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伟  首发《 鸿渐风》

                

六

1936年10月初，万耀煌的第二十五军在“两广事件”平息后，由广东肇庆奉调洛阳护路。是月，蒋介石前往洛阳视察，31日是他虚岁满50的生日。中国传统，男人的年龄常以虚岁计数，男人虚岁满50，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蒋介石在洛阳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寿庆活动，各地前来洛阳祝寿的军政大员有阎锡山、张学良、傅作义、徐永昌、贺耀祖、万耀煌等。万耀煌在洛阳结识了许多高官政要，其中就有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的张学良，此时张负责节制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的军政事务，名义上，万的部队此时归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节制。张学良是万耀煌的上司。

蒋介石在洛阳过完寿庆，心情大好的他先是带着一众军政大员游览中岳嵩山，又去太原视察一番，受到阎锡山的热情招待，再转去西安视察。蒋拟在西安召见各位高级军政长官开会，此时的西安城可谓将星云集，冠盖往来不绝于途，一时成为全国的军政中心。

在这之前,万耀煌的第二十五军已奉派驻扎在洛阳、咸阳一线,归“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蒋鼎文指挥。万耀煌是准备面见蒋介石的高级将领之一，其偕夫人周长临到西安后，入住西京招待所。其他的一些军政大员如陈诚、蒋作宾等也住在这里。

12月12日黎明,西京招待所内人声鼎沸，继而枪声四起，万耀煌判断这里已经发生了局部兵变。事实确实与万氏的判断不差，张学良、杨虎城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发动了“兵谏”(史称“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下榻西京招待所的蒋作宾、蒋百里、陈调元、蒋鼎文、朱绍良、陈诚、郭寄峤、万耀煌等人都被扣住，失去了人生自由。

民国时期的西安西京招待所

图片提供：万学工

12日上午11点钟左右，万耀煌夫妇被兵士带到西京招待所餐厅，看到住此招待所的军政大员全部都在。过了几十分钟，万耀煌被张学良派来的军官请到西安新城杨虎城公馆谈话。万问张学良:“委座在哪里?是否安全?”张学良对万说,蒋介石只是受了一点轻伤,安全完全有保障。万要求去陪侍蒋介石,张学良没有答应。张学良向万提出要他的第二十五军南调兴平县驻扎，以免与西安城内的守军发生冲突。万耀煌心想，如按张的意思将部队撤离咸阳，一旦形势恶化，远水难解近火，结果不堪设想，便推脱说：“囹圆之人,难以承命。”张与万谈话毕，万氏被张学良派人送回京西招待所。一回招待所，万即大声嚷嚷道：“委座现住在新城公馆，很安全。”这是在向被扣的一众军政大员们通报消息，以安定人心。

万耀煌刚从新城杨虎城公馆返回西京招待所不久，又有与万耀煌在保定军官学校共过事的何柱国、王以哲两位东北军军长奉张学良之命前来，目的是想做通万的工作，所以他俩与万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希望第二十五军要安定，不要有所举动。万正想派人去与他的部队联络，便向王、何提出派人出去联络部队的要求。据《国民党高级将领列传》载，当时在万与王、何谈话时，万夫人周长临也在房间，这时她插话说：“你们商量军务大事,我在这里不方便。”说完就溜出了房间，门外负有监视责任的士兵也未阻拦。周长临先去看了陈诚等人，然后进了蒋鼎文房中。蒋鼎文一见她,大喜过望,说:“万大嫂，你来得正好,有两件事情嘱你。此间先生们被监视甚严,惟有你是妇女（按：其中还有位妇女是陈继承夫人），或者可以乘机做成这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带个口信给陈调元、蒋作宾、蒋百里三位,要他们设法找鲍文樾来,鲍可以劝劝张学良,就此止步。第二件事,目前情况危险万状,武樵（即万耀煌）兄的军队在咸阳,对西安构成最大威胁,可以阻止张、杨的行动。但西安城内是杨虎城的势力,张汉卿（即张学良）只有刘多荃一个旅,实际上还不到一个旅。如果杨虎城不顾一切蛮干,后果不堪设想。最好让张汉卿的于学忠部也进入西安。所以第二十五军可以离开咸阳,往汉中方向去。如果第二十五军阻挡于学忠部进西安,势必造成危险混乱的局面,委员长和大家的安全就难以保证了。”

