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六十年回忆

王德才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在庆祝、纪念我今年入党六十周年的时刻，我情不自禁、出自肺腑地唱起了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演唱的耳熟能详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三件事使我写了入党申请

我在充满战争气氛的1962年战备时刻，在中央军委命名的“济南第二团”英雄团队，光荣地跨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门。促使我渴望要求入党的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参观团荣誉室。1961年8月，我服从祖国召唤，离开就读的交大预科，告别同学和父母兄弟姐妹，坐着闷罐車奔赴福建前线，被分配在中央军委命名的“济南第二团”三连一排二班。来到部队，第一课是参观团的荣誉室。济南第二团前身系胶东军区特务团，1945年9月16日组建于山东莱阳城小寺庙。团队组建后，首战沙河，转战胶东，强攻济南，激战淮海，横渡长江，解放上海，挺进福建，解放漳厦，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歼敌1.8万余人，在解放济南当天，中央军委批准授予“济南第二团”荣誉称号。济南第二团是革命先烈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一座历史丰碑，自组建到新中国成立，先后有4207名烈士为解放事业血洒疆场！先烈英魂永震乾坤，英雄团队英雄辈出。闻名全军的“青年战斗模范班”一连八班、“一英八模”黄相和、“单臂英雄”曲光喜、“爆破英雄”周元志等一大批英模单位和个人，他们为祖国和人民拋洒热血、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激荡着我的心田，也是我跨入部队接受的第一堂刻骨铭心的教育课。“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鲜花祭英烈，血脉代代传；跟随英雄脚步，接续英雄旗帜。我立志继承革命先辈的遗志，发扬英雄部队的光荣传统，为英雄团队争光添彩！

第二件事是我为首长当警卫员。1962年我被调到团部特务连警卫排，先后跟团政委高世昌、团长任进贵当警卫员。高政委1945年参加革命，先后在战斗中立三等功三次，被评为“爱兵模范”。任团長

1946年参军并入党，他在战斗中多次负伤，耳膜被震破，膝关节被贯穿，背部中弹片几十片，在粉子山战斗中，他被炸弹炸飞，浑身是血，衣服破碎，气息全无，确定死亡后，按烈士后送去处理，在途中担架不慎倾覆，任被掉到沟里，得以意外苏醒。他拒绝后送，放弃治疗，又冲上战场继续战斗。他荣立一等功和大功5次，二等功5次，三等功3次。俩位首长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赴汤蹈火、冒着枪林弹雨不怕牺牲、为国为民杀敌立功；他们平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指引着我如何去做事、做人，指引着我不断端正人生航向，争取做一个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有用的人！

第三件事是参加紧急战备。1962年5月，蒋介石趁我们三年“自然災害”，集中三十多万军队，要“反攻”大陆。台湾国民党军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搜罗、挑选了一批特务、惯匪首领和大陆土改时的逃亡地主、反革命分子，编成“反共救国军”，经过专门训练后，开始窜扰大陆沿海地区。 福建全省部队紧急备战，干部战士轻装打好背包。中央军委从全国各地调动部队日夜兼程开赴福建准备应战。我们特务连召开全连军人大会，指导员魏能刚作战前动员：平时训练，用兵一朝。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连马上要开赴港尾前线，每位干部战士要把自己的姓名、血型、家庭地址、父母姓名，写好小纸条，放在自己军装上衣口袋里，以防战斗中流血、牺牲后处理，充满了战争气氛。每位共产党员都要率先垂范，冲锋在前，为党为国为民杀敌立功！动员会后，共产党员们都递交了不怕牺牲的决心书。我以党员为榜样，也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向党和人民作出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庄严承诺，接受党组织对我的考察与考验！在部队开往港尾时，我跟随警卫排张排长紧急步行途中，我累得迷迷糊糊，下意识地跟着队伍，边睡边走。在到达港尾后，我和大家一起挖战壕，打坑道，修工事，抓紧做好战备工作。当时敌情异常复杂，电话通讯线路经常被敌特掐断，我们在小巷值勤巡逻时十分警惕，生怕牆角转弯处突然窜出敌特分子搞突然袭击。有一天傍晚，张排长通知我跟随吕梦堂付团长驱车回营区，正要出发时，传来了政治处孙喜旭付主任坐的小车遭到袭击，车内警卫排陆奎生副排长和驾驶员老郭受伤的消息，顿时气氛十分紧张。后来才得知，原来团司令部孔参谋接到通知，说遇到敌情，有一位上校、一位少校军官和一位下士、一位驾驶员冒充我军人员，开着吉普车到处察看我军炮陣地，通知部队迅速调整陣地，重新部署，并派出小分队伏击这辆吉普车。这天天色已晚，接到伏击任务的一连八班，由副连长带领，在港尾东侧小桥外伏击。故然，在昏暗光线下，一辆吉普车向小桥边驶来。不知是紧张走火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八班战士听到枪响号令便火力齐射。真是海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打自家人。这辆被袭吉普车却是我团孙付主任坐的车，警卫员小庞絲毫无损，孙付主任背后棉袄上戳了几个洞，却未伤到身体，陆付排长跨出车门时屁股上挨了几发子弹，驾驶员老郭小腿受伤，他俩被送往野战医院医治。那天晚上，我跟吕付团长回营时格外小心，说老实话也有点紧张，枪不离手，生怕有闪失，手心都出了汗，直到安全到达目的地，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1962年11月28日，是一个光荣的日子，也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由特务连指导员魏能刚、警卫排副排长陆奎生介绍，上级党组织批准，我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在党旗下庄严宣誓……

