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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学者曾庆伟）

墨韵千秋，书道焕新

◎作家曾庆伟

如果你是第一次见到书法家袁伟明，当会眼睛一亮：这不是活脱脱的银元上的浮雕“袁大头”吗？他项上的那颗刮得像100瓦电灯泡似的晶亮脑袋，加上他又姓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民国时期使用的现大洋上雕刻的袁世凯的浑圆光头。不用说，袁伟明给初次见面的人留下的印象肯定极深。

 书法家袁伟明在汉上书画圈的雅号叫“袁光头”，因为他无论什么季节，无论是参加重要或不重要的活动，他总是顶着这么一颗晶亮的光头登场。所以，每每书画界的同仁雅集，光头袁伟明在一众艺术家中就显得有些“各色”，辩识度颇高。 

“袁光头”不仅个人的外表形象颇有特色，其书法特点也与他的外表形象一样，同样个性鲜明，极具辩识度。

在湖北书坛，袁伟明的书法以“碑帖融合”著称，因为写笔意古雅的“爨宝子”字体的书法家不多，所以善写“爨宝子”的袁伟明，在湖北众多书法家中就显得有些亮眼。

早年，我在武汉一家新闻单位当记者，跑本市的商委口，所以武汉三镇有些规模的国营餐厅酒楼，我基本上都去采访过。又因为我家住汉口，工作单位也在汉口，所以我跑汉口的餐厅酒楼远比跑武昌、汉阳的餐厅酒楼为多，去得多而勤的国营餐厅酒楼，是老会宾、德华、东来顺、四季美、老通城、中南春、冠生园、芙蓉餐馆、春明楼等有名的店子。当然，我常往这些餐厅酒楼跑的理由之一，说起来有些丢人：这些国营餐馆招待新闻记者的饭菜很舍得下本钱，哪一餐饭都少不了七个碟子八个碗，让我既开眼界，又饱享口腹。尤其是老会宾招待的菜色，往往都是著名厨师亲自司厨掌勺的手艺，每一道菜的滋味，都让我铭刻于心。在那个美食丰富程度远逊今日的年月，我因工作之便能够体验到的美食，给几十年后我做饮食文化研究的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话，在此就不多说了。

我认识袁伟明时，他是武汉餐饮首屈一指的大酒楼——老会宾的办公室干事，接待、招待记者，正是他的工作职责。一来二去之间，我们就熟了。现在回头看，当时我对他的熟悉，充其量只停留在表面层次而已，因为我并不知道，这个经常招待记者的年轻基层干部，其实还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大学生，且在书法创作上颇有造诣，只是还暂时缺了一顶书法家的帽子而不被社会广泛知晓罢了。当然，那时的袁伟明，倒是乌发满头，秀眉俊眼，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帅哥。

老会宾楼

二三十年后，他以本埠著名书法家面目示人，一头乌发没有了，变成了“袁光头”。我呢，也算是个文化人吧，武汉的文化圈说小不小，说大亦不算大，所以在许多场合，同为文化人的我俩都能相见，坐在一张桌上喝酒的机会也不少，因为我们有几十年的交情垫底，我们彼此之间的了解，就深入多了。

袁伟明是浙江奉化人，与蒋校长是同乡，1961年出生于武汉。他自小对写字绘画兴趣浓厚，尤对爨宝子书法情有独钟。年近弱冠时，便师从著名金石书画家邓少锋先生，邓先生对爨宝子书法的源流及特点剖析甚详：爨宝子书法源自《爨宝子碑》，该碑刻于东晋大亨四年（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当时处于隶书向楷书的过渡阶段，《爨宝子碑》的书体便呈现出楷隶相参的特点。其点画多为楷隶复合体，字的结体，总体有隶书特征，但又打破诸多常规，形成了《爨宝子碑》古拙、肃穆、天真的风格。

袁伟明书法作品

爨宝子书法对了袁伟明的眼，邓先生的教诲，给他日后的书法创作，规划了一条清晰的线路：即以爨宝子书法为根基，杂揉王羲之、米芾、钟繇等经典书家的用笔，以形成自己的书法路数。随着书法实践的深入，袁伟明在把“二爨书风”烂熟于胸的基础上，再汲取《张迁碑》《石门颂》《好大王碑》等汉魏碑刻的雄浑古拙，又精研王羲之、米芾、钟繇等历代名家的法帖，且又得到曹立庵、黄松涛、周华琴等名家的提点，广泛汲取传统书法的精髓，其求学经历不仅涵盖技法训练，更注重“识于古”的文化积淀。这样，袁伟明既熟读了“有字有形”的碑帖，又受到了多位名家“无字无形”的指点，心灵上受到这些老先生们博于古、识于古、精于古的治学态度的熏染，尤其对碑帖引发心灵共鸣的文化精神的寻古访幽，作为“日课”长年坚持，于是，不仅让他在书法技法上得到了全方位的锤炼，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深厚的文化底蕴。由是，他深得传统书法的精髓，并在长期书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碑帖融合”艺术风格，并以“刚健遒劲、飘逸潇洒”为标志，在湖北书坛独树一帜。

总结袁伟明书法特点，在我看来，其楷书尤具代表性，既严守法度，又通过点画的灵动变化赋予作品的动态美，将楷法的端庄与飘逸的灵动揉和在一起，体现了对传统楷书的传承与创新。其行草则注重线条的韵律与墨色的酣畅，作品中常见力透纸背的笔力与计白当黑的布局巧思，展现出对空间张力的精准把控。此外，他对“二爨书风”的借鉴与转化，使得作品在古拙中透出清新之气，如他的《白玉蟾诗》《林花•芳草对联》等代表作，既具高古意趣，又富时代审美，其作品被武汉文联艺术馆等机构收藏，

袁伟明书法作品

在创作理念上，袁伟明注重“神采”与“性灵”的表达，追求笔墨与情感的共鸣。其作品既展现出对传统技法的深刻理解，又通过大胆的布局与线条变化传递现代审美意趣，例如《白玉蟾诗》《徐照诗》等代表作，既具古韵又富新意，刚柔并济，动静相宜。

袁伟明始终将“追求神采，抒写性灵”作为创作核心，强调书法不仅是技法的呈现，更是文化修养与个人气质的流露。他主张从传统中寻找与自身艺术追求契合的精神内核，通过千锤百炼的实践，将王羲之的自由精神与怀素的狂放意趣熔铸于笔端。其《心经》系列作品即为例证，在作品中，既展现“楷精法详”的技法高度，又透出禅意与般若智慧，体现了书法作为文化载体的深层意蕴。

袁伟明书法作品

综上，袁伟明书法以扎实的传统功底、创新的艺术表达，呈现出碑帖交融的笔墨气象与人文底蕴，既承载着金石碑帖的刚健古拙，又兼具文人书风的灵动飘逸，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故被评家誉为“正大所得，古不乖时”。既坚守传统法度的严谨，又融入现代审美意趣，所以有评论家称其作品“使传统书法在笔下复活”。在我看来，袁伟明在金石碑帖了然于胸的基础上，又对“二王”书风的现代转化，为当代书坛提供了“碑帖兼修”的一个范例，其作品既是对千年书脉的致敬，亦是对当代人文精神的回应，堪称中国书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生动注脚。

袁伟明书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