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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坡上的旧事
文/朱国柱
1952年的春天,家乡推行土地改革,那时我已九岁,才踏入小学的校门。
受损的娘娘殿
学校位于离家五里远的一处雕梁画栋的四合院古庙,庙门朝西南,正殿是龙王庙,左侧是山神庙,右侧是娘娘殿。1949年全国解放后,在破除迷信的浪潮中,那些泥菩萨全被砸毁。
初次来到古庙上学,心中着实充满恐惧,全仗同村年纪稍大的孩子壮胆。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娘娘殿的壁画。画上描绘的尽是古代的文官武将,还有类似哪吒闹海的风火轮车之类的形象。平整的顶棚绘有角纹样,中间则是传统的“飞天”图案。由于长期供奉娘娘,香火的烟雾将壁画熏得发黄,显得颇为老旧。那时年少不懂欣赏优劣,如今回想起来,那些壁画蕴含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虽说谁也不清楚庙堂修建时的具体年代,但大人们口中流传着不少修建时的典故。可惜啊,那些壁画被不懂事的孩子们一片片撕掉,终沦为垃圾。当初,大家一门心思破除迷信,老师和所有人都未曾意识到它们的珍贵,更何况是孩子们呢。
法定的作业
学校仅有一名老师,学生三十多名,年龄相差八九岁,并未划分年级,课本也不统一,大家各念各的书,且没有算术课。无论年龄大小,学生们每天有一项“法定”的任务,那便是写一页大楷(老师题头,学生模仿),当时称写仿。大楷本是用一种长纤维的麻纸自行装订而成,这种麻纸柔软且有韧性,吸水性丝毫不亚于宣纸。写完的大楷本大家都舍不得扔掉,还会在大字的行间写小楷,就如同在包谷行间套种黄豆一般。最后将写过字的麻纸像装裱书画一样,托上两三层,用来包书皮,再合适不过。此外,每周还要写一篇周记,同样用小楷毛笔,竖着从右往左书写。
我让你馏三遍
学生们除了写大楷和周记,更多时间便是念书,还时不时会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背书。年龄越大,所学的越多,要背的内容也就越多,有的甚至要背一叠子。有个学生既聪明又调皮,一次背书轮到了他,因为没有过关,挨了老师的板子。他哭丧着脸回到同学们中间,大家纷纷问他怎么了,他竟叫着老师父亲的外号,一语双关地说:“馏二遍”。没想到,随后因别的事走进教室的老师,把这话听得清清楚楚。顿时,老师的脸气得乌黑发紫,立刻招手道:“来来来!!!我让你馏三遍!”
看守老师
学生们最喜欢老师外出,如此一来,他们便可以“大闹天宫”。有一次,老师去学区开会,这下可热闹了,孩子们满院子里追打嬉闹,尤其是年龄稍大的孩子闹得更凶,他们将其中一人用绳子绑在娘娘殿的柱子上,模仿批斗恶霸地主的模样。还特意指定专人趴在大门旁的排水口(俗称水眼),负责看守老师归来。常言道:“十七的不如十八的精”。老师料到校园不会安宁,便越过后院矮墙,悄然来到水洞口,用脚轻轻踢了两下“放哨”的孩子。那孩子还以为是同学在逗他,嘴里骂骂咧咧:“他大大的求,滚!我在看老师呢”。老师脚下加大力度,又重重踢了他一脚,这孩子才意识到事情不妙,转头一看,顿时大惊失色。
起名伏废纸
陇上人起名着实有点怪,孩子生下来不分男女,随便有两个音就叫起奶名,有的一叫延续一辈子,什么拴娃、拴儿之类的名字屡见不鲜。还有本是男孩,却叫拴女的。我留意到,家乡人疼爱孩子常叫狗狗,由此衍生出许多与狗相关的名字。像狗娃、狗剩、狗蛋,甚至还有叫狗粪的。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秦安县有一批参军入伍的新兵,到了某部,点名时发现王铺乡有三人的名字都带有“狗”字,有人开玩笑地说:“这次王铺乡来了‘三条狗’”。
解放初期,刚上学的孩子大多还叫着奶名。有一次老师面带笑容走进教室,那笑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灿烂,他问道:“谁叫伏废纸”?大家都愣住了,这时一个姓伏的男孩羞答答地站了起来,原来他也想给自己起个大名,看到墙上张贴的学生守则宣传画上有“废纸”二字,或许他压根不明白这两个字的含义,便稀里糊涂在大楷本封面上写上了“伏废纸”。老师是本地伏家峡人,也姓伏,叫伏志玺,他便顺着自己的名字把“伏废纸”改成了“伏志忠”。从这次起,鉴于很多学生都没有大名,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很多名字让大家挑选,如邵承章、周承祖、任承国、朱国柱……都是在这次挑选确定下来的。
