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郭澄清”之“文学三论”（三）文/谢文成一个时代的“曲笔进谏书” 精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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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郭澄清”之“文学三论”（三）

文/谢文成

一个时代的“曲笔进谏书”

——试论郭澄清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发言

“曲笔隐写”古已有之，古代官修正史中不乏其例，小说名著中更是屡见不鲜，与“秉笔直书”形成鲜明对比，二者相得益彰，互为补充，互为衬托，共同营构出中国母语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的一面，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秉笔直书固然是一种美德，曲笔隐写也不乏是一种智慧，在“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儒家文化熏陶下，司马迁用直书和曲笔相结合完成了《史记》，陈寿完成了《三国志》，曹雪芹创作出小说《红楼梦》，施耐庵创作出小说《水浒传》，蒲松龄创作出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鲁迅先生创作出了小说《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等等。从古代官员的曲言进谏中，我们更是看到古人在“为尊者讳”的情况下，那种以小搏大、举重若轻的对语言艺术的灵活运用。

在“十七年”及“文革”即将成为历史或已成为历史的情况下，在某些作家和评论家大谈“十七年”及“十年文革”“文学空白论”的情况下，我们却发现了一位当代作家用曲笔隐写的方式，在他的小说创作和文论中，忠实鲜活地记录了那段历史，发出了那个时代最为清醒最为成熟的声音，成为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标志性作家。这个作家就是创作出中短篇名作《麦苗返青》《黑掌柜》《篱墙两边》《社迷传》和三卷本长篇小说《大刀记》的郭澄清先生。

1965年11月29日至12月17日，中国作协、共青团中央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与会的1100余名代表中，绝大多数来自工厂、农村、部队等基层单位。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大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顾大椿、中国作协副主席刘白羽等在会上讲话。1

在这次大会上，郭澄清先生作为1100名业余作家代表中的一员，在大会上做了发言：《学好毛主席著作深入火热斗争为英雄人物高唱赞歌》。

第一次参加这样一个全国性的青年业余作家代表大会，用“心情激动，夜不能眠”来形容，应该一点也不为过。而且还要在大会上作发言，作家们肯定会对这篇发言稿反复思考，字斟句酌，惜墨如金，修改了再修改，认真了再认真。

从1966年3月出版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发言选》一书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众多业余作家的发言的题目和内容。他们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大体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二是歌颂新中国新气象，三是继续做好红色宣传员。其发言的主旨大都离不开“歌颂”二字，基本上出现了被后来的文学评论家所诟病和批评的“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千篇一律的雷同局面。

时隔半个多世纪，当我们仔细研读郭澄清先生的这篇发言稿时，却惊喜地发现，郭澄清先生是一个例外。他没有随波逐流，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而是把这次发言当成了一个难得的“进谏”机会，在他发自肺腑的“歌颂”的同时，用富有个性的“曲笔隐写”的方式，对当时的文学创作、社会形势和祖国建设提出了清醒的见解，成为那个时代颇为难得的一篇珍品。

进谏之一：“保守派”与“激进派”“反对派”的关系

在作品的开头部分，作家同大多数与会的业余作家一样，无一例外地介绍了自己的创作成绩和写作缘由，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农村面貌日新月异，英雄人物风起云涌，动人事迹层出不穷。”“这数不尽的新人新事新气象，时刻感染着我，激励着我，使我精神振奋，心血沸腾，午不能休，夜不能眠。”“在工作之余，提笔展纸，学写文章。”2在第三段落里，作家又举出诗歌创作的例子，充满了一个初学写作者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倾情“歌颂”。可以说，作家如果就这样写下去，文笔是纯净的顺畅的，前后感情也是连贯的统一的，可到了第三段的结尾部分，看似在不经意间，作家又忽然插入一个政治名词——“保守派”。

如果这个发言不是出现在1965年底，不是出现在“文革”的前夜，如果明年没有发生“文革”，“保守派”一词，或许早就被人们忽略了，可它偏偏出现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这就不得不引起读者的注意。

“我在硷场郑庄工作时，这村的支部书记赵玉德，冒着生命危险挽救了农业社的第一眼井，从而用事实说服了保守派，有力地推动了打井运动。于是，我为了配合当时的水利建设，又写出了《打井》。”3