入党后就要积极为党工作

入党后，我不忘入党初心，经常用“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入党誓词对照约束自己，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为此，我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军事训练、生产劳动、抗疫救災，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给首长当警卫员时，学骑马小腿磨破了皮出血；作为学生兵的我，硬着头皮在黑夜荒山野岭专门进行“在吊死人大树下取回旗子”、“在死人棺材上取回文件袋”等独胆训练；参加全团检阅充当“军旗手”反复演练；完成抓歹徒、押囚犯、警卫中央和中央军委首长来团视察的特殊警卫任务。紧急战备结束后，我被抽调到团轮训队当军事教员，培训几批来自全团连队的训练骨干，训练课目有射击、投弹、刺杀、队列、爆破、土工作业，更主要的是训练从单兵、小组到班的战技合练，不管烈日酷暑，刮风下雨，从不间断。有时出汗多了，烈日下一烤，军服上泛露出白渍痕迹。后来，我又被调回三连“军政全胜排”三排，带领七班参加军区大比武。七班除了二名广东新兵外，其余都是上海兵。时间短，任务重，压力大。我与全班战友一起，发扬军事民主，观摩人家开展单兵进攻、班进攻，夜间班进攻等战技合练的训练，反复琢磨、探讨如何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开展小组战技合练训练，我也反复修改教案，在训练场上不厌其烦地一天接着一天练，不滿意时一次接着一次改，连、营领导和团司令部参谋以至任团长经常亲临指导，终于获得军区大比武小组进攻战技合练项目第一名，我也被评为“郭兴福式教练员”。