当天下午,周长临利用帮忙侍候蒋作宾服药的机会，转告了蒋鼎文所说的第一件事情。同时，她又设法买通了一名卫兵,要其在下班后到花园饭店第二十五军办事处去一趟,找任何一个官或兵来西京招待所找万军长都可以（13）。

西安事变时，在西京招待所被扣留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及其家属。右起：蒋作宾、陈诚、陈调元、陈继承、朱绍良、陈继承夫人、蒋鼎文、万耀煌夫人、卫立煌、万耀煌、龚道明等。

图片提供：万学工

12月14日上午，王、何二位军长又来西京招待所万氏夫妇的房间，还是说要万让第二十五军南撤之事。这时，跟随万耀煌多年的卫士黄金山突然闯了进来。万再向何、王要求让人去第二十五军联络传话，何、王两人向张学良请示后，同意万派人前往第二十五军联系，万乃派黄金山前去指示：命令副军长卢道生代理军长，部队应听命于何应钦、刘峙的指挥；万耀煌特别交待，他现在从西安发出的一切命令皆无效；第二十五军可向汉中、安康行动，保存实力，决不投降。不一会，王以哲送来杨虎城签发的通行证，黄金山乃往第二十五军传达万耀煌之命令。12月15日晚上，第二十五军按照万耀煌的命令，连夜撤出咸阳，开拔南行。

12月15日，万氏夫妇同陈继承夫妇、陈调元等乘车从西京招待所迁到仁寿里居住。仁寿里是一幢四合院，颇为宽敞，各家分住各房。虽然现在仍有便衣监视，但大家的行动已较自由，甚至可以围坐一桌打麻将消遣了。

12月25日，张学良、杨虎城送蒋介石回洛阳转往南京。张学良随蒋同行。“西安事变”落幕。

据《万耀煌口述自传》载，12月26日中午，杨虎城来到仁寿里万耀煌等的住处拜访，自己打了自己两耳光，说实在对不起（14）。下午，杨虎城在新城公馆宴请万耀煌等被扣于西安的一众军政大员，宴会由东北军将领作陪。12月27日，万氏夫妇与蒋百里、蒋作宾、陈继承夫妇、陈诚等被扣西安的15位军政大员乘飞机返回南京。

从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当局放弃了原定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结束了长达10年的国共内战，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携手进行全国抗战创造了条件，成为中国由国内战争走向全国抗日战争的转折点，也成为中华民族命运转折的一个枢纽和关键。

“西安事变”后，蒋鼎文等人夸奖万夫人周长临是“女中巾帼”，万耀煌也得到了蒋介石的加倍信任。万耀煌在南京小住几日，即乘飞机回到武汉与一家老小团聚。回汉不久，万氏不明就里地发起了高烧，且数日不退，一家人忙着请大夫瞧病，西医、中医轮番着来，经两月治疗、调理，万的身体才告痊愈。之后，他回到驻咸阳的第二十五军军部视事。

“西安事变”结束，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与赴西安隨行人员摄于官邸（后排左五为万耀煌前排左四为万夫人周长临）

照片提供：万学工

1937年7月7日22时，日军在距北平十余公里的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并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驻军拒绝后发动进攻，是为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驻守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抵抗，打响全民族抗战第一枪。至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史称“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和严正声明，指出：“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并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介石的讲话宣示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抗战到底的决心。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中日双方共有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持续了3个月，日军投入9个师团22万人，伤亡9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3个师70余万人，伤亡25万余人。万耀煌率第二十五军由咸阳转赴华东战场作战，该军拨归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第二十五军本为第三战区长官部的直属部队，但也在前线苦战。日军在刘行以东钧家湾附近强渡荻泾，万耀煌率十三师与第八十七师、第九师分段联合抗击，战斗激烈，日军遭受了重大打击，其师团长杜昌青受重伤，第二十五军也牺牲惨重，河水竟被鲜血染为赤色。

