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退休干部话“三农”

           ——来自一个基层退休干部的声音                      

 文/郭天红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人作为一名基层退休干部，由于出身农村，高中毕业回乡当了几年农民，国家恢复高考后，上了涉农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农口企业工作，后被调到财经管理监督部门及地方人大常委会工作，直到退休。骨子里的农民情节，致使我平时很关注国家农业方面政策和新闻，有机会总愿到农村与农民朋友促膝谈心，了解“三农”问题的直接参与者、体验者的所思所想所盼，目前正值今年全国两会，我想就“三农”问题浅谈几点个人的认识和看法。

一、“三农”问题核心与农民市场应对

农业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业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问题，据统计目前农民和农民工人数近9亿，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带动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而农业问题聚焦于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农产品质量保障等方面。高效的农业生产是粮食安全与农产品供给的关键，而合理的产业结构能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优质农产品更是满足市场需求、提升农业经济效益的核心要素。

所以说“三农”问题的核心集中在农民增收上，而农民增收的条件，除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应用、政策支持等因素外，如何有效应对、把握和驾驭市场成为农民增收的关键。然而我国农民在适应市场经济方面，常感到茫然与无奈。如由于农业生产经营者不可能及时掌握市场上准确信息，其决策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当上一年某种农作物市场价格较好时，农民会跟风扩大种植规模，导致次年供过于求，价格暴跌‌。具体原因：一是‌信息不对称‌。部分投资者可能掌握了更及时、准确或独家的信息，从而能够做出与市场主流趋势相反的决策。例如，一些大型机构可能提前知晓某一商品的供应短缺或过剩情况，而普通投资者尚未获取到此类信息‌。二是‌心理和情绪影响‌。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和情绪也会引发反市场现象。当市场过度乐观或过度恐慌时，投资者可能会盲目跟风，导致价格偏离其真实价值‌。三是政府的产业政策调整或意外事件的发生也可能导致市场价格的异常波动‌。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通过建立更有效的信息发布和共享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二是‌培养农民的市场意识，提高农民对市场信息的敏感度和分析能力，避免盲目跟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市场竞争中，农民需要提升自身能力，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例如，通过学习市场经济学知识，学会预测市场容量，掌控市场弹性，运用市场规律，引导市场走向，努力成为市场的主人。 

 二、农业规模经济与风险把控

农业是支撑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规模化农业，有利于资源整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在改革开放初期，有效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民收入。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提高，当初的土地承包者，进城或从事其他产业后不愿再回家种地。解决大面积荒地问题，就必须建立新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在自愿的基础上，利用市场手段，建立起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使农业生产走上规模化、工业化、科技化的道路。实践证明，农业生产规模化可使生产技术更先进，土地和农用物资生产潜力得到更好发挥；有利于培肥土壤，保护环境，提高产品质量，保障食品安全，使农业得到可持续发展；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实现一条龙，可降低经营成本，增加农民收益，加速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但在农业规模经济与超规模过剩控制方面，只有科学发展规模经济，才能更好地应对大市场、抵御大风浪。农业现代化、集约化、产业化，是实现农业做大做强，农民长久致富的必经之路。然而，在实践中当某个项目、产业或产品被过度炒作，大家往往会不假思索的纷纷跟风，而大风险将悄然降临。此时，若新闻媒体、专家权威、信息平台等社会各界再介入推波助澜，超规模过剩的灾难便可能难以避免，不仅资源生态遭到浪费和破坏，产业领头人和农民也将苦不堪言。因此，需要从政策、技术、管理和社会协同等多维度进行系统性优化。

