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殇（连载）

朱海燕

十一

在高中时期，让我在残酷的高压下稍微喘口气的是，与同学相比，我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且能写出让人受看的毛笔字。甲乙两班，两周各出一期墙报，这自然有一种比赛和竞争的意味，其中包括文章、毛笔字与版面设计。为了不落后另一个班，班主任和同学推荐我为墙报组长。而我一手编辑、书写、设计的墙报，均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那些想上墙报的同学，要拿出满意的稿子与我商量，有些经过我的修改方能入选。同学对我的友好，使我受伤的心灵得到一种抚慰。

一次，要出“五一”节的墙报，全校师生到程湖新校参加义务劳动去了，班里仅留下我在教室里出墙报。高大空旷的教室清冷得吓人，我抄写墙报时心老走神，仿佛那个时刻，一帮人拿着棍棒绳索闯入我家，要把姑父抓走，耳边传来的尽是姑妈的哭声，我不禁打了一个冷颤。这时，我听到身后有轻轻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原来是我的化学老师吴开朗。他亲切地喊我，让我随他到他的宿舍去。他是全校唯一没有去参加义务劳动的老师。学校静悄悄的，除食堂做饭的老兰师傅外，再也没有其他人了。吴老师原是皖南大学数学系的讲师，并且能写一手深刻、见解独到的理论文章。因他是地主成分，被驱逐出大学校门，来到偏僻贫困的农村中学任教。他拍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亲切地说：“你家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对你姑父是一场政治迫害，学校一些老师对你是不公的。你要树立信心，走过黎明前的黑夜，我相信你一定会迎来旭日东升的时刻。”吴老师说：“我不会看错，学校里150多位学生你最具发展潜力，将来会有一个光明的前景的。但是，你的学习成绩不稳定，主要是不能排除外界的干扰，这是一种心理障碍，必须克服之。”

他推心置腹，意诚气正。大意是说，将来的社会，唯德才第一，靠什么造反，靠什么斗争，靠什么说教，都将一事无成。他和我和颜相对，给我以鼓舞和力量。那个时期，虚伪与欺骗削弱真诚，冷漠无情、落石下井则让世界失去色彩，让我摸不到人们天赋的善端。在学校，我从吴开朗老师那里，终于发现了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的萌芽，这是人异于禽兽、高于禽兽的本质特征，这也是他这位老师高于其他老师的本质特征。在这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的时局下，让我第一次体味到天道人心。无侧隐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无抑恶之心，非人也！无扬善之心，非人也！从那一刻起，吴老师就是我心中大写的“人”字。那天，这个给我添加能量和意志的细节，除我们二人之外，学校无第三者知道。爱，在这个世界的自然构成中，有时显得最没有力量。爱，只有在有良心的人心中，才能长成扶持弱者的精神支柱。回忆在校两年半的时光，我常说，我最尊敬的老师是吴开朗，尊敬他的精神、人格与善良，在我人生处于黑暗的寒冰期，他给我送来暖心之火。后来，他调到阜阳师范大学数学系作教授，待我与他联系上之后，不久他便去世了，我未来得及为他送上一束鲜花。

在以后的日子，我这样做出安排：这个周六回姑父家，下个周六去父亲家。父亲家距我的学校有20华里，回到家里，扑来的是满怀亲情。爷爷奶奶的关爱，父亲母亲的问候，兄弟们的互相勉励，我像一个精神缺氧的病人，猛然呼吸到新鲜的氧气，可以扶正我下两个星期的身体了。每次返校，父亲都给带上两星期的生活费，这样，也给姑父减轻一些经济负担。