1937年12月，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失利，日军进逼南京。为了保卫首都，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南京会战。开战半月余，南京即陷落于日寇之手，日军在南京屠杀了市民及士兵30万之众，犯下了滔天罪行。之后，日军沿长江而上。1938年6月间，日军攻陷安庆，马当要塞继之失守，武汉震动。武汉会战在即，蒋介石在汉口坐镇，新设第九战区，任陈诚为司令长官兼武汉卫戍司令，万耀煌任武汉卫戍副司令及第十五集团军司令。第十五集团军机关设在武昌连溪寺,但只设有参谋长和参谋处、副官处,以及特务连，军团下却没有固定的野战部队。当时，国军部队经过几场大战后，兵员严重伤亡，大都是有番号而没有兵员火器实力。后来，在《万耀煌口述自传》中，他自嘲在当十五集团军司令守卫武汉时，是个“光杆司令”。

武汉会战结束，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万耀煌的第十五集团军也奉命撤往陪都。1938年末，原准备去陆军大校当代理校长的蒋百里因病逝世，不久，蒋介石在渝召见万耀煌，要他去陆大当教育长，校长为蒋介石兼任，其校务由教育长负全面责任。1939年1月，万耀煌离渝赴黔就职，至此，万耀煌结束了在第一线带兵打仗的军事主官生涯，开启了他作为军事教育家的新历程。

七

回望万耀煌长达四五十年的军旅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军人形象其实并非单一而是多元的。

首先，可以把他定位为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军事将领。其原因是，自他17岁始投身湖北第二十一混成协至1953年奉令退役，除了1946年至1948年在湖北当了两年的湖北省主席，可算是从政外，其余时间，他的身份都是军人。尤其是从1922年他当“鄂军团”参谋长始，至1939年他任陆大教育长止，这个阶段，他主要作为军事主官在第一线带兵打仗。期间，他从客居湖南的鄂军团参加国民革命军，转战两湖，历北伐、讨桂、讨唐、讨阎、至抗日诸役，以能征善战著称。军职由团参谋长、团长、旅长、副师长、师长、军长、军团长，一路升至上将，成为国民党军中著名的军事将领。因为万耀煌一生多任军职，故他自己也终身以军功自诩。所以，把他定位是一个高级军事将领应该比较客观。

其次，还可以把他定位为一个在国民党军中很有声望的军事教育家。其原因是，他从1939年1月在贵州遵义接掌陆军大学教育长始，至他在1953年离职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时止，这十多年时间，他基本上是在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等教学、研究机构从事管理工作，历任陆军大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和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职，干的全是军事教育家的活，而且桃李满天下。所以，把他定位于是一个军事教育家也应较为客观。

1939年1月，万耀煌在遵义就任陆军大学教育长，开启了他作为军事教育家的新历程。严格地说，万耀煌的军事教育生涯，其实这不是首次，早在他当陆大教育长之前的1922年，他在夏斗寅“鄂军团”当参谋长时，为了提高该团下级军官的军事素质，他力主成立了一个军官研究所，并亲任所长。这是他办初级军事培训机构的一次有益尝试，也为日后他在各种国民党军事、政治学校与研究机构从事教育管理工作积累了实际经验。

