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夏日雪橇
文/姜薇
人类最优秀的品质就是不屈不挠，这是长生经常和我讲的。长生是一个哲学家，至少在年少的我看来，他是懂得最多大道理的人。我坐在仓库院里的大水泥斜坡上，戴着棉线手套，双手紧紧攥着一根尼龙绳，绳子下端绕过我正坐着的一块薄木板底部，这就是我和长生一起制作的简易雪橇。奶奶新买来给我过年戴的红色棉手套上已经沾满泥土，虽然离过年还有十几天，但我完全不在意手套已提前变得如破布一般脏污，一心都扑在这雪橇上。这是我一雪前耻的机会。
几日前下了一场大雪，雪已经被院子里的热心大妈们扫到了路边，混着垃圾杂物，形成一摊摊黑色泥沼，如同醉酒后的呕吐物，硬是将消化一半的东西掏出来给你瞧。为什么这么白这么美的东西，会变成这幅人嫌狗憎的模样？我曾这么问过长生。长生说，越是纯净的东西，越容易被玷污。人也是这样的吗？我又问。长生没有回答。
下过雪的水泥路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仓库院的孩子们都跑出来玩。若是看到哪个孩子穿着父母过年给他们新买的溜冰鞋，小孩就像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看到掉落在地上的小米粒一般，蜂拥而上。我最瞧不上他们这样的行为，但长生说我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我和长生是这群孩子里的异类，在大人眼里，我们是最不合群的孬种。但这真不怪我们，是这群小孩太势利眼了。有人说过，人之初，性本善，小孩子的世界是单纯善良无污染的，但这话放在现实面前就是狗屁。我们仓库院里的孩子，如大人的世界一般阶级分明。仓库院里住的大部分都是后头木料厂的员工和家属，小孩子们每日耳濡目染，也就有样学样地复刻了成人世界的阶级观念。不信你看，那群孩子里的小霸王，准是厂里哪个领导家的儿子。
不合群，并不意味着可以被这群臭屁小孩忽略。前几日出了期末考试成绩，成绩一出，总免不了几家欢喜几家愁。我险险跨过及格线，排在班里的倒数几名。长生和往常一样，每次考试都玩消失，成绩也一如既往的垫底。这些我和长生早已经习惯了。因为他的情况，他妈妈向来不会因为成绩苛责他。而我这边呢，奶奶每次看完我的成绩，就面无表情地把成绩条往麻将桌底下一塞，继续打牌。成绩条混同着那一堆三五毛的零钱，消失在暗红色的粗毛呢桌布底下，如同被人一把扫入下水道的垃圾。没用的东西，眼不见为净的态度。真的，我已经习惯了。
我唯一不能习惯的是院子里那群臭屁小孩的骚包模样，拿着考试后家长给他们新买的滑板车和溜冰鞋，在我面前一圈一圈地转悠，走起路来，那屁股好像被炮崩了一样扭个不停。士可杀不可辱，我单方面决定和他们一决高下。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长生。长生说，你冷静一点。我说，我冷静不了，他们一直在我面前绕来绕去撩拨我。长生说，这院子就这么大，他们除了在这儿还能去哪儿玩儿？我说，你看问题太简单，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
就这样，长生被我成功拉上了贼船。我觉得，既然这群小孩耀武扬威的资本是溜冰鞋，那我就必然要整个比他们更气派的行头。大冬天里，只有造雪橇才能满足娱乐性与观赏性的双重需求。于是，在这北方数九寒冬的凛冽大风中，我捏着一根细细的尼龙绳，蹲在我的木板雪橇上，愣愣望着面前覆盖着薄薄冰面的巨大陡坡。深吸一口气，我心一横，学着电视里人五人六的成年人，大喊了一声“发射”。长生站在我背后，手掌的力度透过厚厚的大袄传递到我背上。他推着我一路助跑，加速，而后快到陡坡边缘的时候使出全身力气，嗖的一下把我推下陡坡。
