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安兴
大同论与小康说
在当今人来说，似乎是一个老掉牙、土得不能再土的名词。与现实格格不入，仿佛久远的的洪荒图腾，恍若隔世的沧桑。
大同，是中华民族世代的追求，理想王国的梦寐，如篝火晚会，燃烧着激情岁月。近代的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都是这个崇高信仰的笃行者。
历史上溯到二千多年前，华夏文明是一个传统的理想主义王国。从唐尧虞舜开始，把追求与实践大同，作为成圣的最高人格标准，去衡量一个人是否达到真人的境界。
先秦的典籍，无不渗透着这种最高境界。儒家的理想社会，就是世界大同。平民领袖毛泽东一矢中的“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大同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共同奋斗目标。习近平的讲话，62次提到了“人类命运的共同体”概念，与前人的大同世界是一脉相承的延续。
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遵循着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行进，并不是一层不变的。那些高瞻远瞩的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们预见到了历史的进程，提出了许多科学论断，为人类指明了方向，只是看谁读懂了没有。
儒家重要的经典《礼记》中的《礼运》，对大同世界作了精确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这个大前提下，大同世界将出现一种景象：“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孤寡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自古以来，历代王朝的君主们都认为天下者，是一家的天下，即“私”天下。所谓“私”天下，就是把公权私用，变成子孙相传的世袭。这种腐朽门阀制度，利益固化、阶层固化的设计延袭，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改朝换代，旧的利益集团打垮了，新的权贵取而代之，只是角色的转换而己，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更。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都没有跳出这个窠𦥑。包括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与农民战争，要么被统治者镇压下去，要么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因循着旧制度的延续。
秦未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就对这种世袭制度提出了质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现象挑战，试图用革命改变草根的的命运的现实。在大泽乡揭竿而起，掀开农民革命与农民战争的第一页。他们探索着自己成为制度设计、规则制定者。改变被动的去遵守被奴化的人生，希冀着“苟富贵，毋相忘”的资源共享。这种朴素的情感，激励着一帮兄弟们跟随着玩命，去换一个公平的世界。
既然大同世界的核心是“天下为公”，就必须有合理合法合情的制度保障。在儒家看来，大同世界的理想，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具体实践的特点。
大同世界首先挑战的是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孟子就鲜明地提出：“民为上，社稷次之”的观念，任何公权，都是人民给予的。权力公有，是大同的核心。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尧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礼运》指出：尧、舜虽然没有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子孙，在思想上却是把“天下”作为私有物进行禅让的，个人指定来实现的，而非大同的理想。大同世界是“天下”选举产生的，在大同世界里，不存在王权政治。
柳宗元在著名的《封建论》中，对秦始皇实行郡县制作了肯定，同时又指出：“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属于我也……”清代学者王船山更是一针见血指出：“天假其私以行大公”，即使是那些称为“内圣外王”的君主们，不过是打着“公天下”的旗号，实行的是“家天下”的勾当，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至于那些忠臣们，也只不过从“家天下”中分点余羹而已。与大同世界的公，相差岂只十万八千里！
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是与王权相对立的，是反王权的。管理天下的权力是民众给的，而管理者是通过民众推荐出来，得到广泛认可的贤能，而非象尧、舜那样自己指定的的接班人。选举贤能的权力在于天下民众，全社会的成员，所以说权力公有。
公权是社会所授，是人民所授，当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公权必须受公众的监督，关在制度的笼子中，在众目睽睽之下，阳光操作，才不会越雷池半步。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权力可以改变一切，也可以攫取一切。不受限制，不受约束的权力，可以恣意猖狂。只有取消权力的个人垄断，才能保证社会公共资源不被垄断，只有坚持权力的公有，才能保障社会资源的公有。