1964年8月，我被部队送往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后改为南昌陆军学院）参谋队学习。学习参谋基础理论、军事地形学、作战文书、战术标图等课目，通过文书拟制、现地对照、按图行进、标绘要图、想定作业、课题演练、指挥所演习等实训，提高参谋人员“读、记、算、写、画、传”六种岗位技能和信息获取、分析判断、出谋划策、组织协调、检查指导、研究判断的六种能力，为协助首长谋划重大工作组织指挥军事行动奠定基础。在实施想定作业时，每个学员单独在漆黑的夜晚拿着军用地图，现地勘察，凭课堂上学到的地图等高线知识，设置司令部位置，摸黑在山沟里行走，有时土坎撞到了鼻子，有时走出了地图的方位，靠夜间信号弹寻回集结地。军校毕业前夕，参谋队组织全队学员徒步野营拉练到井冈山，身挎背包、枪弹，昼夜行军，从南昌出发，途经分宜、安福、茅坪、永新、大井、茨坪等地，脚底磨出了血泡，爬上黄洋界，两腿站在那里就是不动也会不自觉地发抖，到了茨坪驻扎下来，开始训练当地民兵。一路拉练，我不忘自己在七班是党小组长，不但要带头不怕苦累，还要主动宣传鼓动大家努力完成连续行军800余里的野营拉练任务。65年底66年初，我还参加了于都县“四清”社教运动。在罗江公社筀竹大队，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天冷，肚饿，十分考验人。我白天参加农田劳动，晚上到大队部开会学习，我也常把军大衣、绒衣让给老乡穿着去开骨干会议。因这个生产大队比较穷，有的人家睡觉盖麻袋，出门的人才轮着穿少有的衣服，火柴也省着用，灶火用竹篾从一家家引燃。老乡看我在老乡家包饭吃不饱，从我住宿房间的小窗往里扔甘蔗、花生，被我发现后，我每次出门注意关好门窗，当时工作队提出的“遵守群众纪律”记在心上。在“四清”后期，我突然生病，原来肚子饿得咕咕叫，现在一点东西也不想吃，二、三天下来，浑身没有劲。原定在大队给群众骨干上课，我只能斜躺在门板上上课。后来辗转于都县、赣州市，查明患了急性甲型肝炎，返回大队作工作交接，整理行装，告别老乡，一人单独又从于都经赣州、南昌，赶到九江171野战医院住院治疗。离开筀竹大队时，很多老乡依依不舍为我送行，送了好长一段路，令我感动不已。到九江医院给我量体温39度多，医生说再迟来，恐怕急性要变成慢性增加治疗困难了。66年9月，我拿到了南昌军校的毕业证书。我曾经有过调动去北京工作和职务晋升的机会：一次是1964年还在济南二团的时候，北京《解放军报》要调我去北京，这次是部队领导以培养为名没有放我去北京，而是送我去南昌军校学习了；还有一次是1970年，中央军委办公厅派人来福州军区考察调人，而且通知我已被选上，刚好我因胃部不适住福州军区总医院，被我以此借口推辞了；78年底，军区政治部秘书处有人向我透露，说军区党委和政治部首长决定提拔我当前线报社领导（未透露具体职务），而且文件命令已打好，听到这“内部消息”，我多次找报社和政治部的领导反映我的诉求，终于被我婉言谢绝了这次升职机会。1986年9月，我奉命调往第二军医大学（现改名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开始担任政治部主任、院纪委书记，后被任命为政委，担任党委书记。在医院我曾与三位院长搭班子，第二任院长上调二军大当副校长，校党委书记傅政委找我谈话，说暂时不派院长来院，让我院长、政委双肩挑。后来北京组织专家组来院进行高校“211工程”附属医院和院三级甲等评审时，有专家感叹：跑遍全国各地评审，都由院长汇报，唯独长征医院是政委汇报的。担任医院“主官”期间，我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反复表明我的“发现问题就是成绩，解决问题就是进步”的理念，把“出思路、用干部、抓管理、树形象”，作为我当好角色的主台词。我与党委“一班人”团结协作，分工负责，各负其责，各自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有成绩属大家的，有问题我来承担责任，但在党委内部我也不搞一团和气，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常委同志有何不足不妥，我会当面指出，民主生活会上，我会在上级党委领导出席情况下，尖锐中肯地对每位常委同志当面提出批评意见，从不背后议论，由于我掌握原则，为人诚恳，不搞歪门邪道，所以常委们并不因为我的直言批评而有何不满。我要求全院上下做的，首先要求党委“一班人”努力做好，在党委内部又首先要求我作为班长要带头做好，特別在涉及个人利益时更要率先垂范，做到一个党员一面旗，并亲自倡导开展了“党员岗位责任区”活动。全院2300多岗位，我从未介绍一个亲朋好友来院占位、抢位。我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胃病，繁忙紧张的工作经常感到疲劳、头晕，但我从未休过假，平时节假日也经常加班，好几次生病发烧，在办公室一边输液，一边处理工作、召开会议，97年有院常委提出，全院同志都有休假，院领导是否也应该有休假？后来等每位常委休假后，院长擅自作主给我订了票，去昆明疗养院休假，我刚在疗养院休假三天，院里来电叫我去162医院调研、商谈合作事宜，我在医院工作11余年的唯一一次休假就这样提前结束了。1994年上半年以前，我坚持挤公共汽车上下班，不让院里派车接送，直到1994年下半年，在我大病一场之后，院党委硬是决定派车接送我上下班。医院房舍紧张，我与另三位院领导挤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办公。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费娱乐都与我无缘。我94岁的岳母去世，独生女儿结婚，单位同事们都是在我把事情办完之后才知道，有同志说“用两袖清风评价他毫不过份”。医院曾三次在淮海路新康花园、汉口路家属院、中兴路二幢24层新建楼给我分配住房，我考虑到众多医护人员住房困难都翘首以盼，被我婉言谢绝了，后有同学、战友说我“傻瓜”、“憨大”。在医院全面建设中，我与党委“一班人”民主协商，群策群力，不搞一言堂，坚持集体领导，采取不等不靠、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方针，筹集资金，采取以地换建的形式，与港商合作，投资4350万美元，在市中心狹小空间建造当时来说堪称一流的现代化、超高层、智能化病房大楼；在学科建设上，坚持突出重点科室、重点课题、重点实验室和优先配人员、添设备、拨经费、给场地的“三重”、“四优先”做法；在人才培养上，以舍得给钱、舍得给时间、舍得