据相关专业机构调查和论证资料反映，农业超规模过剩问题的产生带来一些连锁反应，其原因主要有：（1）资源匹配不当与生态压力问题，超规模扩张导致区域性水土资源超载，如华北平原过度抽取地下水引发沉降漏斗；种养失衡加剧面源污染，2020年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仅76%，部分区域磷排放超标；（2）市场风险放大效应问题，如同质化规模生产易引发价格踩踏，2023年猪周期波动导致散养户退出率同比上升12%；资本驱动型超大型项目存在投资风险，如某企业万头奶牛场因饲草供应链断裂导致项目停滞；（3）技术适配不当问题，导致规模化农机与技术匹配不当，如东北地区30%规模农场存在玉米密植技术与收获机械不匹配问题；疫病防控体系滞后，2022年华南地区超大型养殖场非洲猪瘟复发率较中小场高3.2倍；（4）社会治理真空问题，土地流转纠纷案件年均增长率达8.7%，涉及13%的规模经营主体，村集体组织功能弱化，42%的农业园区未能建立有效利益联结机制等问题。 

所以，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引导，积极应对和把控超规模风险，避免产业盲目跟风，过度发展。同时也可借鉴国际经验，如荷兰、美国、日本等国的先进模式和经验。这也需要政府、科研机构、经营主体形成价值共识，在实践探索中动态优化发展路径。

从市场规律来看，农民也应掌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转”的市场应变思维。需要学会预测市场容量，掌控市场弹性，运用市场规律，引导市场走向，努力成为市场的主人。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这就需要农民以更广阔的视野，结合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防范超规模过剩风险。

 三、农业新质生产力与时机把握

“农业新质生产力”一词今年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出现。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文成表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是比较丰富的，包括现在的生物育种技术、无人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等，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首席专家高祥照博士指出，富硒生物光合菌等技术，也属于农业新质生产力范畴，这些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改变农业生产发展的状况，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我们要把握住这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运用好党和政府在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体制机制的政策，提升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水平，打造自主创新平台发挥好新质生产力的作用，为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1、技术创新是农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各项科学技术经营模式的综合运用，赋予了新概念。以智能灌溉系统为例，它借助传感器实时监测土壤湿度、气象数据等信息，精准调控灌溉时间与水量，既避免水资源浪费，又能确保农作物在最佳水分条件下生长，实现产量提升。在病虫害防治方面，引入无人机进行农药喷洒与病虫害监测，可迅速覆盖大面积农田，还能利用图像识别技术精准定位病虫害区域，实现高效防治，降低农药使用量；如辽宁大连、山西临汾大宁、隰县、翼城县、晋中榆次区、太原清徐、娄烦县等利用“富硒生物光合菌剂”替代传统化肥，为改良土壤，降解农残，培肥地力，提高水果蔬菜产量和品质，既从源头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为农民增收发挥了显著作用。

2、农业经营模式的创新同样重要。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将种植业与养殖业有机结合。例如，养殖牲畜产生的粪便经生物处理后成为优质有机肥，以及富硒生物光合菌叶面肥，用于农作物种植，减少化肥使用，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提高土壤肥力；农作物秸秆则可作为牲畜饲料，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此外，“互联网 + 农业”模式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农民通过电商平台直接对接消费者，减少中间环节，增加销售利润。

3、时机把握对农业生产也极为关键。农民应注重品种的选择和质量的提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生产经营。在种植方面，依据不同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和市场需求，合理安排播种与收获时间。如错峰种植反季节蔬菜，避开集中上市期，能获得更高的附加值。在农业技术和模式引入上，也需紧跟时代步伐。当新型农业技术成熟、政策大力扶持时，及时采用，抢占发展先机。在市场环节，“物以稀为贵”也是市场规律。但产品要做到真正的"贵"，必须同时具备优质而稀缺和市场十分需求这两个条件。品种、质量、需求决定价格。只有拥有好品种、好质量，满足市场需求，善于经营，才能卖高价、畅销并获得订单，若实现订单农业，更能控制经营风险。

实现农业高产高效、农民增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持续推动技术与模式创新，精准把握时机，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坚实基础 。

