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绍槐自传
旭日东升，霞光万丈，奔腾不息的沱江把注滋口冲成两半。这天，母亲望见一条蟒盘旋在江边一棵参天挺拔的槐树上。这蟒见母亲撒衣，忽而高昂着头， 向她舌似箭射，缓缓蠕动；忽而又对准她的胸脯猛地一口……1952 年10 月26 日（农历壬辰年九月初八）寅时，我出生于华容县注滋口北岸门牌48 号一个普通贫民的家庭。根据母亲的胎梦与本家派语，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文化人施凤竹先生给我取名——姜绍槐。母亲共生了十四胎，我第十，仅剩我和一个双目失明的姐姐，其余大多是因脐风而夭折。父母在民国时期是做烟生意的，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强调大集体， 经商没有资本及政策环境了，饥饿威胁着一家人的生存。父亲想到少时曾学过几个月的缝纫，便和母亲下乡做衣，1957 年我和奶奶、姐姐、哥哥（养子）也随之迁居插旗公社新建大队。1960 年下半年，我在新鼎小学读一年级。班主任彭老师喜欢我胆子大，不信邪，任命我当班长。我每天天刚亮就自觉地起床读书、写字，我的记忆力特强。不论父亲讲多 长的故事，我能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所学课文都能默写背诵。父亲认为我是 一个奇才，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虽是忍饥挨饿，但从未迟到、旷课。我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懂就问。家庭作业不做完，不吃饭，也不睡觉。期中、 期末二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1961年下半年，我在洛家完小读三册，是年腊月廿六就在人们忙于过年的时候， 我家却惨遭火灾。“起火了！”我放学回家，只见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被烧的正是我家。我拼命地跑去，火已经蔓延到了屋顶，父亲在烈火中抱着缝纫机往外拖，冲过凶猛的火舌。我想起了在病榻上呻吟的奶奶，“救救我的奶奶！”父亲拖出缝纫机后，又连同被褥抱着奶奶冲了出来。此刻，我看到肉猪拴在窗户上在忘命地窜叫，我飞快地跑去，解开绳子，猪得救了。可一道火墙挡住了我， 父亲冒着生命危险把我救出了火海。他的双脚烧肿了，红肉里流着黄水，我的头发烧卷了，成了一个“洋娃娃”，母亲望着屋台上的一堆灰烬，捧着腹中还未出世的婴儿，拜天叩地，哭得死去活来……失火是要追查责任的。有的人作假证，说什么抢出了不少的钱和布，父亲气病交加，卧床不起。通过反复调查，这起火灾事故是隔壁理发师聋爹的老伴将黄豆秆堆齐屋檐、塞满灶旁，烧火时不留神而导致的。绝大多数人证明：缝纫机是抢出来了，烈火升腾迅猛，豆秆烧塌后，火焰首先封了大门，一烧如洗。祸不单行，我不理解，苦命的妹妹，为什么偏要在这个时候降落人世？她多么美丽，多么可爱，红润的脸蛋，胖乎乎的腿，两颗小眼珠不停地向我转动， 似乎欲有所语，就连那哭声，也像是一首动人的诗章。她是继我之后的第四胎， 母亲叫她幺姑。我高兴，我有了自己的妹妹。可是，生下只有几天，舌面出现水泡泡，整天怪哭不吃奶，她没有叫我一声“哥哥”就离开了我，长睡在用箢箕兜着的坟土中。我的同学陈银香一家人都很和善，她父亲见我们无处容身，就把自己空着的一间牛栏屋借给我们居住。在这间牛栏屋里，我们吃的是野菜和被烧煳了的米，睡的是地铺。这一把火，确实把我家烧得“锅底朝天”了。母亲流泪时， 总是摸摸我那个背在身上的书包。我学习更加发奋，更加刻苦了。读四册，华容县组织大统考，我得了全班第一名，向世嘉老师率同学们敲锣打鼓把喜报送到了牛栏屋，学费全免。此后，家里几乎停炊了，单凭我一个 9 岁的娃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又岂能挽救一家老小的危亡？父亲急得寝食不安。但想到钱粮湖农场是 1958年才开垦的，急需缝纫师，父亲与这里曾有缝纫往来，1962 年秋，我们一家6 口迁到了原四分场九队（后改为八分场七队）。钱粮湖农场的职工大多是从慈利、桃源、澧县等地移民而来，城市的有些 小偷被称为“新职工”，也下放到这里进行劳动改造。虽建场四年，仍可看到 大跃进的痕迹。一望无际的湖洲荒野变成了农田，到处可见芦苇蔸，芦花飘， 不见一根粗壮的树，也没有一栋瓦房，铁犁、铁牛抛在队部禾场上，小朋友们 都围上去摸个不休，几个生产队仅有一所极不正规的小学。我第一次去十队校 报到，文贵保老师要我自带凳子、板子、钉子、锤子，几个同学共一条自制的 “长木板课桌”看书、写字。人数不多，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坐在同一间茅 屋里，老师给某班授课，其他班就自习，秩序很好，很少有人乱说乱动。几个年级，一位老师，实在忙不过来，文老师就任命我为几个年级负总责的班长，学生称我“小老师”。我除了自己的潜心学习外，要负责登记出勤、检查作业、个别辅导。有什么特殊的事，急需与兄弟学校联系，文老师就把信写好，派我专程送去。文老师的信任，有力地培养了我的组织能力。我很严肃， 一身小老虎气，也很有老师的派头，同学们都畏惧我。学校条件太差，三年级不得不停办，读六册是在良心堡（四完小），我每 天来回要走十多里路。在这里读书，文甫俊老师认为我很有组织能力，成绩又好，能严格要求自己，由他提议，改选班长。同学们通过投票，一致选举我为三年级的新任班长。同学们通过投票，一致选举我为三年级的新任班长：是年六年级的哥哥姐姐们小学毕业，学校召开欢庆大会，11 岁的我作为学生代表， 昂首挺胸，健步登上大会主席台致贺辞，我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的讲话，博得了广大师生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大会发言。这年的家境仍然不好，奶奶重病，棺材都从终南松树岭的姜家屋场运来了； 母亲积劳成疾，将相片放大，遗像都准备了；我体弱多病，常流鼻血，有时倒地休克；我左手的拇指长“蛇脑壳”，一个微微的黑扁片酷似蛇舌长在指头的正中，红肿流脓，痛了一个多月，但想到，一个班长首先应当是学习的带头人， 我便抱着指头，咬紧牙关去上学，没有缺一节课。漫天的大雪覆盖了茫茫湖野，分不清哪是公路，哪是农田。奶奶说我手痛， 又没有鞋穿，就不去上学。我想，闲在家里也不能止痛，和同学们一起学习或许能起一点麻醉作用。天天无钱买鞋，总不能天天不去上学。好男儿不怕刀山火海，何惧冰雪严寒？我背着书包，光着脚，拖着病瘦的身体，向学校走去。冰块像锋利的刀子，刺破了脚边冻僵了的皮，每走一步，就是一个淡淡的血印。 风雪中，我披着薄膜，迈着颠簸的步子，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报告！”话音刚落，我倒在三年级的教室门口。文甫俊老师抱起我昏迷的病体，与李能同学一道将我送到了卫生所，幸亏李母是位医生，打针输液，我才慢慢地苏醒过来。下半年，十队校大有改观，增加了教室、教具、教师。我在这里读七册。