如何走出历史的轮回，开创一个大同理想的天地？人类的进程，到了十九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写了一部《共产党宣言》，揭示了无产者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纪元。他们开明宗义的指出：“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由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巴黎公社。之后，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创了工农当家的崭新社会。
毛泽东是一个大同理想主义者。作为一个贫民知识份子，一直在探索让弱势群体走上前台，有更多的话语权。在继孙中山民主革命未竟之后，寻求着让普通百姓享有同等的各种尝试。他借鉴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牢牢依靠工农大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终于在一个几千年的封建囯家的废墟上，实现了大同理想的梦寐。工人、农民上升为国家主人，进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行列，当上副总理，参政议政执政，在世界政治史上，是一个奇迹。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穿越时代沧桑，见证人，在我们上辈人的讲叙中，感悟翻天覆地。新气象让基层小人物，有了自尊，有了自信，齐心协力建设新中国。那种热烈的氛围，聚焦在脑海中的永恒回忆。
工农商学兵，作为那个火红年代的主体，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他们用自己的奉献，托举起共和国的大厦。紧紧跟着共产党，完成了土地公有制、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凭借着公有制的力量，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为后来的腾飞，提供了土地公有制、人力资源的红利。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而那个时代培养出来的精神财富，深刻地影响着一两代人的价值观念。这种聚集的大同理想内力，才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
小康社会，曾经是最时髦、在媒体出现频率最高最多的词汇。给人非常光鲜亮丽色彩。这个色调的三元素，在五彩的光环下，仿佛是一道绚丽的风景。
然而，从先秦的诸子百家中，特别是儒家的大同世界中，出现了“小康”这个名词，“小康”是站在“大同的对立角度，以掩饰王权、歌颂王权而存在。得到了王权的默契，为王权的护道者而不被王权取缔。相反，孟子的的民本思想，却让朱元璋大发雷霆，非得乱棍打死不可。
大同与小康，儒家作了比较。在《礼记.礼运》篇中以相对立而存在。儒家的作者对“小康”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进一步揭示“小康”时指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人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在这里揭示了“小康”的实质，“小康的本来面目。在“小康”的遮羞布下，“天下为公”的大道没有了，“天下为公”偷换为“天下为家”，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公权私用成了最大的垄断世袭。于是，产生了为公权私用的服务的理念，一曰礼，二曰义，来维持这个泛用公权为己有的掩护理由，从反面说明大同理想的公理性，小康社会的虚伪性。这种小康，带来的后果是：“如有不由此者，在位者去位，无位者遭殃，天下大乱矣。”
“小康”与“大同相形见绌。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丧失了公天下的“大道”根本，为家天下的一己之私谋利，自然不是理想的社会；二是在家天下的小康社会里，个人都是极端精致的自私自利主义者，“大人世及”必然引起深层次的复杂矛盾；三是在小康家天下的背景中，必然上演血腥的权力利益争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父子、兄弟之间互相残杀，民众遭殃，这样的案例累见不鲜，无法统计。
颠覆性的全盘否定大同世界，用特色取代红色，以特权代替公权，将公有变为私有，演出了一幕幕的疯狂掠夺。列宁说：“小生产者、小农经济无时不刻地存在，这个庞大的温床，滋生着资本主义的瘟疫。一有气候，膨胀式的增长，吞噬着社会主义的细胞。”他们选择了代理人，对大同理想的实践，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他打着所谓新思维的旗号，鼓吹思想解放，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全面否定社会主义。
前苏联为什么解体，东欧为什么剧变？其中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个中原因，各国专家都作了深入研究，那就是在这些国家形成一个显赫的权贵阶层，垄断了国家机器，由人民公仆变成了人民的老爷，各层书记蜕变为老板，同志变成高高在上的官员，掌握在经济命脉，将公有资产变现家有财产，他们的亲属，都变了倒爷，占据了社会主要财富，引起社会的广泛不满。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一夜之间，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突然坍塌。执政的共产党在欧洲全部消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当代跌入谷底。
