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的天井总在正午时分盛满阳光。那些四四方方的光像被雕花窗棂切碎的金箔，斜斜铺在青石板上，投下规矩的格子影——这是我关于"正大光明"最早的具象记忆。祖父曾用戒尺敲着中堂高悬的匾额，说这四个字是刻进骨血的家训，彼时我正蹲在光斑里看蚂蚁攀越砖缝，它们永远走不出那些被阳光划定的方格。

 

学堂先生教我们临摹颜体，横要平如砥柱，竖必直若青松。墨汁在宣纸上洇开时，我总想起母亲鬓边那支累丝银簪，凤凰尾羽上的珍珠颤巍巍垂着，像悬而未落的泪。她总说女孩子家要坐有坐相，连咳嗽都要掩着帕子，可我见过她深夜对着穿衣镜卸下簪子，乌发如瀑倾泻，镜面上还凝着日间应酬时的笑意，像层褪不净的粉霜。

 

十六岁那年在祠堂第一次见到族谱，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列着列祖列宗的名讳，唯有女性的名字总被简化成"某氏"。我忽然明白为何自己的小字要藏在绣绷背后，为何生辰时刻要算准了子时初刻——原来光明之下早有既定的轨道，连影子都必须按照碑刻的范式生长。母亲把银簪递给我时，簪头的凤凰已经断了尾羽，她说是太婆传下来的，传到她手里时珍珠就缺了半颗。

 

后来去了城里，在西洋建筑的玻璃幕墙前看见自己的倒影，那些被规训了十几年的举止突然碎成光斑。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响太过清脆，不像老宅青石板那样懂得吸纳脚步的重量。可每当深夜翻开古籍，墨香里浮动的仍是祖父戒尺下的横平竖直，是母亲簪子上摇晃的珍珠，是天井里永远方方正正的阳光。

 

去年深秋回老宅，中堂的匾额已经褪色，金漆剥落处露出木质的纹理，像道陈年的疤。母亲坐在藤椅上，鬓角添了霜色，那支断尾的银簪却依然别得端端正正。我忽然发现她的脊背与椅背的弧度严丝合缝，就像当年我在学堂里临摹的字帖，每一笔都精准地落在界格之内。

 

天井的阳光依旧准时造访，只是雕花窗棂早已被风雨侵蚀，光斑落在地上时，边缘竟有些模糊。我伸手接住一片光，掌心热得发烫，那些曾以为是枷锁的线条，此刻却像母亲簪子上残留的珍珠粉，明明灭灭地嵌在皮肤里。原来最牢不可破的枷锁从来不是外在的规训，而是我们在光明中自愿磨平的棱角，是明知镜花水月却仍要端端正正别好的银簪。

 

离开时母亲往我包里塞了新打的银簪，凤凰尾羽上缀满圆润的珍珠。她没说这是给待嫁女儿的信物，只说老手艺快没人做了。车转过巷口，后视镜里老宅的飞檐渐渐缩成一点，却看见自己鬓边的簪子在阳光下闪着光，那些被称为"正大光明"的重量，原来早已长成血肉里的纹路，既是枷锁，也是归处。

 

如今我常对着穿衣镜调整簪子的角度，看凤凰的影子在墙上投下不同的姿态。有时觉得自己仍是那个蹲在天井里的小女孩，看蚂蚁在光的格子里爬行；有时又看见母亲深夜卸簪的模样，乌发间闪烁的不只是珍珠，还有从未说出口的星光。所谓精神的枷锁，大抵就是这样光明的馈赠吧——我们被规训成美玉，也在规训中懂得了如何在裂痕里种出月光。

 

天井的阳光还会每天准时到来，雕花窗棂的影子仍会在青石板上编织网格，只是有人终于发现，那些被阳光照亮的方格，既是限制也是坐标，让我们在庞大的光阴里，总能找到自己端正的位置。就像母亲那支断尾的银簪，带着缺憾却依然庄重地别在鬓边，在每一个欲说还休的时刻，替所有东方的丑小鸭们，守住了光明里的一点疼痛与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