我死死攥住尼龙绳骑在破木板上，但我相信这一刻我的身影就如同胯下骑着恶龙的驯龙骑士一般威风凛凛。木板顺着冰面疾速滑行下降，扑面而来的寒风夺去了我的呼吸，但我仍用力在风中瞪大双眼，因为我不仅想要清楚地看到院子里小孩艳羡的表情，还想要在这一瞬间飞驰而过的风景中，寻找名为自由的感觉。
我向来知道，自由是个奢侈的东西。语文课本里说，风是自由的，鸟儿是自由的，但我觉得它们并不自由。风总是要被其它的风推着往前走，它若停下了脚步，甚至会失去自己的身份而变成普通的空气。鸟儿为了生计，也总是需要随着季节迁徙。我爸妈就和鸟儿一样，他们也必须要为了生计，跑去南方谋生。小时候，我不想让他们走，他们就说，那里四季温暖如春，等我长大了就带我去。他们去了南方之后，我做过这样一个梦，梦见爸妈站在南方一棵长满鲜花的大树下，而我和奶奶两个人手拉手，孤零零立在北方冬日铅灰色的天空里。自那之后，爸妈只有过寥寥几次返乡，但他们并没有如我梦里那般得到温暖适宜气候的滋润，而是肉眼可见变得越来越黝黑粗糙。我问奶奶，奶奶说，他们在工地上打工，哪能有多滋润。可见，大人也不自由。
要我说，这世上只有一种人是自由的，那就是充分被爱的富足小孩。他们拥有无条件的爱，能够选择想做的事，并且无须面对成年人的责任。不被护在羽翼之下的人，哪有那么多自由。
风呼呼划过耳畔，刺得我眼睛生疼。木板雪橇嗖的滑过开阔平坦的院子，毫不减速地向着对侧的一排洗脸池冲过去。这老式仓库院里面的房子都是像宿舍般的单间，没有厨房、卫生间，连洗脸池都是露天公用的，在黑魆魆的楼栋门口一排排开，就像从戛然张开的大嘴里伸出的一条诡异长舌。这里无疑是个嚼舌根子的好地方，不管是洗衣、洗菜、洗手、洗头，仓库院的女人们一天到晚都得聚在这里，好好说道说道那东家长西家短。为了方便排水，洗脸池砌在十几厘米高的台阶上，这台阶完美挡住了飞驰中的木板雪橇，但这一迅猛刹车让我整个人揪着尼龙绳向前翻了出去，然后，脸先着地。
随着我这壮丽的一摔，周围尖叫声一片。一瞬间，眼前的世界变得如同抽了帧的老电影，模糊朦胧。我感到嘴里隐隐钝痛，用手背蹭了一下嘴，原本已经弄脏了的红色棉手套红得更加鲜艳了，上面还挂着半颗碎裂的三角形牙齿。我的大脑嗡嗡作响，隐约看到长生跌跌撞撞向我跑来，待他站定在我身旁，我才看清楚他那双眼睛。只一眼，我就知道，长生不在了。每到重要的时候，他总是不在。
不用说话，我都知道他是谁。
我不死心，拽了一下他的裤脚说，你跟长生说，下次助跑可以不用这么拼命。我也不知道大壮能否听得懂我这口齿不清的嘱托，说完我就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眼前的房间一片纯白，我以为自己上了天堂。
还没来得及回顾这短暂的一生，我就被刺鼻的消毒水味以及钻心的疼痛折腾清醒了。我抬手一看，整个手掌被纱布缠得密密实实，只露出了还算完好的拇指和食指。我看着这两根手指叹了口气，看来寒假作业还是逃不掉的。门外传来说话的声音，我挣扎着坐起身，一抬眼惊得我汗毛竖起来，面前白墙上挂着的镜子里窜出一个有着两只黑洞洞眼睛的木乃伊。
随着我撕心裂肺的惊叫，一群人推门冲了进来。奶奶挤开一旁的白大褂冲上前来，想要伸手摸摸我，但又好像无从下手。我扭头看了看镜子，确认了两件事。好事是，木乃伊是我晃神看错了，坏事是，我被包扎得宛如一个木乃伊。