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土崩瓦解，姓社的国家骤然减少，姓资的国家家增多。这一下，把东方的中国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大同世界的压力，考验着中国该怎么办？中国开始了空前的大变局。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将向何处去？在这个十字路口，在这个关键时候，抉择了走向特色。这个特色，就是首先农业体制改革，分田到户，撤销所有的人民公社，回到原点上去。在工业上进行改制，国有企业由个人承包。整个国家经济由计划转向市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如魔法祭起。小康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一时间，小生产者、小农经济的原始野性顿时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民，一时窃喜，回到了小农经济时代。人心散了，农村党的战斗堡毁了，公共水利工程没人干了，各自去忙自己的三分地。还为放水施肥发生了旧病复发。过了几年，发现种田不赚钱，干脆㨧荒，到城里打工。这一荒就是多年，丢下孩子与父母，整个农村，留守都是老人与儿童，空壳村已经成了普通。而到城市打工的年轻人，一年做到头，到了年底结算，包工头卷款玩起了失踪，让一年的血汗欲哭无泪。我临聘政府机关工作时，每到年底，成批的农民工涌进办公室，请求政府出面讨薪，那种辛酸的画面，让我挥之不去的刻骨铭心。于是，出现了温家宝总理帮农民工讨薪的故事。
企业也不例外，进行了改制。昔日在一个锅里吃饭的书记、厂长，还有那些单位的能人、狠人，摇身一变，换了面孔，露出了人性的丑陋。将国有资产迅速吞并，当年的同事，变成了他的奴隶，釆用森林法则，驱使他们为自己进行原始积累。他们与主管部门的要人达成契约，将国有企业的资产就地瓜分。短短的一年，所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如开闸泻洪，流失殆尽。最后，八千多万企业工人下岗，丢掉了饭碗，成为地道的流浪者。失去了保障的工人，在我身边的同事中，不少人因重症无钱医治，倒在医院的大门口，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小康社会。在我下岗的日子里，病倒了生借无门，连周围的有条件亲戚，都避之不及，遑论先富帮后富？倒是不沾任何血缘关系的朋友，伸出了援手。这种落差，让我终生难忘！
一切向钱看，讲求经济效益的驱动下，医疗卫生产业化。很多普通老百姓因疾病返贫，这样的现象，累见不鲜。在此之前，农村有赤脚医生，小病不出大队。一个感冒发烧，花角把钱就够了。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农业生产大队消亡了，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同样的病，迈进门诊，打个吊瓶，一次起步百元，须三次才能拿下来，医疗费翻了200倍以上。工人下岗，失去了医疗保障，住一次院，动辄就是上万元，对于失去经济来源的人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记得我父亲1967年冬，三叉神经在武汉同济医院做脑外科手术，由我签字，裘法祖教授主刀，住了一个月，也只花了800元钱。由所在单位武汉瓦楞纸箱厂报销。如果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没有20万这样的巨额，没有单位报销扛了，那就是死路一条！
下岗以后的我，祸不单行。儿子幼小，经常打针住院。黄陂人民医院拿不下来，建议转武汉儿童医院，所带的钱没两天就用空了。清晨查房以后，人家都挂了针，一问，才知须先预定交款充足，方可进行治疗。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治病救人的单位，成为“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冷血二世！
我们印刷厂两个同事，下岗以后患上重症，囊中羞涩，不能住院及时治疗。眼巴巴地在家中等死！亲人的呼天呛地，只能是碰到了这个黑洞，无力回天！我本人也患上戌肝转肝酶达到三十多，到武汉红十字医院诊断，立即转武汉协和医院。需交纳二万多元。在这个紧急情况下，母亲拿出自己的积蓄，为儿子检回来一条命！小康对我说，是多么遥不可及！这种奢侈，无疑是天方夜谭！
下岗漂泊打工的日子，带上幼儿。到了学龄阶段，就遇上了就是难题。非武汉户口，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就得交借读费，一般小学每年800元，重点小学考试合格，得交18000元至20000元不等的数字。对于靠打工微薄的收入来说，只能望洋兴叹。而我所在打工的武汉财经学校，很多来自于农村的学生，他们在小学与初中之间，农村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条件很差。进入武汉市内，基础知识差，跟不上趟。不补习，就会越掉越远。父母母供他们读书，都是勉强支撑着，哪里还有钱供他们去上高价的补习？
教育产业化，催生了众多的培训机构。就连上幼儿园，一年就是大几万。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整个社会的风向标。从小学到高中，各门功课的培训，是家庭经济实力的大比拼。每上一节课，补习费用就是200元，对于社会底层的家庭，他们能够承担得起吗？不补，他们的子女就因循父母的老路，不低收入的地狱中苦苦挣扎。
我读丁朝东先生的传记，就看到了这类事情。一个黄陂塔耳农村的孩子，在前川读初中。母亲因嫌贫困离家出走，他父亲拖着病体打工每月给他与祖母500元，租房150元，祖孙二人每月生活费只有350元。从乡下来，成绩很差。他祖母徘徊在丁朝东先生办公室门口。发现后请她进来，欲言又止。洞悉了一切，让她把孩子带来，一个衣破蓝缕的单薄孩子。一种怜悯之心油然而生。答应不收学费，但必须用心，在校成绩达到90分以上，还给奖励。以后，三年未收他一文，过年还封个1000元红包，但这只是个案，碰上了好人啊！
现在，国家放开了二胎生育。情况不是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却出现断崖式出生率下跌。这是什原因呢？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普遍压力山大。城市化进程，即使受过高等教育，每月收入也只在5000～8000元之间。结不起婚，买不起房，负不起医疗费用，养不起孩子。中心城区的房子，每平米是三五万，为买房掏空透支了三代人的血汗。养一个孩子的费用，没有百万的后盾，休想完成孩子的全程教育，更不谈给孩子留下什么。
