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望京

 

       一九八二年四五月份的一个周末，天气格外晴朗，母亲要我和她一起去城里赶集。一路上，母亲走得很快，似乎有急事要办，平时爱说话的她，一言不发，脸色凝重，这让我感到似乎有什么不好的大事将要发生，特别害怕，又不敢多问，就碎步快跑地紧跟着她往前走。

      到了县城，母亲让我在城关供销社门口等她。我等了许久，母亲才回来，示意我跟她进去。出乎意料的是，她要给我买换季的衣服。那时供销社还是国营的，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母亲毫不犹豫地花了11块钱，给我买了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衣，又添了三四元，买了凉鞋和两双袜子，就起身回家。

       一路上，我忐忑不安，以为母亲会责备我学习不够用功，但母亲心情不错，用拉话的语气叮咛我，让我好好学习，考上了中专，穷死也给我买块手表。还说，就是考不上，肚子里起码有知识了，能识文断字。不要像她一样没有文化，今天拿着银元去求人帮忙，说她去中医院亲戚正忙，让她等了许久。我没说一句话，但心里想着一定不能让母亲失望。

        现在想，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一个人持家有多难，做出拿银元换钱的决定，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况且，母亲心里应该清楚，对我的“投资”风险太大，一个乡镇中学的应届生，考上中专的希望几乎没有，可她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走到村口时，我本想直接去学校，却被母亲拦住了。因为周末学校没有饭，周边也没有饭馆和小卖部。那时的学生大多处于半饥饿状态，每天只有两顿饭，每顿是一块玉米团子和一碗熬锅水，要知道，我的饭量是四块“黄团长”。

       记得，我们十七个男生睡在一条土炕上，只有三个人有褥子，其他人都睡在黑山羊毛擀成的沙毡上，连一条绵羊毛擀成的棉毡都没有；睡沙毡，比睡光炕上是强一点，但不常睡的人，扎得睡不着。到了换季时，许多人衣服及时换不了，母亲们常常只是把单的变成棉的，棉的变成单的。数九寒天，大多数人光身子穿棉袄，里面没有任何内衣贴身保暖，教室里没有取暖设施，不少人手脚生了冻疮，一辈子根治不了。

       那天回到家，吃完饭，母亲站在硷畔上目送我背着一周的干粮和新衣服去了学校。学校里还没有来人，我翻窗子进入教室学习，一想到母亲今天为我做得一切，恨不得把书都咬得吃了。

       第二天，我的心情开始波动，意识到穿上这身新衣服，俨然一副“公家人”的模样，同学们会怎么看我？老师又会怎么想？我的老师大多是民办教师，他们多数人没穿过的确良衣服。我纠结了一整天，后悔没有劝阻母亲，更害怕考不上学，行头和身份不符，被人笑话。

     第三天午休，教室里人少，我还是按捺不住，决定穿上新衣服，看看同学们的反应。我走进教室，几个女生一看到我就挤眉弄眼，捂着嘴笑，很快离开了教室。我知道她们的笑点在那双袜子上，因为那个年代除了冬天，没人会穿袜子，包括女的，不穿袜子并不是为了美，而是因为穷。

       没过几天，同学们见怪不怪了。我穿上新衣服坐在教室里看书，感觉神清气爽，学习的劲头更大了，成绩也赶上来了。到了秋天，我顺利考上了延安师范。当年的条件差，没有留下一张穿这件白衬衣的照片，直到毕业时，学校请来照相师傅拍毕业照，白衬衣只露出个领子边边儿，实在遗憾。也许是这个原因吧，白衬衣成了我工作以后着装的标配，总觉得穿上白衬衣，人就精神而有底气了。

        后来老同学聚会，一个男同学说那时的我跟他们不一样，穿的不一样，特别是白衬衣，让他爱得不行，还说常有女同学中午去河里洗衣服，悄悄把我的衣服也拿去洗了，让他羡慕死了。说我上进心强，懂得好好学习，不像其他同学，只顾着玩耍。说我那时就有主见，曾经跟他们说工作要像谁一样，娶媳妇也要像谁一样。我说过吗？除了那件白衬衣，让我记了一辈子，其他的事，我几乎忘得一干二净。 

       前几年，我成了高级警长，晋升为三级警监，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白衬衣。在我穿上白衬衣一刹那，我想到了母亲给我买的那件白衬衣，百感交集。

       我知道母亲还有三块银元，是外祖父临终时留给她的。去年，母亲要给我一块，我说：“我的那一份您早给我买白衬衣了，这三块就给弟弟妹妹三个人吧。”母亲笑着说：“早就托人买了一块，你们姊妹四个一人一块。”我问母亲，当年怎么能舍得把银元换了，给我买衣服，现在两块银元在民间能卖上万块钱呢，不后悔吗？母亲说那有什么后悔的，给儿女多少都舍得哩！

      若干年后，我会把这块银元传给儿孙，告诉他们，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信物，不到万般无奈之时，不可变卖救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