叶长香老师任命我为少先队大队长，臂膀上别着小方块的白布上显有三条红杠杠的大队长符号。同学们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也因此感到自豪。每次考试， 都是第一名。每次集会，叶老师在台上讲话，就派我在台下巡视。别人迟到了，要站在黑板前亮相；我有时迟到了，叶老师只朝我微微点头就行了。有的同学嫉妒我，说我夜郎自大，到老师那里说我的背时（坏）话，要撤我的职。叶老 师坚定地说：“大队长一当就是一年，哪能随便撤换呢？”以后，我就特别注 意谦虚谨慎，发愤攻读，既搞好自身的学习，又帮助他人提高。同学们夸我平易近人是位好“小老师”。1964 年春，家搬原六分场水产队，我在刘家铺六完小读书。学校的师资力量强，教育质量较高，德、智、体、美、劳各项活动开展得都很得力，在全场 享有一定的声誉。学校地理环境好，位于滚滚东涌的沱江吞吐洞庭湖的咽喉地段，登上防汛 大堤，顺水西进，直通注市、南县。四周是刺槐、杨柳、水杉、绿竹，学校的 西面是公路和悦来河的南端尽头，三面是农田，六完小就坐落在这个绿色的海 洋之中。春天，万紫千红；冬天，银装素裹。学校有乒乓球桌、篮球架、足球 场，排球网，单杠、双杠，跳高架、跳远沙坑，有胡琴、风琴、提琴、口琴、 笛子，还开设了小型的课外书籍阅览室。可谓书声琅琅，热气腾腾。读五年级时班主任是柳德元老师，学生背后叫他“柳麻子”。说他很恶， 麻子一红就不认得人。他自己也在课堂上讲，要我们小心他，五分钟的“暴风骤雨”够受的。可是，我一点都不怕，他常夸我是校之骄子，他在我的心中是严师慈父。有一次地理课，本应是文娱委员李玉梅发歌而我抢着发了。她问我是什么课？我说是柳老师的——“准噶尔盆地”。我故意把“噶”字抬高嗓音， 拖得很长，弄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我和同桌有个规定，在面板的中间用小刀刻着一条直线，谁逾越了，就打谁的胳膊。也就是这节地理课，我把李玉梅打得哭起来了。我是准备褪一层皮的，出于意外，柳老师没有骂我。他把我叫到房里，让我坐在他的办公椅上，由其妻段淑蓉老师，苦口婆心地给我讲团结同学的道理，与打架相骂的危害。此刻，我觉得这二位不单是我的老师，更是关 爱我成长的父母。柳老师经常把我叫到房里个别谈话，鼓励我发奋学习，立志成才，还给我 笔和本子。按老师的规定，我每天早晨要写几页毛笔字；所教课文，必须全文 背诵；数学除做教材练习外，每天要另做一至两道难题。这些课外作业，老师 都要认真批阅，从不疏忽。作文讲评，柳老师常把我写的作为范文，向同学们 详细讲析。1965 年，是我小学岁月最活跃的一年。为了大造声势，掀起一个比学赶帮超的学习热潮，四完小和六完小举行了别开生面的二校联欢。这天，艳阳高照，春风拂面，整个校园打扫得干干净净，盛开的鲜花和五颜六色的彩旗映衬在一起，使三月的学校胜似节日的盛装。师生高擎欢迎巨幅， 以班为单位分别站立在公路二旁；队伍的前面，红旗劲舞，歌声嘹亮，洋鼓洋号，响彻云霄。我脖系鲜艳的红领巾，站在队伍的最前面，远远望见四完小高年级的学生，也以同样的阵容，雄赳赳，气昂昂地朝我们走来。一位少先队大队长扛着红旗，威武英俊，迈步在最前面。当他走近我身边时，我挺胸昂首， 行举手礼，代表我方师生，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顿时，鼓声、鞭炮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整个学校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两校师生，云集在广阔的操场。在众目睽睽之中，我健步登上大会主席台，庄严宣布：“四完小和六完小 二校师生联欢大会现在开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和鞭炮声。柳亚非同 学致开幕词，我自始至终主持了这个大会。因为我声音洪亮，语言具有抑扬顿 挫，轻重缓急的独特格调，主持相当成功，以后每次学校集会，我都是大会主 持人。 1965 年“六·一”儿童节，在良心堡职工子弟中学举行了钱粮湖农场第二届少年运动会，我和柳亚非荣获乒乓球男子双打冠军，教育科给我俩奖了一对 闪电牌球拍。当时，我们的竞争对手是四完小的岳文志和满家富，他俩分别获得了男子 单打冠亚军。在单打决赛中我们发挥不好，柳亚非只得了殿军，我获得了第四 名。要战胜这一对强手是很不容易的。这次双打，教导主任、校领队毛雨香命 令我俩：只准胜，不准败，要打出高风格，打出高水平。战幕拉开，各胜二局，形成失败与成功在此一举的对峙局面。观众包围了 球台，其他的比赛场地只剩下运动员和裁判员，其余的人，目光都堆到了我们 二对乒坛战将的身上，谁胜谁负，扣人心弦。这是第五局，比分一直相互紧咬交错上升到 28:28，我们的教练员、运动员都挤到了球台后面，含着热泪，击掌助威。每当我捡球的时候，看到毛主任 那焦急的神情，一个有力的声音又在耳边震响：“输的不是球技，而是学校师 生的志气。”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我和亚非像小老虎，打得勇猛顽强，打 得机动灵活，左一大板扣杀，右一高度旋转，长调短攻，奇袭二角。“砰！” 我飞起一板，听响声，球像炸裂了，他俩撞了个满怀。30∶28，我们的胜利， 博得了观众雷鸣般的掌声，柳老师抱起亚非，毛主任抱起我，欢呼着：“打得 好！”从此，我俩的名字，威震钱粮湖乒坛。1965 年秋，家随水产队迁居两门闸，我在三完小读书。班主任老师对我有些看法，认为我骄傲，看他不起。没几天，我就给柳老师写了一封信，是托我 父亲送去的。信上说：“发了芽的榆树得了雨水更茂盛，孩子见了母亲，怎么 能不亲近……”父亲回来告诉我，柳老师对我写的信大加赞赏，竖大拇指夸我是校之骄子， 说我今后成龙就是一条龙，不成龙就是鼻涕浓。毛主任也看了信，他说：“绍槐到三完小读书未开转学证，理应是六完小的学生。”在三完小只读了三个星期，我又回到了母校的怀抱，和亚非同睡一张床， 就住在柳老师家里。毛雨香是一位全面发展的老师，不但教课是多面手，而且吹拉弹唱、田径 球类，样样是高手，能打一手很漂亮的青年拳。他作风严谨，体贴学生，在师 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毛主任教育我，读死书不行，要学会读活书，读活书的 人才有发展前途。去三完小读了几个星期的书，班干部都已安排好了，毛主任就任命我为六年级的军体委员。他教我的算术兼体育。为了培养我的指挥能力，每次体育课， 他就让我先整好队形，然后再教课。这天，我喊了“立正！”四列纵队，整整齐齐，唯有一个球友仍是“稍息”姿势。我想：在球桌上，我们是球友；在训练场上，我是指挥员。铁面无私，军纪难容。我喝令他站出来，严厉地训斥了一顿：“这是军训场，不是球台上！”毛主任高度赞扬了我这种敢作敢为的精神。至此，他发现我有气魄，有组织能力，便要我指挥全校的课间操，并在前面带操。毛主任的体育课上得很活，他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一般情况下 只作宏观控制，具体操作就是我这个军体委员。夏天，我抱着几面红旗，在毛 主任的带领下，我们六年级的学生常去悦来河游泳，在河滩的深处插上红旗， 谁也不准逾越。