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队干部的回忆

           文/毋东汉

       每遇人谈及干部贪腐问题，我就联想到社教运动中有人归纳出干部腐败的轨迹：懒——馋——占——贪——变。据说，干部蜕化变质的过程是由懒开始的，懒得走出办公室，懒得下乡，懒得和群众一起劳动，就变得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思想感情就发生变化，做官当老爷了。

       当了老爷，就怕弄脏鞋，要穿比群众好的衣服，吃群众没吃过的美味佳肴，嘴就馋了。嘴馋了花销大了，收入不够，就要占集体便宜。便宜占得多了就发展为贪污，账上就有了麻搭。再发展就蜕变为走资本主义，现在叫腐败，把猫叫“咪”，说法不同，性质一样。

       为了防止贪腐变质，上世纪六十年代，党教导干部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商量”，这就叫“四同”。“同吃”就是下乡干部和驻队干部在群众家吃派饭，晚饭毕时留下当天饭钱和粮票，通常是四毛钱、一斤二两粮票。“同住”就是驻队干部住在群众空闲房内，条件比机关单位差得远。夏天少不了蚊子虼蚤，冬天少不了风吹雪飘。“同劳动”就是和群众一起干农活，有时还帮群众干家务活，例如房漏了帮忙补瓦，猪跑了合伙撵回来等。“有事同商量”一般的都是和队干部商量，和群众胡说浪谝也是常态。

       分田到户以后，“四同”现象就消失了。群众像断线的风筝，自由飘浮，不受约束。个别干部下乡，帮助个别群众干活，成了“私人帮忙”，失去了“四同”意义。时间一长，干部也就没有“四同”意识了。现在，形式主义累死人，干部不是开会就是填各种报表，忙得勾鞋顾不得拾帽子。就顾不上下队，即使下队也是打个“到”，任务完成了立即返回。

        昔日的干部参加劳动，还是值得怀念的。那年头，公社干部总是被派到村里来驻队。记得有个老张，驻在我们村，吃饭由社员轮流管，干活与我们在一起。他给我们开会讲话时说：“犯了错误要悬崖勒马，搞工作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干活时，他又讲生活常识，说部队首长一般骑骡子，骡子跑起来稳健，遇到崖塄，容易戛然而止，不再前进，不像马的惯性冲力大，刹不住缰绳。我说：“不对吧？人常说悬崖勒马，咋没说悬崖勒骡呢？”老张笑了，他想起自己开会说的话，不往下说了。那天干的活是砍玉米，生产队麦秸积子背后那块地，早成了临时厕所，有些社员知道那里有污秽，嫌臭，逡巡而不敢进。老张拿着镰刀往积子后边走去。我只得紧跟着，对大家说：“还是咱老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老张扭头瞪了我一眼，自嘲地说：“你是说，我不怕的，是人㞎下的屎！”大家都哈哈大笑，蹑手蹑脚地防顾着屎堆，小心翼翼地砍两根玉米拿远放下，再来砍。劳动的气氛，欢乐而紧张。

        那年，老杜在我们村驻队，住在承凯哥家厦房里，他见我们青年搞玉米试验田，就主动地搞技术指导，教我们用尿泡包谷种催芽。人们刚尿下的尿叫“生尿”，放过几天的尿叫“熟尿”，生尿浸包谷种烧性太大，就把包谷种烧死了，出苗率低，熟尿浸包谷种也不宜时间太长，掌握这个火候不容易。老杜住的屋旁墙角放着一个大尿盆，青年们来他住处，来一个，他问：“有尿没？有了快去尿去！”逗得大家互相取乐。过了几天，老杜就有一个《调查报告》写对了，好像是关于底肥、追肥与催芽浸种方面的。文章标题我忘了，只记得老杜说：“我每下一次队，就有一个材料(如《调查报告》)写出来。”