一群白大褂后面露出一个灰扑扑的瘦长身影，我看了看他的眼睛说，长生你过来。他慢吞吞走到病床前，头低着，眼睛不愿看我。他本就瘦，这垂头丧气的模样更是让他看起来像一只泄了气的皱巴气球，连肩胛骨都恨不得从棉衣里突出来。长生说，对不起。我说，没事，刹车系统设计有缺陷，我们下次再改改。奶奶在一旁嚷道，你这小妮子还想再来一次？！她朝我扬起了常年摸麻将造就的精准厚实的巴掌，但瞄准了半天，我身上实在没处好皮给她打，只好作罢。长生梗着脖子继续说，我不是说这个，我说对不起，是因为我又临时逃跑了。我想朝他笑笑说没事，但这张脸实在不允许我做出过于丰富的表情，只好伸出硕果仅存的食指，蹭了蹭他身侧紧攥的拳头，说，没关系，我知道你控制不住。
没过多大一会儿，长生妈就来接他了。这家卫生所离仓库院只隔着几条街，但阿姨还是不放心自己这唯一的儿子。阿姨说，大壮，我们先走，晚上我还要上晚班，你先跟我回去吃饭。我看他站着不动，我说，长生，回去我再找你玩儿。阿姨拉着长生的手把他拽到了门口，那架势，就像牵着一头老不乐意的倔驴。她走到门口，脚步停顿，犹豫了一下，还是回头对我说了一句，他叫冯大壮，不叫长生。
我点点头，没说话。
只要不说话，就不算答应。点头也不算。
我向来知道，阿姨不喜欢我叫他“长生”。她大体觉得，如果只叫他“大壮”这一个名字，日子久了，就能让大壮身体里两个独立的灵魂合二为一。
大壮生下来便与众不同，浑身长满了病变似的深棕色斑点，小城里的医生从未见过如此罕见的病例，帮他转诊到省里。省里的医生一番检查之后说，这孩子天生痴傻，基因里带着病，估计活不过十岁。据说，他妈一连哭了几天，决定给他取名叫大壮。俗话说，贱名好养活，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像田里的麦苗一般茁壮。麻绳专挑细处断，大壮一岁多的时候，他爸和一个女人跑了，那女人能给他生健康的儿子。于是，在大壮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就让妈妈失去了丈夫。
说不好长生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大壮身体里的，只是越长大两个人的差距就越明显，连“长生”这名字都是他懂事之后自己起的。他说，“大壮”这名字太难听了，更适合蹲在仓库院门口看门的那条老黄狗。但他的抗议无效，他妈只愿意叫他大壮。虽然大壮痴傻，长生正常，但阿姨还是更喜欢大壮。大概是因为长生就像一个莫名降临的虚无缥缈的美梦，抓不住也不知何时破碎，便不抱有留恋。仓库院里的孩子说，疯病会传染。没人愿意同他玩儿，也懒得管他是大壮还是长生。于是，叫他“长生”的，算来算去只有我一个。
记忆中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在某个夏天的中午。正午的阳光如同抽打毛驴的小皮鞭一样，直愣愣地鞭打在每个行人身上。一向在院门外站岗的劳模老黄狗，也如同打了败仗一般缩进门口传达室细窄屋檐投下的一线阴影中。我不禁感慨了一句“岁月不饶狗”，继续循着树荫往院后走，不愿晒到一点太阳。待我绕出仓库院后门，眼前就是一片荒凉又熟悉的草地。唯一不熟悉的，是荒草中央光膀子盘腿坐在太阳下的陌生男孩，他就像是个不知道热的傻子，被太阳炙烤得浑身发红也依然神情舒展。那红色，好似一只熟透了的柿子。他的皮肤上布满了大小不一的圆形斑点，在阳光下显出深深的红棕色。那一瞬间，我想起了《动物世界》里威风凛凛的金钱豹。
然而下一瞬间，他从草丛里捏了个唧唧作响的知了出来，毫不犹豫地往嘴里塞。我确定了，这就是个傻子。我大吼一声，住口！男孩被我惊到手一抖，知了扑棱着翅膀飞走了。他扭过头来看着我，一脸迷茫，好像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长生。