我和同学们在水中打仗、抢水、向天，自由自在地遨游……1966 年夏，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呐喊声中，我和陈敬民、邹长伏、吴利平、汤少祥、王志明、谢永忠、陈冬秀、严菊华、李玉梅共 10 位同学被国营钱粮湖农场职工子弟中学录取（其录取率为百分之二十）。入学没几天， 校长被打倒，教导主任挨批斗，课堂成了大批判的战场。1967年上半年根据中央精神，我们10 位同学又回到了六完小，大家举荐我牵头，成立了“红烂漫” 战斗兵团，搞了半年的“复课闹革命”。下半年职工子弟中学解散，教师下到各分场充实半耕半读的农中，我在五分场农中名为读书，实为瞎混。中央号召， 每个学生必须积极参加当地的政治斗争，两门闸自称革命派的二位造反派头头， 经常找我谈话，说他们与保皇派作斗争缺笔杆子。我毅然答应了二位的请求， 参加了“工联”的下属组织“起宏图”战斗队，并担任秘书。“A××、B××、C××，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准你们乱说乱动，否则， 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这张大字报，话不多，字很大，贴在两门闸的商店门口。我刚劲有力的墨迹，当地群众都很熟悉。这三个人分别是队当权派、抗日勇士、老地下党员，地方上的“土皇帝”，谁惹怒了他们是免不了要招来横祸的。1969 年7 月20 日，我于五分场农中毕业，在两门闸水产大队畜牧小队插队劳动。这时，斗、批、改运动已告一段落，多数当权派，官复原职。为了搞 好“三查一清”，各队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水产队的没有一个 工人，队长是位知识分子，还有两位是农民，他们既不了解队情，又不善于调 查研究，办任何事情都得看A××的眼色。我知道 A××的重新登台，就意味着我的灾难临头。参加劳动，首先是学大寨，评底分，实行“计时工分制。”我是一个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学生，办任何事情只想给人一个好印象，总是用老师的话，书本上的格言，毛主席的教导来严格地要求自己。畜牧小队是一个以妇女为主体的 多种经营的职工团体，有妇女劳力几十人，猪、鸭、鹅、高粱、棉花、水稻样样有。与妇女们一起劳动，我没有升旗就下地了，砍猪菜、掰玉米、挑高粱， 什么事都抢着干。降旗了，我还在地里忙个不停。通过一段时间的劳动磨练， 群众评价较高，认为我舍得干，能吃苦，肯帮忙，有水平，一致推举我当记工员。还说我比一个正劳力的事还要做得多，夸我在水产队插队劳动的青年学生 中，年纪最小，能力最强。评底分妇女最高是七分，我在群众讨论会上满票通 过。张榜公布时却少了二分，我和A××吵了一架：“你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是当徒弟。徒弟，徒弟，三年奴 婢，给了你五分底分，就算看得一牛大。”斗争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新旧矛盾，纵横交错，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接踵 而至。一天晚上，下放知青刘亚萍通知我到大队部开会，到队部会议室会前点名， 民兵营长却没有点我的名。我问是怎么回事，他很为难地告诉我，A××说我不能当基干民兵。我冲出大门，一脚踏在粪坑里，放眼两门闸漆黑的夜空，找不到一丝星光。此后，我在队上就不是一个青年也不是一个公民了，除了在田间打泥滚、 流黑汗的权利之外，再一无所有。别人应征入伍，我不知道体检是什么味道； 别人被推荐参加工作，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又是一个可怕的黑夜，人们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小黑”一阵狂吠，我惊 醒了。“搜！”为首的一声令下，家里的柜子、书桌翻了个底朝天。他们挖地三尺，翻箱倒柜，什么也没搜到，我一套祖传的家谱被焚毁，一个铜币上有袁世凯的像被当作罪证拿走了。清晨，我冒着风雪，背着一根尖头铁棍来到了大队部，指着工宣队长的鼻子问：“抄家，清理阶级队伍，我不反对，可你们为什么胡作非为，敌我不分？” “有人说你祖父是‘土匪’，你父亲参加了‘反共救国军’。”我可以坦率地说，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由革命变得“反革命”了。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无论对谁都是一场灾难。它是挂羊头卖狗肉，名曰反修防修， 实为龙椅之争。一句话讲错了，就是现行反革命；一个字写错了，有可能关进 监狱。这绝不是什么文.化.大.革.命，而是封建王朝“文字狱”的重演。夜，我迎着狂风暴雨，挺立在两门闸的防汛大堤上，远望洞庭湖，黑雾袅 袅，湖水揪住芦苇与树梢疯狂地澎湃。面对此情此景，我心潮沸腾，默吟着岳 飞气吞山河的壮美词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然而，我懊恼，我羞愧。一只洞庭湖的麻雀，怎能与大鹏竞相比翼？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时势造英雄，识时务者为俊杰。心比 天高，命如纸薄。我只能无条件地服从上帝的安排，做现实生活的宠儿。安心 务农，刻苦改造，少说话，多做事，用忘我的劳动，潜心地攻读来驱散心中的 忧愁。什么“前途”、“理想”、“抱负”等都是虚幻缥缈的东西，我的总方三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反响。我坚信：祖父是革命的，父亲是清白的。我不能在小人的污蔑中度过痛苦地分分秒秒，我要用正义讨回公道。正当我背起尖头铁棍准备再去队部时，工宣队长、A××来到了我家。他们待我一反常态， 笑容可掬，和我紧紧握手，连连点头，我感到莫名其妙。“经过调查，你父亲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关于你祖父的革命活动情况，我 们在华容县南山公社找到了10 月1 日从北京回老家的何光化同志，他亲笔写了革命证明材料，并捎信要你们父子去玩。”工宣队长讲完，A××皮笑肉不笑地 说：“不过，姓何的是一个‘劳改释放犯’，他对你祖父革命活动的后段情况 并不清楚。”次日，我和父亲在潘家华容河堤旁一户挂着“烈属光荣”牌、他亲戚的家 里见到了祖父的革命老友——何光化同志。何老60 多岁，高高的个子，身体消瘦，鼻梁上架着老花眼镜，讲一口铮铮有力的北京话，给人以力量和勇气。当我问起祖父的革命活动情况时，何老泪水纵横，详细讲解了所写证明的全部内容。我问“何时重挂‘烈属光荣’牌？” 何老拍着胸部斩钉截铁地说：“有我在，就有‘烈属光荣’牌在！”A××想从政治上把我一棍子打死的愿望破灭了，便从肉体上来折磨我。每天同正劳力一起干挑活，大人挑多少，我也拼命干。玉米、高粱、红砖，样样有挑不完的担，流不尽的汗，没有多久，腰压伤了，洗脸不能弯腰，大便带有鲜红的血，最后倒床了。A××还说我装病，天天派人催我出工。我起早摸黑， 破风冒雨地带病劳动，时常一阵畏冷，一阵高烧，俗称这种病是“打摆子”。 通过化验，因下水插田，还患有血吸虫病。