在《风雨大刀魂》一书《微小的批判》一章中，作家黄书恺、高艳国敏锐发现了这篇“发言”里的“保守派”一词，并做出了准确而合理的解释，郭澄清先生的观点应该是：“保守派不是落后派，更不是由消极对抗而走向阶级对抗的逻辑。”他认为保守派们只是认识不足，而不是从思想上反对甚至反抗当时的党和国家的路线。他始终没有把当时“火热生活”中有着不同意见的人粗暴地划归阶级敌人，而是将他们最后改造成先进的力量。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郭澄清的文笔诡异之处，在当时，有这样的勇气，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4

为什么说作家黄书恺、高艳国的解释是“准确而合理”的，是因为郭澄清先生在他以前创作的《麦苗返青》《红旗飘飘》《黑掌柜》等短篇小说中，不止一次地写到“保守派”与“激进派”在农业生产竞赛中，由对抗走向统一，由“仇人变为朋友”，最后握手言和，取长补短，互相监督，互相促进，互相帮助。因为竞赛和对抗不是目的，农业“丰收”才是目的，建设好祖国才是目的。

作家黄书恺、高艳国发现了郭澄清先生的“文笔诡异”之处，再让我们看看“保守派”一词的出现，到底诡异在哪里？

作家在《麦苗返青》《红旗飘飘》《借兵》等小说里，不止一次地强调“一智胜百力”以及“巧干”的重要性，老弱病残的胡子兵战胜“小霸王”的青年突击队等等，作家在这里为什么不举“保守派”说服了“激进派”这样的例子，其中的奥秘不言自明，因为作家当时面对的绝大部分是青年作家，激进派与青壮年占据了绝大多数，很容易引起与会者的警惕，刺激到“政治立场”这一敏感的神经，才运用“说服了保守派”这种比较温和的说辞。实际上，不管是激进派说服了保守派或是保守派说服了激进派，其效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为阐明“保守派与激进派之间的关系”。

1965年底，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的前夜，作家当着国家领导人和全国青年业余作家积极分子1100多名代表的面，冒着天大的风险，用极有分寸地语言，隐蔽地表达出了自己清醒的政治见解。作家的胆识以及忧国忧民的迫切焦急的心情，由此“窥见一斑”。

如果说“保守派”一词出现在发言稿里是一个巧合，是作家无意中说出来的，不需要过分地解读，那么，明年发生的“文革”就不是巧合了。作家似乎敏锐地准确地预感到了“文革”这场暴风雨的到来。在作家发言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而采取的主要斗争形式，就是“保守派”与”激进派““造反派”展开了“动刀又动枪的阶级大搏斗”，历史沿着与作家期望相反的方向一路狂奔。

如果“保守派”一词还不足以证明郭澄清先生文笔“诡异”的一面，下面再让我们看看另一个政治名词——“内政”。

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作家给自己定了一个制度。

我还给自己定了个制度：每天学习一小时。由于我的工作比较繁忙，加上自己体弱多病，在坚持这个制度时，也曾碰到了不少困难。例如，有时弄完工作已经很晚了，思想就开始动摇：“今天特殊情况，明天补吧！”到了明天，身体有些不舒服，思想上又在活动：“这是特殊情况，明天一块补上吧！”后来，我意识到“特殊情况”太多了，每个“今天”后边还都有个“明天”，这样拖下去怎么能行呢？于是，我便决心严格要求自己，不再承认“特殊情况”的合法存在，不再允许“明天”来干涉“今天”的“内政”。5

这段文字，冒冒失失看起来有些合理，仔细读来，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有成就的青年作家说出的话，倒像是出自一个中学生的文笔。“今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这样浅显的道理，连中学生都能懂得，作家为什么非要拿到这样一个重量级的会议上，当着国家领导人和一千多名青年作家来阐述，而且还进行细化量化，大写特写，在关键之处，还加上了双引号。是不是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作家的水平，难道就是一个中学生的水平？

