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刚读小学时，母亲走亲戚，因为速去速回，母亲不想带上我。我则穷追不舍，母亲便使了"金蝉脱壳计″，她答应带我一起去，但其实悄悄地从后门溜走了。我不明真相，还在高兴地等着母亲喊我走呢。较长时间后，不见了母亲，便问父亲″妈妈呢？″，父亲如实相告，于是，我很不高兴地闹了起来，父亲见此，摸着我的头说，″别闹了，你不是喜欢画画吗，走！我们买纸笔颜料去"。
在镇上小百货店里，父亲向店员章伯伯手中为我买下了一张画纸4分钱、一支画笔3分和一块十二色颜料4分，计一角钱。
回到家中，临摹姐姐的小学课本插图，画了一幅公园里的亭子、假山和柳树的图画，父亲见此，大加赞许，从此之后，我喜欢上了绘画，因此，在我的记忆中，小学时期，我的图画课从来没有得过5分以下的分数。小学六年级，我的绘画作品参加了县儿童画比赛并获奖，奖品是一本彩色封面的大开本图画本和一盒马利牌12色管装颜料。
参军前，我喜欢上了风景画。在营部担任广播员时，军营和工地的墙报栏使我“拿画笔”的机会更多了。广播员独居一室，作息时间很自由。掀起床单褥子，床板成了画台，广播室便是我的画室。
在那个文化艺术单一匮乏的年代，看惯了“工农兵形象”的战士们喜欢看“风景”。因此，我的没有经过专业学习、没有名派、没有导师指点的“下里巴人”画作，经广播室渐渐流传出去，索画者日益见多。
1973年底，二营部通讯班王思贤战友退伍，临行前，他对我说：“别无所求，希望得到一幅你的风景画。”老兵开口，坚决执行。便给他画了一幅有山有水有帆船的四开画作，他说，“永远保存，看到你的画，就会想起你小胡”。
营首长见了，吃惊不小，他们说，原来小胡“有两把刷子”。黄教导员要了两幅，并要求“能否在天空加上一架飞机。”我说不可以，但是可以在适当位置添上一群飞鸟。
梁宪经副营长，后来的团参谋长。他高大英俊，军容严谨，一派将军风度。他对我的作品要求更严格，交代我“一定要比给别人的画得好”。我的画作一个风格，根本没有好坏之分。梁副营长见画甚喜，他指指山青水秀的画作说：“我今后就到小胡画的地方退休养老去。”后我调往团部，因他之约，又为他作“虎啸山谷”一幅，他说：“很喜欢。”
我上调团部之后，受电影组王家顺老兵指点不少，作画的机会也更多。
1975年春，团政委马树深让我为团部大会议室作一幅画。
长五米，高两米许，由仓库木工按要求完成制画板、钉边条、做画框。我裱纸、打底、勾勒轮廓、着底色一步步循序渐进。安静的会议室里，我潜心作画，马政委什么时候进来我全然不知道，他开口问话时，我才发现首长就在我身后。出于礼貌，我停了下来，转过身子，立正姿势，听从首长下指示。
“别停别停，你画你的。”马政委不想因为他的出现，影响我的进程。
“小胡是美术学院毕业的吗？”政委问道。
“不是，初中毕业。”小战士回答首长问话要完整。
“那你父母是美院老师吗？”政委再问。
“不是，我父亲是铁匠，母亲没有读过书。”
“那你怎么会画画，而且画得这么好？”这第三个问题把我给憋住了。
“了不起，我们的小画家。”政委毕竟是首长，首长真会鼓励人。
团部大会议室添了新画，我所作的图画内容是曲折的江河、峥嵘的山峦和虬劲的苍松，题名落款“锦绣河山”。新画作与铺有墨绿色台布的会议桌，以及顶部一排排闪耀的日光灯很搭配，会议室顿然靓多了。
又一日，李馨诚师长来我团视察，在会议室见到“锦绣河山”便问：“是谁画的？”
马政委高兴地回道：“是我们的战士小画家小胡画的。”
“叫他给我也画一幅，一模一样的。”李师长是老红军，说话声音宏亮，而且“霸气十足”。他接着又和马政委说，“叫小胡必须给我画得与这幅一样，如果不是，我派车派人拆下这幅画拉回去！”
当然给师长的画没有画成与会议室一样大的，而是两幅1·5乘0·6米的镜框横幅画。
据老兵说，红军过草地时，李师长还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红军，饿得瘫在沼泽地里动不了。班长喊他继续前进，因为他实在站不起来，老班长上前一步给了他狠狠一记耳光，并厉声吼道：“你不想死在这里就给我滚起来走！”老师长就是这样被他的老班长″一把掌打出草地的″。