治疗的药物是喝—“86”。这药液与麻油一样，只是味道不同，一口怪气，吃了就头昏作呕。医生规定我吃七次， 一天一次，我为了争取根治，多吃了二次，躺在床上，一身麻木，只觉头昏眼花，天旋地转。血吸虫也许绝种了，人只剩下皮和骨。最令人悲哀的是，丧失了记忆力，脑海里一阵阵空痛，四肢无力，象个软宝，整天瘫在床上……A××见我不能下地干重活了，又以十分“关心”的口气找我谈话，说照顾 我一个轻松事——“看鸭。”“看鸭？”我心底一阵寒酸，感到自己的软弱无能。什么雄心壮志，改天 换地，不过是发发虚火而已，一个小小的“土皇帝”都无可奈何，只能忍辱于他的爪心，还谈什么拯救中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任何人都要绝对服从党的一元化领导， 在队里 A××就是党的化身。况且，假如不看鸭，我又做什么呢？捕鱼，我不会撒网；干挑活，腰压伤了；……我感到人生就是一场悲剧，甚至觉得生不一定比死幸福。“舜发于畎亩之中，付说举于版筑之间，……”我只能用《孟子》 和勾践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史例来进行自我安慰，“阿 Q”精神在我的身上得到发扬，我挑着行李，走进了鸭棚。鸭棚设在白泥滩的莲湖边，棚呈长半圆形，内有床铺、锅灶、水桶、食用 餐具，再一无所有。棚内有三个人，有一个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嫌疑分子， 还有一个听说他在抗日时当过“汉奸”，我是“土匪”的孙子，看鸭就是接受劳动改造。他俩知道我看鸭是外行，就要我煮饭。夏天的太阳像要把人烤干似的，加上煮饭的火气，我热得喘不过气来。这 倒没什么，最担心的是怕饭没有弄好，他俩吞不进。越担心，越出鬼。菜，有 时淡了，有时咸了；饭，不是没煮熟，就是煮煳了。一次，他俩提来一只死鸭，要我好好弄，改善一下生活，我满口答应了。 他俩经过一天劳累哪里顾得上菜的味道，从锅里盛起便吃。一无辣椒，二无酱 油，鸭肉是一个怪难看的土黄色，一股腥气冲着鼻子让人难以忍受。吃肉不养 肉，倒折几两肉。三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要作呕。我很过意不去，只好 主动辞去了炊事员的“职务”。鸭棚里喂有老鸭和仔鸭，老鸭吃谷，仔鸭吃蛆。一担粪桶，一把蛆勺，一 顶草帽，就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挑起粪桶，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见熟人就避开走，可走遍白泥滩、望君洲、 野猪湾都是熟人，只好硬着肚皮走进厕所。人们嘴上讲，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的不同。而这些熟人给我的都是鄙视的目光，就连有一位儿时的同学，也不理我了。习惯成自然，万事开头难。我认为这就是上帝给我安排的本职工作。走进厕所，就到了“上班”的地方；挑起粪桶，就不应当玩忽职守。至于熟人耻笑， 我内心就放声呐喊：“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鸭儿渐渐长大，从吃蛆到吃谷。“双抢”时节，稻田里有的是谷。天亮我就戴着草帽，背着竹篙出发了。有时午饭都是在田间吃。傍晚，我乘茫茫夜幕， 与活蹦乱跳的鸭队伍一同回棚。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从一年级起就担任班长、少先队大队长的“校之骄子”，晋升成了一个统率千军万马的“鸭司令”。看鸭很好玩，也很单纯，赶出去，收回来。到田间，鸭儿们自由自在地各 找食源，我没有事做，人们不愿意和我搭腔。偶尔遇上一两个农中同学，在稻 田里割禾、踩打谷机，与职工有说有笑，似乎没有发现我的存在，甚至觉得望 我这个“鸭司令”一眼也是对他们的侮辱。在这个世界上，我失去了朋友，失 去了亲戚，失去了原本属于我的人际关系。只剩下一些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和自 己多年收集珍藏的书。每当手捧一本书，就像在和书中人促膝交谈。我发现了 一个奥妙：有书就有味，有书就不孤独。 为了进一步充实精神生活，我挤每月18 元的工资，购买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政治书籍。旨在寻求马列主义与封建主义到底有何质的不同？我用竹筒、蛇皮、木杆、马尾，自绷了一个二胡。没有人指点，利用在校文艺宣传队的一点功底，慢慢摸索，先把一个最简单的歌拉好，拉精，然后由 易到难，各个击破。二胡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关键在于多多练习罢了。我又 想起鲁迅的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的嗓子早已 失去了童音，全靠二胡抒情。“想起往日苦，两眼泪汪汪……”鸭棚离家不到三里路，我很少回去。这里是我理想的“桃花源”，没有压 迫，没有剥削，只有自由，只有平等。鸭儿为我欢歌，荷花向我妩媚，我撑着 鸭划，身浴晨曦，壮观莲湖景，默吟着宋江的《念奴娇》：“天南地北，问乾 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看鸭经常下水，没有多久，我又住进了卫生所。这次是治血吸虫病打涕剂。 一天一针，20 天打完，到第16 针时，我眼睛翻白，呕吐不止，医生不敢再注， 只得就此停针。18 岁正是身体发育，茁壮成长的后生时期，可是我走路要拄棍……为了摆脱A××对我的精神折磨与肉体摧残，1970 年冬，父母将家由水产队搬到了农业队。迁居这里，第一仗就是冬修——“杨蔸湖大战。”一挖二挑， 自由组合。我连一个箢箕系也拧不好，没有人和我合作，我只能自挖自挑。沉重的湿土，把我的背压成了一个弓形，在地上躺一会儿挑，挑一会儿又躺，纯钢是炼出来的。我吃苦耐劳，埋头实干，一餐八两，一日四餐，打起赤膊挑土，皮肤黑得放光，手臂、臀腿圆滚滚的，像个黑罗汉。冬修后回家，我满口桃源腔，奶奶问我是何方客人。是年，钱粮湖农场职工子弟中学由良心堡迁到层山，诞生了首届高中班， 队干部群众认为我是“杨蔸湖大战”的一员虎将，一致推荐我读高中。队支书 要我好好休息、准备，听候通知。A××闻信也登门祝贺，握手依依。我高兴得 热泪盈眶，眼看失去的学生时代就要起死回生了。 A××走后，我和父母都很忧虑，认为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怀好意。没几天，全场推荐读高中的人都走了，我还在家里痴等。来到分场部，招生负责人告诉我：“A××说你爷爷的问题没有最后落实，政审时被打下来了。” 我瘫软地坐在地上，望着波浪起伏的悦来河，默默地叹息着：包拯何在？此后， 我强烈要求组织上进一步调查落实，良心堡的刘贻清、望君洲的郑梅生、注滋口北岸的黄秀英、终南公社五谷大队的陈天汉、南山公社新华大队的何光化、东山公社关山大队的肖炎松等老革命均为爷爷的革命活动写了铁的证明。我把这些情况对五分场农中的老师讲了，他们很气愤，由原班主任姚国栋起草，陈元珍、熊梦林、周慧荣等老师联合签名，保荐我读高中，还是不行。 