新的学校建成之后，学校由双龙搬到程湖。一天下午，学校突然宣布：下午不上课了，开批斗会。下午两点，几个人把一个叫房保官的小学老师推到讲台上。房老师是地主出身，家是谭铺村的，为人师表，名扬乡里，凡识者，无人不说他是好人。他也是我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老师，我的作文成绩就是在他的教诲与指导下开始起步的。班里认识他的人并不多，但有些同学跳到台上，按他的脖子，捶打他，让我难以接受。房老师检讨时说：“你说我是反革命也好，反对什么什么也好……”话没说完，突然被一位老师喝断：“住口，你说反革命也好，大庭广众面前，你居然为反革命叫好！”

房老师无言以对。这种断章取义、荒唐的批判，被会议主持人高度评价一番：“你看，这位老师的革命警惕性是多么高啊，反革命分子一开口就被他抓个正着。”接着又是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

批斗会结束，那位组长又开腔了：“房保官不是我们学校的人，同学们要注意啊，我们学校有没有与党三心二意的人？树欲静而风不止，有个别学生因家庭等等问题，对我们党心存不满啊。”绕来绕去，又绕到我的头上。

会后，几个同学议论，为什么把房保官弄到高中批斗一通，到底他犯了什么罪？谁也不知道。大家稀里糊涂，一片茫然。

又一次，正在上数学课，突然通知停课。政工组长走进教室，给每个学生发一张白纸，要求在白纸上写五遍“毛主席万岁！打倒蒋介石！”同学们惊愕不止。写完后，组长收走全部纸张。书记的儿子，也是这个班的学生，他以“太子”身份，一同与组长走出教室。片刻归来说：“程湖街上出现反标了。”同学们不傻，都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了，写那两句话，其目的是查对笔迹的。

就在同学议论之际，组长又折回教室，单独把我喊了出去，到一位老师的办公室，让我把这两句话，再写50遍，交给公社。两小时后，来了两位民兵，把我带到公社一间空房子里，关了起来。那时，公社刚刚盖好，人还没有入住。好在天气炎热，不需被子，拉一领芦席便可睡觉，拿一块砖头，就是枕头。不一会，姑父堂弟的女儿，我的同学，十分关爱我的明芝姐姐来看我，给我带来两个馒头和一瓶水來。她问我：“要我回去告诉大爹（我姑父）吗？”我说：“千万不要告诉他，我什么事都没有。想习焉不察，误导人心，休想做到！”

第二天早晨，我在房子里听到：“找到了，是一个十岁的不懂事的孩子写的。”不一会，门被打开，看守我的民兵说：“没事了，你回学校去吧。”后来知道，那件事是公社武装干事的儿子所为。因年龄小，也没有追究责任。回到学校，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引来全班的目光，但却无人与我说话。几十年后，与班上的同学小聚，他们都说：“我们不记得了。”是的，发在我身上的事情太小，他们不必记住。他们也不会关注。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在那个年代遭受那么大的灾难，又有几人能够记住呢？不是依旧把灾难当作颂歌来歌唱吗？

那年秋天，一位秃子出逃而死于异国的荒漠。在永兴小学的校园里，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此事，让高中学生列席会议。因为文件属于绝秘等级，永兴小学四面环水，四周皆是教室，便于保密。文件要求：地富反坏右以及阶级异己分子不得听取这个文件，当主持人念完这个要求后，有人轻轻与公社书记耳语几句。书记当众说道：“会场有阶级异己分子的孩子，把他清出去。”于是两位民兵以“喷气式”方式，扭着我的胳膊，按住我的脖子，绕场一周，将我推出会场。那个小学，是我的母校，童年时，它曾给我爱与温馨，而今变得如此冷酷。此刻，天灰沉沉的，没有一丝阳光，只有校门外老槐树上的两只乌鸦，一声声撕心裂肺地叫着，它的叫声，仿佛就是我的心声……

