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韬武略万耀煌（上 )
◎曾庆伟 首发《鸿渐风》
一
按仓埠当地人的说法，民国时期的仓子埠有三个大家族，即夏家、万家和陶家。这三大家族的关系，与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写的贾家、史家、王家和薛家四大家族之间的关系颇为相像，相互之间也是有姻亲关系的，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代有通籍，渊源深厚。仓子埠三大家族之中的万家，代表人物便是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历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第十五军团军团长、陆军大学教育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湖北省主席、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军政职务的万耀煌。
万耀煌（1891—1977），派号迪奇，字武樵，早年名万奇，晚年自号砚山老人。1891年3月13日，万耀煌出生于黄冈仓子埠万家大湾（现武汉市长江新区仓埠街杨裴村万家大湾）的一户世代耕读人家。
据《黄冈万氏心斋公宗谱》（1）（以下简称《万氏宗谱）记载，黄冈仓埠万氏一族从先祖万雄甫始记。万雄甫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9年）在鄱阳戡乱，以军功任指挥将军，举家自江西江右绕州府建宁县瓦屑墩迁徒湖北汉阳府黄陂县，后再迁至黄冈武湖之滨的仓子埠定居，子孙开枝散叶。
《万氏宗谱》从万雄甫的九世孙——万心斋开始详记。万心斋出生于明嘉靖丙戌年（1526年），其子万一奇高中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万心斋之孙万尔昌中崇祯九年（1636年）举人，至此，仓埠这一支万氏脉系始有族人走上科举入仕之路。据《万氏宗谱》载，万心斋有四个孙子：万尔春、万尔昌、万尔升、万尔泉。万耀煌系万尔昌这一房的第二十世孙。
万耀煌高祖、曾祖、祖父和父亲四代的概况，可从他在《万耀煌口述自传》中的讲述知其渊源脉络：“（万耀煌）高祖鼎琛公，嘉庆庚申翰林，官广东琼山、始兴、南雄、曲江知县，卒于护理韶州府任，享年仅四十余。曾祖裕沦公，监生、候选县丞。祖成镛公，邑庠生。父咸宾(晓村)公，少习书史，以诸生教读作幕，居家时少，性慷慨，济困扶危，不以贫而易志，晚岁多病，卒年五十四。母夏太夫人慈祥淑慧，著于乡里。育吾兄弟姊妹七人，三弟十余岁误于庸医夭逝，母伤痛逾恒，后卒于武昌，年六十有五（2）。”从万耀煌的自述看，他的高祖、曾祖曾当过州县官吏，祖父是个读书人，职业是教书。大体上讲，从万尔昌这一房传下来且散居于仓埠的万氏族人，皆以耕织为生活，以诗书敎子孙。
万耀煌的父亲名叫万振中（一名咸宾)，职业为教书和给官家做幕僚，且在家时间不多。万耀煌之母夏氏则系出名门，为晚清进士夏子琴长女。夏子琴进士及第后，签分浙江候补知县(俗称虎头班，有缺即补)，入民国后，曾任江西省长之戚扬即其门生。万耀煌的大舅父夏福康，邑廪生；二舅父夏寿康(仲膺)系光绪壬寅进士，由庶常授编修，清末任湖北谘议局副议长，入民国后任肃政史及大总统府秘书长暨湖北省长等职。
万振中夫妇育有子女七人，在男孩中，万耀煌排行第二。老万家收入少，孩子却多，家大而口阔，加上万父又不善理财，且为人比较慷慨，所以老万家的日子总是过得紧紧巴巴。生于寒素之家，万耀煌早失慈严之爱，在他的大姐万遐进（系笃信佛教的居士，仓埠当地人称万师太）成人后，他依长姐抚育，时常住在大姐家中。
