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牛渡江处 春风识故人
文/廖天元
从蓬安相如故城南门进去,不到五十米,抬头就看见“司马相如”迎面走来。
一袭灰袍,腰挎宝剑,面含微笑,步履轻盈。惊蛰刚过,春分未到,嘉陵江畔已萌发蓬勃生机,我从“司马相如”的眼里,看到一股按捺不住的憧憬。
我不知这个小名犬子、后改名为相如(字长卿)的巴地少年是在什么时节离开生他养他的故土的,但我相信就是在这般春天,他乘着春风,泛舟碧波绿水,西至成都,后抵长安,去寻找人生之梦的。他固然知道一路艰难,但还是义无反顾,并在桥上写下誓言: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
话说得掷地有声,没有回环余地,一如巴地汉子一贯的仗义豪迈。多年后,人到中年的司马相如做到了。汉武帝派相如两次出使西南夷,那时的他,骑着高头大马,走过成都的升仙桥,光彩照人。
没有一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不管古今中外,这背后摸爬滚打的艰难和辛酸自然不为人所知。我好想戴着VR眼镜,来一场时空穿越。站在2000多年前的司马相如面前,问他几个问题:关于琴挑文君,关于献赋为郎,关于受金免职……历史上到底是怎样的真相?世人的赞誉与毁谤,他自己怎么看待?
此时我只能面对他的雕塑神游千里。嘉陵江静水流深,将历史深处的秘密一并带走。当然,带不走司马相如留下的故事和传说,还有他写就的赋文,在历史的星空中闪闪发亮。
这样的光,站在相如故城,更觉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蓬安,公元569年称蓬州,后在民国时期改为蓬安。这个位于四川省东北部的小城,承载着相当光辉灿烂的文明。约公元前179年,司马相如诞生于此地,600多年后的公元507年,古人为之置相如县,表达出对司马相如的深切怀念和推崇。进入新时代,蓬安人民以“文化+”和“+文化”的理念,几年内把相如出生的故城修缮完毕,集中生动地展示出“赋圣”精彩的一生。城内建筑错落有致,古树参天,曲觞流水,一如春天姹紫嫣红。
故城外的嘉陵江畔,有一个独特的人文景观——百牛渡江,值得一看。
清晨,百十条水牛从嘉陵江岸出发,在头牛的引领下,秩序井然地游向江中沙洲——这样的陈述有些索然寡味,可要是人在现场,眼前旭日初升,碧波荡漾,动物有灵,其情其景必让人动容。有意思的是,牛群过江并非直线向前,而是快到江心时,它们会调整姿态,转个身,在水中划出一道优雅的圆弧,原来是水牛们借助水势轻松上岸。
这样的情形总爱让我想起城内的司马相如。可惜司马相如初入长安时,并没有遇到他期待的“顺势”,或者说想顺势而为却无能为力。
江畔生灵顺应天时,而古之贤者何尝不是在时代浪潮中找寻出路?相如两次出使西南夷的行程,恰如百牛渡江般在历史的险滩中划出独特的轨迹。
不能不说,司马相如是胸怀大志的,要不两年后他也不会“改换门庭”。只是他的故事再次印证了老祖宗的预判,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没有在临邛卓家走一遭,司马相如不会落魄到一无所有家徒四壁,他和卓文君就此永远不见,历史上再也没有《凤求凰》动人的旋律,“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等深情诗句,也就无从说起。
当然,历史在迂回中终为他打开另一扇窗。有老乡相助,司马相如在沉浮间被汉武帝相中,两个“雄才大略”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但当文学抱负与政治理想产生碰撞时,这种君臣遇合既成就了赋文经典,也留下了历史喟叹。但他还是有丝丝不甘,自恃有经天纬地之才,要有匡时济国之用,绝不甘心仅为一个文学侍从,仕途理想与文学抱负的交织,让这段经历沉淀为历史长河中复杂的文化回响。
人生总在荣辱沉浮中轮回。元狩元年司马相如持节再通西南夷,高头驷马过升仙桥的光焰背后,《汉书》却载其“受赂失节”之辩,后世聚讼纷纭,虽后复职,终成仕途遗憾。他的匡世济国之梦,因此注定烟消云散。
历史总是在实践的砥砺中给人以深刻启示。今人从司马相如赋中选择出诸多“金句”一一雕刻在坚硬的石头之上,渴望这些“金句”能安顿浮躁的灵魂。
青石铺就的小路蜿蜒向上,两旁褐色的石头显得极为厚重方正。我一俯身,见早春的小草已从中悄然探出头来。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这句出自《难蜀父老》一文,是司马相如深刻的领悟。
“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慎微”之理,至今让人醍醐灌顶。
三月的相如故城,风有信,花不误,数棵三百多年的古树在阳光下生机盎然。我不知道它们是否为姚莹所栽。这个在鸦片战争中和林则徐一起抗击英军的主战派,不以贬谪为意,在蓬州施行法治,反对贪赃枉法;重视农事,体恤民情;兴文重教,倡修玉环书院,在《蓬州志》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想必姚莹以及后来的当政者勤政务实,开拓进取,重视教化,与继承和发扬司马相如的人文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吧。
当然我们无法确证。但一个地方的文脉必定会薪火相传。此时,登故城高处远望,江水汤汤,长风浩荡。放眼蓬安大地,正绽放在一片繁盛的春光里。
[作者简介]:廖天元(南充市纪委监委宣传部部长,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