月，有缺有圆。运气，时坏时好。

让我能够松上一口气的，缘于我的一篇作文。那一年是巴黎公社成立100周年之际，全国上下掀起唱《国际歌》的热潮。一天清晨，出完早操后，我从操场迎着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走向教室，校园的树木是那么青翠，空气是那么新鲜。这是我入校以来，从没有遇到的一种感觉，我不由得轻轻吟唱起《国际歌》来。走到教室，一篇完整的作文便构思出来了。而那时学校正开展作文“打擂”活动，老师不命题，学生尽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愿写什么就写什么。一种强烈的站起来的自强感告诉我，这篇作文一定会成功的，那种为改变自己生存状态而战的感觉是如此的坚定。我极力将自己从情绪的阴霾中托举起来，让它沐浴一身阳光、雨露与春风，摆脱多年积淀的凄凄哀哀的愁绪。我用一天的时间，将题为《当我唱起“国际歌”的时候》这篇长达4000字作文便收拾停当了。我感觉此文大气磅礴，除敏锐、新鲜、厚重、博知外，它能够紧跟时代、洞彻世界、畅想未来。作文递交上去的第二天晚上，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刘铸，特地利用晚自习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点评分析我的这篇作文，并给予高度的评价。我那个班的班长李文科，平时“之呼者也”挂在嘴上，被称为“大文豪”；另一位同学李子章，说话作文爱使用成语，被称为“二文豪”。刘铸老师点评我的作文之后，欣喜地说：“论才华与力量，我们班一个“真正的文豪”出现了。

第二天，乙班的语文老师将我这篇作文拿去，为全班同学朗诵。

第三天，学校专门出一期墙报，发表我这篇长文。

多年没有的一种痛快，这时终于有了。这是一种生命的表达，一种情感的渲泄，一种向政治压迫的挑战和自我精神的构建。我有时独自一人漫步在学校后面一泊小湖的柳岸上，这汪柔姿嫋嫋的静水曾一下滋润了我这个体弱的学生气吞万里的抱负，不由得触景生情，随口吟出古人的一副联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顾宪成的佳作。据说，这位在茅屋深夜苦读的少年，一生也多次受阻于风雨，生命之舟曾几度靠停于岸边，但这些困苦，并没有阻住他文人学士的才思与遐想，后来他的华章文采从他的笔下流进了中国文学的煌煌巨帙。

联想自己，困羁于我的公社有多大？那个书记的巴掌有多大？那个帮凶的组长又有多大的能耐？“急橹潮痕出，疏钟晚色生”，人生的急橹轻轻也就几下，便划过这一浅滩池水，走向一个更向广阔的未来。

后来学校的日子，虽然那位政工组长以我来自“阶级异己分子”家庭，拒我于共青团组织之外，但我总可以一个会写作文的学生而站在师生的目光里了。我不敢自以为是，更不敢自命不凡，我只需要成长的阳光与雨露。我需要那些口口声声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实行无产阶级给出路政策”的人，真正给我一条出路，不要用“树欲静而风不止”这种阶级斗争的观点去掐死我成长的理想与志向。人，是有尊严的，人，是需要尊严的！人，是需要尊重的，人，必须得到尊重！我自然也不例外。

多年之后，我的语文老师刘铸来京看我。我说，当年你让学《红旗》杂志那篇《东风是怎样吹进门窗的》文章，我从心里坚韧地拒绝了那股东风，因为我不是你们认为的那种坏学生，学校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我。后来，你对我那篇《当我唱起“国际歌”的时候》的肯定与推介，真正是我受伤时期，给了我的一股强劲的东风，让我享受到了人间难得的温馨，有了一个站起来的抓手。

十二

那个炎热的暑期，学校还没有开学，姑父带我去高粱地里打高粱叶。说心里话，我喜欢的是不打叶子的高粱地，高粱从下到上长满宽大而富有生命力的叶子，郁郁葱葱，蓬蓬勃勃，几十亩地或几百亩地连接起来，组成无边的青纱帐那该是多么好啊。儿时，一个人钻到高粱地里，我想，自己应该是这个世界上隐藏的最深的人了，那里才属于自己的世界。一旦打去下边的叶子，站立的高粱就像一群裸体的男子，失去了美感。