派車、舍得给场地的“四个舍得”，来体现爱才之心、育才之策、用人之道；在医疗设施建设上，走一条借钱买鸡（机）、养鸡下蛋、卖蛋还钱、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路子；在医德医风建设上，提出“一切为病人、为一切病人、为病人一切”，大力开展“提高医疗质量让病人放心，改善服务态度让病人称心，营造温馨环境让病人舒心”的医德实践活动，培养奉献敬业精神；在思想政治工作上，把各项政治教育与医、教、研等各项工作紧密结合，每周一次下科室进行行政查房、政工现场办公，把学党史、学理论与学雷锋、学白求恩、学吕士才的“三学”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活动经验多次被总后勤部、二军大转发推广。经过全院上下的不懈努力，医院旧貌换新颜，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跃上一个新台阶，医疗、教学、科研取得一批新成果；一个又一个人才从这座摇篮脱颖而出，全院有30余人被国家、军队和上海市授予“优秀教员”、“优秀护士”、“十佳医师”、“科技精英”等荣誉称号，全院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52人；全军骨科研究所、全军肾脏病研究所、全军神经外科中心（上海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全军临床免疫中心、全军泌尿外科中心、全军急救医学中心等一批特色优势学科在国内外独树一帜，硕士点由1991年的14个增加到1997年的27个，博士点由1991年的6个增加到1997年的13个，医院的科研成果、发表论文都名列全国医院前茅；医院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取得双丰收；医院连续3年获得全军优质服务竞赛优胜“白求恩杯”，连续5屆10年被评为上海市文明单位，连续10年被评为上海市军民共建共育先进单位，首批通过全军三级甲等医院评审，解放军报、上海电视台、解放日报等分別以《长征医院医德医风建设再上新台阶》、《南京路上为民医院》、《南京路上好医院为题》多次进行了报道，《解放军报》在刋登新病房大楼动工消息时，称此举“开创了利用外资加速军队医院现代化建设的先河”，党委“一班人”被上级领导赞誉为“心齐风正干劲大”、“勤奋、艰苦、团结、廉洁”、“贯彻上级指示工作思路清晰，工作干劲大，班子协调，领导能力强，是政治思想强、风气正、工作成绩明显的班子”，我也被《文汇报》在1998年1月16日以《军中开拓者》为题进行了宣传报道。1995年，我在二军大举办的党委书记学习班上，我以《在贯彻民主集中制中党委书记要当好“四个角色”》为题介绍了经验体会，强调“增强导向能力，当好导航者；提高决策水平，当好决策者；加强协调责任，当好协调者；发挥表率作用，当好示范者”，二军大校报登载了我的发言。现在回顾头来想想，党和组织给我不少荣誉，专家教授在我退休20多年后还给予认可与信任，那一定要自己模范带头，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才能获得人们称道的“人格”力量。