长生和他妈走了以后，我问奶奶，我说话怎么漏风呢？哪壶不开提哪壶，奶奶又想抬起巴掌扇我这个不争气的，但她强忍住冲动，问一旁的医生补牙需要多少钱。白大褂掐指一算，报了个天文数字出来，奶奶皱着眉头沉默了。穷人家的小孩，最是熟悉这种听到价格之后的沉默，但我总也习惯不了，平日里的厚脸皮到这种时候总是不堪一用，每次都还是免不了感觉尴尬。忽然发觉了这木乃伊打扮的好处，至少白大褂看不到我此时发红的面皮。
奶奶说，我们回去考虑考虑。我知道，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走吧，付不起”。我沉默地坐在病床边穿鞋，沉默地跟在奶奶身后走出病房。卫生所空旷的走廊里，回荡着我俩趿拉趿拉的脚步声。走着走着，不知怎么的，这声音好像融合成了一个人的脚步声，孤零零的，就像在夜里独自前行又找不到路的疲惫旅人。
我不怪奶奶。爸妈不在家的日子里，她要独自拉扯我长大。上小学这几年我的个子疯长，一学期一个样，每次给我买新衣服总要大好几个码，恨不得让我从小学一路穿到大学。只有鞋子是例外，每次都只挑码数合适的。奶奶说，鞋子合脚，才能走远路。
回去之后，我每日的生活中多了一件事，那就是照镜子。自从门牙豁了之后，走到哪里看到镜子或任何能反光的物体，我都要龇牙照上一照，看看牙齿会不会自己再长出来。我连做梦的内容都从一觉醒来长成绝世大美人，转变成为一觉醒来长出一颗全新锃亮的门牙。长生想劝我放弃执念。他说，有些东西，丢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我说，我还年轻，一切皆有可能。
自从我摔成了木乃伊模样，我和长生在仓库院小孩里的地位更低了，从紧贴地面的最底层降到半个身子埋进土里。因为我这副木乃伊模样，小孩们为我起了个新名字，叫千年老尸。长生在我身边也跟着遭殃，他那快被人遗忘的“南山大王”称号又再次流行了起来。这名字源于《西游记》里那只自封为南山大王的艾叶花皮豹子精。因为《西游记》的热播，仓库院的小孩谁都认识那只满身斑点的豹子精。不知道是哪个不积口德的小孩第一个叫了长生“南山大王”这个名字，自那之后，这名字就成了长生摆脱不掉的阴影。小孩子们忘性大，起的诨名一般叫一阵子就不叫了。奈何那《西游记》每年暑假都重播，南山大王这名字的使用频率也会在每年夏天达到峰值。于是，长生最讨厌的季节就是夏天。
给人起诨名，越是相像，越能伤害到那个人。被叫做千年老尸并不会让我非常生气，因为总有一天我能摆脱这满头纱布，但被叫做南山大王的长生就不那么好过了，因为他永远摆脱不了这一身的斑点。以往在冬天里，小孩们一般都忘了叫他南山大王，但这次为了和我千年老尸的名字配对，南山大王的名字被提前半年拎出来再次启用。我对此感到非常抱歉。长生倒是看得开，说我们这是中西合璧，一个东方妖怪，一个西方妖孽。
过了一个月，奶奶东拼西凑还是拿不出补牙的钱，就破天荒地拿了两块钱给我到门口小卖部里面打电话问爸妈要钱。仓库院门口的小卖部里面不仅有各家小孩在饭点被叫去门口买的油盐酱醋，也有时下风靡的各色零食与英雄卡，更是有一部稀有珍贵的红色转盘电话机。电话平时放在玻璃柜里用红色碎花布盖着，好似坐在闺中等待出嫁的新娘子，眉目半遮，欲拒还迎。因为身上向来没钱，罕有来打电话的机会，我甚至已经忘了如何拨号。我把写着爸妈工地电话的纸条递给小卖部阿姨，阿姨一边坐在柜台后面吸溜着面条，一边眯起有些花了的眼睛，赶在中午12点的时候准时帮我拨出电话。这时正是工地放饭的时间。大大的听筒如一弯月亮罩在我脸上，心跳也逐渐与听筒里规律又缓慢的嘟嘟声同频。随着每一次嘟声，我和妈爸之间的空间就被压缩了一次，距离就被折叠了一下。也许有一天若是能够随身携带着这弯月亮，大概世间就消弭了孤单。
接电话的人声音粗嘎，讲话带着陌生难辨的混沌口音。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只能一遍遍报着爸妈的名字。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终于听到话筒对面传来了熟悉的口音。