我跟姑父说了这种想法。他说：高粱为什么长得这么粗壮？是因为高粱叶宽大为它提供了足够的肥料、阳光、雨露，促成它有一个好的收成。高粱快要成熟的时候，打去高粱叶，使它不再接受这些营养，把全部养分供给最上面的高粱穗。所以，高粱叶是无私的，它为上面的高粱穗贡献出最后的生命。

姑父说的是高粱，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他讲的是世道，是人生，隐约也是讲我和他的故事，和这个家庭的故事。几年以来，他与我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以撕心裂肺的痛苦诠释着生命的意义，过去所有理想与追求的光辉，都化为了灰烬。受伤的他虽然养分已经不足，但他仍希望把仅有的哪怕是最低的养分奉献给我，让我变成一株成熟的高粱。

姑父那天穿着蓝色的粗布半截袖上衣，肩膀处缀着补丁。肩头披着一条充满汗香的毛巾，毛巾上的汗香，于我有记忆第一眼认识他时，那胸膛的汗香还是一个味道，十几年没有变味。那天，我穿着一件白色的半截短袖，下身穿着裤头，高粱叶把我的胳膊和腿划出一道道血口，可我们在汗流浃背的劳动中，却感到十分的愉快。这是属于我们的世界，也是属于我们的精神世界。没有外界及运动的干扰。

休息时，姑父用毛巾为我擦去汗水，抚摸着我身上高粱叶子划破的血口，亲切地问我：“疼吗？”我说：“不疼。”他说：“如果当农民，年年都要干这样的活，或者干比这更脏更累的活。”往下他不说了。我明白，他是让我把农民的辛苦刻在皮肤上，写在心灵上，让我尽可能跳出农门。虽然他是优秀的共产党人，但他从心眼里不想让我去做他这样的农民。他的这一私心，就是为孩子找一个光明的前程，让我活得比他们那一代农民活得更好一点。

之后，姑父改变了话题，但说的仍然是关于我的前途问题。他说，还有一个学期你就高中毕业了，这期间，他们不会让你入团，也不会让你入伍，招工更是轮不到你。但你也不能在家等着，等着只能当农民了。你这瘦巴巴的身体，自小就读书，干农活打牛腿也不在行。

说到这里，姑父把话停了下来，一双泪汪汪的眼睛亲切地又无奈地望着我。我一声不响地坐在地上，默默地揉摸着一根折断的高粱杆。片刻，他接着说道：“我准备和你大舅说说，让你回到他身边去，他是国家干部，对你的前途与发展有很多好处。”姑父说：“将来无论你干什么，我躲过眼前的一劫后，小镇这个家还是你的家，我还是你的养父，你还是我的儿子。”我想，这该是让姑父释怀的一次谈话，可也是让他最痛苦的一次谈话。他和姑妈把我养了16年。这16年因我，他们获得做父母的成功，也是他们人生的最大成功。若我回到生身父母身边，我可能获得人生未来的成功，但他们获得的却是做父母的失败。我不在了，他们还有什么？我是他们的太阳，是他们的月亮，是他们的心上肉，我走了，这个家就塌了，他们一无所有了。

那天，我挤不出一丝苦笑，甚至头都没点一下，我无声地听着姑父的心声。但他读懂了我，读懂了我的未来。他让我适当的时机与我父亲沟通一下，最终的结果，由他们商定。

天黑下来了，倦鸟已经归林。他把不重的那一捆高粱叶搬到我的肩上，将那一捆重的高粱叶放在自己肩上。他说：“今天说的事，先别给姑妈说，以后的工作由他来做。

那年11月，我们班团支部书记徐连涛同学要应征入伍，团支部书记改由徐北平担任。在徐连涛入伍前，学校要解决他的入党问题，与徐连涛一起入党的另一位同学，是公社书记的儿子，他与连涛一起走向军营。犹记在学校讨论那位书记的儿子入党问题时，居然有人说他是坚定马克思主义者。现在回想起来，都会让人笑掉大牙，书记爹俩个加在一起，是否读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都难说，因为二人的水平的确有限。一个从小上学，且因那场运动又耽误了六、七年，又没参加过社会实践，一个不到20岁的娃娃，怎么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拍马，是如此的肉麻！