“一小时”就是一节课的时间，“学习一小时”是小学生和中学生的学习标准。学习一小时，而且还给自己定制度，这么低的标准，还要拿到大会上来说，显得有些幼稚。即使工作再忙再累，学习两小时不行吗？在那个年代，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大学”毛主席著作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还有比学习毛主席著作更为重要的吗？没有。那作家为什么非要说“学习一小时”？而且，对于一个作家来讲，“每天学习一小时”是远远不够的，凡是搞创作的人都知道，“一小时”只是静下心来的时间，可当刚刚静下心来想思考的时候，学习时间就到了，这无疑是对作家的一种折磨和虐待。很显然，作家是在有意地提醒读者，他不是在说学习，而是另有所指。

再下面，出现了一组关联词，为显示这组关联词的重要性，作家还引用了双引号。“特殊情况”“今天”“明天”，最后落到了“内政”上。既然有了“内政”，就得有当权者，谁是今天“内政”的当权者，是今天或是现在的当权派、保守派。显然，“明天”就是指拥有未来的青壮派、反对派、激进派。

“特殊情况”又是指什么？作家没有说明，可见，特殊情况多种多样，很难预判和界定。可如果想象中的“明天”不断地来干涉“今天”的现实中的“内政”，出现了“特殊情况”，今天的“学习”就没法正常进行，“学习”起来就会被分散精力，甚至会出现停顿、挫折，“今天”就会白白浪费掉了。抓不住“今天”，也就失去了“明天”，再好的“学习”计划和制度，也会变成一句空话。“于是，我便严格要求自己，我不再承认‘特殊情况’的合法存在，不再允许‘明天’来干涉‘今天’的‘内政’。”

在这里，作家进一步阐明和深化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保守派”和“激进派”的意见能够说服任何一方的情况下，我们齐心协力推动“打井”运动，搞好祖国建设。可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在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要“严格”地立下制度，必须遵守“今天”的当权者的意见，齐心协力把“今天”的“学习”搞好。

由此可见，作家在这里阐述的“今天”和“明天”的关系，就是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关系。“今天”是合法的存在，“明天”的干扰就是不合法的。我们不能依赖“明天”的设想、空谈或是空想，来阻挠、干扰或是影响“今天”正常的学习和工作。

作家在这段文字里不仅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也向在座的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进谏”：不能让明天来干涉今天的内政。为了祖国的建设，作家坚定地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面。

进谏之二：“三年自然灾害”——基层的真实受灾情况

接下来，作家用大量的篇幅和现实主义笔法，描写了1960年到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1961年夏天的真实场景：

这一年，我们宁津县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涝灾，时集公社的四十来个村，土地几乎全部淹没，房屋倒塌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全县的重灾区之一……只见村子的四周一片汪洋，村里除了水就是泥，简直是不趟水就不能出门，不泅水不能出村。村里的房子大部分已经倒塌，社员们有的住在窝铺里，有的住在大车下，还有的就睡在街道上。化肥没的盖，淋在大街上；农具没处放，漂在大水中。经过访问，又了解到：社员们的口粮，有的被砸在泥里，有的被大水冲走了；国家发放的救灾物资，因为水深路远，又没船只，全靠肩担、人背、水上漂。运来的一部分粮食，又因磨砸翻了，锅砸烂了，烧柴淋湿了，不是这家磨不出面，就是那家做不熟饭。面对这困难局面，应当怎么办呢？这时，我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导……

我和群众一起，筑堤挡水保护村庄，挑沟排涝挽救庄稼，冒着大雨抢修房子，趟着水去运粮食。劳动空隙时，还要召开会议，个别访问，了解情况，作思想工作。由于我体弱多病，天天泥里水里干，再加上吃不好、睡不好，迈门槛也觉得费力，思想上有时有些动摇。例如有一回去运粮食，路上曾几次误入深水，险些没有淹死。第二次又去运粮食时，天阴得很厚，一场大雨眼看又要下来，可是不去运粮食，社员就要挨饿。我望望阴森森的天、茫茫无边的水，又想起了上次去运粮的险遇，心里有点犹豫。这时，毛主席又好像站在面前教导我……

