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图 孙方之
那时候农村里很少有照相者。咋来咋去碰上一回照相的下乡，我家里穷，没有钱，只能站在一旁看有钱人照相。那时候照一张1英寸照片不过5分钱，就是这5分钱，大多数人家也拿不出来，所以看照相的人多，真照相的人少。
20世纪60年代初期，照相馆里使用的都是三角架上面放一个大照相机子。也不知道机子是什么牌子的。淄川城里照相馆人员来村里照相，没有自行车可骑，背着一架照相机和一副三脚架，翻山越岭徒步40里，来到到村子里。村子里一般安排在村西头周大门里照相。
照相者把三脚架子支下，连接上照相机子。照相机子上蒙上一块黑布，被照相的人端坐在正前方2米处的一把椅子上，照相的人钻进照相机蒙着的黑布下面，手里攥着个一握大小的皮球吆喝：“这里看！”“扑哧”一攥皮球：“好了！下一个！”
叔叔家的二姐（右）与其发小摄于1963年
有青年人3个或者5个，站成一排，照合影，顶大照2寸。三天后有个人再步行来到村里，送下照片。一天能照20几幅照片，挣2块多钱，早晚步行回淄川。
我第一次照相是1971年，初中毕业。步行到了周村丝市街中间路北东方红照相馆。我坐在椅子上，吓得浑身打哆嗦。三天后在学校里发下了一张2寸黑白照片，照片上的我呲牙咧嘴，极不自然。高中毕业时又照了一张，还是害怕，照片极不自然。我在心里恨自己：照张相片有啥可怕的？嗯？不就是照张相片吗？又不是上刑场？ 1974年7月，队长叫我开拖拉机，要办驾驶证，又到周村丝市街东方红照相馆找了一张1寸证件照，这次稍微好些，不很吓人了。
1974年8月，拖拉机驾驶证照片
年底参了军，第一件事就是照张相片往家里寄照片。在新兵连三个月，到济南市大明湖照相馆照了次相。
作者新兵连照片
下连后不久，到济南市东方红照相馆照了一次相，这次照相是站姿二寸，戴着白手套，穿着军用白胶鞋。白胶鞋原色为黄色，是老兵卜宪河的白色球鞋。他说，下连队第一次照相要重视起来，寄回家叫家人看着舒服。他脱下自己的涮得发了白的军用球鞋，硬给我穿上，他换着穿我的崭新的黄色军用胶鞋。这张照片我也寄给了高中语文许老师一张，2016年，老师找出来还给了我，我才记起来当年是照过这么一张照片。
作者下连队第一张片
1975年夏天，母亲和小妹到部队看我，那时候刚从仲宫水库练习游泳回到营房，被太阳暴晒加劳累，黑干草瘦，我和母亲与妹妹到济南市东方红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留下了衣帽不整、精神疲惫的照片。
1975年7月，与母亲、小妹在济南东方红照相馆合影
1982年8月，我被调到公社文化站，接触到照相机，那时候一个公社就是文化站有一台照相机。那是一台“海鸥”牌机械相机，一张胶卷照16张照片，窗口朝上，拍摄一张照片，用手拉动一次胶卷，换上一张新的胶卷。文化站有暗室，照片放大机等设施，买来显影液、定影液自己放大照片，制作幻灯片。那时候农村人多没有条件照相，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给家里人留下了许多照片，现在翻看感概颇多。
1985年2月，我被调到乡党委办公室任主任，又买了一台380元的照相机。那时候使用的多是黑白胶卷，1989年，市面上见到柯达、富士等彩色胶卷。那年，我给女儿拍摄了第一张彩色照片。1990年，我花200元，委托他人从深圳买来一部比较简陋的相机，属于自己所有。2004年又换了一部价格1.6万多元的日本佳能照相机。以后陆续更换相机，到2017变，已经更换了4部相机。2013年花1.3万元买来一个长焦距镜头，可以配任何机子使用。可惜，2017年夏天儿子拿去拍摄婚纱照，在青岛被小偷偷了去。
多年来我形成了一个习惯，只要出门总要带着相机，敏锐捕捉素材，见有值得留下资料的人和事，立即拍摄。至今留下了大约4万余张照片资料。2015年以来，手机有了照相功能，似乎干掉了相机，但是我以为，手机主要功能是打电话，照相功能，永远代替不了相机。
近半个世纪，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坚持文学创作与摄影两大业余爱好，老而弥坚，矢志不移。摄影作品多次获奖，至今哪一级摄影学会也没加入，爱好而已。多年来，文学与摄影爱好结合，多部散文、小说集恰当插入照片，点缀其中，增加美感。
2025年3月10日
作者从四万余张照片中选出的40张代表性照片。题目由读者自由命名。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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