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  饭

文／杨新润

“管饭”这个词儿现在很少听到，也很少用了。但是，1960年代初，“管饭”在关中地区广大农村是个常用词，也是普遍现象。

那时节，县上和公社的干部常常在农村蹲点驻村指导、检查工作，与生产队的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时称“三同”）。劳动之后，驻村干部到社员家里同社员一起吃饭。蹲点干部是国家供给的“商品粮”，在社员家吃每一顿饭后，都会给这家社员放下早中晚饭不等的钱和粮票。常年累月在农村生活，驻村干部总不能只在一个社员家里吃饭，生产队长就让社员们轮流请蹲点驻村干部到家里就餐，每个社员家里管一天饭。当天傍晚，队长要定好哪一个社员第二天请蹲点干部到家里吃饭，并告知这位干部第二天到“南场杨大哥”或“老堡子的三婆”家里吃饭。这种吃饭形式俗称“管饭”。

那个年代，正是共和国初创时期物质生活最匮乏的岁月，吃饭糊口是家家户户的“第一要务。” 农村是集体生产、集体劳动。根据眼下生产需要，男劳力或犁地或铡草，女劳力或摘棉花或拉土积粪，先一天晚上由生产队长给社员分派农活。一天劳动三晌，社员们早晨起来趁天气凉快先下地干活，9点左右收工吃早饭；上午10点多干活至13点左右收工吃午饭；吃晚饭的迟早就看太阳落山的时间了，“遍地英雄下夕烟”，通常都是太阳落山以后才收工，一年四季不一样。我们上小学的毛孩子一天三顿吃饭的时间，就跟着大人劳动收工的时节回家。农村的学校安排学生们上课、放学的时间，也与生产队劳动的节拍和春夏秋冬的时令同步。

生产队集体劳动，只要不是下雨落雪、家有急事或过大年，总有干不完的农活，四季往复从不得停闲，也没有什么“双休日”和放假休息的概念。普天下的农民似乎天生就是劳动的机器，一年四季就靠挣工分吃饭。每天傍晚，由记工员用记分簿登记每个农民当天劳动的工分。年终，按生产队的总收成除以全体社员日计工分的总和，就有了“劳动日价值”的分红。年轻力壮的男劳力属“全劳”，一个男全劳力劳动一天10分工，价值分工就看当年的收成丰歉，仅仅8分钱至两毛钱不等。我母亲是女全劳力，劳动一天7分工，只有5分6厘至1角4分钱的分红。尽管如此，能够补贴一点点家用，也会让母亲脸上绽放些许笑容。在那个“鸡尻子里掏蛋”、看一场电影3分钱还要掂量半天的年月，能给蹲点干部管饭、家里能得到几角几分不等的钱和粮票，也是很高兴的事。

每当队长告知母亲“明日个轮到你家里给驻村干部管饭”，母亲就给我说：“明天放学回来早一点，把家里打扫干净，你陪着驻村干部吃饭。”关中地区农家的家常便饭，午饭离不开薄厚宽窄不等的手擀面条，早饭和晚饭的主食不是面糊糊、蒸馍，就是玉米糁子、锅盔馍。用盐醋调一点油波辣子水水，加一盘时令野菜或韭菜炒鸡蛋，就是上好的家常菜了。大姐在离村子15里外的中学住校读书，一星期才回家一次；我是家里男孩老大，管饭时陪着驻村干部吃饭就成了我的“重大责任”。

刚放学，我三步并作两步急匆匆的赶回家，母亲参加集体劳动从地里回来已做好饭菜，催我去请蹲点干部来家里吃饭。家里没有专用的饭桌、凳子，饭菜盛好就放在土炕中间。驻村干部也清楚大多数农家的粗陋，便笑嘻嘻地同母亲打个招呼，在院子抖一抖下田劳动时裤子上沾的灰尘，便进屋脱掉鞋子盘腿坐在炕上吃饭。一边吃饭，蹲点干部一边同我聊天，总会热情地扯起与农家和村子有关的各种话题：家里几口人啊，弟兄姐妹几个啊，上几年级啦，一年的学杂费多少啊，自留地种的啥啊，养了几只鸡啊，队里分的粮食够吃嘛？等等。蹲点干部问得多，我就尽我知道的认真地一一回答。最初几次，我像面对老师课堂提问一样，心里还有些发怯，不好意思回答。管饭次数多了，或同蹲点干部第二回、第三回聊天熟络了，我就很自如地回答问题，有时还高兴地询问一些我感兴趣的“国家大事”。

家里这种管饭的情景每年有三、五次，来家吃饭的驻村干部有男有女，也有一次两个干部同时来家吃饭的。无论单人或多人来家吃饭，每一顿饭后，他们都会掏出随身带来的饭钱和粮票，放在饭盘里或炕席上叫我收走。早中晚三顿饭，也就几毛钱、几两粮票。有时一进家门，驻村干部看我母亲在厨房忙碌，劳动回来饭菜还没做好，就让我领着他在院子里、房间里转一转，借机关心地看看这、问问哪，就像到了亲戚家、朋友家一样。

这种管饭的形式，给驻村干部搭建起“吃百家饭、串百家门、问百家事、访百家情”的舞台；与生产队的社员常年“三同”，也成了他们访贫问苦、考察社情、了解民风、体察民意的好机会。

由此我常想，吃三顿饭都能自觉地放下几毛钱、几两粮票的干部，即使手中掌握了大权，会去贪污受贿吗？

      20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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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稿：杨新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