不分年级,无统一课本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当年秋天我被编入二年级,从此,学校就成了正儿八经的任家沟初级小学了。十里八乡多个村庄的孩子来这里走读,虽说学生人数倍增,但仍然是一名老师,复式班教学。
1955年秋天,我过了12岁,要去离家10公里的王家铺公办六年制完全小学住校就读。王家铺因地势高,起伏大而著称王铺梁,大墩山是王铺梁的最高点,海拔2012米。山顶有个大碉堡,民航机以此高点作为航标。这里冬天严寒,夏天酷热,昼夜温差大,四季缺水。当地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王铺梁,北风狂,吹干了草,冻死了狼”。
王铺完小建在另一个大碉堡里,6个年级6个班,是那时候王铺乡的最高“学府”,连校长一共7名老师,都是男的。因为是公办学校,所以老师便成了平常人羡慕的吃公家饭的人。设置的课程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音乐、体育、美术(包括手工)。我在这个学校读了两年的高小。
不变的座位和点名册
才入学的新生,还是人生地不熟,第一要事是排座位。全班50多名学生,只有一个女生,年龄的大小、个头的高矮都有很大差异,像我这样(还有几个)属年龄最小的。老师把我们带到大操场,从矮到高,排成长长的一个单队,没想到的是我竟成了全班的“矮之最”。开始进教室了,我走在最前面,入座时,从右往左,我是第一排第一张课桌的第一位(最先入座)。待第一排满座,第二排仍是从右往左,如此类推。班里还有个点名册,挂在黑板的一侧,点名册上的名字还是和排座位的顺序完全一致。老师上课对学生点名频繁,无论哪个老师,不定哪一节课,时不时地点名,尤其是班主任老师的第一课,必须点名。朱国柱:到!贾忠:到!王璋、李学文:到!到!老师的点名,给我们灌上了抹不掉的耳音,前几排的人名我们可以按顺序有节奏地背下来。五年级升六年级时,有了个别留级生,座位略有变化,但大多数直到毕业时,整整两年,从始至终,座位和点名顺序未曾改变。
一日三餐全自理
老师雇用了一名炊事员,有专门的食堂。但穷学生哪能和老师相比,所有的住校生,每人一条小扁担,星期六下午扛着扁担回家,星期天下午挑着扁担(一头是面条、干粮、炒面、小米、洋芋蛋、杂粮面等食材,另一头是劈柴)返校。学校有个很大的凉棚,靠内墙的一面垒了一大溜的小锅灶,专供住校生轮流炖饭。一口小锅,一双筷子、一只碗,还有一把小刀是我的全部炊具。做饭无须技术,劈柴点着,坐上锅,添上水,一个洋芋蛋洗干净,用小刀切碎直接丢在锅里。在碗里抓点杂粮面,加水搅成稠糊状,待水开了,将面糊一点点拨在锅里,咕嘟一会儿,加一撮食盐,香喷喷的面疙瘩汤就出锅了。
山高缺水是常态,学校西边半山腰有一处小泉眼,当地人在这里掏了一个蓄水池,凡在校炖饭的学生要用两只大木桶轮流去抬水。各种情况都会导致供水不足,一旦缺水,抬水未到,用水者端锅拿碗,半路截水,像是饿疯的羊抢食吃似的。锅、碗、水桶的撞击声七哩咣当。连抢带洒,不一会儿,一大桶的水,所剩无几。若要碰翻了水桶,几乎都不剩。
木炭取暖
冬季,当地人取暖全靠火炕。听说有一种“石炭”可以烧,其实说的是煤炭,未曾见过。学校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所有学生每人要为班级交3斤木炭,供教室取暖,本地也有少量烧制木炭的,但很少。一般少量用炭都是在自家的炕洞里,用一些硬杂木烧制而成。
每个班级在教室正中间垒一个土火盆,大清早在火盆中间堆上木炭点着,撵撵寒气,烧完了事,不再加炭。很多学生的手脚被冻得裂了口子或者是冻疮,学校没有卫生室,街道上才有个卫生院。
半夜扑火
我们的宿舍很大,长长的,像一节火车车厢那样,靠着一边垒了一溜像炕不是炕的土台子,20多个光着屁股的孩子一个个挨着挤在同一个“炕”上。被褥方面,家庭再困难,是毡还是小被子,总得带一样,大多是两人合伙,铺一床盖一床。有几天过寒流,有个叫谢志忠的学生,论年龄和个头都属中不溜,皮肤白净,身材端庄,衣着得体,一身的书生气。晚上睡觉前,他为了抵御寒冷,找了一个破脸盆,里面装上热炉灰,再把做晚饭时烧过的木渣炭火堆在上面,放在枕边,美滋滋的,所有人都羡慕不已。睡到半夜,只听见“哎呀!火!火!”的喊声惊醒了所有人,只见他双手拍打,火星四溅。黑更半夜,没有电灯,还是同学们打着手电筒把火扑灭。事由:他睡着后因被子的一个角接触到火盆而点着,直到烧疼了脸才发觉。第二天早晨发现他细白的脸庞被熏得发黄。