一天，外边又下起了雨，只见窗外雷鸣电闪，风雨交加，又听街上人声嘈杂。当时我的脚受了伤，行动不便，但是我想：“现在每一个能住的房子里，都有几十口人，要是在这风雨中，有的房子出了闪失，就得造成重大伤亡！要是护村堰被风雨打开，整个村子可就没了！”我越想越沉不住气，便用一块油布包上脚，拄着一个凳子出去了……6

尽管在这里引用原文的篇幅很长，我想读者也不会觉得厌烦，因为读者经常在史书上看到或是在人们的口中听到“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名词，可具体到“三年自然灾害”是一个什么样的灾害，没有经历过的人，肯定不清楚，而且很想弄清楚。作家在这里为读者还原了“三年自然灾害”的真实场景。因为在当时的小说和文章里，我们看到的都是歌功颂德之类和阶级斗争的内容，很难或根本看不到对三年自然灾害的客观真实的书写。

而且，我们还看到，面对困难和灾难，每当作家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想起“毛主席的教导”，或许会有读者认为，这是作家应景的写作。可实际上，单从这篇文章来看，毛主席的教导的及时出现，显得是那么贴切，那么及时，看不出“应景”或“歌颂”的成分，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当时生活条件极为匮乏的情况下，毛主席的教导已经变成了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战胜自然灾害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让人疑惑不解的是，1965年底召开的这次大会，无一例外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胜利的大会，是大学特学毛泽东思想的大会，是一个拿起文艺武器占领资产阶级阵地的大会，是一个反修防修的大会，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会，是一个为“三大革命斗争服务”的大会，这是一个最基层的普通工人、农民、军人与干部与学者和国家领导人面对面对接的一个大会，可以说是一个下接地上通天的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们的心情是喜庆的激动的，大会的气氛也是热烈的倍受鼓舞的，可是作家为什么在这样“有温度”的大会上，重提1961年夏天那段惨痛的自然灾害，而且用了发言稿主要的篇幅，大讲特讲，这无疑是给这个有热度的大会浇上了一盆“冷水”。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是不是感到非常熟悉，是不是会想到一个人，他也是在这样一个有温度的大会上，犯颜直谏，给本来喜庆的大会泼了一盆冷水，直接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最后被罢官免职，甚至被打成“反党集团”，使多人也受到了牵连。说到这里，人们自然会想起1959年的庐山会议，想起彭德怀元帅的“万言书”。在这里，笔者想说明的是，一个是将军的“犯颜直谏”，一个是作家的“曲笔进谏”，在那段特殊的历史上，一文一武，都不乏敢于说真话的人。在这里，笔者无意去抬高郭澄清先生的身份和地位，非要生拉硬扯地去和共和国的一位元帅相提并论，但是，不管他的身份是如何卑微，只要他能为最底层的人民说出一句真心话，哪怕这个声音是多么的弱小，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就不应该忘记他，人民也不会忘记他。很多人都把郭澄清先生称为“人民作家”，事实证明，郭澄清先生无愧于这个光荣而又伟大的称号。

而且，这段反映“三年自然灾害”的描述见首不见尾，只写了灾害的破坏，没有写灾后的重建，避开了59年“人祸”与“天灾”的争论，是一次没有任何争议的“自然灾害”。这不仅让听众和读者产生某种担心和疑虑：无边无际的洪水退去了吗？倒塌的房屋修好了吗？时隔三四年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吗？他们吃饱穿暖了吗？他们能够安居乐业了吗？作家也从另一个侧面，简洁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衣、食、住、行的问题，依然是老百姓面临的最为主要的问题，全党全国人民，应该摒弃“保守派”与“激进派”“反对派”之间的成见，团结一致，全心全意搞好祖国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是当前的当务之急。这一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进一步延续和发展了他在短篇小说《麦苗返青》《红旗飘飘》《黑掌柜》等短篇小说中的观点和立场。

这段对1961年夏天洪涝灾害的客观描述，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传递了基层受灾情况的一个真实信息，起到了下情上达的“进谏”作用。