幼时，万耀煌从同族的万姓私塾先生开蒙课字，12岁前一直随塾师念四书五经。教书先生是万耀煌的族祖，所收学生有大有小，大抵情形是，塾师教年龄大的学生时花费精力较多，在教年龄小的学生时，他似乎就教得比较马虎，万耀煌开蒙时年龄尚小，老师的管教又松松垮垮，他的书也就读得比较马虎，几年的私塾学习，万耀煌的收获可谓平平。翰林出身的舅父夏寿康对万耀煌这个外甥十分钟爱，看出他在仓埠乡下读私塾肯定没有前途可言，便在万耀煌12岁（1903年）时，伸出援手，把他接到省城上新式学堂。
在省城武昌，万耀煌先是跟随他的族叔也是姨丈的万信民（系逊清秀才，曾当过江西横风县知县，他的女儿万冰如嫁给了民国时期的大文人陶希圣，所以万冰如既是万耀煌的族妹，又是万耀煌的表妹。）念书，后打算投考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但万耀煌的堂兄万荇湄认为他仅读过私塾，科学知识全无，基础不好而不足以应考高等小学，让他先入初等小学读书。万氏便先入了初等小学，因为刻苦用功，加上天资不错，两个月后，万耀煌的学习成绩便在班上名列前茅。之后，他如愿考进设在武昌的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念书。
清末，朝廷取消了科举考试，武昌城里公办的新式小学、中学、师范等学堂兴起，当时念新式学堂的小学毕业生即相当于科举时代的秀才，念中学、师范的毕业生相当于科举时代的举人，通常来讲，只要有中学、师范毕业文凭的学生，大多能在社会上谋到一份体面的职业。所以在20世纪初的仓子埠，能像万耀煌这样在省城的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读书，比较鲜见。
现位于武昌紫阳湖西面紫阳村22号的万耀煌公馆，是万耀煌1946年4月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时购得武昌小朝街东侧及紫阳湖畔约一亩七分二厘的菜地，在上面兴建了一座带花园鱼池的建筑，这座公馆建筑坐北朝南，是西式两层砖混结构，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据湖北去台名人李先云回忆，万耀煌在任省主席时，常在这里召开行政会议至深夜。1948年4月万耀煌请辞离汉时，他将该公馆卖给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周力行。1949年春，周力行去了台湾，该公馆空置，解放初期，武汉市军管会物资接管部房管处接收了该公馆，不久，这座空荡荡的建筑经过修繕，安排给刚进城不久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及其家人居住，直到1954年李先念离汉进京为止。
按当时清政府的规定，全国高等小学以上学生，所有衣、食、住、书籍、文具等费用，一概由学堂供给。万耀煌就读的两湖师范附属小学全校学生一百二十人，宿舍六人一室，蚊帐、被服一律由学校提供，每人有一衣柜，每六十人一教室，一自习室，一饭厅。监学（校长）与学生同食，八人一桌，早餐稀饭馒头，午、晚两餐均三荤三素。这样的学习、生活条件，是万耀煌在仓埠乡下想都不敢想的。但好景不长，在万耀煌在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读到最后一年时，大概是晚清政府的库府实在拮据，学校废除了供给制，学生在校读书的费用随即改成了由学生家庭负担。因为万耀煌家的经济状况经常是手长袖子短，懂事的万耀煌为了节省住宿费用，将住读改为走读，即使这样，他也只勉强维持了一个月时间，最终还是因经济供给难以为继而被迫中途辍学。这么一来，万耀煌就悬在武昌城里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了。他想留在武汉谋份差事来养活自己而不得，但如果就这样两手空空地返回仓埠乡下去种地吧，他又实在心有不甘。无奈之下，他打算去投军当兵吃粮，母亲又不同意，当时大多仓埠人的认知，还禁锢在“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窠臼里，万母当然不愿意自己读了书的儿子去当兵吃粮。经过多方解释恳求，万母才勉强同意万耀煌外出当兵。
