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承平先生上西北大学上学时和在商洛学院任付主任 （教授）时的照片

教育史切片中的知识分子叙事——重读《我的岳父刘承平先生》

      陕西作家 王博

在当代中国教育史的褶皱里，刘承平先生的故事如同一枚泛黄的标本，折射着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光谱。这首七言长诗以家族记忆的形式，将个体生命轨迹嵌入新中国教育发展的肌理之中，在平实的叙事背后，暗涌着知识分子的命运交响曲。

出身地主家庭的设定，悄然揭开时代的沉重幕布。1949年后"成分论"的阴影下，刘承平的人生轨迹注定要经历双重褶皱：西北大学肄业的挫折，既是知识精英道路的断裂，也是新政权对旧阶层的改造缩影。但历史在此展露出微妙的反讽——当柞水县长亲自登门聘师时，我们看到政治身份与知识价值的博弈中，实用主义对意识形态的短暂让渡。这种矛盾性贯穿其职业生涯：作为被改造对象的知识分子，反而成为基层教育体系重建的重要支点。

诗中"四十二载执教鞭"的时空跨度，恰与新中国教育体系的三次重大转型重叠。1950年代的扫盲运动时期，他在柞水中学扮演拓荒者角色；1960-70年代的政治动荡中，洛南中学的十五年见证其"高考语文成绩佳"的坚守；改革开放后的商洛师专时期，则对应着高等教育重建的历史现场。这种个体与时代的互文关系，在"寒暑教案写不停"的细节中具象化——那些反复誊写的教案，既是知识传承的物质载体，也是知识分子对抗时代动荡的精神锚点。

诗中反复出现的"瘫痪学员""轮椅求教"等意象，构成极具张力的教育图景。当石惠英们穿越物理障碍叩响知识之门时，刘承平的"带病上门教"超越了普通师生关系，成为知识普惠性的具象演绎。这种场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基层教育中颇具典型性：在物质匮乏与身体困厄的双重困境下，教育既是对生存困境的超越，也是重塑生命尊严的实践。

碑文中"白粉一手，清风两掖"的判词，暗合中国传统士大夫"修身治学"的理想。但刘承平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将这种士人精神转化为现代教育场域中的职业伦理。在"家中常有求学者"的场景里，私塾传统与现代师范教育奇妙交融；"治学严谨备课细"的工作方式，则彰显出将古典治学方法转化为现代教育科学的自觉。这种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在198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中颇具代表性。

当我们凝视诗中"商洛师专奠基人"的历史定位时，需要将其置于高等教育地方化的宏观视野。1980年代的地方师专建设，既是缓解人才断层的重要举措，也是知识生产地方化的实验。刘承平在古代汉语领域的深耕，既延续着章黄学派的治学传统，也暗合着地方高校特色学科建设的时代需求。那些"旁征博引"的课堂，实则是将国学根基转化为现代学科体系的知识重构。

在个体生命史的尽头，"退休返聘再执教"的选择具有象征意味。当市场经济大潮初起，知识分子面临"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价值困惑时，刘承平的坚守构成了精神坐标系。这种选择不仅关乎个人志趣，更暗示着教育工作者在时代转型中的价值锚定——当物质主义开始解构传统价值时，那些深夜不眠的备课灯光，成为抵抗虚无的精神灯塔。

重读这首长诗，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私人化的家族记忆，更是解码中国教育现代性的微型标本。刘承平的生命轨迹，浓缩着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境遇：在政治运动的惊涛中守护知识火种，在社会转型的裂缝里重构教育价值。当"桃李满园香四溢"的比喻升华为精神遗产时，那些教案上的墨迹、轮椅碾过的轨迹、深夜不灭的灯光，共同编织成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隐秘图谱。这种介于宏大叙事与私人记忆之间的书写，或许正是重估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的重要切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