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难忘年少时

文/龚如仲（Ralph 美国）

朗诵/花仙子

（上）

自打我十八岁那年离开生我养我的家乡上海去北京读大学，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就再也没有在上海正经八百地待上一段时间。当然，在大学期间放寒暑假时，我偶尔也曾回过上海去探望我的父母双亲，尤其是后来当我母亲病重时，我倒也是在上海住了一些日子，但当时的我尽顾着看护我病中的母亲了，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机会或时间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里转上一转。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我虽然常常到上海出差，但每次到了上海都是行色匆匆，一心投入的都是那些个所谓的商场征战的“大事”，根本没想到抽点儿时间去重新领略一下那日新月异的大上海的新风貌。现如今我已“廉颇老矣”，天天享受着属于我自个儿的悠然时光，可不知为什么，随着光阴的飞逝和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怀念少年时在上海度过的年年月月、日日夜夜。

 (一) 欢乐纯真的校园时光

我是在上海虹口区四川北路横浜桥边上一所叫“上海四川中学”的中等学府内完成我初中和高中学业的。据我所知，学校是由一位旅居上海的广东富商所创建（原名为“粤东中学”，后来依路名而改为“四川中学”），学校的大部分老师都操粤语（被校长从广东聘请而来，但给学生上课时他们讲广东腔的普通话）。

提起这所学校，我还真有点儿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就学校的教育水平而言，还真的不敢让人恭维，因为学校高中部的大学升学率实在是低得可怜。比如，我的那届高三毕业班共有168名同学，但其中只有区区的18人考上了大学，其升学率只有可怜的10.7%。由此可见我们学校的教育底蕴是何等地“深厚”。  

但是，学校在其它某些方面却有着非同寻常的亮点。最引以为傲的是，学校拥有一支在上海教育界名列前茅的业余轻音乐演奏团，其演奏水准相当高超。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所中学紧邻着上海极为著名的“精武体育会”。也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吧，我们学校里的不少同学当时都是体育会的铁杆会员，有几个人还拿过上海市青少年组的摔跤冠军（比如，我的一位初中同班同学，也是我们结拜五兄弟中的老大张柏林，他就曾经拿到过一项冠军）。

六年的中学生活，给我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

我从小喜欢语文，也很爱读古典小说（尤其爱读“三国”、“水浒”、“西游记”）和小人书（小人书，即连环画，是一种以连续的图画叙述故事、刻画人物。这一形式题材广泛，内容多样，深受当时青少年们的青睐）。由于小说看得多了，少不更事的我就学起了古人，和班上四个气味相投的男同学结拜为如同当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异姓兄弟。我至今依然记得，大哥叫张柏林，我行二，老三叫张树林（现在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老四叫吴祖鹏，老五叫周正才。我们弟兄五人放学之后，先不急于回家，不是到黄浦江边去观看来来往往的大轮船，就是跑到一个闲置仓库的空地上去“操练”武功。与其说是练武，还不如说是无师自通地打着不成章法的“自创少林拳”，或是一遍又一遍的练习着“掌劈砖瓦”（我记得练到“得意”时，有一回我运气于右掌，一下子劈开了五片摞在一起的瓦片）。有时候过于贪玩，忘记了该回家的时间，回到家中太晚了，我少不了会被父亲暴打。但打归打，调皮顽劣的本性却难以改变。

但贪玩并不意味着我在学习上一无是处。说句不谦虚的话，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我都是语文老师的宠儿。在我的一生中，除了父母之外，最值得我感恩的就是我的语文老师。初中时，是教我语文的喻老师及时阻止了父亲让我放弃学业去乡下学当郎中的计划。而到了高中三年级时，是语文教得极好的叶老师亲自到我家中，劝说我的父母不要让我中途停学去曲艺团学说“扬州评书”。叶老师坚决要求我父母同意我继续完成高中学业。现在想一想，如果没有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就绝对不会有我的今天（读者诸君可参照我的首部拙作《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中 “命运被转移的男孩”一文）。

说到叶老师，我突然想起他在学业上对我们的循循善诱。在我的记忆中，有一件小事让我至今难忘。

叶老师有一次教导我们说：“作诗词或拟对联时，切切不可教条、僵硬地拘泥于格式或规矩。比如说，我出上联‘五月黄梅天’，你们如何对下联？”接着，叶老师继续说道：“如果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来对此联，那么上联的‘五月’，我来对‘三星’；‘黄’字，我对‘白’字；‘梅’字的梅此处有‘霉’的意思，所以我来对‘兰’字，兰花清香，正好与霉味相对；而上联的‘天’字，我对‘地’字，这应该是‘绝配’的一副好联吧？可上下联就成了‘五月黄梅天，三星白兰地’了。你们看看这是一副多么糟糕的对联！”

直到今天，每当我回忆一下中学时的点点滴滴，我的心中依然充满着温馨和快乐，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生中对我教诲良多的师长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