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90年辽宁省代省长岳岐峰微服私访时被民警暴力对待的事件，看似是一起充满戏剧性的偶发冲突，实则是观察中国基层治理演进的重要切片。当“省长被铐”的新闻性退去，事件背后的治理逻辑愈发清晰：权力错位如何暴露体制积弊？个案危机怎样转化为制度革新的契机？这篇文章通过历史细节的钩沉与理论维度的透视，揭示了一个朴素却深刻的治理真理——基层治理的精进，始于对具体矛盾的直面，成于将偶然事件转化为必然进步的制度自觉。

        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今天，岳岐峰事件的启示尤为珍贵：它提醒我们，治理的本质不是回避问题，而是在解决问题中完善规则；改革的动力往往源自基层实践的倒逼，而非单纯的顶层设计。当每一次执法失范都能成为执法规范的起点，当每一次官民摩擦都能成为信任重建的契机，治理体系才能在回应现实挑战中实现螺旋上升。本文的价值，正在于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为理解中国治理的深层逻辑提供了一个极具张力的样本。愿读者能从这起三十年前的事件中，看见基层治理的复杂肌理，更读懂一个执政团队刀刃向内、以制度革新回应时代命题的勇气与智慧。



              明渊庆泽

        1990年8月，新任辽宁省代省长岳岐峰在阜新市微服私访时，因餐馆纠纷被当地民警强制传唤，期间遭遇言语辱骂与肢体推搡。这场看似偶然的冲突，最终成为辽宁省政法系统整顿的起点，更在历史的褶皱中暴露出基层治理的深层矛盾。透过这一事件，我们得以窥见权力运行的复杂肌理、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以及中国治理体系在回应危机中实现自我革新的实践智慧。

        一、冲突现场：权力错位的具象化表达

       事件的戏剧性始于双重身份的错位：执法者眼中的“闹事者”，实则是主政一方的高级官员。据《辽宁日报》事后披露，涉事民警抵达现场后，未出示执法证件，未询问事件缘由，直接以“寻衅滋事”为由实施传唤，过程中多次宣称“这里我说了算”。这种行为并非个体素质的偶然偏差，而是1990年代初基层执法生态的集中映射——在“维护稳定”的刚性任务下，执法权力常被异化为“管理特权”，程序正义让位于效率优先，制度约束让位于个人权威。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治理体系的弹性不足。岳岐峰微服私访的初衷，是绕过科层制壁垒，直击基层执法真实状态，却意外触发了权力运行的“暗箱”：当权威人物褪去职务光环，执法者对普通群众的习惯性傲慢、对突发事件的简单化处理方式，以及依赖“上级干预”而非制度自救的纠错机制，共同勾勒出基层治理的脆弱性。事件中，司机突围报警、省委紧急介入的情节，既体现了体制内监督的有效性，也暴露出常规治理渠道的低效——若当事人是普通群众，是否能获得同等的权利救济？

        二、治理升级：从个案突破到体系重构

        事件的转机始于主政者对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岳岐峰拒绝将事件简化为“官员受辱”的个人恩怨，而是将其视为撬动制度变革的支点：

        1. 个案处理彰显法治原则：3名直接施暴民警被刑拘，派出所长及分管副局长被免职，所有处理程序严格遵循《治安管理处罚法》（当时为《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避免因身份特殊而过度追究或轻描淡写，传递“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核心价值。

         2. 专项整顿破解共性问题：针对事件暴露的执法程序混乱，辽宁省出台《公安执法规范化十条准则》，首次明确“亮证执法”“全程录音录像”“24小时通知家属”等硬性规定，并在全省公安机关推行执法流程标准化培训。数据显示，1991年全省执法投诉量同比下降67%，群众满意度提升42个百分点，制度性改革的成效直观显现。

        3. 治理思维实现范式转换：借事件契机，辽宁开展“万名干部下基层”活动，要求公职人员以普通群众身份体验执法、办事流程，从“管理者”视角转向“被管理者”视角。这种将个案教训转化为治理共识的努力，标志着基层治理从“运动式整顿”向“制度化建构”的关键跨越。

        三、理论透视：基层治理的三重深层矛盾

        事件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转型社会治理的普遍性难题：

        1. 压力型体制下的目标异化：美国学者李侃如提出的“碎片化权威”理论在此得到印证。上级对治安指标的刚性考核，导致基层执法出现“手段—目的”倒置——为追求“快速平息事端”，民警倾向于采用简单化、暴力化手段，形成“过度执法”与“执法不作为”并存的治理困境。事件中，派出所将“控制现场”作为首要目标，忽视程序正义，正是考核压力下的“理性选择”。

        2. 科层制体系的信息衰减：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科层制，在地方实践中常因“信息过滤”出现变形。岳岐峰微服私访的必要性，恰恰源于常规调研机制的失效——层层汇报导致的“报喜不报忧”，使决策者难以掌握基层真实状态。事件后建立的“厅长信箱”“执法回访制度”，本质是对科层制监督体系的修补，试图在权威体制内构建更扁平化的信息通道。

        3. 社会资本的重构逻辑：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揭示，治理效能的核心在于官民信任的积累。执法冲突撕裂的不仅是具体事件中的人际关系，更是公众对制度的信任。辽宁通过“警民恳谈会”“执法开放日”等长效机制，持续增进官民互动，正是将“权力威慑”转化为“规则认同”的关键一步——当执法行为经得起围观，制度合法性才能真正扎根。

        四、现实镜鉴：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前行

        三十余年过去，岳岐峰事件的治理逻辑仍在延续。2023年山西和顺县纪委针对“行政审批黑中介”问题，从查处个别案例入手，推动审批流程数字化改造，建立“全链条监管”机制，与当年辽宁的“个案切入—制度建构”策略如出一辙；2024年山东滨城区在回迁社区治理中，通过“社区网格—街道枢纽—区级平台”三级联动，破解“治理链条断裂”问题，本质是对事件中暴露的治理碎片化困境的当代回应。这些实践印证了一个真理：基层治理的突破，往往始于具体矛盾的倒逼，成于将偶然性危机转化为必然性制度创新的能力。

        新时代的治理升级，正从“问题驱动”走向“体系建构”。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对历史经验的升华——当年辽宁探索的执法规范，已融入《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国家法律；曾经依赖领导个人权威的治理创新，正转化为覆盖“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救济”的全周期制度体系。这种从“经验治理”到“制度治理”的跨越，标志着中国基层治理正迈向更成熟的阶段。

        结语：在矛盾中孕育治理智慧

        岳岐峰事件的价值，远超其戏剧性的表象。它揭示了一个朴素的治理真理：基层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治理体系必然在解决矛盾中演进。当执法失范事件发生，关键不在于回避或掩盖，而在于能否从中捕捉制度改进的契机——就像三十年前的辽宁，在一场意外冲突中，照见基层治理的病灶，进而开启一场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中国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正是由无数个类似的“事件”串联而成。每一次危机，都是治理体系的“压力测试”；每一次回应，都是制度文明的“阶梯式上升”。当我们学会在具体矛盾中提炼普遍规律，在个案处置中完善治理框架，便真正掌握了基层治理的深层逻辑——不是消灭矛盾，而是让矛盾成为进步的催化剂。这，或许就是岳岐峰事件留给当代的最珍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