在晚清，青年男子即使想进部队当兵吃粮，也不是一件想去就去的简单事情，而是需要有点身份的保人从中担保介绍。恰好，万耀煌有位族兄万逢霖从陆军小学毕业，已在部队服役，便由他介绍万耀煌到湖北第二十一混成协（旅）入伍，其初，万氏由营长面试，最后由统领（协统，黎元洪时任该协统领）面试及格，当了一个二等兵，是年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万耀煌年方17，这也是他日后长达四五十年军旅生涯的开始。
二
回望万耀煌的军旅轨迹，可以看到，从1908年始至1919年的10余年间，他主要是在各种性质的军校里读书度过的。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清廷为预备立宪，便先从厘订军队的管理体系着手，将原来的兵部、练兵处、太仆寺等机构合并，统一成立清陆军部，负责全国的所有军事业务。该部计划将全国陆军编为三十六镇（师），并为培养全国三十六镇的下级军官，规定在每省先办一所陆军小学，其学制为3年；在全国办四所陆军中学，即位于北京附近清河镇的第一陆军中学、位于西安的第二陆军中学（因故搁置未办）、位于武汉市武昌南湖的第三陆军中学和位于南京的第四陆军中学。陆军中学的学制为2年。
清陆军部规定，各省办的陆军小学，每校每期学生约80至100人，学生学习3年后经考试合格才能毕业。全国各个陆军小学的学制、教授课程，以及招考学生等诸多事项，陆军部都有明文规定，但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却不按规定执行，自行其是，他要求湖北陆军小学的学生，全部都从已经入伍的优秀士兵中选送，致使这期入学的学生平均年龄接近30岁，所以当时有人戏称湖北陆军小学是“学生有点老，学校有点小”。万耀煌以湖北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第九棚伍长的身份而被选送进了湖北陆军小学就读，他是学校中几个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
张之洞于1907年离任湖广总督而去北京的朝廷中枢履新，湖广总督先由赵尔巽接任，再由陈夔龙继任。陆军部来鄂检查陆军小学的开办情况，因为该校所招的学生年龄多在30岁上下，被认定为不合规，于是学校被停办。当两年后该校再开学时，原来的湖北陆军小学则改称为湖北陆军特别小学。是时，为了妥善处理因张之洞不合规招生的遗留问题，两湖总督陈夔龙和督练公所总办铁忠商请陆军部特事特办，批准湖北于次年陆小学生毕业后再招考高等小学毕业生及同等学历者入学，因此，万耀煌在湖北陆军小学只读了约一年时间即毕业，并于宣统元年（1909年）秋依规进入第三陆军中学读书。宣统三年（1911年）初，万耀煌从第三陆军中学毕业。
按陆军部最初的规定，凡从各个陆军中学毕业的学生都应去部队接受入伍训练。斯时，清陆军部因顾忌军队素质太差，怕从陆军中学毕业的学生受不到良好的部队教育，于是在直隶的保定速成学堂原址办了一个入伍生总队，这样，万耀煌从第三陆军中学毕业后，即离开湖北去了保定入伍生总队报到。
1911年10月，武昌爆发了惊天动地的辛亥革命，清廷急忙派兵前往武昌镇压。保定入伍生总队的许多学生纷纷南下武汉参与战事，万耀煌是积极者之一。1912年元月，孙中山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中山先生履约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由袁世凯先期继任，4月，经临时参议院通过，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不久，北京政府即决定在直隶成立保定军官学校，通令各省原为保定入伍生总队的学生，从速返回保定报到，并成为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学员（3）。