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来龙山人杨世华
弥陀老街横街子，历史悠久。
先辈们讲，弥陀原本无场，只是在泸合古道旁这个水码头，搭建几间茅屋，作为官府差人、贩夫走卒临时歇息的驿站。后来，随着，水陆过往客商剧增，交易活跃，店铺应运而生，这就形成了弥陀场最早的一条街，称为“横街子”。
横街子的西头猪市坝，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在弥陀中心小学读书6年，上学、放学必经此处往返家宅与校园。弥陀岩除待宰的肥猪外，不管是仔猪，还是架子猪，凡要买卖，统统在这里进行。
提起猪市坝，熟悉弥陀的人自然记得起那具有地标性质的黄桷树。
弥陀多黄桷树 楊世华摄
当年，偌大一个弥陀场，有三株黄桷树最著名，区公所院内、老派出所院内和猪市坝各有一株。这三株黄桷树植于何年，何人所栽，无人知晓。猪市坝这株最茂盛，树冠遮天盖日，将周围房舍屋顶全荫蔽其下，即使是夏天，河风拂过，令人倍感阴凉，甚至凄冷。
有原因，黄桷树下的旷坝，这里曾经是杀人坝一一专门处决土匪、惯盗等作恶之人的刑场。
猪市坝，当年的刑场
杨世华摄
关于弥陀匪患，地方上传奇故事多。
弥陀人何X清老人（今年79岁）给我说，他爷爷讲：清朝末年，弥陀有一个“棒老二”（劫匪）叫魏虎廷 ，霸占泸合道的道觉寺作据点，纠合匪徒经常肆意抢劫江上船只、路上行人。官府多次抓捕，匪众都躲入这寺庙不出。官府迫于无奈，只好放火，将众匪全部烧死于庙中。道觉寺也从此不复存在。
匪患产生的社会原因
这牵涉到清末以来百多年的历史。
清宣统三年（1911）10月10日，“革命人士”成功发动了划时代的武昌起义。起义军掌握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各地纷纷响应革命。革命撞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
1911年12月29日，清朝原有的22个行省中，业已独立有17个省。他们派出代表，推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以中华民国为纪元，改行阳历，标志着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和民主共和制度的开始。
1912年2月12日，溥仪逊位，颁布退位诏书。溥仪是清朝历史上最末一位皇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自秦始皇创立帝制以来的最后一位皇帝。
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结束，整个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等等，经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袁世凯的野心膨胀和军阀割据加剧，社会陷入了纷繁和长久的动荡、战乱。
首先是经济崩溃，民生艰难。城市中，大量失业人口涌现。底层百姓生计危殆，卖儿卖女现象极为普遍。农村里，百姓有上顿无下顿，一遇饥荒，讨口要饭者随处可见。饿殍频现是常态。
再是社会治理失序。民初，政治权力多次更迭，频繁的政治变动，使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变弱，各种犯罪活动有了可乘之机。民间的抢劫、盗窃等犯罪案件与日俱增，社会治安形势极端严峻。大量难民出现。
