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感言】
扎根泥土的文学之树:读董顺学《月亮山下》的启示
刘建祥
在机械厂轰鸣的车间与文学创作的案头之间,在种狐场的青草气息与油墨书香的交融处,董顺学用半生岁月完成了从实干者到文学耕耘者的蜕变。《月亮山下》这部凝结着黄土气息的作品,恰似一棵扎根于生活沃土的参天巨树,其枝干浸润着中国农村的晨露,叶片闪耀着时代变迁的光影。
一、用脚丈量出的文学厚度
董顺学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部行走的乡土志。从基层会计的算盘珠声里,他触摸到农村经济的脉搏;在企业厂长的岗位上,他见证着乡镇企业的艰难转型;种狐场的皮毛光泽中,折射着农民创业的智慧与困顿。这种"行万里路"的积累,使《月亮山下》的每个场景都浸透着真实的汗水。打窑洞时的黄土飞溅,摆楼时的号子震天,这些被都市文学遗忘的生活细节,在董顺学的笔下获得了诗意的重生。
二、在时代褶皱里寻找人性的光芒
小说中周思俑、梦琴、桃花构成的爱情三重奏,绝非才子佳人的浪漫传奇。在挖黄鼠的土坡上萌发的情愫,在社火表演的喧嚣中升华的牵念,都带着泥土的质朴与粗粝。董顺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让爱情在生存压力与道德困境的夹缝中生长:当桃花为救治父亲甘愿牺牲婚姻时,当周思俑在传统伦理与现代情感间徘徊时,人性的复杂与崇高在文字的褶皱里悄然绽放。
三、现实主义书写的当代价值
在当下文学创作日益陷入形式迷宫的语境中,《月亮山下》的写实品格显得尤为珍贵。董顺学拒绝用猎奇的滤镜美化乡村,也摒弃了悲情化的叙事套路。他笔下的放莺场景,既有童趣盎然的诗意,也暗含着生态变迁的隐忧;对社火仪式的细致描摹,既保存着民间艺术的基因密码,也记录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嬗变。这种"原生态"的书写,恰恰构成了对消费主义时代乡村想象的有力反拨。
这部用半生阅历酿就的作品,在文学史坐标系中找到了独特的位置。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学永远生长在生活的土壤里,那些最朴素的劳动场景中,往往蕴藏着最深邃的生命哲理。董顺学的创作历程启示我们: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或许更需要这种"慢写作"的勇气——用岁月沉淀思想,用脚步丈量土地,让文学回归它最本真的模样。正如黄土高原上倔强生长的沙柳,越是贴近大地,越能触摸到天空的温度。
第十八章
周思甬和曹庆儿从任天赐家出来,又来到了李文兆家。
李文兆母亲去年春天去世了,是新纸,今年过年的坐纸是必不可少的。
按照这里的规俗,去世了人的家里三年内不能贴红色纸的春联,所以,李文兆家大门上贴的春联是用白纸写的。周思甬看到用白纸写的春联,再没有欣赏毛笔字的兴趣了。
李文兆家的大门滩里拴着一只黑狗。可能是没有什么东西吃的缘故,狗身上的毛结成了毡片,瘦得三根骨头连着一条筋,连站立起来的力气都没有。黑狗看见生人来了,出于看家护院的本能,朝着周思甬和曹庆儿两个吃力地叫了两声,摇摇晃晃地耷拉着脑袋钻进狗窝里去了。
曹庆儿和周思甬一前一后地进了李文兆家的院子。已经听见狗叫声的李文兆从上窑里出来,很礼貌地迎接他们两个进了屋。
一进门就是供桌。说是供桌,其实是一张很破旧的小木桌,其中一条桌腿坏了用一根柳木棒支着。供桌上摆着香案,香案中间是香炉,香炉两侧插着用蜂蜡做的蜡烛,香案的两侧还摆放着两碗献饭。桌面和献饭上已经落了厚厚的一层灰尘。香炉的正后面供奉着两个神牌,右边的神牌上写着“奉请:李氏门中三代宗亲之神位”,左边的灵牌上写着“奉请:苟慈君之灵位”。曹庆儿先在香盒里抽出了三支香,在蜡烛上点着后插在了香炉里,紧接着跪倒在地上,李文兆和周思甬也跟着跪下。曹庆儿伸手在供桌上取了几张黄表和冥币,又在蜡烛上点燃,烧在了供桌下面,接着祭奠了清酌和茶水。