党员应以英雄模范为榜样

作为党员，一定要为党担责，为党尽责。英雄模范人物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们老部队“济南第二团”有很多英雄模范，我在福州军区前线报社工作时也采访过不少英雄模范人物，加上我们平时熟知的雷锋、黄继光、邱少云、焦裕禄等英模，都为我人生树立了标杆、榜样。我在二军大采访过的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长征医院骨科主治医师吕士才，同样永远为我加强党性修养树起了一面旗子。我一面采访他，宣传他，一面学习他，“象吕士才那样学习、工作和生活”。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吕士才抱病带领手术队奔赴前线，忍受癌病折磨，出色地完成了战地救治伤病员的任务，荣立二等功后返院治病。我开始去调查准备写手术队的简报，在病房接触吕士才和向手术队其他人员了解情况过程中，我被吕士才的公而忘私、舍己救人的精神所感动，便对吕士才作深入采访，采访足迹到达广西、浙江，新闻报道见诸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新闻媒体，吕士才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吕士才的模范事迹和他那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刻苦学习、勇于探索、关心集体、助人为乐、甘于献身、品德高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在长城内外广为传颂，被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赞誉为“雷锋式的战士”、“焦裕禄式的干部”、“白求恩式的大夫”、“新时期优秀共产党员的榜样”，“学习吕士才，献身新长征”的口号，在大街小巷张贴。1980年2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吕士才同志“模范军医”的荣誉称号，并于同年3月17日在北京召开命名大会，授予吕士才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奖状，总后勤部、团中央、中共上海市委、国务院卫生部、广州军区政治部等单位分別作出决定、发出通知，要求指战员和干部、群众联系实际学习吕士才，一心干四化。对吕士才的采访、撰稿、宣传，包括参加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的命名大会，对我人生触动很大，吕士才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格，教我如何在人生道路上做人、做事。

1986年，我又采写、宣传二军大赴老山前线代职见习的20名学员。这些毕业前夕的学员，以“模范军医”吕士才为榜样，奋勇报名，在战场奋战110个日日夜夜，经受血与火的考验。在战场上，他们抢救伤员521人，治病2000多人次，赢得前线将士的高度赞扬，9名共青团员全部在火线入党，6人荣立三等功，20名学员全部获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称号，见习分队荣立集体二等功，并获“新长征突击队”称号，二军大与上海市团市委组织见习分队先进事迹报告团，我任报告团团长，在上海、苏州、马鞍山、杭州等地报告220余场次。这两个先进典型，我是亲自参加采访、撰稿、宣传者，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共产党员的不少高贵品质，驱使我也要在平凡的岗位上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职位退休党员本色不能丟

我于1997年12月退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有的党员存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已经退休了，唯一的任务就是养老，为人民服务已经变得比较空洞了，没有什么事好做了。我认为，首先，养生养老也很重要。我们身体健康了，对子女、对社会也是个支持与贡献。其次，我们工作职位可以退休，但党员的第一职务永远不能退。作为一名党员，不管是在职还是退休，本色永远不能变。我喜欢“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多为大家做好事、善事、实事，多为党旗争光添辉。退休后，我帮助医院创办了《长征院报》（在二军大工作时按照校领导的要求创办了《二军大校报》），撰写长征院史。2005年，我在2004年开始编篡、主编了有25万字的《模范军医吕士才》专著，并于2005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分发二军大干部、战士、学员人手一册。在2021年建党百年纪念活动中，我撰写了我的入党故事：我在英雄团队加入党；我认真准备党课发言稿，于6月12日在离退休党员大会上作了一个半小时的《加强党性修养，做个合格党员》的党课发言，既激发大家更激发自已对过往党内生活的回忆，继续走好今后的夕阳人生。退休后我担任老部队上海地区战友联谊会会长。虽然事情繁杂，耗时很多，但我乐于为大家奉献，组织了好几次大型战友聚会活动，特别在2018年我所在老部队“济南第二团”被中央军委命名70周年，战友们纷纷要求组织庆祝纪念活动，以进一步发扬老部队的革命光荣传统。我组织策划成立了纪念活动筹备小组，议方案，拉赞助，约稿子，收集资料，编辑出版了《七十情怀》纪念册，邀请出席领导，组织集体照相，组织文艺演出和聚餐，活动共有230来人参加，上海市政协原主席冯国勤和济南军区、上海警备区、湖南武警总队的5位中将、少将应邀出席，出席者纷纷赞誉“活动搞得很成功”。陆军司令员韩卫国（原“济南第二团”团长）上将发来了贺信。

1998年，九江遭遇特大洪災，九江大堤防洪牆发生60米决口。我随原福州军区新华分社战友黄汉兴转业后所在的国宝生物工程研究所一行三上九江。第一次，用50吨卡车拉了380万元的保健品以及毛巾、衣服、常用药品捐助九江；第二次，决口合拢水利部专家到九江验收，我们带了上海文艺界的几位演员上岸堤一线慰问演出；第三次，科技赈灾，商议种植、加工农业科技产品。军旅作家徐志耕把我们的赈灾行动写入其报告文学专著《九江狂澜》中。

