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我的爷爷选择从澧水河边的小镇上搬到离小镇不远的大茅洲旁的小村落，一个叫河边的不知名的地儿。理由据说是厌倦了经营小买卖的日子，想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日子。小镇祠堂嘴那儿的两层木楼房，下面一层是餐饮店子，随堂炒菜、早餐之类的；二层有几间客房，遇到赶集的日子，有牛贩子会到这儿下歇铺，糊嘴巴是不成什么问题的。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将解放没好久，爷爷被选上乡公所的宣传委员，是五大委员之一，因为所谓的“集体贪污”问题，听父亲后来的某年春天的某天午后与我的茶余饭后的闲聊中得知，爷爷共贪了19元，政治生命就此划上句号，断送的干干净净的了。送到当时的永大公路项目上永顺的吊井岩劳动改造去了，那边完工后又去了桑大公路上待了一年。回来时胡子拉碴的，整个人瘦了一圈儿，天擦黑时才到家。爷爷是个爱面子的人，再在镇上待着恐怕是要遭人白眼嚼舌根子的，从现在来看，镇上都有不少像模像样的捕风捉影的事儿哈在适当的时候发酵，但随着那拨老人的陆续的离世，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刚好住在河边祠堂里的小圆儿的父亲想到镇上做点儿小买卖。我的曾祖母是派11岁的父亲给爷爷说哈的，因了做生意的缘故，父亲是没有和爷爷婆婆他们一起生活的，是跟着曾祖母一起过活的，专门的跑到集镇上讲了好几次，爷爷也没听进去，决定了事儿是不容许反悔随意更改的，九头牛都拉不回的。与小圆儿的父亲倒是一拍即合，很快就达成了协议。现在想来，这笔买卖是亏本的买卖，而且亏大了,爷爷自己打下的江山,他认可了,任谁也无可厚非。不过,上世纪八十年中期,爷爷又开始在小镇上租狗娃儿的一间二十平米左右的一层石头房子干小生意时,是有那么一丝丝的后悔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哟。

对于祠堂里的人来说，爷爷和父亲算是外来人口了。那时候，只有爷爷婆婆、曾祖母和父亲，靠近东北方向的厢房，泥巴地面，梅雨季节，潮湿的心情。一间卧房、一间火坑屋、一间小卧房、厨房、过去的一间厕所是后来娶了我母亲临时搭建的，我们兄弟仨出世了，这几间房就远远不够用了，这是后话了。

说起这祠堂的历史吧，据说在晚清时，具体晚到什么时候、哪个皇帝，是咸丰、同治，哈是光绪宣统，或者更早点儿的道光，无从考证了。

祠堂的主人是两兄弟，一个叫国基、一个叫子厚，后来前者在解放后不久划分成份时为地主，解放前手里有几杆枪，当过一段时间的伪保长，后来被拉到塔上外面的河滩上枪毙了，一枪爆头，俗话说：老子好汉儿孬种。他的几个后人是不怎么长命的，一个儿子多年以后的某个秋天，给人建私房时，触电死了，50岁左右，一个儿子算做了老人的，60出头，记忆中是佝偻着腰、头发胡子发白，咳咳吐吐不停的，据说是肺结核，一生都在和疾病作斗争的；后者是划为小土地出租者，他的两个儿子都干出去了，一个哈在自治州里的某个银行当过行长哈是副行长的，另一个在市里的某个局当过副局长，他的二儿子后来顶了班。

祠堂应该是五进的那种，国基的那些房产是充公了的，子厚的靠近西南方向的一半的房子是他的两个儿子继承了的。国基的就分了：银瞎子两兄弟分了几间房，外地的南下干部璞大公分了靠近神龛的几间房，有地震板的，在邮电局上班，三个姑娘两个儿子。大儿子后来放电影，就在祠堂边修了两层的小楼房，举家迁进城，卖了房子，买了公产房，后又买了地修回来，其他几个没有怎么见着，三姊妹嫁出去了，偶尔碰到过几回，老人去世了也就不再见着了。

银瞎子的三个儿子，估计是五行缺木，名字里都有个木字旁的：松、槐、栋。银瞎子是没见过的，他的老婆是汉子大大儿的，老了是不得善终的，轮流赡养，一个人一月，月大月小的担子是不知往哪儿挑的，在生产队的公棚塔边哭过几回。松家里有点复杂，他的老婆龚大婆是嫁了两次的，前面的男人在船厂上班，后得了病，随嫁过来两个，老大后来放个排到津市，跟他的同娘不同爹的小弟弟在排上吃个钵钵儿饭，也是不得善终的，其他几个姊妹无所事事儿的，爱打牌，没有搞出么子名堂，最小的那个五十多了也没成个家的。槐家一儿一女的，对儿子宠溺无边，后终于害了他，吸毒卖了媳妇的金银首饰，因毒瘾太大，自己动手打针，说是不慎酿成惨案不治身亡，槐也从高门大嗓的一蹶不振，好在女儿扯气，远嫁豪门，是听槐酒后吹牛说的，姑且听之姑且信之。栋，名字取得大，也是一儿一女的，老大是女孩，叫红的，小家碧玉的那种，外出打工，远嫁他乡，后得了病，无法言说的，30岁左右就去世了，埋在往猪屎峪去的路边上。小的是男孩儿，看的娇，不学好，娶了媳妇有了儿，进局子了，得了尿毒症，苦了栋，不过自己动手取点儿小锅米酒，味正好入口，附近的多照顾生意，租种了一些田地，勉强能度日糊口吧。

我的大姨妈一家也是在祠堂里待过一段时间的，后来在南站煤场立住了根，一家大小的就都上去了。二老表喊为的结婚时我们老祠堂里的不少人家都去了，两三天的，热闹非凡，各自带着家里的几床被子，换上一年难得穿上的新衣服，跟过大年似的。几姊妹到那边混出了名堂，资产也是在那一圈儿排得上号的。

记事时起，看见了不少的老古董，雕花镂刻木窗木门，供奉了列祖列宗的神龛牌位，也有黑咕隆咚的棺木，阴雨天或者是晚上，是不敢造次，随随便便的出来玩的。

因了工作、成家等诸多原因，陆续的搬出去了，自治州里，市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也在公棚塔边上买了公棚屋，四大间，百多个平方， 槐、栋，璞大公的大儿子也在老祠堂屋场修了房子。

经历过1993年“7•23”、1998年“7•22”两次洪水猛兽的侵袭，老祠堂如病入膏肓风烛残年的老人，一下子坍塌了，祠堂前的一对石狮子不知所踪，一对残损的鼓儿墩沉默无言的面对着似水流年，仅存的一段封火墙也在前两年的一个风雨夜垮塌了，关于那段日子的仅有的记忆也随风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