万耀煌在接掌陆大教育长前曾面见蒋介石，听取蒋的指示，蒋授万以“严肃军纪，严正学风”的办事原则。万氏在陆大对蒋的指示执行得非常坚决。陆军大学是当年国民党军队的最高学府,学员都是青年军官。普通班学员的年龄一般在25岁左右,特别班的学员，虽然军衔也有少将和中将.但也不过35岁左右，将官班学员的年龄虽然年轻，但他们在部队却都是带兵主官，出行前呼后拥，威风八面，号令既出，一呼百应。现在他们来陆大当学生,受到学校纪律的严格约束，难免会不适应，且啧有烦言。万耀煌接掌校务后,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校纪。他规定，学员来校前不管是什么官阶级别，入校后都是普通一员，都必须在校集中住宿,吃集体伙食。他给自己也立了规矩，做到平时上课时,只要没有紧急公务需要处理,必会随堂听讲。学员演习时，他常随队行动,亲自讲评。另外,对学员在学校内外的生活作风,管束也比较严格，他规定学员不许打麻将,不许聚赌饮酒,不许夜不归宿等。

在任内，万耀煌的治校业绩可圈可点，他主持办了十七至二十期四个学班及几期将官班。最值得万耀煌自得的是，在当时物资匮乏的条件下，他主持修建了陆大的学生宿舍，每四名学员能住一间宿舍，这是陆大30年未有之创举。为了培训教官，万氏还在陆大成立了研究院，这也是陆大前所未有的。在万耀煌离任陆大后，时任军政部长何应钦对万耀煌任内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万教育长刚到陆大时，只有三号字的印刷机一部，教官也是军队中不要才调来的，现在则一切都告齐备（15）。”1942年5月，万耀煌被一纸委任状调往成都，出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1942年6月31日，张治中将军受蒋介石委托送万耀煌到成都就职。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是黄埔军校，建校宗旨是培养国民党军的基本骨干，所以原名为中国国民党军官学校，后改称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北伐后迁往南京，复又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以下简称中央军校），抗战后迁到四川。

设在成都的中央军校占地面积很大，学校的组织机构亦颇为庞大，校长为蒋介石兼任，教育长负学校的实际责任。在教育长总办公厅下分设人事、文书、档案等室，还有经理、总务、会计、教育四处。中央军校除在成都有校本部外，名义上还有陕西南郑、湖南武冈、江西瑞金、贵州独山、云南昆明、广西桂林、陕西西安、湖北均县（今丹江口市）草屯武当山下、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九个分校。中央军校编制人员约有14000人，其中学生有6000人。中央军校与陆军大学的学员有明显不同，陆军大学的学员原本就是部队的低、中、高级军官，而中央军校的学员，大多来自地方中学毕业生或以同等学历考入校内的青年学生，这些青年学生从中央军校毕业后，分配在国民党军的各个部队当下级军官，多年后成为各个部队的校、将级军官，由于毕业生人数众多，在国民党军队中自然形成了一个中央军校毕业生的派系，常被称作“陆军官校系”。所以，在万耀煌八秩寿辰时，有人在台湾的刊物上撰文说：“（万耀煌）民国三十二年任陆军官校教育长，负实际校务，历时八载，国军干部悉被陶甄，培育将校无数。”这个说法基本上符合实情。

1942年万耀煌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任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将教育长。

图片提供：万学工

万耀煌到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后，根据青年学生的性情特点，首先从抓军纪开始，并尽力改善学校的生活娱乐条件。为了避免学生去多了市区会与市民发生纠纷，万氏决定放电影、唱戏等这些文娱活动都由学校包办。万氏规定学生去市内可以去书店看书、购书，但不能进鱼龙混杂的茶馆喝茶。学生下餐馆不能去脏兮兮的小餐馆，宁可吃少些也要进大馆子，为的是提高学生的军人荣誉感。由于万耀煌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课业、生活、纪律要求极严，乃至学生私底下给他起了个绰号：“万排长”。或许是万耀煌在校多是与年轻学生打交道，青年人的活力时常让他回想起自己二三十年前在军校读书时的过往，所以他的心情总是很愉悦。1961年他在接受口述自传撰写者的采访时说，在成都中央军校任职的那几年，是他从军以来最轻松最愉快的一段时光。