胡老师的起床号
胡老师叫胡奠元,近四十岁,中等身材,浓眉大眼,看上去很严肃,难得见到他的笑容。除了教我们的算术,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起床号。王家铺是一个集镇,有一条长达百十米的街道,邮电所、信用社、供销社等各种服务行业齐全,乡政府也在这里。每逢农历一、四、七日,周边十几公里以外的人来这里赶集。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也在街道租房住。
胡老师是王铺梁上起床最早的人。每天早上天麻麻亮,他按时登上校园大碉堡2-3米厚的墙顶,嘀嗒嘀嗒绕墙头来回吹号约3分钟,这号声本是给所有学生的起床令。时间久了,便成了整个王铺梁地标性的信号。只要听到号声,农民伯伯扛着锄头下地;商铺店员洒扫清除,准备迎接新的顾客;学生们立马回校参加早操……太阳老高了,咋没听到号声?哦!今天是星期天。
别样的“香烟”
学区老师若是开会,就利用星期天,一是老师不去上课,有时间保证,二是学生放假,不愁没有场地。有一次的学区教师会议地点就在我们的教室。这天下午,我和另一个同学早早来到学校,老师们早已散会。我俩透过窗子看到教室地上扔了好多的香烟头,便爬窗而入,各捡了一把。不会卷烟没法抽,突然想到焦老师经常用的一个斯大林烟袋锅,平时放在他的窗台上,到那里伸手就能拿到。我俩把烟头的烟丝抠出来,压在烟袋锅里,各抽一袋,又苦又涩,不想再抽。连抽两袋后,烟袋锅发热,送还后怕老师察觉到烟锅发热,咋办呢?老师的食堂门口有个水缸,我把烟锅插进水里降降温,再摔一摔,物归原处。至于老师能否发现烟锅里有水,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第一次坐汽车
我家的对面山上有一条公路,常看到公路上有汽车在跑,看着眼馋,便用红胶泥捏成汽车的模样,用竹子棍连接上轮子,拴根绳子拉着,跑起来发出呱呱嗒嗒的响声,享受着“汽车”带来的快乐。去了王家铺上学,在往返的公路上常近距离见到汽车,但要说坐汽车简直是天方夜谭。
又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妈妈给我准备了米面,爸爸给我打了捆劈柴,我的小扁担又上肩了。下了阳山坡,跨过小河,又爬阴山屲,到了山顶就是天巉公路。在一个拐弯处,忽听身后有嘀嘀——的汽车喇叭声,一辆带篷布的大卡车在我身边擦身驶过。突然间,噼——大卡车停下了,从车后钻出一个人来,原来他是在任家沟初小给我们起过名的伏老师。他招手让我向车靠近,只说:“来来”,便双手接过我的扁担掂上车,然后又伸手把我拉了上去。这就是那时的客运班车,没有座位,有行李包什么的可以垫在屁股下,没有东西可垫的,就直接坐在车厢板上。说是3毛钱,老师知道我身上不会有钱,他要替我付给,可能司机见我是个孩子,又说不收钱了。(那时的1毛钱可以买3个鸡蛋)。因为是篷车,两侧封闭,只能在车厢的尾部才能看到车外的一切。车开动了,没觉得车动,而是看到公路两旁的树木山体在唰唰往后跑。离校还有5公里的砂石路,眨眼间就到了。回到学校,我自豪地给同学们炫耀:“我坐汽车了!是伏老师让我坐的!”。
那些年,在黄土高坡上的点点滴滴,如同岁月的珍珠,串联起我童年的记忆。如今,时光已远,但那些旧事却愈发清晰。它们是我生命中的宝藏,让我在岁月的长河中,永远铭记那段纯真而质朴的时光。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那些关于成长、关于友情、关于温暖的故事,将永远镌刻在我的心底。
总 编:王立春
副总编:魏赋光
主 编:戴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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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审:周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