幸亏易建东老师是专干助理，他向文教专干王继宇竭力推荐我任教，这才使我 奔出泥潭，难龙获海。下半年，文教专干任命我为洞庭小学教导主任兼红小兵（取代少先队）大队辅导员。1973 年9 月推荐我赴平江师范脱产读书（一个分场一个进修名额）。学校坐落在县城东南角的山凸上，满山长着绿树翠竹，四周红砖青瓦筑有 高高的围墙，酷似一条巨龙盘绕，进门处是一个古老的亭子样式，四个角向不同的方向上翘伸展，像雄鹰迎风搏击。抬头可见——“天岳书院”几个醒目的金色大字，二旁的对联是：“天经地纬”，“岳寺渊庭”。这就是当年彭德怀元帅举行平江起义的革命旧址，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一条长长的水泥梯道直通峰顶，平台上矗立着一栋栋高大的办公、实验大楼和平房教室、师生宿舍。树林中烘托出整齐的乒乓球台、洗衣台、花带、花坛，梯道西侧是游泳池， 菊花、月季花，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花儿，把校园装扮得分外绮丽多姿。我编在十二班，班主任李忠民老师（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同学们一致推选我为学习委员兼学校团总支宣传委员。我是抱着强烈的求知渴望走进平江师范的，业务上没想半点提高，是一个标准的（政治）宣传员。各班开展竞赛，看谁反回潮抓得力，起决定作用的是学习委员。我要负责“三板一稿”，即：室内一块黑板报，反映业务知识；室外一块黑板报，反映时事政治；学校规定各班办一板大批判专栏，用纸抄出，定期评比； 校广播站，一日三次播音，稿件均由学习委员修改审定。星期日，同学们逛街进馆，我只能在教室里忙碌、自学。这世道，发奋学习有罪，不学无术光荣。每次开班干部会，班长、军体、文娱委员等几个平江人，就指责我不该挤时间学习业务知识。但我坚信：无论何时何地，发奋学习没有错。他们对我的围攻， 我都给予了有力的反击。1974 年上半年，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几句话搅得我神魂颠倒：“……前几天，我理了一次发，洗了一个澡，觉得浑身轻松。你也要理发、洗澡，深刻检讨几年前关于思想意识方面的严重错误，你的政治敏锐性是很强的……”手捧来信，心潮沸腾……1971 年3 月18 日，我挑着行李，沿着白泥滩的大堤，身披万道霞光，走出两门闸，来到了福利湾五分场十队——洞庭小学。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学生 涯。学校条件十分艰苦，没有菜园，老师与工友一起动手，开垦荒地；没有房 间，我就从教室后面一点空余的地方用芦柴间开，作为卧室与办公室；没有房门，自己编芦席，四周用木条夹住，拦在“房门”口。困难我都能克服，只是课堂上讲的每一句话、批改作业时写的每一个字都要特别小心，弄不好就会出政治问题，让人防不胜防；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使人很厌烦。队上的职工张志道地主成分，是个瘸子，忠厚老实；王本兰，本是原职工子弟中学的老师， 就因为1957 年搞大鸣大放，“引蛇出洞”时，说了几句真话，被打成“右派”、下队劳动改造。此二人常挨批斗，队上什么坏事出现，都是他俩的“阴谋，” 季忠国的父亲，原本是解放战争时期向我军投诚的国民党黄埔军官，可此时被诬为“特务”，常挨斗打，老伴俩忍受不了这种陷害与折磨，双双紧箍，跳河自尽……代林凤老师，别人在书桌上写“社会主义好”她根本没有看见，无意中，她在此前面画上“批判”二字，这样连接起来就成了一句话！不知是谁最先发现，并积极举报，经查是代的笔记！立即召开全分场教师会，对她进行大揭发、大批判！文教专干欣赏我会写善辩，指定我作中心发言，我说：“要我说假话坑人的事，你就是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会干！……”站在我的母亲河——悦来河畔，我“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这难道就是我向往的春天、 人生的最终归宿吗？中国向何处去？我国现在的国体、政体究竟是什么？假定是“社会主义”，那秦始皇时代是不是也可以盗用这块牌子？满肚子的话向谁倾吐？一气之下，挥毫愤书，给一位疼我胜子的恩师，写了一封长达21 页材料纸的信！主要是批毛批林揭露现状、深掘根源、拿治国方略、预测斗争的光明前景！得人心者得天下！“……全国人民齐奋起，看你横行到几时！”那时， 我是19 岁，站在一个“年轻红军新统帅”的高度来写的！1971 年9 月13 日，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我噩梦猛醒……此刻，我感到空气紧张，学校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吃饭、睡觉、上课似乎都有人在暗中窥视我，闲聊也很不对味，很快，工宣队、校领导找我 谈话。至此，我成了一个“阶下囚！”每天同学们在教室里上课，我就去公安局“上班”。学习和进出的自由权完全取消了，上厕所也有“警卫员”。如果单是一封信，那倒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我是一个“现行反革命”的总头目，背后还有组织团伙，那就另当别论。于是，对我一个22 岁的学生的监视与审讯， 一天比一天严格。公安局成了我“工作”的地方，局长、副局长成了我的“左臣右相。”三餐饭由“警卫员”送到手里，享受“特殊待遇”。我不知道胆怯， 已经到了骑虎不能下虎的时候，不被老虎吃掉，就得将老虎打死！我就他们的提问，作了诚恳地回答。他态度很和蔼，我们是以谈心的方式进行的。“几年前，你的那封长信究竟写了些什么？”“……我认为：毛主席唤起工农，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目的是要解放生产力，让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可是现在，煤油、火柴都要凭票供应。“文革”整死、打倒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我国历史上朱元璋火烧庆功楼悲剧的重演，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过分！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等，这与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炎热的夏天，柏油在公路上流动， 我打着赤脚去“上班”，不觉得脚烫得痛；晚上，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两眼望着漆黑的窗外，不放帐子，不觉得蚊子咬；几天不洗澡，不换衣，不觉得身上不舒服；一双胶鞋，穿了个把月，里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尘壳，不知道拿到水里洗，而是用小竹片戳动、拍打，又套在脚上。我似乎真的麻木了，不知道命运的小舟将把我载向何方？