难民涌现，为匪盗滋生提供了土壤。打家劫舍、绑架勒索事件频频发生。一些土匪势力甚至与地方官府勾结，官匪一家。特别是一些偏远山区及水陆交通要道附近，土匪出没无常，过往商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军阀混战，割据，治安恶化。动荡、混战、加之天灾，百姓苦不堪言。
在川南地方文人留下来的的诗文中常见民生疾苦的记录。如，清末民初川南著名诗人、书法家荣县人赵熙（1867—1948）代表作《泸州》：
乱峰围古郡，
盗贼尚纵横。
野哭知谁屋，
饥乌夜夜声。
《叙州杂诗》（宜宾古称叙州）：
百盐如血米如珠，
夜半催科吏打门。
莫怪山民轻犯法，
官家先已绝人伦。
川南"聚星书院"山长朱青长（1861—1947。江安人）《哀南乡》：
连村无完庐，
蒿莱没胫骨。
昨闻团防来，
又报掠新谷。
描写了土匪劫掠后村庄荒芜，而团防（地方武装）亦趁火打劫的乱象。
戊戌六君子"之—刘光第（1859—1898）早期诗作《南行感事》：
夔巫西来万山恶，
盗窟如蜂争露锷。
长官缩手民无生，
夜半惊魂听铳作。
"盗窟如蜂"可见匪患之密集。
川南民间歌谣也有匪患记录，《宜宾竹枝词》：
防匪不如防保甲，
保甲敲门匪更凶。
五更逃尽空村后，
留得残灯照病翁。
讽刺保甲制度（基层治安）反成扰民工具。
弥陀本土开明士绅毛焕煊先生有一首《哀泸县》: （含序）
二十五年（1936），入秋不泸，迄翌岁夏四月田土龟裂，草木为枯，隶泸各区，流亡载道。江安、合江、纳溪均列重灾，泸介于中，独以轻灾告旅省同人，惶嚇罔知所措，集资助赈，奔走呼吁，适成都蒋君翼有赴泸查赈之匿而未报者，查而未尽者，补苴之责，属在蒋君，勉为诗歌用备平輏轩之，采于灾情之严重尚不能写其百一，云作《哀泸县》。
我昔官巴中，曾作巴中吟，饥民惨状不忍观，藉诗描写为搜导。去秋全川灾告遍，旱魃为虐民咨怨。泸居要耳带岷沱，可怜焦土成一片。客自崇义来，为道崇义事。崇义有场曰弥陀，事出非常良足异。周家之田泥可食，争将残喘延旦夕。泥尽田空土为崩，一口被压将命毕。本欲求生乃得死，造物不仁胡尔尔，藐焉微命轻鸿毛，等间夷视如敝屣。乡民断粮交相哭，忽闻城中施稀粥。粥厂开，人争来，粥厂空，人相恫，老弱转壑，壮者走西东。西东南北走无路，如此奇灾归天数。翘首闻天天无路，流亡枕藉向谁诉。江合纳民有人怜，发赈免粮独优先。同此不雨同此旱，未毕泸阳别有一块天，和泪耕诗写，敢告查灾民，为陈郑侠流民图，亡羊补牢斯可也。
先生们为我们留存了民国时期天灾民难实录，让我们感同身受，“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民团的历史背景
鉴此，地方政府鼓励百姓持枪，名义上是让民众自卫。枪支的管理也渐失控。军阀混战，不少枪支落入民间。盗匪四起，也采用种种手段搞枪。一些乡绅大户，包括胆大乡民产生了购备枪支维护身家牲命的欲念。其中，尤以乡绅大户更为迫切。于是，一些乡绅中当过兵或念过洋学堂的青年子弟，即以“防匪卫乡”为名，筹集枪支。以团练的名义维持地方治安，保护私家财物性命。
于是，民团，这种特殊环境下产生的，政府承认的由地方自发组建的基层武装组织，得到空前重视、强化、泛滥。
民团（又称团练、乡团、保甲团等）作为中国社会传统的地方武装组织，起源可追溯至古代，但作为系统性基层武备制度，主要成型于明清时期，在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中达到鼎盛。
民团早期雏形于宋明时期。王安石推行的保甲制（十户一保、五保一大保）要求民众自备兵器，联防治安，可视为民团前身。明嘉靖年间为抵御倭寇，戚继光在浙江组织"乡勇"，地方士绅自发募兵防卫，形成非官方的武装力量。