曹庆儿站起来后,说:“李叔叔,我给您拜个年。”
李文兆连忙说:“给我就不拜年了,我几代的老先人在桌子上供奉着呢,你这个头不能磕。”
听李文兆这么一说,曹庆儿也就作罢。李文兆礼节性地让曹庆儿和周思甬上炕,曹庆儿便说:“李叔,我们俩就不上炕了,在炕沿上稍坐坐就行了。我们准备还要到别的坐纸的人家烧香去呢。”李文兆顺手拿过来了旱烟盒,对曹庆儿说:“我们家经济困难没有买上纸烟,你们两个卷一棒旱烟抽了再走吧。”
曹庆儿摆了摆手说:“李叔,我和小周都不会抽烟。”说罢,曹庆儿和周思甬正要往炕沿上坐时,他们俩同时发现炕沿上有五六个饭碗大的小土窝,小土窝里还有少许饭菜残渣,乌黑肮脏的土窝窝让人作呕。
曹庆儿一看就知是怎么回事,便问李文兆:“李叔,你们家怎么给娃娃用土窝窝吃饭着呢?一只粗黑碗才一两毛钱。”
李文兆唉声叹气地说:“庆儿,我们家和你们家没法比。你们家只有两口人,而且都是全劳力;我们家大小十口人只有我们两个劳动力,每年都超支,连嘴都混不饱,哪有钱给娃娃买碗呢。再说,八个娃娃中三个大一点的已经知道爱惜碗了,五个小的经常就把碗摔碎了,买都买不及。”
曹庆儿说:“我知道你们家孩子多,拖累大,家庭经济困难,但用这种土窝窝给娃娃吃饭不卫生;尤其到了夏天,苍蝇在土窝窝里爬来爬去会把病给娃娃传染上的。一旦哪个娃娃生了病,给娃娃看病取药的钱用来买碗的话,那就要买好多只碗呢。”
李文兆说:“你的话说得对着呢,可是人穷了就只好这样将就着过了。”
周思甬瞅着炕沿上的那五六个土窝窝心里不是滋味,心里在责怪李文兆:你们家既然这么困难,那为什么还要生这么多孩子呀?这不是让大人孩子都受罪吗?真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啊!
曹庆儿沉默了半晌,没有说话,眼圈渐渐湿润了。他慢慢地抬起头来,从棉衣兜里摸出了五块钱,对李文兆说:“李叔,您把这五块钱拿去给孩子买上几只搪瓷碗,搪瓷碗是铁制的不怕摔。”
李文兆推辞说:“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的你来我家既没有吃也没有喝,反而又拿出来这么多钱给我!”
曹庆儿说:“李叔,这钱算是我借给您的,您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再还我就是了。”
周思甬也在一旁劝李文兆,说:“李叔,庆儿既然把钱已经拿出来了,您就拿上吧,给娃娃买碗的事不是小事。”
李文兆把钱接过来紧紧地攥在手心里,背过身子抽泣了起来。
出了李文兆家的大门后,周思甬感觉心情很沉重,径直往回家的路上走,却被曹庆儿拦住了。曹庆儿说:“思甬哥,你怎么往回家的路上走?咱们两个没去的人家还多着呢,咱们这才转了两家人。”
周思甬沉声静气地说:“庆儿,我不想再到各家各户转了,已经去的这两家人让我的心里不是滋味。如果再继续转的话,不知还能遇上什么让人伤心的事,还不如等年景好了再转。”
曹庆儿说:“思甬哥,既然不想转那就算了,可你不是说要拜老秀才为师吗?要不今天咱俩顺便去一趟他家。”
周思甬说:“那好吧!不过我今天两手空空,大过年的去人家有点不好意思。”
曹庆又说:“咱们两个是给他们家烧香和给老秀才拜年的,没必要拿什么礼物。但如果思甬哥真的想拜老秀才为师的话,那也应该拿点东西。不过,这个也好办,咱们顺路到小卖部买上一斤茶叶二斤白糖,作为见面礼。”
周思甬低着头不好意思地说:“一斤茶叶二斤白糖也值不少钱呢,我手无分文,拿什么买呀?”
曹庆儿在几个衣兜里里外外摸了摸,然后说:“刚才我把五块钱给了李文兆家,现在身上也没钱了。我看这样吧,咱们到小卖部里把茶叶和白糖赊欠下,过几天我把钱还给小卖部就行了。”
周思甬说:“这又让你破费了,我有了钱就还给你。”
曹庆儿说:“思甬哥你又见外了不是,咱们弟兄之间分这么清楚干啥呀?”
