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培元家书》收入的137封书信，都是我的父亲写给我和妹妹等家人的，内容不仅从理想抱负到思想修养、从艰苦奋斗到勤俭朴素、从珍惜时光到勤奋学习等，同时还包含着一些清正廉洁的家教家风和故事。
“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
在通海口10多年的农村艰苦工作中，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斗与摧残，父亲的胃曾切除了三分之二，后来又感染上血吸虫病，但他长期带病工作，直至40多岁时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在武汉同济医院被诊断为“肝硬化腹水”，曾下达“病危通知单”。
一次生命攸关的大病，经过二、三年的治疗和休养，病情有了较大好转。这时，县委拟安排父亲担任县直属单位负责人，但是父亲却向县委提出，不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要求回公安机关搞点文字工作。当时，许多人认为他主动退出领导岗位，实在是不可思议。有人说：“多少人跑官要官，他却三番五次跑县委、找领导是不肯当官。”但父亲说，这对工作有利，对恢复健康有利。
当时，我正在沔阳长埫口区八潭公社金河大队知识青年队务农，听到这个消息，想不通父亲为什么这样做？
1975年5月28日，父亲在给我的书信里说：“我的病情目前还好，还是老样子。我已在公安局上班了，主要是接待工作，管档案、转介绍信等等，反正有什么搞什么。”
父亲接着说：“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主要是因病不能担任领导工作，才这样对组织上提出。人老了、病了，就要主动地让位，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是符合毛主席教导的。现在局里一些老同志对我是尊敬的，认为我这样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思想境界是比较高的，是符合党提出来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精神的，这条道路是对的。”
父亲还强调：“新陈代谢是一切事物的客观规律。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希望你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父亲的崇高思想境界让我消除了疑虑。父亲这一干就是10多年，而且每一项工作都干得很出色。如在八十年代初，父亲接受组织的安排，出任《沔阳公安志》主编。要从清朝光绪年间（1894年）起写到1985年止，历经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北洋军阀时代、国民党执政时代、新中国成立后四个时代，共91年，编撰难度可想而知。面对重重困难，父亲带领助手大海捞针一般查阅了大量的文史档案，抄录了150多万字的资料，走访各种对象160多人次，整理出20余万字的口碑资料。
在各地走访和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父亲总是尽可能节省开支。乘火车总是买硬座票，从不买卧铺；乘船本来可住三等舱，可总是买四等舱的票；住宿大多是公安机关招待所或小旅馆，从不住星级宾馆；在城里一律乘公共汽车，从不坐出租车。他说这样是为了节省公家的钱。
为了写好公安志，父亲作为老病号，常常是病了顶着干不吭声。有一次住院，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就要求出院了，第二天就上了班。他把医生给他开的休息一个月的证明悄悄地撕了。经过紧张的日日夜夜，父亲与助手撰写出了20万字的《沔阳公安志》。
父亲后来回忆说，工作时间长了，局里领导换了几任，分房子时没有考虑他以前担任过区领导的级别，是按一般干部标准分的房，对此，父亲也没有提出异议。还是后来市里（县已改市）主要领导调研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县委组织部门根据干部政策专门下文，通知相关部门，父亲享受正局级干部的一切待遇。
多少年来，父亲书信里这句“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在我脑海里深深扎根，这种淡泊名利、清正廉洁的崇高精神融入了我的灵魂，成为我不计功名、勤奋工作、弘扬清风正气的强大动力。即使在我退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也是兢兢业业做好武钢职工宣传和刊物编辑等工作，各项考核指标远超目标计划，多次受到嘉奖。而且退休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单位义务工作，直到把新一次武钢职代会开得圆满。
叶少雄简介
叶少雄，男，大学本科学历，武钢高级政工师，先后在武钢党委政策研究室、武钢有限责任公司、武钢集团工作，曾任湖北省青年自学成才协会副理事长、武钢青研会副会长，在《工人日报》、《中国冶金报》等媒体发表通讯、论文、散文等百万余字。还作为志愿者，担任武汉园博会园长，并主编《我来了，我是园长》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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