天岳书院的门前，有一个直径约一米多长的树蔸，当地人说，这原是一株参天大树，彭德怀元帅举行平江起义时曾拴过马，“文革” 中被当作修正主义的祸身悲剧了，仅剩树蔸。我爱这个树蔸，常常在静静的夜晚，独自坐在树蔸上浮想联翩……彭老总、贺老总，赫赫有名的大元帅，为什么成了“大右派、”“大土匪”？我一个苏维埃乡政府主席姜金生烈士之孙， 为什么成了“小囚徒？”……在平江县公安局“上班”的日子里，校党总支书记叶甘棠对我格外关心，生怕我出意外，每次来去，都是他亲自送接；班主任老师李忠民，更是对我护爱胜兄，有时半夜都起床来查询安慰我。那次“上班”，顺利而轻松，全得益于当时钱粮湖农场教育科长的竭力呵护和李老师的具体关照！否则，后果不堪 设想！是年夏，我和同学们一起照了毕业相，回到了层山。李步琛科长特意找 我谈了话，给我以慈母般的温暖。她说：“绍槐，听口音，我俩都是华容人。 你参加文教工作以来，表现很好，干部群众，老师学生对你的评价很高，在平江师范读书也不错，全场共去九人，仅你担任了班、校干部。这说明我们钱粮 湖有人才！至于那封信，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况且，那是历史， 重在现实表现。对毛主席的功过，“文革”的是非，历史自有公断，我们不宜多言多语，要正确对待。存在决定意识，一个人的世界观，总是随着社会的发 展而不断改变的。吃一堑，长一智。希望你发奋学习，轻装上阵，把自己美丽 的青春献给党的教育事业，以实际行动报答党和人民对你的教育与培养……” 李科长握着我的手，望着她那慈母般的面容，咀嚼着科长的谆谆教诲，我从心 底里表示感激！进修期满，我又回洞庭小学任教，后在五分场中学。女人爱才，男人爱貌， 各图所求的生活可谓真奇妙。正当我高唱《弹起我的东不拉》，沉浸在初恋的幸福之中、面对争风吃醋的少女们左右为难之时，没想到一场大病，差点见了阎王，揣摩着槐树有可能会倒，猢狲也就散了……1977 年冬，我与六分场东方红小学教师（原籍澧县王家厂水库红星社两合乡）孙鹰结为终身伴侣。普查后，1983年6月25日，祖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绿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也使我这 株洞庭湖畔的刺槐获得了甘霖。初恋、失恋、成家，严酷的现实生活唤醒了我这个天真烂漫的书生：男有志，女有势；男无志，女必去。失恋岂能失落？我必须从教中愤起。9 月1 日我奉命调往钱粮湖农场七分场中学，教初三年级四个班的政治， 全场大会考，荣夺第一名。校领导很器重我，特意为我建了三间新瓦房，将我 的父母、妻儿一并接往七中居住。1984 年通过严格的文化考试与实绩考核，由场办老师正式转为国家教师。1985 年春，由教导主任熊梦林老师推荐，总场教育科长潘明、副科长汤迪成亲临七中，将我调往层山中学。这时，正处“文凭热”，不管你有多么丰富的真才实学，如果没有大学文凭，随时都有可能下分场任教。于是，我在教书 的同时，刻苦攻关，眼神瞄准了水涨船高，瞄准了大学文凭。1986年秋，原职工子弟中学教导主任杜子云的竭力推荐，牵线搭桥，我赴岳阳师专带薪就读。9月13日是我一生中永远也不能忘怀的一页日历:
“岳阳师专中文科姜绍槐速归钱粮湖一中（原名层山中学）校长×××电。”
这个电报把我来师专学习的强烈愿望扫得精光，顿时，我感到眼前一阵昏 黑，放眼南湖上下，大雨倾泻，狂风紧紧地抱住刺槐，甩得它晕头转向。风云 突变，寒气逼人。我是9月8 日正式来师专报到的，可是，入学不到一周就接到电报，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临走时，听说农场党委书记罗碧升同志（后调任岳阳市市长）不同意我脱产读书。我想：罗书记应管科一级的干部，管全场的路线、方针、政策。我读书有杜子云老师（原职工子弟中学教导主任）穿针引线，有赵训科老师（原师专宣传部副部长）鼎力相助，有校长、教育科长的同意与支持，又有合法的入学手续，为什么不能来师专呢？于是，我冒天下之大不韪，给校长写了一个留言条，就匆匆来到了学校。手捏电报，我徘徊、懊恼、忧愤。如陷入泥潭，不能自拔；如坠落深谷， 呼号无应。眼看到手的大学生活就要化为泡影，一切良好的愿望都将变成“美 梦”。怎么办？我冒着滂沱的大雨，毅然登上了回钱粮湖的客车。赶到层山正是中午12 点，虽是二餐没吃，但一点也不觉得饥饿与疲劳，我一口气跑到一中（层山中学）衣服都湿透了。见到校长第一句话就问：“你既然同意我脱产读书，又为什么催我速归？”他非常果断地说：“并不是我不肯， 而是怕罗书记追责任，我担当不起。”他的话，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使我浑身瘫软，衣服滴水也顾不得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傻愣愣地望着压在头顶上的天花板。这时，教导主任也来了，劝我安心教学，做好上课的准备。看来， 求学深造确实是没有一点希望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横下一条心，走最后一条路——找罗碧升讲理。正好，罗书记在糖厂开会，我拿出了他岳阳师专的老师段德森（教务处长）写给他的信， 并汇报了读书受阻的情况。罗书记看完信后，握着我的手坚定地说：“你去师专读书，我没有任何意见。校长同意就同意，不同意不要往我这里推。”书记的话，果决有力，雷打不动，如一股春风，使我精神振奋，茅塞顿开。我掏出火柴，电报瞬间化为灰烬。下午，我又乘客车回到了岳阳师专，坐进了八六级中文科的新生教室，开 始了紧张的学习。我——卅四岁的中年人，又恢复了学生时代的活力，圆了我的大学梦。次日清晨，我轻轻地揭下这一页不平常的日历，伸张双臂，舒坦地吮吸着新鲜空气，感到格外清甜。登上高耸的教学大楼，瞭望暴雨洗涤后的三眼桥旁， 南湖之水格外清秀壮美。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湖滨上空，彩霞万朵，映红了我的全身，也映红了整个巴陵山水。面对此情此景，我诗兴大发，畅吟着——《沁园春·岳阳》：
《沁园春 岳阳》
作者：姜绍槐
一九八六年
隐隐君山，
浩浩洞庭，
耸岳阳楼。
览青龙漫舞，
皑涛乐奏；
玉帆展翼，
翠柏映竹；
静静㴩湖，
一弯碧水，
三眼桥旁荡彩舟。
披朝日，
抱江山万里，
胸满红图。
骚人迁客曾游，
轮到我抚摩金鹗头。
正茅庐岁月，
愧为造就；
少年憧憬，
四害禁囚；
酣梦十冬，
春雷唤醒，
书海遨游勤探求。
俱往矣，
荷承先启后，
把握潮流。
