍加说明的是：山谷散文除大致划分以上五个类别外，就数量占比而言，照理还可细分出墓志铭、祭文赞词、奏疏杂著、禅理道学等类别，但这些类别的文章受限于一定的程式规格和刻板样式，特别出彩的篇章相对较少，不宜另作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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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总体而论，黄庭坚受唐宋古文运动影响，体现在散文理念上，便是以“治心养性”为本，创作倾向上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以及十分鲜明艺术特征。
山谷散文讲究以立意为本，语简而情浓，事浅而理深。创作以短而精的小品文为主，极少作宏篇巨制。他的散文融经术、议论和学理为一体，多借助书信、作序题跋等方式，与文友交流互动，尽力指导后学，探究为学属文之道，到晚年形成了落笔简洁、平易晓畅、出奇创新、论辩明晰的独特风格。
或许是碍于大书法家的身份，山谷散文极惜笔墨，少有逾千字文章。其小品文佳构往往三言两语，就能发幽阐微，发人所未道，且金句迭出。出自其散文并经提炼的诸如“勤能补拙”“痴人说梦”“兰心蕙质”“俗不可医”“书无定法”“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家和则兴，不和则败”“临大节而不可夺”“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心亲则千里晤对，情异则连屋不相往来”“行险者躁而常忧，居易者静而常乐”等等，均是流传千古的经典名句，充满着哲理思辨和人生智慧，且大多已演变为常用成语，至今仍流传不绝。
上述所谓“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后来成为山谷著名诗论。前者借用道家“点金术”说事，所谓“虽取古人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后者则化用佛教术语，见自诗僧惠洪《冷斋夜话》卷一记山谷语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据实而论，两者均是他力主学习古代先哲和对古文经典加以吸纳、加工、重组，进而推陈出新的形象表达和生动比喻。
与其诗歌创作一样，黄庭坚散文毕生都在追求创意出新。他常说“随人作计终后人”，①认为“文章最忌随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 ②当然，他年轻时的文章，或多或少带有仿效前贤的痕迹。到了后来入京为史官，尤其是晚年经历贬谪困苦磨砺之后，才形成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上述所谓以绍圣元年为界，自认为后期文风已为之一变，均表明山谷作文相较前期更注重炼字锻句、不拘一格和自创新意。
黄庭坚散文讲究开篇笔法和谋篇布局。从本人新著《黄庭坚散文选评》所精选的50篇文章中，不难看出他后期的
散文篇篇起首有所不同，从不图省事而以纪年月日或地理方位的方式来简易开头。他题写“楼堂亭阁林园”一类的文章，刻意“重人而轻物”，即注重从主要人物的专长、个性和业绩等处下笔，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以求收到吸引人、打动人的效果。
写山水游记则注重抓住临场之事前、事中、事后线索，结合景物动静观感来突破人物身份和时空界限，多采用“移情换景”之法做文章。如《东郭居士南园记》中将作者、园主与虚拟的导游三重角色穿插编排，并将春夏秋冬景致巧妙交替转换，收到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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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见之于《小山集序》中的“清壮顿挫”四字，他精简化用陆机《文赋》中“箴顿挫而清壮"之语句，与其独创的“四痴”与“文眼”巧妙对应关联，将官二代、至诚君子和潦倒词人晏几道一不拼爹、二不媚俗、三不善治家、四不疑人欺己的“四个不”，活脱脱地勾勒出来了，犹如描画一副人物漫画，可谓兴之所至而匠心独运，令人耳目一新。
3、治心养性，寓于理趣
黄庭坚重视心性养炼功夫，探求外敛内刚的处世之道。因其诗文中多有淡然处世、向往归隐山林的意向表达，以致长时期被误解为逃避现实和具有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故历来对其诗文评价多有偏颇之处。实际上，这不单是对其人其文的误解误读，同时也涉及到了历来纷争不已的文学如何处理与政治的关系、如何反映现实和如何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问题。