清中期，清廷为镇压白莲教起义起义，正式推广"团练"制度，允许地方官员（如四川总督勒保）组织乡民武装，经费由士绅筹募。嘉庆颁布《钦定团练章程》，首次明确团练的编制、训练和职责，成为全国性政策。
太平天国至清末，民团发展到鼎盛时期。曾国藩、李鸿章以团练为基础组建湘军、淮军，形成"兵为将有"的地方武装体系，民团与正规军界限模糊化。
清末"保路运动"中，川南民团成为同志军主力，后部分演变为土匪或军阀武装。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下民团又成为地方豪强的私兵，部分团防既防匪又参与军阀混战。
1930年代国民政府整顿推行"保甲制度"，试图将民团纳入国家控制，但效果有限。
民团核心领导通常由地方士绅（举人、地主、退休官员）担任团总。农户：按户抽丁，轮流执勤（称"团丁"）。佣兵：雇佣贫民或流民（川南称"团勇"），常沦为半匪半兵。
基层单位以保甲为基础（十户一甲，十甲一保），每保设"团正"。
区域联防以数保联合为"团练局"。
经费来源， 田赋附加税（如"团练捐"）、士绅捐输（如自贡盐商资助民团购枪）。
武器装备，初期：刀矛、土枪（鸟铳）， 清末民初：通过黑市购步枪（如汉阳造），甚至与土匪交易军火。
武装私有化：川南有的民团与土匪勾结，"团匪不分"。民团与袍哥（哥老会）界限也模糊，有以袍哥首领身份兼任团总，白天剿匪、夜晚劫商。
同时，当时的政府也苦于无法维护社会治安，对地方自发组建的民团，不仅不加阻拦、制止，反而给予备案认可（仅政治上承认，经济上不以补偿）。民团的组成人员，除大部分青壮农民外，其骨干成员都是一些当过兵、受过训、平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徒。他们的枪支来源，一是为首者出资购买，或由本村（地）各大户集资购买。二是采取突袭手段，收徼小股匪徒之枪支作为起家之本。三是有的大户通过绑架外村（地）富户，勒索赎金去购买枪支。
民团规模，有的达数百人之众，枪支数百余条，他们以防匪卫乡为名组建，并始终坚持这个宗旨。有“常练”、“户练”之分。 “户练”，他们农忙耕田，农闲组训，白天生产，夜里轮流值更，吃自家饭。有匪情集中防卫，无事则安于生产。“常练”，是常备组织，伙食由村民共担。因防匪卫乡，团练组织基本上得乡民拥护。
应当指出，有的民团以防匪卫乡为名组建，而后逐步走形变质沦为“明团暗匪”，有的接受收编，成为军阀的预备役。
弥陀团练概述
民国初年，泸县行政区划为城厢及忠信、崇义、宜民、安贤、凤仪、里仁、衣锦、会文、麟现、伏龙十个乡。忠、崇、宜地处长、沱江之南，简称南三乡；其余江北七个乡简称北七乡。十大乡之崇义，包含了弥陀岩。
弥陀岩，原名宋家嘴，建于明崇祯年间（《泸县志》1992年版）。长江水码头，曾为长江黄金水道的36个重要码头之一，历来船只云集。民国年间，为征收上下水船税，民国政府于弥陀设立“水上警察局”；为协助船只过险滩，国民政府又特制施救船（时称“红船”），配备专职船工、水手，常年泊弥陀待援过往船只。
弥陀商贸发达，市场繁荣，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无疑，三教九流，土匪棒客也热衷于斯，因土壤适宜其“生长”。
但是，令人难于理解的是，小小一个弥陀场，行政隶属关系异常奇特。
弥陀对岸，是合江县属地；弥陀场上及码头附近狭窄地带，为泸县管辖。出弥陀场，往东往西行不足一华里地，为泸县地盘。比如出弥陀场往东，不足500米的磨子岭，即今金华村一线，是合江县辖，过金华村则为泸县所管。同样，出弥陀码头往西不足一华里地带是泸县所管，獅子岩炮台石所对的地界开始，包括今来龙山村、泸弥村、群利村方碑以下、黄舣永兴、石绵、蟠龙、跃进、三台（黄舣界牌以下）都属合江县管辖。如此纵横交错，穿插交叉的区划管理，恐怕连神仙也会晕头转向，难辨东家的。然而，这确是民国时期弥陀一带的区划现实。