在岳阳师专寒窗二载后，经刘善匡副教授的鼓励与指点，1985 年5 月我赴长沙市十五中参加全国成人高考，被录取到湖南教育学院中文系（现与师大合 并）脱产读书，继续深造。湖南教育学院坐落在湘江以西，岳麓山下，与湖南师大、湖南大学、中南工大连成一线。学院风景秀丽，高座幽静，是一个读书出人的摇篮。学生来自三湘四水，本省的也有，外省的也有。我们寝室住6 个人，吴明祥（大庸市二中）、朱穆峰（大庸市永定区五中）、舒宜生（溆浦县一中）、向连高（沅陵县四中）、梁海军（会同县若水中学），相处很好，像一个和睦友好的小家庭，互相关照。这是一所成人高等院校，大多是已婚男女教师。我在这里读书很吃紧，既要掌握新学期老师传授的知识，又要协助学院办好校报诗展。由于手头拮据，很少买荤菜吃，伙食差，造成营养不良，体虚多病，经常作呕，有时连肝胆都像会呕出来似的，倒在教室的走廊里。通过一年的奋力拼搏，所学课程门门及格，在校报与宣传窗内时有诗作发表。看来，本科文凭有望，可是，人已经病倒了。1989 年下半年期中考试后，我躺在寝室高烧不退，日夜呻吟，长呕不止，又执意不肯住院，有生命危险这是毫不奇怪的。一天半夜，五位同学悄悄叫来 一辆小轿车，把我强行抱上车，送到了长沙市第四人民医院，吊针通晚，打完 了廿二瓶葡萄糖静脉注射，初步诊断：胆囊炎加急性黄疸肝炎，肝炎复发是定 要死人的。病魔的折腾，迫使我回家治疗。在层山镇人民医院住了二个星期， 越治越病，只得转往岳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这里的一位主治医师林辉、护士洪霞就是我在钱农五中任教时的学生。照顾得十分周到：单独的房间，单独的饮食，单独的药物，单独的护理，好药摆满床，补品吃不完。半个月后，病情大有好转。这时，正面临着湖南教育学院的期终考试，我强烈要求出院。我想： 几年的心血，岂能白费、没有期终考试的合格成绩，学院会为我一个人专门出题补考吗？我对天发誓：教中愤起，竭力攻读，不获本科毕业文凭，决不罢休。我背着大包药，又来到了湖南教育学院，我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与斗志， 一边吃药打针，一边苦学迎考。通过师专二年、学院二年的奋力拼搏，终于顺利地通过了各科考试，本科毕业时，学院中文系主任陈蒲清教授在我的留言簿上题词：“发扬诚朴、谦逊的美德，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本科毕业后，我从层山中学（现君山区第一中学）调钱粮湖农场总场机关 任场长办秘书。1991 年下半年，农场党委决定抽调部分精明强干的机关干部协助企业，搞活销售，我分在粮油公司。11 月下旬的一天，经人介绍，我结识了二位做米生意的甲××、乙××， 他俩说可以帮助我完成大米销售任务。通过我与层山镇米厂陈厂长先后两次对广东省阳西县儒洞镇兴华粮油贸易部的实地考察与合同完善，粮油公司总经理毛雨香（原刘家铺小学教导主任）组织开会研究，一致同意发两个车皮的大米（0.51 元/斤），自己发货自己收。次年1 月5 日良心堡米厂的刘厂长，与我负责收货到了阳西。6 日见了业务主办陈志强，他说：“米是否到了河唇，刘厂长与姜秘书可先去看看。”我俩当天赶到茂名住。7 日我与刘到了河唇火车站，赶紧对阳西发电报，要他们火速来人。8 日我与刘在河唇国营旅社等回音， 中午我去邮局打电话，一个打工的人说陈志强已动身来河唇。回到旅社，刘递给我一个电报，要我去阳西办理汇款手续，我赶到阳西快转钟。9 日我催汇款， 他们一说要先验米质，二说要抓紧卸货，否则，火车站要罚款，三说在外筹款， 轮胎坏了不能及时赶到，好不容易才熬到10 日下午4 点多，陈志强、陈国伟、陈顺（自称打工的，后来才知是法定代表人陈理），司机与我一行5 人乘车去阳西县中国工商银行建新储蓄所。陈志强先将12 万存入他的账号，他拿着圆柱笔填写信汇单。我一看，字迹相当模糊，接过笔，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填写了信汇单。陈顺盖了一个经销部的公章与主管章。银行的人说，公章下面有少半圈不现，必须重写。我又写了一张，重盖了公章、主管章。这时，卷门“砰” 的一声关了半节，一个人高声喊：“下班了！”银行的人一个个都从室内向室外走去。我抓住柜台的铁栏杆苦求着：“这 12 万请你们必须盖一个银行公章，给一个存根。”一个声音高嚷着：“请你相信银行，明天 8 点一定准时汇出。”回到经销部，我死死地找陈要那3020 元的货款。最后，陈志强给了1500 元， 我写了收条。11 号上午我到河唇，向刘厂长谈了汇款情况，他说：“没有银行的三角章是靠不住的，我们必须赶快到阳西去。”我俩赶到经销部不见一人。12 日去银行是星期日。去经销部，只有一个“打工”的陈顺，我要把他押到公安局去，刘说：“一个‘打工’的，押他何用？”上午，我和刘追到了陈国伟家，三陈加廖国泰正在楼上争吵，我听出了陈志强的声音，忙喊刘厂长。他们见了我俩，样子很慌张，但装得很镇定，忙请我俩吃午饭。饭后，刘开门见山地问：“款到底汇出去没有？”陈志强说：“姜秘书在场，他是知道的。”我说：“当时下班了，工作人员执意不肯盖银行公章，现在到底汇款情况怎样， 我们必须一同去阳西工商行。”陈说：“可以，下午你俩在建新储蓄所等我。” 13 号上午我与刘到了银行，向一个年轻的银行工作人员说明了缘由，他很害怕， 说我们不是原账户老板，随便查询，会追责任的。我俩说尽了好话，他才悄悄地查了一下，小心谨慎地说：“款汇了 12 万元，后来又转走了。”我们赶紧去工商局报案。陈局长很重视，立即派人用摩托送我俩去工商行。在一条两边是墙，宽约几米的街廊上，正巧碰上了陈顺，他想跑也没法，只是说要上厕所，我强迫他坐摩托，把他箍到了建新储蓄所，找行长查询，款的确转走了。我俩将陈顺逮到了工商局，把办照的原始依据拿出来核对，原来他不是打工的，正是法定代表人陈理。打开他的黑色塑料包，当场扣押55000 元的存折一个，扣押现金3500 元。接着押送公安局。14 日我俩与公安局的同志一道坐小车追捕三陈和廖国泰。陈石富代表公安局去农行冻结21000 元。刘对我场发电报，要求公检法来人，协助追赃。下午，我俩去公安局，正巧碰上陈志强也在局里。他理直气壮地拿出了一份电报：“此次的大米我不在场不能结账否则后果你们负。”（ 后经查证电报是甲× × 以乙× × 的名义在岳阳发的）。弄得我俩很为难。刑警队办公室挤满了人，七嘴八舌，对准我们两个湖南佬。刑警队长高声地说：“这里不是菜园门，关错了人，你们二个要负法律责任。” 公安局局长怒睁睁地望着我俩，在这种场合下，似乎我俩成了“罪犯”。陈志强提出给105000 元的现金。刘请示毛，毛雨香的意见是，有钱先收了再说。陈最后提出15 日上午公安局见，我俩同意了。这天我俩等了很久，陈国伟的妻子捎来口信，他们要我俩去儒洞镇协商，我俩坚决反对。17 日华容县检察院法纪科长余国辉、钱粮湖检察室王助兴、工商局易劲军、层山米厂陈厂长抵阳西县 阳升宾馆。我俩当晚作了情况汇报。我将1500 元的货款交给了陈厂长，由他写了收条。18日陈理的哥哥交来现金10000 元，这天，余、王对陈志强、陈国伟分别作了问话笔录。陈志强做完交代后，说找刘厂长有事，就寻机溜走了。我们紧接着去找公安局局长，强烈要求受理诈骗案，追捕陈志强。局长态度相当生硬，不理我们。并说：“我在湖南办案，害得我好苦啊，我还没有以牙还牙呢！” 最后，他很不耐烦地说：“拿手续来，人，你们带走；钱，你们拿去。”说完， 手一甩就走了。20 日，余科长只好通过找同行的关系，由阳西县检察院法纪科长林马同志出面，公安局才受理了这一大米诈骗案。5 月中旬，我场公检法又派人赴阳西，最后，追赃60000 元，冻结的21000 元又被转走了。余国辉科长气愤地说：“这伙骗子，手段高明，用金钱买活了人心，使火车站、储蓄所、公安局连成一体，风吹不进，雨打不进，没有办法，只怪风气不正，地方保护主义害死人，谁来销这个大米都难免被骗，货款丢海。况且，考察、收款粮油公司都派了人，只不过合同书上是姜绍槐的签名罢了。”“白马红缨草色新，不是亲者强来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 这时，我总算真正理解了这首古诗的深刻含义。但我坚信：我是洞庭湖畔的刺槐，酷需风炼雨浴，我喜欢暴风雨。