黄山谷并不否认文学与政治存在某种微妙关联，认为两者相互渗透和交互影响。但他身处特定的北宋新旧党争时代背景下，更倡导尊重文学艺术自身规律。如他在《胡宗元诗集序》中所言的“不怨之怨”，即在肯定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社会功能的前提下，主张文学介入现实要“哀而不怒、怨而有度”，即文学反映和批判现实，不能超越儒家伦理纲常所允许的界限。此外，他还在文中将诗文梳理、分解出“侯虫之鸣、涧水之鸣、金石丝竹之鸣”三个类别。在肯定后二者的前提下，批评前者“庆荣而吊衰，其鸣皆若有谓，候虫是也。”认为“候虫之声过于悲催，怨天而尤人，有如末世之哀鸣，似不忍多闻”，即“哀“而“怨”，难免削弱文学本身的艺术特质。对胡宗元“遇变而出奇，因难而见巧” 的文风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尽管其一生怀才不遇和不为世所用，却贵在“寡怨之言也”。不但没有“候虫”似的无病呻吟，而且还兼有“涧水之鸣”与“金石丝竹之鸣”的融合之长，真正践行了“不怨之怨”的夫子自道。
回过头来说，对于北宋中后期朝政腐败、社会凋敝和民生困苦，黄庭坚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冷眼相看，而是一直有所关注。他“讷于言而敏于行”，尽可能在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之内，在实际行动上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从他任多处地方官时表现出的勤勉、清廉和爱民，即可看出端倪。山谷初入仕任河南叶县尉，面对河朔一带发生的严重地震以及次生洪涝灾害，他不仅亲抵现场救灾安民，还写出哀民生多艰的《流民叹》长诗，表达“一箪岂能续民命” 的质疑与悲愤，为拯救灾民而奔走呼号。知江西太和县时，果敢在县衙署树起“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戒石铭》十六字石碑，①旗帜鲜明抵制官场吃请送礼的风气，并施行“吏不悦，而民安之”的食盐配额举措，不惜得罪上司而惠及治下民众。凡此等等，均可看出他对王安石变法采取“择善则从、不善则弃”的立场，以及对百姓冷暖、困苦的关切和敢于为民请命的情怀与胆识。
此外，山谷散文中也有少数涉及关注民生、体恤民情的内容，以及优待下层民众的种种善举。如《跛奚移文》中对待残疾女佣的量“能”使用，可谓史上表达对残疾人关爱的第一人。《解疑》篇中所述对奴婢“不用鞭挞，能慈而不能威”和“临人当有父母之心”等等，均可见其对待弱势群体的友善、体恤和爱民如子、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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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散文语言古朴、清新，被赞为“行文机警，语必明达”，往往一读就能觉察出“山谷体”独特个性与品质，以及老练、脱俗和略带书卷气的风格。当然，这与他强调师法古人和多读文献经典不无关系。
其一是主张向古人学习，广采博取前人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然后吸收和熔铸在自己作品中。他提倡学习古代先哲，重在炼字、锻句、构思和创意，将古人陈言、典故加以吸纳和点化，目的是自出新意和不使语俗。这一点他在《书嵇叔夜诗与侄榎》一文作了透彻阐述，即“士生于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其二是主张多读书，读好书。以学而不倦的现身说法，要求后学广泛涉猎儒家经史典籍，兼及诸子百家。目的是拓展阅读面、知识面和夯实学养根基，做到孟子所谓的“知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进而熔铸新词，走出一条 “以书本为诗，以学问为文”的新路径。
对于读书塑造人格的重要性，山谷在写给其子黄相的《小子相帖》一文中可见：“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此言一出，不仅当即被时人交口传颂和风靡一时，古往今来，还经苏轼、陆游、陈继儒、朱舜水、林语堂等名家或转述或推扬，遂已成为流传最广、最为经典的“黄氏金句”。
综上所述，山谷散文不仅在宋代文坛独树一帜和别出心裁，而且有着独特的个性与鲜明的艺术特征，尤其是反映了他的许多诗文理论和文艺思想，况且山谷小品文有相当部分是与其书法精品结体共存而传世的，愈加显得弥足珍贵。可以说，黄庭坚散文绝对是一座已探明与待开采的富矿，只要下力气钻探打井，定能源源不断地挖掘和开发出极有价值的原生态精品。
（作者：程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作协副主席，深圳大学社研中心兼职研究员；丁晓飞，江西省修水县黄庭坚纪念馆文博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