后来，国家卫生部中国农村卫生协会任命我为中国农村卫生促进工程委员会主任，我与上海瑞金医院永嘉分院原院长赵凯、上海交大医学院李文教授一起，从2006年开始，组织开展医疗公益活动，组织策划并带领上海地方与军队5家医院的专家教授，开展义诊、培训乡村医生、联系国产医疗设备厂家捐助扶持医疗设备，批准创建了30多所农村慈爱医院，在江西、浙江开展17个乡镇卫生院乡村医生培训试点，扶持捐助DR、碎石机等医疗设备总价值3000多万元，足迹到达江西、福建、贵州、湖南、浙江、安徽、江苏、河南、山东、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在贵州同仁地区，我坐在车子上沿差不多360度转弯盘山公路行进，晕车呕吐了，吐清食物继续前行。有一年冬天，贵州下冻雨。沿河自治县副县长亲自驱车送我们到山对面的另一个县工作。山坡上因下雪结冰，车子轮子打滑无法开动，隨行副县长秘书到山下村庄向农民要了点稻草过来，我们就用稻草绑在鞋子上防滑，迎着刺骨寒风，小心翼翼一步一步翻过山头，走下山坡，与山对面另一县领导接上头。

现在看病难确实是个问题。无论是战友、同学、亲友，还是在农村医疗扶贫中结识的朋友，在医疗诊疗中碰到难处请求帮忙时，我从不推却，并想方设法从挂号、检查、预约专家、解决床位、手术、麻醉甚至联系血源等各个环节，努力帮助解决，有时我还挤时间去病房探视。这方面例子不胜枚举。有人夸我“大忙人、大善人、大好人、大恩人”、“活雷锋”，话有点过奖，但确是我努力的方向。

有句古话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作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更不能以善小而不为，不能以能力有限而不为，不能以结果难以预料而不为，不能以得不到好处而不为，而应尽力而为，普济天下。我觉得，就在为大家做一点一滴的小事、好事、善事、实事中，党员的初心、使命得到了体现，军人、老兵的光和热得到了发挥，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得到了发扬。

入党60年以来，我严格按照党章要求，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朝着做一个合格党员的标准锤炼自己，淸爽做人，清白做事，不管是职务从战士到正师政委，军衔从列兵到大校，单位从基层班排到院校、机关，党和各级组织对我严加教育培养，使我不断进步，同时也给我不少荣誉。当兵时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在军校学习时被评为“五好学员”，被表彰授予“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优秀共产党员”；立过一次三等功；我撰写的通讯《党的好儿子，人民的好军医》被评为全国优秀奖，《战火中的奉献与思考》被上海高校校报评选为好通讯一等奖，报告文学《抹不掉的回忆》被金盾出版社评为一等奖，通讯《不用扬鞭自奋蹄》被总参谋部《军事教育》杂志社评为优秀作品二等奖，通讯《因为我是共产党人》被全国中等卫生学校语文教材列为重点讲读课文，《党旗下的报告》、《血染的风采》等报告文学集均收纳、刋用了我撰写的报告文学，我共发表论文14篇，其中9篇在中央及省市报刋杂志上发表，5篇论文获二等奖，《商品经济对军队医院医德医风的影响及对策》被中央编译岀版社《中国经济文库》收集刋登，《关于市场经济与医院建设的伦理思考》被《中国当代社科研究文库》收集刋登，《关于党委班子领导艺术的辩证法随想》被《中国优秀领导管理艺术宝典》收集刋登，并被评为一等奖。1994年7月22日光荣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大会，并受到党中央全体常委的集体接见、合影留念；1995年被总后勤部授予“廉洁勤政先进个人”；1996年被上海市授予“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优秀组织者”；1997年荣获“全国卫生系统优秀党委书记”。2021年7月，党组织给我颁发了“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荣誉是鼓励，更是鞭策。

岁月匆匆留不住，党的温暖情无限。2021年我们刚参加建党百年纪念，2022年我们将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我永远感恩党的教育培养，趁自己入党六十周年之际，思捋草拟此文表示对党召开“二十大”的献礼，最后以《在党六十秋感怀》，表示我不忘角色、继承传统、承担责任、砥砺前行、不移党魂的初心：

海防前线岁月稠，

入党屈指六十秋，

青春易逝志未休，

续航新程阔步走。

第一身份是党员，

为党工作不停留，

修己清廉学做人，

使命担当魂不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