1916年，万耀煌又考入设在北京的陆军大学第五期，于1919年毕业。从万耀煌的求学经历和后来的从军履历看，可以说他是我国最早接受完整的新式陆军教育的军事专家之一。因为他接受过完整的新式陆军军事教育，这就为他日后在陆军大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央训练团等多所军事、政治学校从事教学管理工作，并成为一位著名的现代军事教育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年轻时的万耀煌性情开朗大方，很有活力。据万氏在《万耀煌口述自传》中的讲述，他在湖北第二十一混成协、湖北陆军小学、第三陆军中学、保定入伍生总队、保定军官学校，或者当兵，抑或是念书，他都是个活跃分子。
他在湖北第二十一混成协服役时，就表现得非常活跃。他在17岁以万奇之名入伍湖北第二十一混成协之时，穿的是学生制服，在晚清时的军队，以读过新式学堂的学生身份愿意入伍当兵者，特别引人注意，因而万氏被该协的兵士称为“学兵”。性情开朗的万耀煌很快在部队里结识了许多颇能谈得来的朋友，如大冶黄申芗、安陆郭抚辰、黄冈邹润猷、汉阳萧骥(德称)、房县丁人杰、湖南宁乡章裕昆、湖南慈利唐牺支，京山曹振武、湖南湘乡杨王鹏等。这些青年朋友之间彼此交换所学知识，披肝沥胆畅谈革命。在交往中，他们都认为很有必要通过结社组织一个团体，藉以团结更多志同道合的有志青年，于是，他们在万氏入伍一个月后，共同发起组织了“群治学社”，推选黄申芗为社长，万耀煌是“群治学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若从表面上看，“群治学社”的这群青年人好像是为了把更多热爱学习的青年人聚合在一起，相互交换知识和共同研究学问，但他们自己却非常清楚，成立“群治学社”就是奉同盟会的宗旨为圭臬，凝聚力量，组成团体，为以后参加革命活动作好准备。为了把各个社员的意志凝聚在一起，“群治学社”订有社员规约:“一、绝对守密，有事一人当之；二、社员限于士兵，不得介绍官佐；三、社费由社员捐出。”我们从该规约中也能看出这一团体政治属性的端倪。“群治学社”的成立为以后的湖北革命团体起到了示范作用，后来成立的“振武学社”“文学会”等，大多是由“群治学社”演变扩张的结果。包括“群治学社”在内的这些湖北革命团体成为辛亥武昌起义的原动力之一。
在辛亥革命前夜，万耀煌在保定入伍生总队入伍时，率先在学员中剪掉了被日本人讥为“猪尾巴”的辫子，由此在入伍生总队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剪辫风波。
1644年清军入关后，满清统治者下令全国各民族人民改留满族发型，改穿满族服饰，史称“剃发易服”。如果把清廷推行易服政策的强制力度和推行汉族男子剃头政策的强制力度两相比较，后者力度更烈，当时甚至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说，也就是男子若不剃发结辫，甚至有性命之虞。所以有清一朝，汉族绝大部分男子被迫剃发结辫，民众改穿满族衣冠。清政府强制下的“剃发易服”对巩固满清政权、维护其对汉人长达200多年的统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汉族民众中的许多人始终对被迫“剃发易服”怀有强烈的抵制心理，尤其对朝廷强令汉族男子改蓄发为剃发蓄辫反感更甚。
有必要解释一下，何为清代的剃头蓄辫子？
清代所谓的剃头蓄辫子，是男孩打很小时起，就将头发周围用刀剃去一半，只留头顶部分，到少年时用头绳扎根，编成辫子，辫尾扎一结；到成年时不扎根迳编辫子。清代各社会阶层的男子都要留辫子，官吏自不消说是要留辫子，就连军人也要留辫子，军人出操时将辫子盘在帽子内，在室内则将辫子垂下。晚清时，在外国留学的男子多半会将辫子剪去，但回国后仍需蓄辫子。有清一朝200余年，汉人一直带着这种耻辱的标记。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各种报纸都有呼吁国人剪掉辫子的舆论，并且形成了一种非剪掉辫子不可的强大“舆论场”，在新军中，想剪掉辫子的青年军人已大有人在，但问题是谁也不敢轻易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男子蓄辫子是当时的国家制度，剪掉辫子是犯法行为。但是，像万耀煌等这样从湖北走出去的满脑子都是革命思想的年轻人，想剪掉自己头上这根“猪尾巴”的态度更加急迫。他管不了那么多了。
