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父亲接受组织的安排，出任《沔阳公安志》主编。

父亲说：“要抽调人员成立办公室，局党委研究，认为这项工作虽不是破案办案的硬指标，但其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要从清朝光绪二十年（1894年）起写到1985年止，历经清朝末年、民初北洋军阀时代、国民党执政时代、新中国成立后四个时代，共91年。人员好抽，主编难求。机关有会写的年轻人，但不熟悉历史；老干部中有熟悉历史的人，但不会写。”

经过几次研究，有人提出请我父亲出来当主编最合适，文字功底较深，对历史有研究，工作又细致。但考虑他身体吃不消，这个工作就是健康人也是很重的担子，最好先探探口气，找他说说再定。

局党委负责人找我父亲谈话，直截了当谈了“编史修志”的任务，要他担任主编，并给他配能写的青年干部，安排一间比较安静的办公室。局党委负责人说：“这个任务非你莫属，抽别人拿不下来。”

面对重重困难，父亲带领助手大海捞针一般查阅了大量的文史档案，抄录了150多万字的资料，走访各种对象160多人次，整理出20余万字的口碑资料。 

晚晴和北洋军阀时代的资料，国民党执政早中期公安警察史料，全无口碑可寻，全靠在大城市图书馆和历史档案馆查阅历史文献和馆藏报纸、杂志，希望从中找到有关沔阳的记录。浩如烟海的文献档案，好似“大海捞针”，其艰辛程度，局外人无法体验。

父亲说，1983年夏，他和县法院的一位干部到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这是一座保存明清两朝资料较全的档案馆。偌大的中国，区区一个小县，犹如沧海一粟，经该馆咨询专家指点，向档案库开出了200卷的提单。

父亲第一次看见那浩如烟海的史料，象一个饿急的人见着面包一样，贪婪地啃着。为了节省中午回公安部招待所吃饭往返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父亲每天中午就在档案馆休息室啃面包、喝杯开水，再接着去查看档案。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查到了好些清朝末年“洋务运动”创办警察的历史资料和沔阳县兴办警务的重要资料等。半个月里，父亲不仅看完了第一次提出的200卷，第二次又提出的100卷也看完了。

回来后，局长亲切地埋怨我的父亲，说你已是五十几的人了，上北京连十三陵都没有去，真是太迂腐了。父亲回答说，只是任务太重了，没有心情去游山玩水。 

在各地走访和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父亲总是尽可能节省开支。乘火车总是买硬座票，从不买卧铺；乘船本来可住三等舱，可总是买四等舱的票；住宿大多是公安机关招待所或小旅馆，从不住星级宾馆；在城里一律乘公共汽车，从不坐出租车。他说这样是为了节省公家的钱。

有时同他一道出差的助手，常有怨言，说他“小气”。他说，这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能节约便节省。我年过半百的人都受得了，你们年轻人有什么受不了的。往往把年轻人顶得脸发红，望着他苦笑。

    有一次，父亲在法院查阅刑事档案中，发现一段叙述日伪警察的记载。根据这条线索查找，父亲一人9天走了8个县，最后终于在黄陂县查到了此人的档案，填补了日伪时期警察机构设置的空白。

为了写好编好《沔阳公安志》，父亲到了呕心沥血的地步，病了顶着干不吭声。1984年秋天，是撰稿最紧张的时刻，父亲患急性肠胃炎引起肝病变化，这才在领导的督促下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病情稍有好转，就躺在病床上看资料、修改稿子。住了一个多月，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就要求出院了，第二天就上班了。医生给他开的继续门诊治疗、休息一个月的证明，根本未给任何人看就撕了。他说：“这个修志任务死活都是我的事了，就是医生要我休息半年，这个任务还是归我来完成。”

《沔阳公安志》的编撰、成书，使父亲受到上级公安机关的大力好评。那一年，湖北省公安厅、荆州地区公安处相续召开公安史志会议，父亲在大会上作编史修志及工作事迹的介绍，并荣立公安部三等功，戴上了金色勋章。

《沔阳公安志》完成后，助手抽走，史志办公室只剩下父亲一人。他又继续编写了16篇约4万字的公安史料，报给上级公安机关。在《沔阳县志资料》《沔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等刊物上发表了7篇约3万字的资料性文章。他还担任《沔阳县志》中《政法篇》的主编，将公检法司4家50万字的专业史志，在两个月内浓缩成6万字。

1986年，仙桃市召开劳动模范表彰大会（此时沔阳县已撤县建市），父亲出席劳模大会，获得了劳模奖状及证书。同年，父亲被评为仙桃市优秀共产党员，市委组织部颁发了了《优秀共产党员证书》。

叶少雄简介

叶少雄，男，大学本科学历，武钢高级政工师，先后在武钢党委政策研究室、武钢有限责任公司、武钢集团工作，曾任湖北省青年自学成才协会副理事长、武钢青研会副会长，在《工人日报》、《中国冶金报》等媒体发表通讯、论文、散文等百万余字。还作为志愿者，担任武汉园博会园长，并主编《我来了，我是园长》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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