老秀才姓白,名建堂,他们家是上中农成分。上中农成分是团结的对象。因此,自从1960年精简回来当了农民以来,没有受到过批斗。大队和公社还曾经让他当生产队会计,但他说啥也不干,理由是不会打算盘。老秀才家的院落很宽敞,北面是上房,南面是下房,东面和西面各箍着两孔对儿窑。上房虽然没有张余粮家的气派,但也显得很高大,棋盘窗子双扇门。这个院落是老人遗留下来的,东西两座厢房和高房在三年困难时期拆卖掉换粮食度了饥荒,现在只剩上房和下房了。
上房门上挂着一条白布门帘,门虚掩着,曹庆儿用手挑起了门帘,轻轻一推上房门便开了。老秀才戴着茶色石头眼镜一个人坐在炕上看书,看见有人进屋,忙放下手里的书,便说:“快进屋,快进屋。”
曹庆儿问候道:“白叔年过得好?”
老秀才说:“好。你们年过得好吗?”
老秀才家今年也坐纸,他老父亲去世还没有烧三年纸,也算是新纸。只见上房的正面是六七尺长的供桌,供桌前面摆着一张八仙桌,八仙桌两面是两把太师椅。供桌和八仙桌都是上等木料做的,做工非常精细。供桌上展开摆放着家谱和神牌,八仙桌上是香蜡纸表和献饭。献饭有荤有素,比起李文兆家的献饭来,档次就高多了。
老秀才下炕陪着曹庆儿和周思甬烧了香表、磕头作揖。
烧完香后,曹庆儿对老秀才说:“白叔,我们两个晚辈给您拜个年!”
老秀才连忙拦挡说:“不拜了,我们的老先人在桌子上敬奉着呢。”曹庆儿并没有理会,顺手拽了一下周思甬的衣襟,两个给老秀才磕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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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庆儿对老秀才说:“白叔您可能还不太熟悉,这是咱们队上老周的儿子,他叫周思甬。”
老秀才很客气地说:“哦!这小伙我真的不太熟悉,但他父母我都认识。你们两个都是贵客,快上炕。”
曹庆儿说:“白叔,我们两个就不上炕了。我们两个今天来,一是你们家坐纸理应烧个香;二是小周听说您的毛笔字写得特别好,想拜您为师。”
老秀才连连摆手说:“不敢当,不敢当,我的字写得特别丑,怎么敢给小周当老师呀!你们一家都是大知识分子,我才是一个小小的中师程度,我可不敢班门弄斧啊!”
周思甬忙说:“白叔,您不要再谦虚了,我是真心实意地想拜您为师学毛笔字呢。”
这时,曹庆儿把拿来的茶叶和白糖递给了老秀才,然后说:“这是小周给您买的见面礼,您不要嫌少,收下吧。”
老秀才连忙推辞说:“使不得,使不得,我怎么能收这么贵重的礼
物呢!”
曹庆儿说:“白叔,如果这东西不收,那就说明您不愿意收小周这个徒弟。”
老秀才说:“徒弟我情愿收,只要他喜欢学,我尽我的本事给他教;但这东西我真的不能收。”
周思甬又劝说:“这点东西就算是我和庆儿两个给您拜年的礼物,您就不要再推辞了。至于拜您为师的报酬,徒弟以后一定会重谢和报答的。”
老秀才觉得再也不好推辞,便收下了礼物。
老秀才家上房地上摆放着一个北京牌火炉,炉火烧得很旺,整个上房里被烤得暖烘烘的,人坐在地上根本不感觉冷。这种火炉在当地算是稀罕之物,即便是能买起火炉,也烧不起煤炭。老秀才的儿子是本省国营煤矿的正式工,每月工资五六十元。所以,老秀才家是榆树湾光阴最好的人家,也是今年榆树湾为数不多几家有过年猪的人家。
老秀才坐在炕的正上方,炕中间摆着炕桌,炕桌上摆着一盒“大前门”香烟和一个玻璃烟灰缸,旁边还放着旱烟锅和一把水烟壶。这旱烟锅也很讲究,烟锅头是黄铜的,在烟锅头上又用红铜焊匹上了两条鲸鱼图案。湘妃竹的烟杆上镶着酱红色的玛瑙烟嘴。这把水烟壶就更加讲究了。这水烟壶是用白铜做的,由烟杆、烟嘴、水斗等组成,水斗上插着两支银钎,用两根银链拴在烟杆上。抽这种水烟壶的人基本上得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家庭条件好,
二是该人是闲人。水烟壶体积较大,而且里面装着过滤烟毒的水,携带不方便。老秀才平时也不抽水烟壶,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拿出来作为摆设放在炕桌上,让客人尝尝新鲜。
老秀才上炕后开始讲他练习毛笔字的过程。曹庆儿和周思甬坐在地上的太师椅上认真听着。周思甬听得很入迷,时不时还向老秀才请教,老秀才感到很惬意。
老秀才一边抽着香烟,一边说:“中国书法的门派很多,但我这里要推荐的有四位,就是唐代的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和元代的赵孟 。这四位书法家的书法自成一体,欧体、颜体、柳体、赵体分别就是以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 这四位书法家的姓来命名的。”
周思甬问:“白叔,您讲讲这四位大书法家的字体各有什么特点?”