妞儿，打电话弄啥？
接电话的是妈妈。和记忆里的声音比起来，听筒里的声音显得沙哑失真，但还是一瞬间让我热了眼眶。我的手指轻轻抠着听筒上那条细细的塑料接缝，想要用重复的动作转移注意力，平息那股莫名涌上眼角的委屈。电视剧里的人在这种时刻总会无语凝噎，用沉默传达自己的心情。但我不行，即使再难过，我也忘不了这电话是按分钟算钱的。
我匆匆几句话讲完了让我痛失门牙的意外，当然也略去了一些她不需要知道的细节。我说，奶奶没钱给我补牙。我没直接要钱，即使是对爸妈，我也说不出口。可能是因为从小金钱对我来说就带着耻感。长生说，这就是越穷越怕谈钱。幸运的是，不用我明说，妈妈就知道我的意思。她说，工地上的这栋楼今年夏天就能竣工，等要到了工钱，暑假就能回家，到时候带我去补牙。前提是，这学期我需要把学习成绩搞上去。
得到这样的答复，我高兴地挂了电话，我觉得这样的交换条件很公平。但我当时不知道的是，大部分孩子补牙是不需要满足其他条件的。
我决定这学期要发奋图强，努力进入班级前四十名。不要小看这个名次，这座小城有其它北方城市的通病，学生多教育资源少。小学一个方方正正的教室里要挤进八九十个学生，前后课桌之间的距离只有不到三个手掌长。上课的时候，学生的身体紧紧夹在前后两张桌子之间，如同一棵棵奋力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的小草。
要想在一个学期内提高在班级里的名次，还是要讲策略的。期末考试共三门科目，语文、数学和英语，同时取得大幅提高是不太可能的，必须要有所侧重。数学是最力不从心的一门，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了。前两周学的游泳池灌水问题令人难以理解，即使是大壮这样智商水平的人也干不出边注水边放水的蠢事。还有把鸡和兔子关在同一个笼子里算各有几只的问题，出这题的人一定没养过鸡也没养过兔子。把它们关在一起，鸡保准能把兔子啄秃。记得小时候有次和长生玩捉迷藏时我躲进了鸡窝，那老母鸡以为我要偷蛋，差点没把我屁股啄烂。
英语靠死记硬背一向能勉强应付，最有提升潜力的就是语文，特别是这学期新增的作文题。最常练习的两个题目，就是《最难忘的一个人》和《最难忘的一件事》，但我的生活实在是太过贫乏，能写的东西并不多。作文要求写出真情实感，我想写些快乐高兴的事儿，但老师念的高分范文都是些死了亲人或宠物的故事，好像快乐太过肤浅，不值得书写，只有痛苦和失去才足够深刻。但根据我对班里同学多年的了解，我合理怀疑，那些死在作文里的宠物，有些根本从未存在过。
我为自己缺乏深刻的情感而感到苦恼。长生安慰我说，不深刻也没什么，不深刻也比故作深刻要好。我说，不行，我要写出优秀作文，我要得高分。得高分才能补牙，我不想永远说话漏风。于是，长生想出一个绝佳的办法。
长生打小身体不好，每过几个月就要到儿童医院做检查做治疗。最近这几个月，他去得更勤了，几乎每个周末都要跑一趟医院。他建议我周末和他一起去。儿童医院里最不缺的就是生病的小孩，他们最不缺的就是苦痛。用他们的故事写作文，饱含真情实感，定能得高分。
我定定地看着长生，看得他略带不安地揪着衣角，问，怎么了？我说，你平时看起来单单纯纯，怎么能想出这么不要脸的招数。他黑着脸走了。说归说，周六那天早上我还是准时敲开了长生家的大门。长生一手抠着油漆斑驳的木板门，一手挡在门框上，不让我进去。他问，你不是不来吗？我说，体验生活总是好的，优秀的作品哪能脱离生活呢。