彭德怀元帅的“犯颜直谏”与作家郭澄清的“曲笔进谏”，犹如直插云天的双峰，永远矗立在中国“十七年”政治与文学的天空。

进谏之三：“蹲下身来”，为党与国家寻找“真宝”。

而下面有关抗击洪涝灾害的描写，进一步印证了“今天”工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明天”设想或空想的脱离社会现实的不确定性，反覆着重地描写了党员、干部“蹲下身来”与群众在抗洪救灾中打成一片、同甘苦共命运的那种亲如一家的关系，同时也描写了群众对党员干部的真心爱戴与拥护。

“到了村边，见有一个为抢救军属伤了腿的干部，正在泥水里爬着大声疾呼……”“还有一回，队长突然病倒了……正在紧要关头，一位共产党员挺身而出，自告奋勇……”“有一位老贫农，自己的房子倒了，他不去管，死守着队里的粮仓不动……”“有一个党员，他把自己的口粮省给别人吃了，自己挨着饿，拄着竹竿去鼓励群众……”“有一个民兵，为了防止敌人破坏，整夜蹲在地主的房子旁边，监视着敌人的行动……”“还有一位妇女，把盖着自己衣物的油布揭下来，盖在队里的化肥上……”

“有一天夜里，我和干部们冒着大雨去检查社员们的房子，有一个耳朵不灵的大爷，正在屋里端着灯往西墙上照，可是东墙上正刷刷地落土，他却没有听见，我一步闯进去，把他拉出来，我们刚迈出门口，身后一声巨响，房顶就塌了下来。当时老人家双手使劲地抱着我的肩膀，啥也说不上来，只叫了一声‘老郭’……”“有一个地主分子，乘我们困难的时候，唆使人哄抢残秋……我们根据群众的要求，组织群众斗争了他，事后，一位老贫农在我的住处附近守了一夜……”“还有一回，正是深更半夜……我趟着泥水快步跑。正走着，忽然从背后赶来两个人，要把我送过去……他们说：‘不行！你是党派来的干部，我们要对你负责任！”7

作家用相当长的篇幅，用现实主义的笔法，用有一回、有一个、有一位等关联词语描写了众多的人物：有党员，有干部，有军属，有队长，有民兵，有老贫农，有普通的农村妇女，有残疾人（耳朵不灵的大爷），有地主分子等等。当时虽然没有看到军人的参与，但通过“抢救军属”的描写上，看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之情，而且还放到了第一位，可见作家在写作方面的严谨。

作家通过伤了腿的干部抢救军属，党员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党员把自己的口粮省给别人吃了，到我救了一个耳朵不灵的老大爷，以及“老郭”“你是党派来的干部，我要对你负责”“他们托着我游过了深水”等等词语和口气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党员、干部与群众血肉相连的那种军民鱼水情的关系。

下面，作家又通过一个干部，一个业余文艺工作者，一个工作人员等关联词语，道出自己在“与农民的共同斗争中”的体会和感悟，只有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与群众心心相印，从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为劳动农民服务，劳动农民才能对我们的党忠心耿耿，才能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产生真诚热爱，从而产生冲天干劲。

在这段文字之前，作家还描写了1961年夏天，去深入生活，到时集公社下乡挂职党委副书记一职，临行前县委领导对他的嘱咐，借助创作与生活的关系，隐蔽地提出了“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

“群众中有‘宝’，蹲不下挖不来；并且，真‘宝’埋在群众的心里，你要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是挖不出真‘宝’来的！”8

作家在阐明蹲下身来去挖“宝”之后，后面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宝”字，又出现了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现象。那么，作家说了半天，他的“宝”找到了吗？他的“宝”挖出来了吗？这个“宝”到底在哪里？什么才是作家说的“真宝”？

“作为一名党的干部，只有和群众同甘共苦，共同斗争，才能使群众真正了解你，才能和群众从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就是“真宝”。不脱离群众，不高高在上，不做旁观者，而是俯下身来，到群众中去，真诚地倾听群众的呼声，同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为老百姓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就是真宝。有了这个真宝，群众就会支持我们，爱护我们，关心我们，保护我们，就能同我们的党拧成一股绳，同心同德。我们的党就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就能消灭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就能建设好我们的祖国，就能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已经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真理。

