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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端棻文化”是近代中国的优质文化，也是近代贵州的优质文化。这一文化的鲜明特质，在于爱国、进取、改革、创新。就其爱国来讲，即包括爱贵州，爱贵阳；爱家乡，爱人民。正是基于这一情怀，晚年的李端棻先生回到家乡贵阳后，为了改变家乡人才匮乏与贫穷落后的现状，大力传播新学，致力新式人才的培养，从而为近代贵州人才的培养与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一大批新式学校得以建立，一大批新式人才得以茁壮成长。在近代贵州的新式人才当中，贵阳“王氏四杰”即属典型代表。本文通过贵阳“王氏四杰”成长经历与职业发展的分析，阐明“端棻文化”对近代贵州人才培养与教育发展所产生的深远而重大影响，强调“端棻文化”乃属近代贵州的一朵绚丽之花，值得全体贵州儿女引以为傲。
【关键词】 “端棻文化”；《王氏家谱》；“王氏四杰”
历史是一名实证科学。历史是鲜活的、具体的，而非抽象、束之高阁之学科。其中，浩如烟海的民间文献和人们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有其相应的历史价值，可补正史研究之不足。最近，笔者翻阅王萼华、王蔚华、王葆华等人组织编写的《贵阳琅琊王氏家谱》（以下简称《王氏家谱》）后，进一步加深了笔者对“端棻文化”的认识与理解。《王氏家谱》的编辑与刊发，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端棻文化”在贵阳的深刻影响。它可补“端棻文化”研究资料之不足。
贵阳“王氏四杰”，在近代贵州文化名人中久负盛名。所谓贵阳“王氏四杰”，是专指晚清至民国时期贵阳王家四兄弟。他们分别是：王蔬农、王延直、王宗彝和王佩芬。有研究者指出，“王蔬农及其弟王延直、王宗彝、王佩芬同为贵阳文教、文史学界之翘楚，均为贵阳近现代著名文化人士。”（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贵州中华文化学院编：《贵州二百历史名人传》（1368-1949）下卷，贵阳：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25页。）笔者认为，贵阳“王氏四杰”与“端棻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贵阳“王氏四杰”是李端棻在贵州传播新学的结果。关于贵阳“王氏四杰”的教育经历、职场行为及其社会影响，在《王氏家谱》中均有较为详实的记载。现就贵阳“王氏四杰”的基本情况及其与“端棻文化”的密切关系梳理如下：
一、王蔬农事功
王蔬农（1864—1936），贵州贵筑县（今贵阳市）人。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诗人，方志学家。幼年就读私塾，少年入学宫，勤奋好学，才华横溢，知名乡里，但屡次参加乡试不第。光绪二十三年（1897），应乡试又落第，遂绝意科考，改做地方军政官员幕僚，办理公文文书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云南沾益县，以诗而受知于云南布政使李经羲（1860-1925，安徽合肥人，清代高官李鸿章之侄，先后担任过广西、云南、贵州巡抚，1909年升任云贵总督），任布政司署（俗称藩司）总文案。宣统三年（1911），王蔬农回到贵州。1916年，任贵州兴仁县知事。期间，他重视地方教育筹建文庙灵星门，提倡栽桑养蚕，开办蚕桑讲习所，招生50名。
回贵阳后，正值任可澄等人主持编修《贵州通志》，并成立续修通志局，王蔬农受聘为分纂，主持《人物志》等专志的编撰。1935年，王蔬农被任命为贵州文献征辑馆副馆长。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贵州文献征辑馆的馆长是贵州安顺普定人任可澄（1878-1946）。任可澄与李端棻家族属姻亲关系，深受“端棻遗风”的影响。“其信仰、主张与康有为、梁启超一脉相承。”（何静梧：《世人难忘的教育家任可澄》，何静梧等著《社会文明的先导：贵州历代著名教师》，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任可澄坚决反对，积极投入倒袁的系列活动之中。同时，任可澄还积极参加贵州新式教育的传播活动。他是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今贵阳一中）主要创办人之一，为贵州培养了数以千的新式人才。此外，任可澄还主持编纂《民国贵州通志》。断断续续历时30年，约750万字，系统记述了贵州各个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为黔学研究提供了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居功至巨。
对于王蔬农参与的教学活动及贵州文献编纂整理活动，《王氏家谱》作了明确的记述。家谱指出，王蔬农“返黔后，相继在贵州省立高中、贵州男子师范、女子师范学校教国文，后在国学讲习所（周西成所办省立贵州大学前身）主讲经学、古文。”涉及到王蔬农开展贵州文献编纂整理活动的内容：“1919年与任可澄、杨恩元、聂树楷共组续修贵州通志局，公任分篆。……凡十六年。1934年（此处有误，应为1935年。笔者注。）通志局改组为贵州文献征辑馆，公任副馆长，代馆长兼主任，于改组事多所擘划。1935年省志稿初成，值时局动乱，公将稿运置家中。1936年公卒时，嘱家人妥为保管，至十年后省志局成立始献出。”（王萼华等人编：《贵阳琅琊王氏家谱》（内刊），第43页。）从《王氏家谱》的记述来看，王蔬农不仅热心教育事业，而且还积极参与贵州通志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作为贵州文献征辑馆副馆长，协助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功底的馆长——任可澄编辑出版了大量贵州历史文献，为贵州历史文献的保护、编辑与整理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王延直事功