天无绝人之路，暴雨过后必定是大好的晴天。一失足成千古恨。人只有在患难之时，才能看破人心。当时，真可谓“山 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我的知音在哪里？多灾多难的人啦，向谁 呼救？是罗碧升书记、华克敏场长，千斤重担，铁肩挑起，在这种情况下，安 排我妻进油脂厂工作。1993 年春我调层山镇管理委员会任办公室主任，兼司法员、劳资员、信访员。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1994 年入党，1995 年由湖南省委宣传部授予政工师职称。回顾个人成长，1993 年至1997 年，可以说是走红运的5 年，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也是自己略有所为的5 年。1993 年3 月由省档案局颁发档岗第38 号《岗位证书》，1994 年4 月获岳阳晚报社《通讯员证》，1995 年11 月由省委宣传部颁发《政工专业职务资格证书》，1996 年7 月由岳阳市委颁发办公室主任《岗位证书》。连续5 年被评为单位先进个人，同年被评为全场共产党员工作标兵，《在办公室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的典型材料载入钱粮湖 农场《先锋谱》，1997 年被评为农村党支部建整工作模范。这5 年，由于领导与群众的信任，我公章在握，签字作数。镇部大小会议我必须参加，所有公文均由我动笔起草，所有非生产性开支均由我统筹安排， 所有来宾均由我接待礼陪，所有基层干部的任免均由我与政工书记一道预先考 察，初拿方案，所有难题均由我解释与解决。荷花、朝阳、雅园三个居委会由 我命名报批，1994 年的竞争评选典型材料由我执笔报省，层山镇被评为全省“百强镇”，单位获奖金 30000 元。辛勤的耕耘，博得了同志们的高度赞扬：层山镇出了个—— “好总理”。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1996 年7 月27 日白泥滩大堤溃决， 全场上下，一片汪洋。产品收不上，工资发不下。拖欠工资，全部挂账，逐年偿还。1998 年腊月一场车祸，我差点送了命。满头血壳，干脆剃光头，一年只剃了一个出钱的头，其余的均是请理发师在头的周围用推剪推一下就行了。冷得 没法做了一件棉袄，穿了几年，还穿在身上跨世纪。溃垸几年来，仅买了一双 皮鞋，几双袜子，二条短裤。早餐没有着落，只好请在三中做小生意的老母亲 想点办法，可怎么也咽不进，就回自己的层山大厦五楼炒现饭吃。我也知道， 单位没有造血功能，个人没有经济来源，靠自己的忍饥挨饿，克勤克俭来弥补 家庭开支是无济于事的。怎么办？我便拿起笔，学当作家；背起编织袋，协同父亲开始捡荒货；开垦荒地，搞好菜园，发扬南泥湾精神……看来，知识值几个钱？难怪杜甫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成了当代的“孔乙己”。东挪西凑给在临湘桃矿技校毕业的次子买了一台动力摩托车，办理了“慢慢游”所必办的营运手续。因车多，客少，效益极差。他到广东打工去了，摩托车锁在车库内。时至1999 年腊月，正是“慢慢游”的生意旺季，我毅然决定：放下臭架子，去开摩托车，上班为主，开车为辅。我借钱将车进行了全面的检修，请了专门的师傅告诉我开，勉强学会了。据师傅们讲，腊月与正月，“慢慢游”收入可观，我的劲头更足了。但思想斗争很激烈：车况不好， 车很耗油，长子读大学急需学费、生活费。这两个月我能挣多少钱？我是一个国家干部能长期开车吗？说来也巧，就在这天晚上，层山镇棉科站渴需买车的一位师傅寻到了我住的五楼，两人一谈便成，次日在农业银行前，他一手交钱，我一手交车。2000 年10 月，撤销钱粮湖农场，成立钱粮湖、良心堡、采桑湖三镇，与柳林洲、广兴洲、许市等地合并组成岳阳市君山区。此时我由市教委颁发《教师资格证书》，走上了岳阳科大附中的讲台。根据君发〔2002〕15 号文件精神， 我属工作年限满30 年的国家干部，经本人申请，由区委主管领导和区人事局批准，提前退休。2006 年任《岳阳市君山区志》编辑，2007 年任《君山区钱粮湖镇志》主编，2008 年作家出版社版名载《中国诗人大辞典》（第二卷），2012 年任《君山区政协志》、《君山记忆》等书的编辑，是年10 月以国家公务员身份正式退休。之后，退而不休，挥毫不止。2014 年任中华《炎姜文化·姜姓人》巨著编辑委员会委员，2015 年任君山区党史联络员，2016 年《中共岳阳市君山区历史》编辑，《中共君山区钱粮湖镇历史》主编，2017 年任《君山区钱粮湖镇风俗志》主编，编纂华容县鹰扬堂始祖姜鸾之后《姜氏族谱》，将个人文学作品诗词、散文、小说、论文、传记、杂记等整理汇编成书——《弹起我的东不拉》（湘岳新出准字2011 第003 号）……“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对罗贯中、曹雪芹二位文学巨匠的消极史观，我未敢苟同：洞庭湖，吞长江，纳四水，雄浑壮阔； 巴陵郡，多古迹，涌名人，万代赞歌。 我是洞庭湖的乳汁哺育成人的热血男儿，不是诞生在金戈铁马、硝烟弥漫的烽火年代， 在人类的史书中还没有写我的一角。莫怪生不逢时，报国无门， 惨遭十年浩劫之后，与我同龄的成功人士照样出了很多。“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钢铁不成货，是因差锤磨。从今往后，铁心定位，期盼——浇洒夕阳下，品尝文苑果。
△2001年姜氏大家庭在钱粮湖镇中学合影留念！
作者简介
姜绍槐，生于1952年，男，汉族，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人，1969年夏插队劳动，1971年开始教学生涯，曾就读于平江师范、岳阳师专、本科毕业于湖南教育学院中文系，1985年首创层山中学北湖文学社，1991年改教从政，曾任钱粮湖农场总场机关场长办秘书，镇党政办主任，政工师，《岳阳晚报》通讯员，《岳阳市君山区志》、《中共君山区历史》、《君山记忆》等书的编辑，2008年作家出版社版 名载《中国诗人大辞典》，2012年国家公务员退休。2014年任中华《炎姜文化.姜姓人》编委，2015年任君山区党史联络员，2023年任《华夏吴女集》副主编，《叶长香诗文集》主编，时有诗文见诸书报。其作品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大赛荣获一等奖、特等奖等多种奖，由《中国教育科学》《当代作家》双刊总编辑部出版《姜绍槐获奖散文专辑》《姜绍槐获奖小说专辑》《姜绍槐获奖作品专辑》，2023年9月20日由当代作家杂志编辑委员会颁发《当代作家签约作家证书》。2024年有三本著作《姜氏族谱》《君山区钱粮湖镇史志汇编》《弹起我的东不拉——姜绍槐文粹》（中国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湘粤二省，省市县区，三级存档，荣获9个《收藏证书》（含武汉大学）。满头白雪，总的感悟：人生有限，搏乐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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