在这个以“歌颂”、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拿起文艺武器占领无产阶级阵地”的大会上，作家提出这样的观点，与大会的方向有些背离和疏远。很显然，作家是利用参加这次大会的机会，把在基层的生产经验和思考所得，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自己合理化的“进谏”，显示出作家独立的思考和难得的清醒。

进谏之四：“真英雄”与“假英雄”

在这篇发言的结尾部分，作家借助创作短篇小说《篱墙两边》的体会，道出了真英雄与假英雄、真先进与假先进的区别。

由这件事我又联想到其他一些事，才开始意识到：一个真正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往往都是不肯表露自己的；凡是处处吹嘘和表露自己的人，往往又大都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9

而发现生活中真正的英雄人物，必须有一个前提：

一个英雄人物，他日常的言语行动，并不能完全把他的高贵品质表现出来，他那潜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被挖掘出来以后，往往要比他已经表现出来的东西更加感人的多。要挖掘这些东西，就必须长期地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和他们真正心心相印才行。10

作家为什么在这个以“歌颂”为主题的大会上说出这样的话？“由这件事我又联想到其他一些事”，那么，其他一些事又是什么？很显然，就是“文学创作”之外的事，而文学创作之外的事，就是思想上的事和社会上的事。这段话表面看起来很柔软很柔和，实际作用却像是一把投枪和匕首，直插某些人的心脏。

作家似乎敏锐地清醒地意识到，在以“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紧跟”“歌颂”“唱赞歌”作为衡量先进与英雄的唯一标准的前提下，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假英雄”“假歌颂”的现象，他们在嘴头上口口声声都是“紧跟”“歌颂”和高大上，处处吹嘘自己，表现自己，处处把歌颂和拥护挂在嘴上，表现出一副先进和英雄的嘴脸。实际上，这些人，大都是靠不住的假先进、假英雄。在这些人中，明哲保身者有之，投机钻营者有之，排挤打压他人者有之，追求功名利禄者有之。作家进一步借助“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揭露和批判了混杂在“歌颂”队伍里的投机分子，发出了自己清醒而独特的声音。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向大会进行了忠实的隐蔽的“进谏”。

如果再联系到作家在1962年国家“甄别”运动之后，也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1962年至1965年间农村进行灾后重建时期的作品，如《嘟嘟奶奶》《老邮差》《男婚女嫁》《公社书记》《马家店》《社迷》《小八将》《篱墙两边》等等，作家的笔法是那么圆润成熟，乡土气息是那么纯净浓厚，字里行间充溢着喜庆的欢乐的气氛，而这一时期，正是“十七年”年间相对祥和相对平静的时期，也是灾后重建的经济恢复时期，作家的心情也是平静的欢悦的，其作品中没有出现像在以前的作品中如《麦苗返青》《红旗飘飘》出现的“杂音”。可到了1965年年底，作家像是预感到了什么？他的这篇发言忽然变得“嘈杂”起来，充满了“金石碰撞”的激越之声，应该说并不是偶然的。

如果再联系到后来发生的“文革”，我们不得不对作家的分析和预见拍案叫绝，在这里，作家就像是一个预言家，准确地预言了“文革”暴风雨的到来和在“文革”中出现的种种乱象。

五、“进谏”前的挣扎与斗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篇发言，是一篇完整的“曲笔进谏书”。

在参加这次大会之前，在写这篇“曲笔进谏书”之前，我们不知道郭澄清先生在想些什么？不知道他的内心深处进行过怎样的挣扎和斗争？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郭澄清先生有多少种想法，但有一种想法是绕不过去的：他的文学密码一旦被人破译出来，他该怎么办？他将面对什么？甚至不等“文革”到来，他就会被彻底的打倒批臭，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文死谏，武死战”，一个作家岂能不知这一道理。五二年被打成“大老虎”的经历刻骨铭心，五八年“反右”运动历历在目，他肯定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为了祖国，为了勤劳善良的人民，“就是天塌下来，也能撑得住。”在这一刻，他豁出去了，他豁出去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还有他的家庭和妻儿老小。