辛亥革命前夜的某一日，万耀煌在自习室上自习课，他同邻座的同学毕家珪谈起剪辫子的事情，万说:“我们把辫子剪掉好不好?”毕立即表示赞同。万耀煌马上拿出剪刀，让毕家珪先替自己剪，然后万再给毕剪。没想到万耀煌的辫子还没剪完，顷刻间自习室内的同学都走光了，原来大家都跑到楼上寝室里关起门来剪辫子，刹那间，剪辫子的风潮传遍了全校，因为剪刀不多，再加上剪得又慢，全校学员几乎整整剪了一夜，到次日天快亮时，还有学员没有剪完。
第二天早上8时，总办（校长）命令集合训话，大家很快猜出是为了学员剪辫子的事，此时有的人在宿舍只剪了一半，不得不加快剪辫速度，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奇观：还有没来得及剪掉辫子的人，觉得集合以后自己再无剪辫机会，竟一面向集合的操场跑，一面还在剪辫子。
集合完毕，总办命令剪发的学员向前走五步，结果向前走的竟达百分之九十，总办又命令剃光头的再向前走三步，于是剪得像和尚头一样光头的学员又有百分之三十。大概总办起初认为只有少数同学敢于剪掉辫子，准备对剪辫子的学员给予重惩。总办见到现在的情形，只好遵从法不责众之道，另作打算了，他说留辫子是国家制度，剪辫子等于违反国法，剪了辫子的人必须要把头发留起来，并给剪了辫子的学员，每人先记大过两次，名单呈报陆军部。
就在保定入伍生总队发生剪辫风波不久，武昌起义骤然爆发，大清王朝迅速坍塌，万耀煌等学生因剪掉辫子而遭到入伍生总队的校方记过处罚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三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武昌首义，此时人在保定入伍生总队的万耀煌感到十分振奋，决定用实际行动响应武昌义举。他本来准备邀同学张笃伦、袁余芹等，一齐游说驻节保定的陆军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举义，但因清廷监视甚严，未能成功。万耀煌又与张笃伦等同学商议，准备离开入伍生总队南下回鄂，可是此时的万氏囊中羞涩，没有盘缠，正不知如何是好，两位与万同室的福建同学王渭临和叶玉衡看出症结，赠与他七元大洋和一个银壳挂表作路费。万氏先张笃伦一日去了天津，然后与张笃伦和另一位同学在天津会合，知上海已经光复，便乘招商局“新丰号”轮船由海路前往上海，抵沪后见到了沪军都督陈其美（英士）。
陈其美听说有青年军人自保定来见他，立刻亲自出来接待万耀煌等几位同学，先把上海独立的经过简单向他们作了说明，后又简约介绍了武汉当前所处的局面，随即委任他们做他的参谋，张笃伦负责管理卫队，万耀煌负责组织督练处。后来万耀煌跟武昌方面取得联系，又接到蒋翊武、黄申芗、耿丹来电，他们都催万、张等人速速回汉。万耀煌等几人去意已决，陈其美挽留不住，便发给每人200银元作路费，并授万耀煌以沪军都督府联络参谋名义，陈其美除了正式行文给鄂军督都府外，还亲笔给武昌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黄兴写了信函让万耀煌面交。于是，万耀煌等人搭乘日本“大元号”轮船逆水上行，约在1911年11月12日到汉口，船泊于日租界码头，他们又雇“摆江”（船名）渡江到了武昌。此时，汉口的英、俄、法、德、日租界上游正炮火连天，革命军与清军打得热闹，租界内则比较平静，这是因为英、俄、法、德、日等驻汉领事团禁止清军与革命军向租界射击，所以租界的江段也就没有战事，尚可使武昌、汉口间维持轮渡，尤其从日租界到武昌和由武昌到日租界的渡轮往来比较方便。当时，武昌军政府为了接待由外埠来鄂援助人员的方便和在武昌、汉口之间渡江的方便，在武昌毡呢厂设有一个接待处，又派代表借汉口英商顺昌洋行作为汉口的联络点，这样就串联起了武昌与汉口之间的交通线，使外埠来鄂援助人员的交通比较便利。