老秀才说:“欧阳询擅长楷书,书法特点是笔力险劲、瘦硬,意态精密俊逸。颜真卿擅长楷书和行草,书法特点是楷书规规矩矩,气宇轩昂,行草融于艺,艺才生魂。柳公权也擅长楷书,书法特点是字态清瘦,特别是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体严谨。赵孟 擅长楷书和行书,书法特点是无论楷书还是行书,都很工整,四平八稳,温和、典雅。”
周思甬又问:“中国古代大书法家除了这四位,还应该有大书法家王羲之对吗?”
老秀才饶有兴趣地说:“你说得对着呢。王羲之是中国晋朝的大书法家,他最著名的书法作品就是《兰亭集序》,可惜《兰亭集序》真迹失传了,现在看到的都是后人的临摹本。王羲之被奉为书圣,他的书法作品《兰亭集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书法的特点是,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尤其在用笔上的精致细腻和丰富多变,更多的时候王羲之的笔法是一种随机赋形、随形赋法,简直是神来之笔,难以捉摸。”
老秀才说得津津有味,周思甬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曹庆儿坐在一旁听得稀里糊涂,老秀才的讲解对他来说,好像是对牛弹琴一般。
周思甬又接着问:“白叔,您习的是哪个体?”
老秀才得意地说:“我年轻的时候这四种字体都练习过,但根据我个人的喜好,我以练习颜体为主。到后来我又练习了隶书,我的隶书练习得比较有些成效,曾经在全省举办的书展中获得了二等奖。”
周思甬赞扬说:“白叔真是了不起,我拜师把人找对了。”又接着问,“白叔,您练习这几种字体时都练习过哪些碑帖?”
老秀才说:“欧阳询的碑帖有《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碑》《皇甫诞碑》《化度寺塔铭》等。柳体传世碑刻有《金刚经刻石》《玄秘塔碑》《冯宿碑》等。颜体有《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碑》《麻姑仙坛记》《郭家庙碑》《颜勤礼碑》等,这些碑刻楷书有正面不拘、庄而不险的气势,在学习时应求其神韵,不应单纯追求形似。他的行书代表作是《祭侄文稿》,非常有名。通篇用笔之间情如潮涌,书法气势磅礴,纵笔豪放,一气呵成。赵体传世的碑帖有《洛神赋》《道德经》《胆巴碑》等。我练习隶书则以《曹全碑》为主,全称叫《汉郃阳令曹全碑》。”
周思甬又问:“白叔,这些字帖您现在还保存着没有?如果还保存着的话,能否借给我练习毛笔字?”
老秀才呵呵一笑说:“小周今天一个头磕在地上了,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我保存的这些字帖你尽管拿去练习,只要你把书法练好,我心里也很高兴!”
周思甬说:“那就感谢白叔了,以后我在闲暇时间一定好好练习毛笔字,决不辜负老师的期望。”这时,周思甬两眼又盯在老秀才家的《白氏家谱》上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们的家谱我能看看吗?”
老秀才说:“这家谱一般人是不能随便看的,你现在成了我的徒弟了,那你就看看吧!不过你要净一下手脸才能翻阅。”
周思甬用搭在火炉上的热水净了手脸,恭恭敬敬地将《白氏家谱》捧在手中翻阅了起来。他翻开家谱首先看到的是家谱的序言,并小声读了起来:“盖欲木之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流者,必溯其源。而为人子者,必务其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今为人子者,追根寻祖,奉先思孝,以务其本也!家族虽传我先祖由山西大槐树迁徙而来,但无据可考耳……”周思甬又端详,家谱上的蝇头小楷写得非常漂亮,让他感到十分佩服,便问:“白叔,这家谱上的字是谁书写的,小楷字太漂亮了!”
老秀才说:“我们家的这个家谱,是前年在我们老家谱的基础上誊抄编纂的,老家谱上面有十几代人,这个家谱上只有五代人。家谱上的小楷字是我用馆阁体写的。”
周思甬用赞扬的口气说:“大家都称呼您是老秀才,您不愧是老读书人!”老秀才呵呵一笑说:“‘老秀才’这个称呼我愧不敢当,都是谬赞。其实我的祖上确实是大知识分子。”
周思甬用惊讶的口气问:“您的祖上有比您还厉害的吗?”