1945年5月,万耀煌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第六届监察委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之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随着国民政府各个机构先后离川，万耀煌也在盘算着到底是把中央军校迁到南京好还是迁到北京好？什么时候迁校比较合适等问题时，南京政府的一纸任命，把他调去湖北当省主席。这是让他改行从政了。

八

1946年5月12日,万耀煌在武昌正式就湖北省主席职，他发表就职演说,表示：“效忠国家,敬恭桑梓,洁己奉公,谨慎自勉”。

身为湖北人且一生对湖北充满感情的万耀煌，现在是大权在握的封疆大吏，无论是职责所在还是乡情所系，他都想在任上多为湖北的发展作出贡献，可是，他在省主席任内只有两年时间，此时的湖北因遭到日军六七年的蹂躏，已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万氏上任后，国共内战又起，且规模越打越大，致使湖北城乡更是物价暴涨,民穷财尽。结果万氏任职鄂府两年,基本上是焦头烂额地穷于四处应付。另外，驻武汉军队的大员每每对省府所治之事横向掣肘，他也无可奈何。总之，因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原因的迭加，万氏历时两年的省治政绩平平，任职两年，即被调离。

万耀煌甫一主政湖北，马上就感受到用人的为难。自古官场俗语说，当官莫打门前过，外来和尚好念经，因为本地人在本地当官所遇到的人际关系麻烦，远甚于外地人当来本地当官所遇到的麻烦事，本地各种不同的人都与本地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往往与当官者纠缠不清，甚至剪不断，理还乱。如何处理好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就是一道考验当地人做本地官者之行政能力的不小难题。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万耀煌上任后，他的亲属、亲戚、族人、同学、同乡、同事，还有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都想从他这个封疆大吏这手里谋个一官半职。甚至有些来找万办各种大小事情的人，因为亲情、友情、同学情、战友情等私谊缘故，可以不去省府办公室找他，而径自来到他的府上软磨硬泡。

万耀煌算得上是老武汉的居民了。过去万耀煌在军中服役，军人以四海为家，但他还是把家安在了武汉，一家老小都居于斯。早些年，他住在汉口岳飞街徐源泉公馆对面的房舍，1937年7月初，万耀煌因旧居狭小，人口又多，便在汉口联怡里购置了27、28号房屋一幢（联怡里因修建汉口南京路过江隧道，今已撤除）作公馆。1946年他当了省主席，省署在武昌，家则在汉口，每天上班从汉口坐轮渡过江费时费力，于是，他就在武昌小朝街东侧及紫阳湖畔购得约一亩七分二厘的菜地，在上面兴建了一座带花园鱼池的公馆，许多时间他就在这座公馆里办公，这样，每天来这里找他的人门庭若市，接应不暇。来找他的人中，不少是来谋职的，像科员、办事员等较低职级的工作岗位，他还可以应付着交人事处酌情安插，但对各县县长这般重要的职位，他断然不会出于私情而任用私人，他非常清楚一县之长的施治，会直接影响全县的兴废安危，用县长的人选应该唯贤唯才。当时，国民政府考试院下发了一则通知，令各省举行县长考试，意欲为国家选拔县治人才，有些省份找各种理由不遵规执行，以便安插私人。万耀煌则比较认真地执行了这个通知，一来他确实是想为家乡选拔一些人材；二来也是想藉此机会摆脱用人方面的困难，至少免得遭人口舌。于是，万耀煌便把亲自主持县长考试作为第一紧要的公务处理。考试人员经严格的笔试、口试后,再由15个省府委员集体讨论，最后才发榜。被录取的人被委派为县长,落选的人也按照考试成绩的高低水准，量才使用另行安排职务。所以在他的任内，确实没有出现在较高层级的政府部门安插私人的情况。