       老张的名字我忘了，老杜就是后来在小峪水库当总指挥的杜文渊同志，他同时是王莽公社革委会副主任。

       我后来也当过驻队干部，是被抽调到县上整顿后进队当工作队员，队长是王力同志，王力讲话群众爱听。他描绘生产队账目混乱时说：“发票是捲捲子，账本是片片子，老鼠咬了些眼眼子，还洒了些墨水点点子！”他把我分到马兴公社将军庙六队。那是一个自然村，叫蹇湾。我住的是窑洞，窑脑是农场，碌碡碾场，震得我头顶轰轰响。吃的是群众轮流派饭。我和群众一起劳动，沿“之”字形土坡往塬上麦地里担粪，挣得我出一身汗，过后很冰；稻地在西边，跟村子隔了一条河，河里没有大石头，支不成砅石。河口宽，不容易架桥。河水不深，人们赤脚往返于农场和稻田之间。担稻子不允许歇担，因为揉下的稻颗混在沙子里难扫。我担稻子没问题，我们那里砅石高大，只要脚步攒匀，别踏着担子上的稻穗，不用脱鞋。将军庙西边这河既宽又浅，没桥没砅石，脱了鞋就不能穿，只好赤脚走。砂石磨脚、垫脚是小事，蒺藜狗儿拉着长蔓伏在路上，叶子很小，开着小黄花，成熟的果实像微型刺猬，扎在脚心，钻心地疼。我咬着牙把脚在地上一跐，似乎有刺坏在脚心肉里，我把带刺的脚调整着姿势，用脚尖走，用脚后跟走，或用脚尖和后跟，把脚心抬起来，尽量脚心不挨地。这样走着走着，一闪一闪又一闪，把稻子担到村边农场。扳脚找刺时找不见，不知啥时刺掉了。我常听群众背后议论我：“这小伙能文能武。”我在《西安日报》发表的散文诗《书记的身影》有人读到了，所以这样说。工作队开会时，我说：“我代表45户蹇湾同胞……”另一个队员说：“T湾同胞倒好呢！蹇湾……”将军庙大队共六个队，一至五队一个自然村，蹇湾是一个小自然村，编为六队。真像大陆旁一个小岛。村里有个老党员名叫王金满，老婆孩子一大家，住在一孔窑洞里。窑门囗有房大一块与崖体裂开一条缝的土，像即将倒下封门的大门扇。我曾从各个角度观察这块巨土，估计它倒下的可能性和危险程度。有一天夜里，轰隆一声，另一家窑塌了，我和群众去抢险，从土里掏出一个老母猪，无人员伤亡。我离开将军庙后，还替蹇湾换过稻种，我一直操心着王金满的窑。

      又过了几十年后，旧地重游，我重访将军庙。昔日住人的窑洞都已废弃，南北大路铺了水泥，路边楼房瓦屋成排，我打听了几个人，都见不上：有的进城打工，有的因故移居，有的业已作古。我只能参观将军庙之庙和一通将军之碑，惆怅离去，感慨万千。

       我其所以写东西能接地气，与我一辈子没脱离“民”字有关。我初中毕业当了10年农民，其间当过工人是民工，当过连长是民兵，当了30年教师，其中23年是民办教师。转正后7年就退休。我搞文学创作，参加了区、市、省、全国性诸多文学团体，其中就有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领导人是肖云儒。换句话说，我没脱离劳动。劳动使我锤炼了思想，劳动巩固了我与乡亲的感情，劳动使我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劳动使我比别人多读了一本连一个字也没有的教科书。劳动磨练了我的意志，劳动锻炼了身体使我不缺钙。劳动的艰险吓大了我的胆量。我遇到困难不觉得困难，遇到危险邪恶不觉得害怕，就因为我上山砍过柴，过岭掮过扫帚，撵过狼，打过蛇，成就我成为“樵仙”。我的书房虽然简陋，有毛主席的机要秘书高智同志为我题写的斋名：“樵仙居”。

             2025-2-26-于樵仙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