长生不知用什么方法说服了阿姨带我一起去医院。我总觉得最近阿姨很不对劲，对长生越来越纵容了，之前几个月炖一次的红烧排骨变成了每周都炖。我之所以对他家的伙食这么清楚，是因为每次炖排骨长生都会偷偷带两块出来给我吃。我喜欢吃带着肥肉的排骨，越是肥得透着白光我越喜欢。一口咬进嘴里，肥肉爆出的细密汁水滋润了我干涸的口腔，就像吱呀作响的三轮车轱辘，上了油之后终于愿意收起唱了许久的破锣嗓子。
阿姨骑着长生那没了踪影的爹留下的二八大杠，让长生坐在后面，我拉着车把斜坐在前面的杠子上。这自行车太大了，不是女人常买的那种二六坤车，阿姨得踮着脚才能够着地。也多亏了这辆威风凛凛的大车，让我获得了全新的体验。我家没有自行车，去哪儿都靠“地蹦”（河南方言，走路），所以少有这种坐在自行车上兜风的自在感觉。街上一路都灰扑扑的，虽然开了春，但路边灰褐色的枝丫仍旧一片干枯，无半分生机。
到了医院，我才发现坐自行车脸会被风吹僵。搓搓手心捂在脸颊上，心里感叹，这就是自由的代价。儿童医院是一座独栋四层红砖房，内里白色石灰墙面上涂着半截绿漆墙围，就像冬天奶奶就着饺子吃的青白分明的大葱。医院本就不是个让人舒服的地方，儿童医院更是让人头皮发麻。诊室里的小孩坐在他妈腿上，哭得满脸涨红，站在几米开外都能清清楚楚看到牙花子。门外的小孩拉扯着大人的衣服，吵嚷着要回家。阿姨去挂号了，我拉着长生的手站在诊室门口排队，被眼前的景象闹得无所适从。长生猛地一捏我的手，疼得我嘶地吸了一口气，皱着眉头扭头看他，才突然发现站在我旁边的早已不是长生，而是大壮。
我曾问过长生每次到医院都做些什么，但他向来都支支吾吾地讲不出个所以然。原来是因为他一到医院就玩消失，每次都留大壮在医院里接受折磨。大壮拉着我的手扯来扯去，眼神飘忽不定，嘴里喃喃重复着，走，走，走。
他能去哪儿呢？生病了，哪儿也去不了。
我说，楼下院子里有石榴树，我刚刚看见了。看完大夫我们去看石榴树开花没吧？
背后有人拍了拍我肩膀，我这才注意到阿姨回来了。她拉着大壮的手进去看大夫，我等在门外。听不清他们说了什么，只见大夫挂上听诊器做了一些简单的检查，又在本子上写写画画，给了阿姨好多张绿色白色的单子，然后带着大壮在医院的楼里爬上爬下，做一些我听不明白也记不住名字的检查。每一次，都是大壮被拉进屋里，我被一扇门隔在外头，有时候是破败掉皮露出木头纹理的惨白木门，有时候是泛着冷冽银光贴着陌生黄黑色标示的大铁门。我盯着门发呆，想象着在门那边的大壮遇到了怎样的事情。
阿姨说，下午才能看到检查结果，就买来三个厚重敦实的热菜馍当午餐，我和大壮捧着菜馍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看街上往来的零星路人。大壮吃得投入，脸颊上都沾上了菜叶。我问他，等我们毕业的时候，会不会每家都能骑上自行车？大壮眨眨眼睛，心思全不在自行车上，他问我，你的菜馍吃不吃得完？我把剩下的半个菜馍一口气塞进嘴里，鼓着腮帮子说，能吃完。大壮扭过头去不理我了。
等下午大夫上班了，阿姨去取检查报告，我拉着大壮在院子里石榴树底下捡石子儿玩。这枯了一冬的树上刚刚冒出一些嫩绿色新芽，离开花还远着。其实，我们仓库院里也有石榴树，每年都是天气渐热穿起薄衫的时候，石榴树才会开花。花开六瓣，簇拥着一团细嫩的橙黄色花蕊，摘一朵插在辫子里，可好看了。但奶奶每次看见都骂我，说，你个孬孙，拔了石榴花，咋结石榴果？我不理这些，戴着花到长生面前臭美，长生说，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把生殖器戴头上算怎么回事儿？我气得拔了花摔他脸上，把大壮砸出来了。大壮愣愣地看我头上剩的花，说，你真好看。好嘛，我更生气了。