大同梦并没有破灭，哪怕是一盏清油灯，在风中摇曳的光芒，也照亮了漫漫长夜。这就是信仰的坚守，执着的追求。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打游击，有人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与自信。他指出：“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站在海岸遥望远方露出桅杆的航船，躁动母腹中快要成熟的婴儿。”
毛泽东的英明预见，得到了应验实证。大同世界重新出发，开始了又一轮的上演。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国梦，就是大同理想的新航程。中国梦诠释着国家强大、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他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再次把人民放在首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揭开了扶贫攻坚战役的序幕。实实在在地推进着减贫计划，让更多的人共享发展成果。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着全民医保与全民社保这项伟大的工程。广大农村实现了医保与社保的全覆盖，农民再不为看病、养老发愁了。他们喜笑颜开地说：“比养儿子还要可靠得多啊！”企业退休人员、城市居民看病养老也有了保障。重症国家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特事特办。对于贫困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更是多方面的政策倾斜，解决实际问题。
党的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又开创了了新局面。干部接受群众的监督，任前公示如期推进。那些当官做老爷的作风，叫嚣“看群众脸色的时代过去了”的狂妄，有了很大的收敛。打老虎与拍苍蝇同时并举，腐败的窝案，塌方式的现象公诸新闻媒体，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
早在延安时期，民主党派的黄炎培先生，就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如何走出历史的周期率？”问题，毛泽东回答：“我们共产党人找到了方法，那就是依靠人民，接受人民的监督。”是啊！任何人，即使掌握了再大的权力，脱离人民，背叛人民，最后只能身败名裂。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空前挫折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如何成为《共产党宣言》的忠实传人，怎样接过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为之改变世界的精神武器，象毛泽东一样，把社会主义事业业推向前进，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赢得人民的信赖与拥抱。仍然任重道远，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大考，不出意外的失误，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去面对未来，永葆青春活力。在第一个百年，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一大一小，画野着泾渭分明。早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国，就出现了类似社会主义的大同理想，到了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一脉相承，都在为之奋斗，这就是传统，这就是奇迹。有时候，看似很杳茫，但却没有放弃，这就是中国人的执着。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如同原子弹一样，产生了巨大的威力，极大的改变了中国面貌。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都会对马克思、恩格斯所表述的“两个决裂思想，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文中所说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即指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而传统的观念，则是指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两个决裂，区别于共产主义革命以前的一切革命。放弃了“两个决裂”，也就等于放弃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
这里，我们不得不敬佩“最后的人民公社”河北周家庄人民公社，“老坚决”雷金河的非常勇气与胆量，率领全乡走集体化道路，作为一种模式，相比较而鉴别。让社员看到了农业化、水利化、产业调整、社员收入、劳动福利高于其它乡。公字的力量，展示出明显的优势。南街村与华西村，坚守阵地，人心不散，让集体经济壮大，在小范围内，创造了典型个案。小人物的大同理想，矢志不渝地一如往常，让人们看到不一样的中国，不一样的中国农业农业农民集体所有制，作为活化石，大放异彩。这种稀罕，顽强的生命力，是一个奇迹，不是一样给人启迪吗？他们是一部书，让人读懂读透大同，不回到小农意识的原点，迈向中国大农业合作的明天！
公元2021年3月2日（辛丑正月十九）
于武汉黄陂前川街桃花村曹家湾35号
潘安兴电话：13397133752潘安兴，(自号木兰山樵)，1949年10月11日生。湖北黄陂人。当年老三届，经历知青上山下乡，招工进厂，下岗打工，招聘到政府部门工作。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湖北报告文学学会理事、黄陂辞赋学会会长。著有《中华大家庭赋》全书182万字待付梓。
（图片来自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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