回过头来审视，辛亥起义之后，在清军与革命军双方交火激烈的情况下，英、俄、法、德、日租界的局面尚能维持于平静，武昌与汉口之间还能保持轮渡（主要是英、日轮渡船作渡江工具）交通，都与武昌举义后鄂军政府对英、俄、法、德、日租界所采取的一系列外交措施有关。
据《汉口五国租界》载，1911年10月11日，武昌革命党即以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名义布告全城,其中有“伤害外人者斩”“保卫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等内容。12日，鄂军政府照会驻汉各国领事,承认各国的既得权利,保护各国人民财产，按期摊还应付的赔款。同时,警告如“助清政府以妨害鄂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13日，鄂军政府照会英、日等领事，请其严守中立。14日,外国领事团开会，并致电北京各国公使,要求清政府海军与民军作战时,不要使租界遭到炮火轰击。同日,俄国驻汉领事敖康夫撮合清军与鄂军政府双方代表在俄领事馆晤商,但未达成协议。10月30日,冯国璋下令在汉口纵火，汉口繁华市区一片火海，大火延烧三天三夜，华商损失甚巨。11月6日，外国领事团因清军火烧汉口，向冯国璋发出严重照会。袁世凯派代表刘承恩、蔡廷干携带致黎元洪的书信和驻汉英国领事葛福的介绍信，到武昌湖北军政府，提出袁世凯的“和平”方案（4）。总之，鄂军政府对英、俄、法、德、日租界所采取的一系列外交措施，对辛亥革命最终取得成功起很到了重要作用。
万耀煌等从汉口过江赶往都督府，见到了鄂军都督黎元洪。万耀煌在入伍湖北第二十一混成协时，协统（旅长）黎元洪曾面试过万耀煌，所以他俩之间有一定的渊源。黎元洪随即任万耀煌为鄂军政府参谋部的参谋之职。
武汉此时的情况对革命军颇为不利。1911年11月1日，整个汉口已被清军攻陷，清军焚烧汉口华界市街，市民财产损失甚重。革命军退出汉口，退保汉阳。11月3日，黎元洪在武昌都督府广场登坛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黄兴当日即赴汉阳指挥革命军作战，反攻汉口。万耀煌在抵达武昌的次日，即到汉阳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部拜见黄兴，面交了陈其美写给黄兴的信函。黄兴留万氏在总司令部参谋处服务，因万耀煌在鄂军政府参谋部已有任职，黄兴就让万耀煌负责战时总司令部与鄂军政府参谋部之间的联络工作。万耀煌随同黄兴的总司令部反攻汉口，革命军冒雨渡河，黎明展开攻击，初期进展顺利，但清军挟多门大炮的武器优势，以猛烈炮火压制革命军的攻势，至中午，革命军进攻受阻，午后3时全线后退。在清军的冲击下，革命军只好将部队撤回汉阳沿河防守。11月21日，清军大举进攻汉阳，革命军虽然顽强抵抗，付出人员伤亡的重大代价，但仍然未能站稳脚跟，至27日，汉阳失守。汉口、汉阳都被清军占据，武昌面临的形势就危如累卵了。
清军占领汉阳后，在汉阳龟山之上架设重炮，不断向隔江的武昌轰击，位于武昌蛇山之南的都督府完全暴露在清军火炮的射程之内。1911年12月2日，在清军不断的炮击中，都督府后楼中弹起火，黎元洪被杜锡钧等卫兵保护出城，向卓刀泉、葛店一线撤退。
在革命军与清军持续的激战中，英、俄、法、德、日的商人利益无可避免地受到巨大损害，为了保护租界各国商人的利益，英、俄、法、德、日驻汉领事馆相继采取措施，努力使清军与革命军双方实现停火议和。据《汉口五国租界》载：11月17日，驻汉英、俄、法、德、日领事推选万国商会会长、英国人盘恩持公函至武昌军政府,面晤都督黎元洪,表示承认鄂军政府为交战团体,各国将严守中立。盘恩离去后，军政府备答谢文5份，派汤化龙、胡瑛、夏维松送交汉口五国领事。11月22 日，俄国驻汉领事敖康夫又提议清军退往滠口，革命军不得阻拦，并不得过河。双方先罢兵，后谈判；如谈不成，清军可回原驻地。敖康夫的这一提议亦未收效。11月27日，鄂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访晤美国总领事，请美领事斡旋停战3日。29日，黎元洪又派特使往英国领事馆，“要求先行停战三天,以便商谈长期停战条件（5）。”