另外，新上任的团支部书记徐北平也找我谈一次话，他说，因为你姑父的阶级异己分子问题，学校那位组长通知他，卡死我的入团问题。2018年，纪念高中入校48年同学聚会时，徐北平仍提及此事：“不是我不要你入团啊，当时政工组向我下达死命令，坚决不让你进入团的大门。”这也许是实情，也许是北平为自己开脱。但是，就此事我当时愤然找到这位组长理论：“我姑父的阶级异己分子谁定的？请拿出证据！划地主、富农、右派，还都有个文本凭证呢，姑父的凭证在哪里？姑父是贫农成分，是为党奋斗几十年的共产党员，怎么成了阶级异己分子？”那位平日不可一世的组长，让我质问的张口结舌。

快放寒假了。放寒假的那一天，就是我高中毕业的那一天。我决定从那一天开始就回到父亲身边去。我不知姑父在高粱地里和我说的那件事，是否和父亲商量，我没有勇气去向姑父求证。姑父有言在先，让我适当的时候也和父亲沟通一下，我也只好按姑父的意见去办了。一次，父亲带几位干部到姑父家，姑父姑妈在厨房里忙着做饭，父亲和他的一帮朋友在堂屋里说话。这时，我走过去递给父亲一张纸条。纸上这样写道：

父亲：我想回到你身边去，姑父家这种残酷的政治情势，已经使我彻底绝望了。我无法报效祖国，无力服务于人民。所有大门对我都紧紧关着，我无路可走。回首来程凄苦，前瞻去路迷茫。请你与姑父沟通，做好姑妈的工作，放我走吧。以后不管我干什么，我不会忘记他们，我会永远孝敬他们。”

面对那张字条，父亲看了很久，他分明不是看一张字条，而是在看离开他整整16年的儿子，在看他亲生儿子的挣扎、绝望与哀求。父亲看着、看着，眼角里流出晶莹的泪花。他一句话也没说，便把那字条装进了衣袋里，他深情地望着我，我没勇气与父亲的目光对视，靠着门默默地搓着手，默默地盼着事情的结局……屋里沉默了，那些跟父亲谈笑风生的人，不知道我与父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吃饭时，又恢复了刚才和谐的气氛，父亲若无其事和他的朋友谈天说地，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饭后，我送父亲至院子的大门外，乘姑父、姑妈不注意时，父亲对我说：“我会做工作的……”他在我肩头上轻轻拍了两下，然后，又拍两下。他和他的朋友骑上自行车远去了。

我坚信父亲工作多年，他有能力会处理好这一切的。最关键一点是，姑父为了我的前途，他支持我回到父亲身边去，这是办成这件事情最有利的核心要素。

父亲走后，我又回到学校，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地了，剩下的事由父亲和姑父去处理。关于两个家庭对我“交接”的“谈判”，何时谈的？是与姑父一人谈的，还是和姑父姑妈两人谈的？姑父与姑妈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分歧，父亲和姑父姑妈从来没向我吐露半句，我也不敢去触碰这个令我伤心的问题。哲人有云：“我们所谓来自天性的良心，是从习惯中诞生的。”姑父与父亲都是家乡一带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真正有良心的好人，他们一生以天性的良心为百姓服务，是他们的生活与习惯。我想，在我的问题上绝不会有什么分歧。