四、农村经济与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统筹城乡发展，是中国农村经济的重要发展趋势，其核心目标是让农民真正实现增收致富。当前，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特别是发展庭院经济产业化，成为中国农业极具特色的发展模式。通过政策机制的鼓励扶持、龙头企业的引导带动、农业合作组织的服务支撑，能有效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着重强调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脱贫攻坚期间投入的大量资金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资产，这些资产不仅是脱贫成果的体现，更是乡村振兴的“家底”。通过全面清查、建立台账、健全监管、分类盘活等系列操作，确保这些资产能持续发挥作用，为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提供有力保障。这一举措为农村经济与农业产业化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提供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新形势下的专业合作化、农业企业化的模式，通过专业合作化，农民可以联合起来，共同面对市场，提高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农业企业化则引入现代企业管理机制，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规范化和标准化程度。而庭院经济的提出和庭院经济产业化的实施，主要依靠以户为单位的个体运营。据统计我国有9亿人仍为农业户口，但其中大量人口已进入城市务工或居住，实际农村常住人口约为6亿，实际从事农业生产（包括种植、养殖等）的农民约为3亿。经部分研究指出，受机械化和城市化影响，实际务农劳动力可能进一步减少至1、2亿。小庭院经济基于我国国情，以构建大立体农业为基点，在每户一亩左右的庭院面积上，开展地下、地面、地上、屋顶四个层面的立体开发，实现“一亩园百亩田”的收益目标。

在发展过程中，各地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探索适合的发展模式。比如，一些地区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将农业与旅游业结合，促进了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这一农业产业“一体化”模式，将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环节与旅游服务有机结合，形成“龙”型产业链，使各环节参与，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另外，部分地区借助电商平台，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农产品市场化，这也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有效探索。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为农村经济与农业产业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应充分利用政策支持，结合自身特色，积极探索创新，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

五、提升综合素质，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支柱产业

综合国力的增强依赖于国民素质的提高，而“三农”问题的中心是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包括技能素养、文化素质、健康水平、职业转型能力等，既会直接影响农业效率--农民掌握现代技术可提升单产和抗风险能力（例如山西临汾侯马市的小麦种植户通过无人机喷洒富硒光合生物菌剂技术提高效率30%)；又可推动农村社会转型--综合素质高的农民更易参与乡村治理、发展特色产业（如侯马市依托其晋南商贸文化区位优势发展农村电商）；还能降低城乡差距的进度。因此，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能预测的高素质新型农民，成为破解“三农”难题的首要任务。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提供更多学习机会，帮助农民更新观念，提升技能，适应农业社会发展的需求，正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积极性，真抓实干，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的要求。

在打造地方特色强势支柱产业方面，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人文、经济、地理气候条件差异较大，只有因地制宜，打造地方特色强势支柱产业，各地的农产品在市场优势互补，相互依赖，相对稳定，增强市场抗风险能力，达到供需相对平衡，才能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繁荣，推动农村经济步入高效生态持续良性发展的轨道。

培育和壮大地方特色强势支柱产业，离不开党和国家农业政策、机制的创新，离不开各部门的职能转变与协调，更离不开农业高新技术的支持。观念决定命运，制度决定盛衰，科技决定贫富。例如，山西省大宁县利用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发展特色水果种植产业，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即富硒生物光合菌肥的使用，提高水果品质和产量，在全国打造出“宁脆苹果”品牌，实现了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农民增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注重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让农民挑上“金扁担”。这就要求在农业发展中，不断创新思维，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机制，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新农村，实施开放型产业化的中国农业发展战略，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市场经济学理论、科学发展观科技创新理论的支撑，发挥好新质生产力的作用，以及产业自身核心竞争力的保障。在当今大变革、大竞争、大发展的时代，创新思维和创造性劳动至关重要。政府应鼓励农民创新，建立农业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为农业发展注入新动力。农民要加强学习，更新观念，调整智（技）能结构，培养大系统、全方位、多功能、高效率的思维品质，为人人都成为当代农业科技人才，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