师长不乏幽默。某次全团集合，团首长事前提示全团，“师长讲话，必须认真听讲，不许乱动，如有特殊情况，必须起立喊报告”。
师长训话，全场鸦雀无声。突然：“报告师长，我想拉大便！”某战士实在坚持不住，便起立喊报告。师长未加思索地一挥手：“去吧去吧！拉好了，屁股擦干净了再回来！”
师长又是个慈祥的长辈。就在他对马政委索画的那天傍晚，我在团部准备夜场电影“带电作业”接电源，他走到我身边提醒道：“小画家，带电作业啊，小心点，注意安全哦。”他的表情很和蔼，话语很亲切。
给李师长画画不久，团首长煞有介事地与我叹道：“小胡，咱们惹事了。”
原来是，师长要了，师政委知道了也要，副师长、副政委也想要。
真的惹事了，后来兄弟部队的首长要，北京铁道兵兵部首长知道了也提出要。
我部首长真的焦急了。
因此，自师长要画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绘画任务很艰巨。偶遇一次晚上停电，一幅送给兄弟部队的作品必须在明早“交任务”，但是办公室里没油灯，也没蜡烛，于是想到了煤油炉。点燃煤油炉芯作照明，终于第二天起床号响起前，任务完成了。政治处连未田主任频频点头格外高兴，他那笑容由里外溢：“小胡，不简单，真的不简单。”
1973年，我团副参谋长、曾经是我的新兵团团长、后来又是我老团长的季名贵，要了两幅我的画作一直挂在家中客厅里。1983年春，我去他家看望卸任不久的老团长，他说：“小胡，我把你的作品挂在客厅里，保管的很好，这两幅画，比我的房子还值钱。”接着又解释道，″因为我住的房子我带不走″。我部队复员转业后，因公赴京顺路河北高碑店看望老团长，始料未及，那两幅“山水”二十六年后依然完好的悬挂在他家客厅里。
后来我才知道，原我二营教导员、之后又担任我师师医院政委的杨子均，也将我四十多年前为他而作的两幅山水画挂在他家客厅里一直至今。
1975年8月，我随王家顺老兵下连队举办绘画培训班，全团文化工作先进单位二营十连凌远才副指导员是广西柳城人。他至今依然记得“你们那次去讲课，战士们很欢迎”，他也十分清楚地记得，李师长向团政委下令索画那些事。
我在部队期间向我索画的人次不计其数，自从在营部当广播员起，无论我后来去了团部、连部，又回到团部、上调师部，我的床板便是我的画台。因此我的褥子床垫被颜料染得花花点点，为此曾经惨遭首长批评：“内务卫生乱七八糟！”但是，首长“揍你一下子”立即又会“摸你一会儿”，首长接着又笑笑说：“小胡的画作可是很整洁。”
雷鸿才股长艺术底蕴深厚，他认为：“小胡的画，是部队干部战士喜欢的作品。”他还引用了一句毛主席名言，我们的文学艺术 “是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的画作纯属“下里巴人”，被人欣赏是我的动力，正如雷股长所言，大家喜欢就是好作品……
(未完待读)
作者胡建文简介：
1972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曾任铁道兵第十四师六十七团广播员、电影放映员、正排职电影组长、副指导员、铁道兵第八师三十九团正连职文化干事，副营职秘书。在部队期间荣立三等功四次、被评为铁道兵精神文明积极分子、铁道兵优秀文化干部。1985年1月部队转业，从事地方文化旅游工作。担任浙江省建德市风景旅游管理局、建德市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宣传科长、团委书记等职。全国首批高级导游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文化旅游学会会员出版发行68万字著作《行走天下》(上下部》
编辑：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