老秀才摆出一副很骄傲的神态缓缓地说:“我比我祖上差十万八千里,有着天壤之别啊!”老秀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祖上祖祖辈辈都是务农和经商的,家道比较殷实。从我太爷开始就是读书人,但我太爷爷读了好多年书,最终没有考取什么功名,只是个秀才。我爷爷辈亲弟兄六个,只有老大没有读过书,其余都是读书人,其中一个是秀才,一个是举人,两个先后在光绪年间中了三甲进士。”老秀才把话说到这儿,若有所思,又停顿了下来,过了片刻又接着说,“我爷爷在兄弟六人中是老小,常言道,天下老,偏的小。由于我太爷太奶老两口对小儿子娇生惯养,我爷爷从小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既不爱劳动,也不喜欢读书,最后连个秀才都没有得到,只是个童生。”
见老秀才说得口干舌燥,曹庆儿主动给老秀才炖了一盅罐罐茶。
老秀才在炕上一边抽着旱烟锅一边继续说:“其实,我们祖上并不在这儿,我们的老家在萧南县白家堡子,离这儿有二百多里路程。”
曹庆儿插话说:“我说咱们榆树湾咋就你们一家白家,原来你们的老祖籍在萧南县的白家堡子哩。我今天还是第一次听您说。”
老秀才说:“我们白家是萧南县有名的大户人家,不但有大量土地,还经营着好几种营生,但到后来兄弟六个分家的时候,将这些营生分开了。弟兄每人除了分到一份土地外,粉坊分给了老大,染坊分给了老二,药铺分给了老三,油坊分给了老四,书坊和私塾分给了老五,老堡子和当铺分给了老六。按当时的家道,因为老六和两位老人住在一起,所以老六分到的财产和土地在兄弟六人中是最多的。”
曹庆儿又问:“白叔,你们家那么富有,那后来怎么又搬到榆树湾了?”
老秀才喝了一口热茶,又点了一锅旱烟美美地吸了一口,把玛瑙烟嘴顶在腮帮子上接着说:“我们家为什么搬到这儿来,说来就话长了。我太爷太奶相继去世后,我爷爷好吃懒做,不好好经营当铺和土地,还染上了吸大烟和赌博的恶习。连抽带赌,从此家道中落。没有过多少年,我爷爷从一个远近有名的富少爷变成了穷光蛋。民国十八年,西北好多州县发生了大饥荒,我爷爷领着我父亲和我的两个姑姑,逃荒来到榆树湾安了家。我爷爷搬到榆树湾后,痛改前非,改邪归正了。由于没有地方住,就在一个窟圈里挖了个崖窑,把大人娃娃安顿下来。尔后,他白天给富汉家扛长工,晚上加班开荒扩地。由于精打细算过日子,没过多少年家里的光阴又逐渐好了起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家被定成了上中农成分,而我们老庄上我的其他五个爷爷家都被定成了地主成分,这些年后代们真的把罪受扎了。”
老秀才越说越起劲,周思甬和曹庆儿两个越听越有兴趣。周思甬一边听,一边心里在想,在这穷乡僻壤还有这样的人才,真是罕见!我一定要向这位老先生多多请教,除了毛笔字,或许还能学到其他更多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太阳快要下山了。
周思甬和曹庆儿两个起身回家时,老秀才硬留着他们俩吃晚饭。老秀才说:“我儿子家大人娃娃今天去他丈人家了,家里只有我和老伴儿两个人,睡的炕铺宽展得很,你们两个要不今天晚就住在我们家,咱们三个再好好聊聊,这几天年一过罢再就没有闲暇的时间了。”
周思甬说:“我们两个就不住了,来日方长,以后有时间再聊。明天一早我还要转丈人去呢。”
老秀才家的晚饭是肉臊子长面,寓意着常来常往。吃罢晚饭后,曹庆儿、周思甬向老秀才告了别。对于老秀才,周思甬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董顺学,汉族,宁夏西吉县人,生于1955年10月10日。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系。先后在西吉县二轻局、统计局、计划委员会、震湖乡政府工作。担任过地方国营企业厂长。从事文字工作四十余年,喜欢读书,热爱文学,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丰厚的生活实录,创作过中短篇小说。退休后,经过三年时间的各项准备,用两年多时间完成了这部66万多字的长篇小说《月亮山下》,终以抒怀于文学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