中国有句古话说，人的得失成败，皆为时也运也命也。这话用在万耀煌身上好像也说得通。万耀煌从政时有点生不逢时，他当省主席两年，遇到了大规模的国共内战，政府财源枯竭，市场商业凋敝，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所以万氏在任上施政颇为不易，他在晚年的回忆中亦自判“无功可述”。但如果说他两年的任职完全是一事无成，乏善可陈，那也有失公允，其实在两年任上，他还是为湖北做了较多有益的事情，尤其在教育上做出的成绩尚有可圈点之处。

万耀煌从12岁时离开仓埠乡下到武昌读书生活，至1948年离职湖北省主席去南京覆新，后再退往台湾，万在武汉生活了很长时间，虽然他在汉生活的时间不是连贯的，但武汉始终是他一家老小的定居之地。因武汉三镇地理上隔江隔河，两江四岸，这样的城市格局，许多年来给市民工作生活造成的不便，他有深切的体会。所以他到任湖北以后，就下决心要建一座跨江的大桥，想为武汉百姓做件大好事。建桥这件事，他在国共内战开打之前就开始着手进行了，经过七个月的勘探和设计,聘请的茅以升等专家计算出建设这座大桥的费用为1000亿元，相当于汉口市政府一年全部财政预算的七倍。显然湖北一省无力承担,于是他便四出活动,向行政院请求行政拨款,请求平汉、粤汉两个铁路局合作,并游说各银行、团体及外国人投资。万耀煌提出建桥的出发点没有问题，问题是刚刚过去的14年中日战争，已使中国民穷财尽，现在随着国共两党的内战再起，国民政府全力筹措内战经费,维持局面已是左支右绌，寅吃卯粮，而万氏却在此时要搞这么大的基础建设，从时间节点上看，就显得极为不合适宜，所以行政院对万氏请求拨款修桥之事根本不予理睬，省内各机关企业对建桥也普遍不感兴趣，主持武汉地区军事的桂系大员认为万耀煌好大喜功,想为自己树碑立传,也不同意建桥。

当时, 武汉坊间说万氏的建桥计划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把万氏的建桥计划当笑话讲。武汉报纸报道了省府筹建大桥的重重困难,万耀煌举行记者招待会进行解释,说:“大桥筹备计划工作,刻下正在进行中。同时此等大工程,非长时间不能完成。据工程家估计,约需四年方克竣工。而所需之财力甚大，亦非目前政府或地方可能负担。将续予各方合作，以群策群力方式,完成此项工程。现正起草规章,组织成立桥梁公司专司其事。其已参加之机关单位有:鄂省府、平汉路局、粤汉路局、第二区公路管理处。总工程师为茅以升,工程总会主委为杜慎远,秘书长谭岳泉（16）。”后来,万耀煌卸任离开武汉,修建大桥的计划也跟着“人走政息”了。不过,万耀煌留下的勘探和设计资料,在解放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之日，想必是万氏远在海峡彼岸额手称庆之时，毕竟，他为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是真心付出过心血的。

客观地说，万耀煌在湖北教育方面取得的成绩，还是比较亮眼的。如武汉大学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前身）是在万耀煌任上建成的。当时，武汉大学向省府申请建立武汉大学医学院，万氏首肯，并同武汉大学周鲠生校长一起到教育部找朱家骅部长商议，结果获准。武大聘的医学院院长是位外国人，其看中了国立师范学院的校址，万耀煌采取变通办法，在粮款项下拨款为师范学院另建校舍，武汉大学医学院得以建立。

在抗日战争中，日军占领了武汉及城市周边地区，国民党第26集团军总司令徐源泉上世纪30年代初在家乡仓子埠创办的正源中学停办。抗战胜利后，徐源泉回到家乡将停办的正源中学复校，徐源泉主持成立了正源中学董事会，邀请湖北的多位高官大贾担任该校董事，万耀煌应徐源泉之邀捐钱给正源中学，成为16个正源中学校董之一。另外，他又出资在他的出生地——仓子埠杨裴开办了杨裴小学，万夫人周长临为该校名誉校长。