不消说，如此犬牙交错的区划管理，既增加治理的难度和成本，又平添一些恶性案件发生。这种两边（地）都可管，两边（地）都不管的地带，当然是绿林好汉、江湖盗贼聚散的理想之地。
合江与弥陀，接壤贵州边境，匪风甚炽。在社会动荡时期，弥陀乡里，土匪洗劫，店铺被抢，一有风吹草动，关门闭户是常态。烧杀抢掠、奸杀妇女等恶性事件不断。为避匪祸，人们离乡背井，四处躲藏，人心惶惶。
关于民国时期川南一带的匪患，泸州文化名人、著名士绅高覲光先生在《泸县凤仪镇追悼阵亡队长罗绍琼暨各练丁挽词序》中有所提及:“吾泸自民国元年，以同志会反正，成立军政府。一时流民，咸假藉名号，树赤帜独立。脅绅富，出资财，声言复汉。”“实则匪也，泸受其害几遍”。意思是说，咱泸县自民国元年以来，以“同志会”名义为正统而成立了军政府。一时间，流窜各地的流民，都打着这种旗号闹独立，威胁豪绅巨富，要他们出钱出物，还公开声明是恢复“汉制”（所谓正统）。实际上，他们就是一帮匪徒，整个泸县都深受其害。
“凤仪外界津永合，内界里仁，逾江南界崇义，皆患匪。良民皆避匪，不敢一返宅里。”“津匪蒋海亭，里匪张三兴，日肆扰邻凤仪边境，然未敢或阑入，并屡出其练，蹙匪于弥陀、石马、白沙、朱沱之间”……民国时的凤仪乡，包括今天的立石、涂场、太平、伏龙（今太伏）、白云、新路、五里、五通、万定；崇义乡，包括今天的永兴、玉川（今兰田）、太安、弥陀岩、黄舣、分水岭、沙坎、中兴、刘石（流石）。所以说凤仪外与津（江津）、永（川）、合（江）接壤，内与里仁乡相联，跨过长江又与崇义乡交界。这些地方皆匪患严重。因此，老百姓都躲避、逃走了，也不敢独自回自己的家。特别是江津籍匪首蒋海亭、里仁籍匪首张三兴等，更是凶残狠毒，时时侵扰百姓……
值此危急时刻，合江县令派当地人高秋实（高秋石）治弥陀。
高秋实何许人也？
我们先从一首诗说起:
岁月如驰又值秋，
春风曾共锦江游。
遥知保障安桑梓，
绝胜危城作县侯。
这是高觐光先生的世交苏潜孚先生的《苏山诗草》三十首怀人诗中的一首《怀高秋实》。
作者盛赞高秋实，说他执团练以来，保一方平安，有功德于乡里，在乡里执练比在州城为官自在，作用更大，“绝胜危城作县侯”。
高秋实（名世，以字行，清增生），合江高陵乡人。“民国元年一月，合江县议事会、参事会成立。当选为县议事会议员”。（见《泸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清末及民国时期合江的选举与议会》）
当地团练老前辈，曾获清廷五品蓝翎顶戴的高春山（高国臣）是高秋实的伯父。
高国臣民国《合江县志》有传：“高国臣，字春山，同光间总上汇支团务垂四十年，奉公守法，勤慎廉明，为乡里敬仰。其处理积仓、教匪两事，尤啧啧人口。县中自创积仓以来，当事辄藉以生财，甚或侵没。廉洁者，亦祗谨守箢钥，保存原额而已。国臣于区内积仓，每年夏贷秋收，不过两石利，视市谷价值议定。佃借主保本息均无亏欠。颗粒均归公仓。不数年增谷逾倍。先是永川余栋臣与民不和，纠众捉教士，有所要挟。泸州刘昏亡也乘势聚众数百，窜扰泸纳江安，至安南桥，被击溃，窜上汇支。国臣率子孙及练丁数十人围昏亡，获之送诸县。余令散去。以功奖五品蓝翎。卒年八十五。”
高觐光先生的《茈湖餘碧録》，对高春山、高秋实二人的事迹，有记载。其中，《秋實猶子五十晋一赠言》云：“（秋实）奉合江县令，练东三区（指弥陀一带一一笔者注）民团”。他去之前，东三区一带，“匪如蚁踞穴，时欲伺间，来肆劫掠，或藉招安军名义，遣人假道，皆慑其威有备……”。自高秋实接手弥陀团练，“至今十年”来，“里人无秋毫损失，老弱亲族，完好如故常”。“江南北迁徙，来避者无所容，至僦庙舍以居……”。由于高秋实治理有方，弥陀一带的匪患被平息，使得其他地方的百姓都逃到弥陀避难，因房舍紧张而不得不安排庙宇接待。