阿姨领着我俩上楼找大夫看检查报告，大夫从牛皮纸袋儿里抽出拍的片子，黑蓝色的一大张，就像是打翻了一整盒钢笔墨水的作业纸，深浅不一的蓝与黑，看着就让人心慌。大夫扫了一眼，摆摆手让我们两个小孩出去门外等着。阿姨把诊室的门关上了，我就带着大壮爬上诊室门口的椅子，站在上面透过木门上的玻璃窗向里面偷看。我看到大夫扶着眼镜仔细看片子，手指在上面指指点点给阿姨看，阿姨原本直着的脊背忽然就弯了，好像一下子从一个青年人变成了老婆婆。她背对着我们，手背在脸上蹭了蹭。我心里有说不出的紧张，抬手捂住身旁大壮的眼睛，说，这里没意思，我们去看石榴树开花没吧。
就是这一天，长生住进了医院里。
仓库院里藏不住消息，没过多久，连门口的老黄狗也知道长生住院了。我想去看他，但奶奶总也不带我去。院里的小孩说，你的疯子朋友要死啦？我抓起泥巴和他们打架。长生不是疯子。长生不会死。我打得越使劲，眼前越模糊，好像蒙上了一层水雾。不管用多少力气，我都觉得无力。我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个我不喜欢的世界，长大就可以了吗？长大了再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不会觉得无力了，对吗？
就这样，两个月糊糊涂涂就过去了，我没有忘记还住在医院里的长生，但我不认路，没办法自己去看他。我也没能见到阿姨，听说她不去上班了，住在医院里陪长生。直到快要期末考试的时候，奶奶买了一提牛奶，带我去医院看望长生。我带着这学期写过的作文，想给长生看看，告诉他我的作文写得越来越好了，大概暑假的时候就能补牙了。下学期，他就能看到我漂亮的门牙。
推开长生病房门的瞬间，我瘪了瘪嘴，死死瞪着眼睛不让眼泪流出来。
他太瘦了。那么爱吃的一个人，是怎么瘦成这个样子的？脸上的斑点看起来变得又黑又大，快要遮住他所有的皮肤。长生，我叫他。他坐在床上对我笑。
楼下的石榴树开花了，我们去看花吧，我说。
我走不动路，长生说。
我吸吸鼻子说，没事儿，下次来看你，我给你摘几朵。
我给他看我写的作文，他趴在我耳边小声说，我要是死了，你把我写进你的作文，一定能得高分。
我不愿意，我不想要这样的优秀作文。
那天下午，我一直在说自己的事，一句都没有聊他的病。每天听那些，我想他早就听烦了。又过了几天，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仓库院楼下放了一挂鞭炮，噼噼啪啪震天响。奶奶说，长生走了。
我一愣，走了？走去哪儿了？死了。
我看着外面耀眼灿烂的阳光，照得水泥路面都泛出了金光，心里想，这太阳来得不合时宜。我读的优秀作文里头，伤心事儿总是发生在阴雨天。我忽然想起最后一次去医院，见到的是长生。原来，在最后，他到底还是勇敢了一次，不再逃跑，但也没能留下。
期末考试的时候，作文题目是《快乐的一天》，我写的，是石榴花开的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去找长生玩儿。我弄不清楚这天到底有没有发生过，毕竟在我梦里，这快乐的一天已经重复了百次千次。但我没写那梦的结尾。在梦里，长生独自一人走进了一扇大铁门，我站在门外，默默盯着他离开的那扇铁门，想象着在门那边的长生会做什么事情。
考完试，我跑回仓库院的大水泥斜坡上，从草丛里拉出藏起来的简易木板雪橇。长生说过，人类最优秀的品质就是不屈不挠。我要成功滑一次雪橇给长生看看，即使现在是夏天。
夏日里路上半丝雪影都没有，我在水泥斜坡上撒了一些干沙土充数。木板雪橇前面安上挡板，下面装上两根削薄的木条。我深吸一口气，推着雪橇助跑，加速，快到斜坡边缘时纵身跳上雪橇。风呼呼刮着我的脸颊，痒痒的，好像长生在和我讲悄悄话。眯起眼睛，笑开了花，露出我的豁牙。
风哗哗啦啦地吹过，带起细密的沙砾。
一片昏黄之中，我是自由的。长生，也自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