由于受儒家文化的浸润颇深，当了封疆大吏的万耀煌，发自内心地想为建设湖北尽绵薄之力，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尽管当时的客观条件颇不理想，但总体来看，他当省主席还是称职的，基本上做到了上任时所说：“效忠国家,敬恭桑梓,洁己奉公,谨慎自勉”。

在他的任上，处理公文是及时的，他每天除接见宾客外，还要一件一件地批阅堆在办公桌上一尺左右高的公文，一天从早忙到晚。据从湖北去台的名人李先云回忆，万耀煌常在公馆召开行政会议至深夜。他忙，他的夫人周长临也跟着忙，万夫人除处理家务和陪万出席社交活动外，还任职省妇联主任，省内的赈灾救灾、儿童福利，都要她亲自过问。在当时整个国民党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对待工作基本上是敷衍塞责的大环境下，万耀煌与周长临算得上是一对勤于工作、认真负责的模范夫妻。

只能说时运不济，万耀煌在鄂服务的两年中，随着国民党军在华东、东北等各个战场上的节节失利，南京国民党政府已是风雨飘摇，江河日下，改朝换代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了。在湖北，死人的事件、事故层出不穷。1947年5月间先由上海、南京爆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大游行，武汉的学生也相继走上街头，甚至冲进省署抗议。6月1日，武汉警备司令彭善逮捕武汉大学的教授及学生，酿成“6·1”枪杀学生惨案，其后彭善被撤职；又有武汉关轮渡码头因年久失修，跳板被压断，淹死不少乘客；还有省粮食局局长钟德材被告贪污、教育厅主任秘书王襄等被省参议会揭发等等，都直接关乎万耀煌省主席职位的去留。1948年5月，万耀煌被调离湖北，往南京任战略顾问。张笃伦由重庆市长接任湖北省主席。万氏原本就不是个恋栈的人，所以离职时，他的内心很坦然。万耀煌认为自己再住在武昌的万公馆，恐对现任省主席张笃伦的工作有所防碍，于是全家搬到汉口联怡里居住，不久，万耀煌将武昌的公馆卖给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周力行。

九

1948年8月，蒋介石欲委万耀煌以青岛绥靖司令兼青岛市长职，万推辞不就。蒋介石又委万为徐州“剿总”副司令，万仍推辞不就。蒋介石再委万为中央训练团教育长，万本想再次推辞，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顾祝同找他谈话说，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拂了蒋先生的面子，再推辞蒋先生的委任，实在不合适。于是万氏只好接任中央训练团教育长。万在任不到半年，国民党军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均告失败，解放军准备打过长江，国民党政府已经坍塌，名义上的南京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中央训练团也由南京迁广州，万耀煌最后一次经武汉到南京到上海再到广州，一路艰难曲折，1949年5月，万耀煌从广州撤退到了台湾。

屈指算来，万耀煌从1949年撤退台湾至1977年1月31日辞世，他几乎在台湾度过了他生命中的三分之一时光。其间，他虽曾一度担任过上将作战部长和驻泰国大使、“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还被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但他担任的这些职务大多是闲差，所以万耀煌在台湾的生活主调是赋闲。

纵观万耀煌的一生，他对故乡的情感从始至终都荧荧入怀。据记载，万耀煌在任湖北省主席时，曾两次回到自己出生的家乡——仓子埠杨裴万家大湾。他第一次回乡，是主持仓埠万氏宗族续修族谱，他向全体族人强调“和平处世，勤俭持家”的八字族规家训，并出面请蒋介石为续修的《心斋公支万氏宗谱》题写了“奕世载德”四字，并刊入宗谱。他第二次回乡，是为了躲避一年一度的生期，名义上却是回乡视察他出资开办的杨裴小学。陪他同去的是该校名誉校长、他的夫人周长临。此次故乡之行，万氏夫妇给师生赠送了礼品，万耀煌勉励老师好好工作，学生好好读书。他说: “我幼年家境贫困，上不起学，现在筹建此校，以补偿幼年之憾”，“杨裴这地方，大肚子病(血吸虫病)多，希望你们多学科学知识，继续深造，使父母兄弟姊妹们，从大肚子病的灾难中，解脱出来（17）。”