然而，就是在这篇带有悲壮性质和决定郭澄清先生命运的发言里，自始至终，丝毫看不出那种“大祸临头”的杂乱和激动的现象，语言叙述依然是那么冷静客观，细节描写依然是那么淡定从容，充分显示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坚毅和倔强，一个官员、作家心灵深处那种为人为文的忠于良知的铜墙铁壁般的坚守。在这一刻，他如巨人般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站在了时代的巅峰，在这个全国性的会议上，当着国家领导人和一千多业余作家的面，担当起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勇敢地发出了那个时代最强音。

这篇发言，是作家郭澄清，从做人的品格上，创作的质地上，区别于同时代作家的活见证。如果我们再联系到作家在三卷本长篇小说《大刀记》里反复描述的带有“愣葱”精神的话：怕虎怕狼别在山上住，穷人不怕死，怕死别活着。一直到认命、拚命到革命的转化上，反映出郭澄清先生个人对生死的看法，只要死的值，就要勇敢地去面对，作家在这里把“生与死”的关系生活化了、人性化了。

时隔十年之后，在长篇小说《大刀记》第二部下卷第十九章《刀铣河山》一章里，作家写到：

死亡，对有些人来说，它是最可怕的东西。不过，它在真正的革命者面前，却失去了所有的威风！因为，一个革命者，他是时刻为革命而战斗，时刻都在准备着为革命而牺牲；他既然明白了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死，自然就会不仅不感到死亡的可怕，反而会在危及到生命的斗争中，骤然产生出无穷的智慧、勇气和力量，并能做到平素本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当他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死的有价值的时候，他面对死亡时的心情，却比素常里更兴奋，更轻松，更从容。11

没有在紧要关头上对“生”与“死”的经历和抉择，没有对“生死抉择”的具体深刻的亲身体验和理解，没有在关键时刻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绝心态，一般作家是说不出写不出这样的话来的。

郭澄清先生是一个把自己摆进去的作家，“是一个把为人与为文、为文和做事结合的比较自然而浑然一体的作家。”12在这篇发言里，作家不仅把自己摆了进去，而且是完全摆了进去。这是了解郭澄清先生最为重要的一篇文章，他独立的思考，坚定的立场，崇高的人格、清醒的见解，都在这篇作品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3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郭澄清先生的及时出现，是民族之大幸，文学之大幸，他的代表意义和象征意义，早已超过了其作品本身的价值。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1966年3月出版的《全国青年业余作者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发言选》一书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此书共选有三十三篇业余作家的发言，而郭澄清先生的发言放在了最后一篇，把这篇发言给深深地“藏”了起来，“保护”了起来，编选者可谓是用心良苦。如果按一般读者的阅读顺序来推理，重要的文章应该依次放在前边，可凡有一些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最后一篇，正是这部发言选的“压卷之作”。而压卷之作，才是这部《发言选》最为重要的和具有统领意义的上乘之作，精典之作，扛鼎之作。

这是一篇时代的“曲笔进谏书”，容纳了作家在基层生活中独立思考出的有关祖国建设的一些正确合理化的建议，充溢着满满的正能量。鉴于这篇“进谏书”时间节点的特殊性，使得这篇发言变成了界定“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一座分水岭，这是“十七年文学”的最后绝唱，是“十年文革”暴风雨来临之前的一则预言，它就像一座高高的里程碑，将永远矗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成为那个时代最为醒目的一个标杆。

参考文献：

1.标注1：参考《历次青创会简介》，来源《中国作家网》，2018年9月。

2.标注2、3、5、6、7、8、9、10：参考《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发言选》——郭澄清“学好毛主席著作深入火热斗争为英雄人物高唱赞歌”，1966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

3.标注4：参考《风雨大刀魂》，黄书恺、高艳国著，2014年9月，山东画报出版社。

4.标注11：参考《大刀记》第二部，第十九章《刀铣河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2005年版。

5.标注12：参考《<郭澄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评论，作者李掖平，2019年12月。

6.标注13：参考《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杂文，作者鲁迅，1934年9月。

作者简介：谢文成，男，山东宁津人，1964年生，山东作协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流浪的红蜻蜓》，中短篇小说集《抒情的鲁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