王延直（1872—1946），原名怀彝，字穆若，号仲肃，又号剑秋，贵州贵阳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贵州提学使严修在贵阳改革学古书院（后改为经世学堂），亲自到各府州县选拔学生，王延直被选入学。贵州师范大学谢廷秋教授在研究贵阳达德学校时，对贵州经世学堂的学员背景进行了统计与研究。经统计，王延直就是1902年李端棻在贵阳任经世学堂主讲时的学员之一。（谢廷秋：《达德教育：贵州现代教育的成功范例》，表1：《贵阳经世学堂培养的新式人才》，周术槐，刘纪荣主编：《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纪念李端棻诞辰190周年暨吴雁南教育活动研究文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25年版，第25页。）。1905年，王延直留学日本。1911年后回筑任教于贵阳一中和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在教书育人的同时，王延直将其撰写的教案整理编辑为《普通应用论理学》，是国内早期伦理学家。该书于1912年在云南出版。该书的出版，属1900年严复在国内首开《逻辑学》课程后的第一部通俗易懂的逻辑学“专著”。王延直因此成为我国传播逻辑学的先驱。《王氏家谱》也指出，王延直“1904年赴日本留学，入日本法政大学法律科兼习论理学（即逻辑学）。回国后，曾执教于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优级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讲授《论理学》，为贵州讲授逻辑学第一人。”（王萼华等人编：《贵阳琅琊王氏家谱》（内刊），第43页。）对于王延直在中国逻辑学领域的影响与贡献，贵阳学院讲授《逻辑学》课程的刘宗棠教授明确指出，王延直“是近代中国引进和传播西方逻辑学的先驱之一”。戊戌变法的开展，“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发展，推动了开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一些优秀的读书人在饱读诗书之后，又出外留学，成为学贯中西的学者，成为积极引进西方有用知识的先驱。贵州先贤王延直先生就是这样的先进人物。他在论理学和篆书等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值得后人景仰。”（刘宗棠：《论理、篆书两卓越的王延直》，《文史天地》2023年第3期，第22-26页。）
三、王宗彝事功
王宗彝（1875-1935），字和叔，贵州贵阳人。幼读私塾，学习四书五经。与其哥哥王延直同属贵州经世学堂学生，深受“端棻文化”影响。在其同学中，有贵州知名教育家姚华、周恭寿、黄干夫等人。
光绪二十七年（1901），王宗彝恩科中举。1907年，王宗彝考入贵州省城初级师范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学习数理化知识。1908年毕业，受聘贵阳官立模范高等小学堂。1910年，受聘贵州通省官立中学堂。1913年，任贵阳官立模范高等小学堂校长。
在王宗彝所任职的学校，他均以教数理化和动植物学课程为主，致力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与此同时，他还致力聘请具有西学背景知识的教师到学校任教。此举为培养新式人才创造了重要条件。此外，他还致力编写新式中外文化知识的教材。主要有：《实验工艺学》《发行工艺品制造法》《科学纲要》《文法》《小学国文读本》《中国历史》《初级中学历史》《东洋历史》《外国史表纲》《作文要诀》《无机化学讲义》《有机化学讲义》《化学重要元素表》等。（详见：贵阳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编：《筑人行迹——贵阳历史文化人物传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2-93页。）
《王氏家谱》指出，王宗彝“光绪二十七年（1901）补行的庚子、辛丑恩、正并科贵州乡试第六十二名举人，与兄延直同榜。终生从事教育，曾任省立模范小学校长，模范中学、女子师范学校等校教师。担任校长及化学课教师时，于校内创办日用化学品工厂，指导学生制造牙粉、雪花膏、肥皂等行销市上，提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王萼华等人编：《贵阳琅琊王氏家谱》（内刊），第45页。）
从王宗彝的事功来看，他不仅继承了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思想，而且还以实际行动发展了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思想。让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思想在贵阳开花结果。
四、王佩芬事功
王佩芬（1887一1973），贵州贵阳人。据传，其父亲虽身为商贾，以经商为业，却和一般的商人有所不同，是一位有眼光、懂医道的商人。为了让子女读书学习，即使典卖家中物品购书，亦在所不惜。光绪三十年（1904），王佩芬与兄长王延直同期考入贵州大学堂。
贵州大学堂属清末“新政”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据贵州大学档案馆介绍，清光绪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8月）创建的贵州大学，初名贵州大学堂，是贵州历史上以“贵州大学”命名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贵州大学堂的前身可以追溯至贵山书院，贵山书院又是在阳明书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朝廷下令各省设立一所省会书院。雍正十三年（1735年），贵州巡抚元展成选定阳明书院作为省会书院，是年改名为贵山书院。贵山书院经过不断拓建修葺，办学条件日臻完善，成为清代贵州办学规模最大的书院。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贵州巡抚邓华熙钦奉“谕旨”，决定以贵山书院为基础筹建贵州大学堂。同年8月，邓华熙向清廷奏报了《贵州巡抚部院邓奏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并附《贵州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和《贵州大学堂详细条规》等。贵州大学堂开办之初，首届招生120人。开设备斋、正斋，其中备斋习浅近学，以教各国语言文字为主，兼习经史、文艺、测算等学，两年毕业；正斋习普通学，以教经史、中外政治、测算、西艺等学为主，兼习洋文，四年毕业。
