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宿命论的文化根源
文｜车向斌
《红楼梦》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由梦觉主人序本并正式定名。按照 2025 年计算，距今已有 241 年的历史。我们无法否认曹公及文本的伟大，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讲，分析它的文化根源意义重大。《红楼梦》中的判词系统以谶语形式预设人物命运，其宿命论色彩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与哲学观念的交织。以下从五个维度剖析其文化根源：
一、儒释道合流的哲学背景
儒家天命观的渗透
儒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论语》思想为文本中判词系统提供了伦理框架。如判词中“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等符号化表达，暗合儒家对个人命运与家族兴衰“天命不可违”的认知。贾元春判词“虎兔相逢大梦归”，将宫廷斗争归因于天象谶纬，而非权力制度。
佛教因果轮回的叙事策略
文本中判词与太虚幻境相互勾连，如“因空见色，由色生情”，源自佛教“十二因缘”思想。香菱判词“根并荷花一茎香”以植物轮回意象，将阶级压迫（被拐卖为妾）转化为前世业报，体现佛教“因果自受”的逻辑对悲剧的消解。
道家自然天道的审美转化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终局预言，呼应《道德经》“万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的循环史观。黛玉“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判词，将生命价值归于自然本真，遮蔽了社会关系对人的精神异化。
二、封建末世文人的认知困境
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折射
曹雪芹身处康乾盛世表象之下，敏锐察觉封建制度的内在腐朽，如贾府经济危机与道德崩塌。判词宿命论实为当时文人无力解释社会崩溃根源的隐喻，“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循环史观，映射士大夫阶层对制度性变革可能性的绝望。
政治高压下的曲笔书写
在清代文字狱的大背景下，如戴名世《南山集》案，宿命论成为规避现实批判的“保护壳”。秦可卿判词“情天情海幻情身”，以情色叙事掩盖对皇室奢靡的讽喻，用宿命论置换对权力腐败的直接揭露。
三、传统文学谶纬文化的继承
史传文学的天人感应传统
《红楼梦》的文本判词系统继承了《左传》“天夺之鉴而益其疾”的灾异叙事，将人物命运与自然异象勾连，如晴雯死后“海棠枯死半边的预兆”。这种“天人感应”的思维将社会矛盾神秘化，符合封建统治阶层维护秩序合法性的需要。
话本小说的预言模式
《水浒传》石碣天书、《三国演义》童谣谶语等文本，为《红楼梦》判词提供了形式借鉴。如王熙凤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拆字谜语，既延续民间说书艺术的悬念设置，又将人物悲剧归因于命定劫数。
四、士大夫阶层的矛盾心态
贵族精神的自怜与自省
文本判词中“生于末世运偏消”（探春）、“清明涕送江边望”（湘云）等哀叹，体现没落贵族对自身历史地位的矛盾认知：既痛斥礼教吃人本质，又留恋等级特权。这种双重性使批判止步于道德谴责，未能触及生产关系变革。
性别叙事的文化悖论
“女儿清净论”（贾宝玉“女孩儿是水做的骨肉”）表面赞美女性，实则将她们抽象为命运符号。黛玉“咏絮才”、宝钗“停机德”的判词对比，仍困于“才女—贤妇”的封建女性评价观，反映父权制度对性别解放的深层束缚。
五、民间信仰与民俗心理的渗透
算命占卜的世俗化表达
判词形式借鉴民间签诗（如关帝灵签）的模糊预言特征。妙玉判词“欲洁何曾洁”暗合相术“红颜薄命”之说，将人物悲剧简化为面相命理问题，迎合大众对命运不可知的集体无意识。
戏曲艺术的悲剧原型
《牡丹亭》“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至情观，在黛玉“还泪神话”中被重构为宿命叙事。判词“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将社会性悲剧（木石前盟败于金玉良缘）转化为因果循环的戏文程式。
宿命论的双重面孔
《红楼梦》判词的宿命论既是封建意识形态的产物，通过神秘化遮蔽阶级矛盾；也是文人超越时代局限的艺术创造，以美学升华实现批判。其文化根源揭示了一个根本性悖论：当传统文化无法提供新的历史解释框架时，宿命论便成为知识精英诠释悲剧的终极方案。这种思想遗产的复杂性，要求当代读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批判性扬弃，既肯定其美学价值，更需揭示其历史局限性。
作者简介：
车向斌，男，汉族，1967年生，大专学历，陕西省潼关县人。1992年结业于鲁迅文学院。当过报刊记者、编辑、部门主任等职，现供职于陕西某报社。1993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各类作品200万字。主要文学作品有：短篇小说《小张的爱情》《缝穷的女人与她的官儿子》《毫州人“出口”那些事》《当面被人欺骗的感觉》《郭二牛的爱情小差》《爱神的裁决》《憋君看病》《秋日沉思》《过继》《亳州人“出口”那些事》《二球》等，中篇小说：《卤肉西施》《优秀的“坑儿”》《为您添彩》《潼关烧饼进大城》。长篇小说《欲望之博》。现为渭南市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职工作家协会理事。
(编辑:武双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