12月1日，革命军对清军的顽强抵抗和鄂军政府对英、俄、法、德、日等驻汉领事馆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收到了积极的效果：英国人盘恩至武昌，与蒋翊武（黄兴离汉去上海后，由蒋翊武代理革命军总司令）、吴兆麟接洽停战事宜。盘恩说驻汉各国领事团见两军交战，使汉口商埠损失甚重，不宜再战，希望双方同意停战议和，清军已经同意，如果都督签约盖印，立即生效。
万耀煌向蒋翊武、吴兆麟表示愿意去请都督回武昌签署停战条约，蒋、吴均表同意。万耀煌与吴兆鲤（吴兆麟之弟）骑着马，在离葛店不远的一个叫王家店的小桥边追上了黎元洪，又拿到由都督府秘书先持往葛店的都督印信，连夜赶回武昌洪山革命军总司令部。12月3日，湖北军政府代表蒋翊武、清政府汉口道黄开文、英国人盘恩签署三方协议，从3日晨8时起至6日晨8时止，武汉停战3天。至6日，续停战3天，9日又续停战 15天。
万耀煌去葛店取回黎元洪都督印信的第二天（12月4日）清晨，又去葛店迎黎元洪返回武昌。12月9日，黎元洪把驻汉英国领事馆转来的清军关于停战15天的条件，提交给正在汉口英租界开会的各省代表讨论，同时电告各省都督一律遵守（此前，各省代表开会公推湖北都督府为中央政府）。12月12日，各省代表离汉赴南京。1912年元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辛亥革命取得成功。
实事求是地说，革命军与清军能在1911年12月3日达成停战协议并最终实现停战，肯定不是某一方面、某一个人作用的结果，而是各方势力博弈角逐的结局。从革命军方面看，当时全国的大局正朝着有利于湖北军政府的方向发展，武昌举义后，全国已有14个省先后宣布独立。从军事方面讲，除了武昌的革命军在与清军作战外，援助武昌革命军的部队陆续从四面八方向武汉赶来，这些部队纷纷加入对清军作战的行列；从袁世凯方面看，清军内部已经分化，原本来武汉参加剿灭武昌革命军的清海军舰队，却在汤芗铭带领下倒向革命一边，成为革命武装。清陆军真正与革命军开战的只有两个镇（师）约2万余人，而武汉的战线太长，清军人手显然不够。尤其是袁世凯更为看重的，倒不是武昌的战局，而是怎样顺利地接过北京清廷的权柄；从英、俄、法、德、日等驻汉领事方面看，清军与革命军双方激战，对英、俄、法、德、日等国在汉的利益非常不利，所以促成清军与革命军双方停战，符合各租界国在汉的总体利益。
为了维护各租界国在汉的权益，驻汉领事团采取的手段有文武两手，文的一手是居间调停，武的一手是调兵进入租界进行武装干预，据《汉口五国租界》载，“11月11日—12日，各国连续派军舰赴汉，连同以前停泊在汉口的共18艘，计英国8艘，德国5艘，美国3艘，俄、奥各一艘；同时，又派陆军来汉，计俄国227人，日本500人，德国100人，英国160人，意大利30人，法国也计划派150人来华（6）。”
总而言之，革命军与清军能在1911年12月3日达成停战协议，当是清政府、湖北革命政府和驻汉各国领事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公允地说，在签署清军与革命军双方停战协议的具体过程中，万耀煌个人所作的贡献还是比较突出的。万氏在辛亥历史上星夜追上黎元洪取回都督印信，而使停战协议盖章生效的功劳，当时在社会上广为流布，国民党元老张知本曾撰文称赞万耀煌“葛店追黎有大功”，万耀煌对辛亥革命的这一贡献理应载入史册而为后人纪念。
辛亥武昌首义革命四友合影（右起）张笃伦、万耀煌、耿丹、辜仁发。图片提供：万学工