我感到那时胸中居住着两个灵魂，它们彼此总想分离。分离是为了走向远方，是为了远方那个能让姑父姑妈永远无忧无虑的家，是让他们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另一个灵魂，守着他们，守着这个家，永远驻在他们的心里。只有走向远，才能走向近；只有暂时离开这个家，他们才有持久的精神家园；离开，是为了摆脱周围令人窒息的生命景象，去获取时间彼岸柳暗花明的生命景象，去获得对生命意义唯一的生活与认知。

高中毕业那天，学校里举行会歺，同学们非常留恋两年半的学校生活，相互之间抱头痛哭，泪流满面。他们有资格这样表达诚挚的感情，而我却不能，这里给我太多的屈辱，给我太多的心理折磨，阶级异己分子子弟这一耻辱积攒了我一腔的愤怒。我说，不爱它，它是我的母校；我说爱它，怎么也爱不起来。在这里，我做了一场岌岌可危的梦。在我步入社会的前夕，这里的生活逼着我再度去寻找生命的本源，去找我的父母。这种将我送人又回归的因果关系，虽然有社会原因，但也有学校以“教育”的名义，对我的行凶。

那晚，我一滴眼泪也没流下来，一口气喝下半斤白酒，跑到月色照耀下的校园里仰天大笑起来。来自政治的社会的学校的强加在我头上的耻辱与歧视，统统地抛掉了。第二天我回到生身父母身边，又成为革命干部的子弟……荒唐的时代，让人可以成鬼，让鬼可以变人，这绝不是人类生命的基因所为，而是人为的把基因变成了魔术道具，让人不人，让鬼不鬼，让人可以变鬼，又能让鬼可以变人。究竟让你变成什么，看一些人的需要。

但这期间，姑妈还是想不通，气得住院了，她让我到医院伺候她。当着医生和住院的病人，说我是白眼狼，没良心。她还要再要一个儿子等等，把我弄得抬不起头来。姑父来了，狠狠把她痛批一顿：“这六、七来，孩子刚懂事就跟我共经风雨，同历磨难，是最讲良心的。守在我们身边就是讲良心，就是好儿郎？放走他，他才能长大、长高，我们的晚年才有依靠，才能幸福。你这么折腾孩子，就是不懂道理的表现。”姑父一番话，终于使姑妈的思想顺着时局的趋势顺流而下了。

回到父亲身边不久，父亲那个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兼团支部书记，马上拿来“入团志愿书”让我填，填后不久便批了下来。后来，又一次行政区划，我还被选为不脱产的公社团委副书记。此事使我感慨颇多：在姑父那里，他们把我列为“黑二代”，不能入团。回到父亲这里，我突然又变“红”了。这黑一阵、红一阵的颜色是谁给我抹的？这黑黑红红的荒唐不都是人为的吗？这种人为的荒唐对社会与时代又有什么好处？扼杀了多少人报效祖国的热情？那时这样，今后会不会还有此类事件的发生？

不久，我从军入伍，离家时父亲对我提出一个严正的要求，无论干什么，将来都要把姑父与姑妈的养老问题承担下来，解除两位老人的后顾之忧。大哥把我送到十里外的王市镇，再三嘱咐：家庭不要我负担一分一厘，生身没有养身重，对姑父姑妈必须全力尽儿子之孝，让尽孝的行动，去证明你做人的成功，去验证你良心的纯度。

而后，无论是在从军路上，还是定居京城，我始终谨记父亲与大哥的教诲。人类自古以来将孝敬父母视为最崇高的美德。人类自幼追求爱的精神，训练爱的能力，全是从爱父母开始的。此时的追求爱的精神即在于受到父母的吸引，在于向父母作出自愿的奉献，在于从对父母的热爱中不断发现人生的意义，在爱父母的过程中去获得健康的人性的成长。父亲和大哥让我全力尽孝姑父姑妈，不就是让我感他们之恩，知他们之恩，记他们之恩，报他们之恩吗？我把这个“孝”字刻上心灵之壁，叮咛嘱咐自己：知恩必报诚君子，忘恩负义是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