关于余蛮子，民间传说甚多，他的形象也被赋于传奇色彩。他有既凶残，又讲义气的两面性，被民间传得出神入化。他是清末民初川东地区一个最具典型化的土匪头目，他的活动，反映了当时社会混乱和百姓苦难的底层社会现实。刘昏亡是余蛮子手下一个重要头目之一。
高秋实也参加了伯父高国臣组织的擒获刘昏亡的战斗。
民间传高秋实继高国臣之后，负责长江以北的焦滩、临江、白沙、高陵乡直至望龙、九层岩一带，和江南的大桥、黄氏坝、弥陀等地的社会治安和防匪卫乡工作。
高秋实一到弥陀上任，便将“十（石）龙庙”作为他的办公办案场所。他吩咐手下:重要案犯，由他亲自审讯；所有案子，必报他圈定结案；主张乱世用重典，所有土匪、惯盗，以及地痞流氓之辈，统统圈定为死刑，并立即执行。
民间传说高秋实治弥陀的套套（理论）是用“下猛药治重案”。民愤大的人犯，他亲自审讯。他的办法之一是“诱供”，“只要把罪行讲清楚就可放回去”。然而，待其交待完毕，立刻押至猪市坝，交随时待命的刽子手格杀勿论！
他特别讲究震慑效应。凡要杀的人，都在农历三、六、九逢场天进行。他说，赶场天人多，处决人犯，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传得快，传得广，对土匪棒老二等恶魔震慑就大。行刑时，先将人犯押解游街，扩大影响，然后便押去猪市坝，迫其跪在一专设的长条石上。少顷，刽子手手握明晃晃的大刀，走到人犯背后，手提刀落，人犯头颅落地……
由于社会原因以及特殊的地理环境，弥陀一度刑案频发。对此“乱世”，必用重典，高秋实说到做到。大凡抓到土匪、偷儿、流氓、恶棍，几乎都被他杀掉，极少有活着离开弥陀的。
据传说，高秋实治弥陀杀掉的土匪、恶霸、地痞、流氓及盗贼之流，难计其数。从他管辖的其他地方抓来的恶棍也押到弥陀行刑。具体数字，按民间说法，没有具体统计，反正杀了不少。影响大的恶魔如余蛮子党首刘昏亡，心狠手辣的杀人狂余牛儿、李五、李六等都死在他手里。
笔者在弥陀田野采访，一提“高秋实”其人，受访者总要伸大姆指，说:“对的，这个人厉害，治弥陀，功劳大大的！”特别是高秋实与伯父高春山一起擒获余蛮子重要头目刘昏亡，成为民国时期川南剿匪的经典案例，为十镇团总津津乐道，从中学习宝贵经验。
受访者告诉笔者，高秋实调走之后，继任者是胡叶青。他仍将猪市坝作为行刑地，且仍用刽子手行刑。胡叶青之后是肖正南任团总，他的行刑地改在断桥那边的河湾头，改用“敲沙罐”（枪击头部处死）。
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解放军接管政权，弥陀的治安由解放军负责，弥陀的行刑地又改在弥陀码头河边上进行。比如，解放初处决十大恶霸，即是押到码头河边敲的“沙罐”。
实质上，在弥陀任过团总的人远不止这几人。据史料记载，还有杨选林、杨百骈、潘雨三、万本宣、曹献之等等，限于篇幅，此不赘述。毛焕煊1924年担任的是泸县团务研究会会长，总管泸县全县十镇团练局。
神臂城摩崖功德碑考证
合江团总高国臣有德政，捕获匪首刘昏亡有功，却被奸吏冒功，反而获罪，后昭雪。高觐光写有《泸州牧凤公黼唐德政颂》一文记述了这一段史实。读者可读详见下图中的文字：
高觐光撰文颂唐公，地方为之刻石记功，希望“后公之来，以视斯石”。
笔者多方采访，没寻访到刻有此文的碑石。
但弥陀码头对岸神臂嘴石壁上，有摩崖石刻“公實生我”。
楊世华摄
这通石刻，四个大字右方落款无法辨识。左方数行小字，多数字迹模糊：
民国八年志口口口大唐口公
口匪患特委资中口口仁孙公
縣事下車親民練团口法口口
㨞戢奸暴不枉不弛好音永德
去以泣口後公之来请视斯石