或许是步入了暮年晚境，在台湾闲居的万耀煌眷恋故土之情更为浓烈。1966年夏，他联络了一些湖北籍旅台同乡,出钱出力组织创办了《湖北文献》季刊,并担任发行人达10年之久。该刊主要介绍湖北的山水名胜，民情风俗,还大量刊登一些怀旧文章。万耀煌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文章，他的治史态度颇为认真，虽年老多病，还是不辞劳苦地将亲历的史实告知《湖北文献》的编辑，嘱其撰文发表，以补正史料不及或不便记述的史实缺漏。针对有些学者不负责任地撰写与史实不符的著作或文章，他亲自撰文驳斥，并将真正的史实一一披露，作为史料依据。事实证明，万耀煌创办的《湖北文献》，史料价值甚巨，时常作为两岸的历史学者研究或著文时引用的材料。

1968年,万耀煌倡议收集存在台湾的湖北通志及各府、县志，重印刊行,目的是“以绵延吾鄂传统历史文化,从而发扬光大”（万耀煌语）。”他还说:这件事“义所应为，责无旁贷”。他晚年还十分热心台湾湖北同乡会的事情,曾经担任过台湾“湖北同乡会”的会长。每年春节,他都要邀一些湖北同乡到家中,吃家乡菜,说家乡话，议论家乡的人文故事,以此寄托思乡之情。

万耀煌终其一生对文字书写乐此不疲，万耀煌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历年存有的日记（部分日记曾公开发表），是重要的近现代史料。万耀煌的旧学素养较高，著有《万耀煌回忆录》《砚山老人杂忆录》《参加辛亥武昌起义记》《长途追剿旧记》等书。1961年至1965年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所郭廷以、沈去龙、贾廷寺、陈存恭等人先后访问万耀煌40次，他们根椐万耀煌的口述，写成《万耀煌口述自传》，因万氏存有历年日记，故这部口述自传资料更为详实具体，可信程度较高，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是军事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1971年1月30日，万耀煌在台北溘然长逝，享年八十有七。万耀煌夫人周长临于2004年2月14日逝世，享年九十有八。万耀煌、周长临夫妇合葬于台湾阳明山。

万耀煌、周长临夫妇去世后合葬于台湾阳明山

图片提供：万学工

作为从仓子埠走出来的一个历史名人，万耀煌在他所处的时代，其人生经历是轰轰烈烈也好，还是划波无痕也罢，这段历史岁月已然远去，万耀煌在历史上的功过与是非，只能任由后人评说了。

（全文完）

鸣谢：卢发生、柳志涛、章之龙、万学工、夏钢、田联申、齐其元等对本文的撰写提供了帮助。

责编|糊汤粉

【注释】

（13）王耀撰：《万耀煌》，王成斌、刘炳耀、叶万忠、范传新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四集），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8页。

（14）万耀煌口述，沈云龙整理：《万耀煌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256页。

（15）万耀煌口述，沈云龙整理：《万耀煌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279页。

（16）郑昌林撰：《万耀煌的曲折升沉》，《武汉文史资料季刊》一九八七年第一辑（总第27辑），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委员会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辑，第59页。

（17）郑昌林撰：《万耀煌的曲折升沉》，《武汉文史资料季刊》一九八七年第一辑（总第27辑），《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辑，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研委员会出版，第60页。

【作者简介】

曾庆伟：作家、文化学者，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特聘教授、湖北楚菜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评审专家。已出版《荆楚味道》《味蕾上的乡情》《楚天谈吃》《武汉味道》《武昌老味道》等著作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