1905年，贵州巡抚林绍年派出大量留日学生。王佩芬又与王延直同时考取日本官费留学生。其中，王佩芬初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习日文。学习期满，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博物科学习。1911年毕业回国。
回国后，王佩芬即投身于教育事业。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只有科学发达，才能救中国，中国才能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彻底摆脱任人宰割的局面。而提高科学水平，则需从教育入手，舍此无他。抱着“科学救国”的主张，他全力以赴地投入教育工作。他曾在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授日文15年，又在贵阳模范中学 、南明中学、省立贵阳女子师范学校等中等学校教授英文、博物、国文达24年。（何静悟：《为教育奋斗一生的王佩芬》，何静悟等著：《贵州社会的先导：贵州历代著名教师》，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140页。）
对于王佩芬的优异事迹，《王氏家谱》记述道，王佩芬“1921年任省立模范中学校长，1929年（民国十八年）创办贵阳县立中学。1936年，先在南京宪兵学校教授日文，后又到贵州同乡王伯群创办的上海大夏大学任教。次年，抗战军兴，随大夏大学西迁贵阳，任该校中文系教授。抗战末期，与英锐良等创办贵州‘阳明学院’，被推为院长。1947年，转任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解放后，仍任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公为近代贵州著名学者，学识渊博，通日、英、俄三国文字。……对于自然科学的矿物学、生物学亦有所长。”（王萼华等人编：《贵阳琅琊王氏家谱》（内刊），第45-46页。）
此外，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佩芬去世后，家属遵照其生前遗嘱，将他的他的全部藏书捐赠给了贵阳师范学院（今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其所捐赠的藏书中，仅各种工具书就不下百部。目前，王佩芬所捐图书，完好地保管在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供贵州师范大学更多的学子查阅使用。此况让王佩芬先生足可含笑于九泉之下。同时，王佩芬先生的大爱与无私奉献精神，永远值得贵州人民铭记于心！
对于王佩芬的优异事迹，其孙女王昆丽在《王氏家谱》中亦有深情追述。在《缅怀先祖王佩芬》一文中，王昆丽指出：“祖父曾对我说过：‘童年时代，在家里给我打下中文基础的是你大爷（蔬农公），使我的思想倾向维新的是你的二爷爷（仲肃公）；社会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的文章和李端棻的言论。’”（王萼华等人编：《贵阳琅琊王氏家谱》（内刊），第45-46页。）
五、结语
综上所述，“王氏四杰”是近代贵州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符号。这一文化符号的鲜明特质与“端棻文化”如同出一辙。“王氏四杰”致力科学教育，致力人才培养，期待通过贵州教育的发展与新式人才的培养，改变近代贵州人才匮乏与贫穷落后的现状。其爱国与创新之意图十分明显。其中，王延直、王佩芬两兄弟更是直接接受了李端棻先后的教诲。同时，两兄弟还努力践行李端棻教育改革的宗旨，前往日本留学，努力提升自己的知识素养，致力西学传播与新式人才的培养工作。而王佩芬更是直言，其人生发展深受梁启超与李端棻两位大咖的影响。此况表明，本文强调“端棻文化”润贵阳，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胡言乱语，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依据的。
文化需要保护，文化需要传承，文化需要创新。所谓“饮水思源”也好，所谓“无论我们走多远的路都不要忘记来时的路”也罢，诸如此类的经典名言，都阐明同一个道理：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必须大力倡导历史意识，文化意识。离开历史，离开文化，我们均将寸步难行，举步维艰。“端棻文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优质文化、特色文化，同时也是近代贵州的优质文化、特色文化，它是近代中国政治与教育改革的重要产物。它在近代中国的价值，在近代贵州的价值，还有很大的深入研究与挖掘的空间。通过研究与挖掘，可以进一步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提升社会的凝聚力与创造力。为此，作为黔籍文史研究者爱好者，在多彩贵州特色文化强省建设工程中，我们要奋力将“端棻文化”品牌研究好、挖掘好、打造好。让“端棻文化”之花焕发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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