1912年4月，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不久，北京政府陆军部在直隶成立保定军官学校，通令各省原为保定入伍生总队的学员，从速前往保定报到。这时，汉口停战、南北议和后，武昌战事就告一段落了。万耀煌认为自己个人的革命责任已尽，准备返回保定继续学业。其时,万的舅舅夏寿康任职湖北民政厅厅长,要万协助他做些事情，但万耀煌认为,自己的前途在军旅而不在地方,遂婉辞一切职位，返回保定军官学校继续学业。
1913年万耀煌22岁时，在武昌与黄氏结婚（7）。婚后育有长子万文俊，二子万文鹤。1914年万耀煌从保定军校毕业，被分配回湖北第一师第二团见习，该团驻地在离仓子埠不远的黄州。半年见习期满，万耀煌当了排长，1915年，他升任连长，同年加入国民党。1916年，万耀煌在武昌考点考入设在北京的陆军大学第五期读书深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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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万耀煌主持修订：《黄冈万氏宗谱》，1947年第七修，1999年重印。
（2）万耀煌口述，沈云龙整理：《万耀煌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2页。
（3）据清末陆军部档案记载，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1月21日，袁世凯奉旨从山东来保定，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到保定，先后督练北洋新军（亦称北洋常备军），广开军事学堂，共有北洋行营将弁学堂、练官营、参谋学堂、测绘学堂、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保定东关陆军小学堂、北洋陆军师范学堂、马医学堂、军械学堂、经理学堂、宪兵学堂、电信信号队、陆军部速成学堂、陆军部军官学堂、陆军部预备大学堂、陆军军官学校等16所。北洋行营将弁学堂等学堂系保定军校的前身。又据《万耀煌口述自传》载，宣统三年（1911年）保定入伍生总队尚未结业，武昌起义爆发，各省学生纷纷南下参加革命，保定原来的兵官学堂等于无形解散，待民国成立，北洋政府陆军部改保定原来的兵官学堂为保定军官学校，下令召集原来的入伍生和将届毕业的陆军中学生赴校报到，是为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
（4）王汗吾、吴明堂著：《汉口五国租界》，武汉出版社2017年12月版，第265页。
（5）王汗吾、吴明堂著：《汉口五国租界》，武汉出版社2017年12月版，第266页。
（6）王耀撰：《万耀煌》，王成斌、刘炳耀、叶万忠、范传新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四集），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6页。
（7）卢复撰：《王占元、肖耀南把持下的湖北政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2辑（总第十二辑），第10页。
【作者简介】
曾庆伟：作家、文化学者，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特聘教授、湖北楚菜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评审专家。已出版《荆楚味道》《味蕾上的乡情》《楚天谈吃》《武汉味道》《武昌老味道》等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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