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 外 头 条总 编   火 凤  凰  （海外）

海外头条总编审   王 在 军   （中国）

海外头条副编审 Wendy温迪（英国）

图片选自百度  

管党生：《中国后现代主义开山鼻祖(五)——读谯达摩长诗<后现代十八拍>之第五拍<光刻机>》

第五拍：光刻机

盘古开天辟地

光芒四射

光芒万丈

女娲造人

造男人造女人

用这些光

镌刻一颗心

镌刻无数颗心

于是你的心和我的心

开始撞击

于是，石头记诞生

于是，光刻机也诞生

（2024年10月26日，写于北京）

       作为后现代主义大师的谯达摩，这首诗做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把女娲造人和光刻机融合。

       光刻机是一种用于微电子制造的关键设备，主要用于芯片和集成电路等微型器件的制造。它利用光学原理，将设计好的芯片图案投射到硅片上，并通过一系列化学反应和加工工艺，在硅片上形成精细的电路图案。这个过程需要高精度、高分辨率的光学系统、控制系统和化学加工技术。

       在集成电路生产中，光刻机是制造最细微结构的工具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的输出品质直接关系到芯片的性能、可靠性和成本等方面。在半导体制造过程中，光刻机是非常必要的一种设备。

       相传女娲以泥土仿照自己抟土造人，创造并构建人类社会；又替人类立下了婚姻制度，使青年两性相互婚配，繁衍后代，因此也被传为主职姻缘与情爱的上古女神。

       女娲是中华民族的母亲，华夏民族人文先祖，福佑社稷之正神。她慈祥地创造了生命，又勇敢地照顾生灵免受天灾，是被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母神。

       在当今社会，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为我们审视和理解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后现代主义并非一种简单的学术流派或文化现象，而是一种复杂且多元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它对传统文化的再解读具有深刻的影响和重要的意义。传统文化，往往承载着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审美情趣。它是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传承性。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境。后现代主义以其对权威的质疑、对多元性的强调以及对边缘声音的关注，为传统文化的解读带来了新的活力。它打破了传统解读中单一、线性的思维模式，不再将传统文化视为一成不变的、固定的实体。相反，后现代主义认为传统文化是动态的、多元的，是可以被不断重新诠释和建构的。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下，传统文化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唯一性。传统的文化解读往往依赖于权威的解释和既定的规范，而忽视了个体的理解和体验。后现代主义则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鼓励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背景、经历和价值观来解读传统文化。这种对个体解读的尊重，使得传统文化能够在不同的个体眼中呈现出多样的面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同时，后现代主义注重对边缘文化和小众文化的关注。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往往只有主流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元素得以广泛传播和重视，而那些边缘的、小众的文化则容易被忽视和遗忘。后现代主义则试图挖掘和恢复这些被边缘化的文化元素，将它们纳入到传统文化的整体解读中。例如，一些民间的、地方的习俗和艺术形式，在过去可能被视为次要的或不重要的，但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它们却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为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素材和视角。此外，后现代主义对传统文化的再解读还体现在对文化符号的重新诠释上。文化符号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承载着特定的意义和价值。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这些文化符号不再具有固定不变的意义，而是可以根据不同的语境和解读方式产生新的含义。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这一符号，在过去通常被视为皇权和权威的象征，但在现代社会中，它可能被赋予更多的象征意义，如团结、力量和民族精神等。

       然而，后现代主义对传统文化的再解读也并非毫无问题。一方面，过度强调个体的解读可能导致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曲解和误解。如果每个人都可以随意解读传统文化，那么传统文化的共性和传承性可能会受到损害，从而失去其作为民族文化根基的作用。另一方面，对边缘文化和小众文化的过度关注，有时可能会忽视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部分，导致对传统文化整体结构和内涵的把握不够准确。面对后现代主义对传统文化再解读带来的影响，我们应当保持一种理性和审慎的态度。既要充分吸收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新思维和新方法，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又要坚守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精神内涵，避免在再解读的过程中失去文化的根基和方向。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和宣传的手段，培养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和理解能力。让人们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核心价值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再解读。同时，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保护，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为后现代主义的再解读提供更准确和丰富的素材。总之，后现代主义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再解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但我们在运用这些新视角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持传统文化的本质和特色，使其在现代社会中得以传承和发展，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潮流中，坚守住我们的文化根脉，同时又能不断开拓创新，让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和作用。

       作为一个气吞山河的、敢于并善于开宗立派的、学贯中西的诗歌大师，谯达摩把中国的古代神化传说和现代科技相融汇，对于后现代主义的中国化，是一种天才的和创造性的开拓与发展。

（2025/4/4）

管党生，1963年生，祖藉江苏镇江。中国当代著名先锋诗人。1986年开始写诗，诗作发于各诗报刊及选本。著有诗集《我所认为的贵族》，《末日未至》。

谯达摩，1966年6月5日出生，贵州沿河人。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先后供职于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诗刊》编辑部。代表作有短诗《穿睡衣的高原》《狐狸炼丹》《后现代日记》等，长诗《凤凰十八拍》《毕竟空十八拍》《中国十八拍》《世界十八拍》《后现代十八拍》等，歌剧《王阳明》（剧诗，中央歌剧院2024年5月世界首演），出版有诗集《摩崖石刻》等。“第三条道路写作”诗派创始人，“北京诗派”创始人。多年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讲授本科生必修课外国文学史。与温皓然共同主编《世界文坛》（经济日报出版社2010年6月版），与伊沙共同主编《后现代之光——近40年中国新诗流派运动代表人物诗选》（九州出版社2016年5月版），与孔庆东共同主编《诸神醉了——北京诗派代表诗人作品选》（长江出版社2023年9月版）。自2015年起，担任爱国工程研究院（中央宣传部主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