民间传说，刻石是高秋实先生留下的。意思是高秋实告语乡民，要尊老敬老。他爷爷花甲之年，秋实出生。而今（民国八年？），他有能力孝敬老人，刻石时，他爷爷仍健在。爷爷虽然老去，但他还有能力尽忠尽孝，为老人善终。按乡间百姓的说法，这四个字，“公”是高秋实的爷爷：“实”，是实际满六十；“生我”是生下了我。
这些说法显然牵强，高秋实先生自己刻石留墨宝，有些荒唐，不太可信。根据民间的说法来看，高秋实先生口碑不错，人们感激他、怀念他、颂扬他。民心可鉴。
关于此石刻的翔实史料，未见地方史志有记载。
笔者与本文责编蓝集明先生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查阅了尽可能找到的民国时期弥陀地区士绅留下的诗文，并就摩崖石刻可能关联的时代背景请教了赵永康先生、龙周富先生、苏佐先生。
我们认为:
（一）“公實生我”，化用诗经，属用典。《诗经.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其意是:“父亲生下了我，母亲养育了我”，恩重如山。这里的“公”，系《泸州牧凤公黼唐德政颂》中的“泸州牧凤公黼唐”。
光绪二十五年春，资州牧唐凤摄事（奉上级暂时代理）泸州，查清合江团总高国臣捕获匪首刘昏亡本有功，却被奸吏陷害反获罪之案。唐公秉公执法，纠正了这一冤案，匪徒余党被法办或逃匿。百姓又得平安。唐公“果毅有大节，德之在泸者。泸人皆知之。”高国臣、高秋实等为唐公勒石纪功德。高觐光先生也为此而写下《泸州牧凤公黼唐德政颂》。《颂》文末特别强调:“后公之来，请视斯石”。
此通石刻左方有“唐口公”(唐凤黼）、“匪患”、“下車”（官员上任）、“親民練团”、“㨞戢奸暴”、“去以泣後公之来口请视口口”等字样。这些用词与高觐光先生的“德政颂”内容高度吻合。
因此，我们推断此“公实生我石”为高觐光题写。
“公實生我”的“公”，是指资州牧唐凤黼，“我”是指高国臣、高秋实以及地方百姓。整句意思是:“唐公，您使我们得以生存下来了”。感恩载德之意溢于言表。
（二）站在地方百姓的角度，“公”也可指主持练团，保一方平安的高春山、高秋实诸乡贤。百姓感其德，颂扬“其德乃长”，是老百姓、地方士绅们共同立的功德碑。
具体的刻凿时间可能与泸州方山报晓峰的“其德乃长”石刻、蓝田牛背石的“救民水火”碑、况场的“除暴安良”碑差不多，都是在民国八年、九年这段时间。
至于谁书、谁凿、主办者究竟是谁、峻工时间，这些都有待地方文史研究部门、文旅部门组织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
待到真相晓天下时，或许这里可以成为泸城新的打卡点。
我们期待。
（特别呜谢:何X清老先生为我们提供本文题材线索，谨致谢忱！ ）
2025.3.31于龙马潭
注
高觐光出生于清同治年间，光绪二十三年（1897)，参加职官考试。因当时正值康有为、梁启超助光绪变法，疏通人才出路，得中举人，任合江县凤仪书院山长，川南经纬学堂、泸州学堂教席。官云南浪穹知县，反正后返泸。朱德驻军泸州时，高觐光参加了朱德发起成立的"东华诗社"，成为主要成员。觐光阅历丰富，知识渊博，以道德文章名重川、滇、黔。20世纪20年代，参与民国14年（1925)版《合江县志》的修撰，负责审校。20世纪30年代移居泸州，主纂民国24年（1935）版《泸县志》（阴懋德题签）。这两部县志，均被评为四川省名县志。晚年，编辑自作《茈湖余碧录》《翰录杂著初集》等，付梓行世。20世纪40年代在泸州去世。
责任编辑 蓝集明
乙巳年寒食
弥陀文史相关阅读:（点击蓝色文字↓）
闲话“烂包山”
弥陀镇子上杨家大院
精华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