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夫子,学名赵为虎,1950虎年出生,故名“为虎”。是当年我们那个凯里县格冲公社脚里小队插队落户的五个知青之一。
赵夫子在凯里知识青年中很特出——北京人,1968年才随父母到贵阳,同年底就上山下乡到脚里。他身高约1米8,清瘦,白净少胡须,真正唇红齿白,又佩戴一副近视眼镜,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使人马上就联想到“秀才”一词。乡间苗族姑娘媳妇都用汉语点赞说“好想很”(“可爱得很”)。他自称连贵阳最热闹的大十字也从未去过。听我哥讲,在学校时他认真到执拗,操一口标准普通话提问题,还不依不饶地追问,不时让老师们下不了台。所以,当“赵夫子”这个绰号不知由谁首倡后,就获一致响应,一直从贵阳三中波及到整个凯里知青群体。
赵夫子的特出处或许还在于他从皇城突然降落苗家山寨,有一种陌生且鹤立鸡群的孤独感,对我们尚能应付的生活处处显示出不适应。见到公鸡爬到母鸡背上,他好奇:“是不是因为脚僵?”——大城市只见过柜台上的白条鸡,怕是没见过活鸡。刚下乡吃不饱,我们全户五口一起翻山到公社去反映,山陡路滑积雪,他习惯把双手插在裤兜里,身材高眼神差行不稳动作还快,十几次“壳”地一声重重地摔在山路上,用户主戴哥的话来说,就是“听得我们的心底都发凉”,但每一次都迅速站起来用京腔说“没事儿”。坡上做活路休息时,当地青年男女常公开搂搂抱抱调情,我们都装没看见,夫子却红着脸诛心道:“兽性的兽性的”。苗族妇女短裙内似不著内裤,在亲友家喝醉了酒,会在田坎上边走边抡动腰肢舞动短裙相互打趣,路人或见怪不怪或扭头装看不见,而夫子正在田里插秧,偶然瞥见,急忙转身躲闪,立足不稳就歪倒在水田里,弄一身泥惹一阵笑。我们的住房是木结构,外用竹篾和芭茅草围成墙,顶上是茅草。两小间:外间是水缸、火膛、煮猪食的大灶和一个藏饭薯的地窖(平时盖着木板),里间是几张原木的三足高凳,上置木板和稻草,是我们睡觉的大通铺。里间的上层隔有木板,用外间梯子联通,上面堆放谷子包谷。门只有外间一扇,木框加竹蔑,门内没有插销,夜间直接用楼梯顶着门。整个房屋无窗户且无电灯:白日四壁透光,夜间点盏小煤油灯。夫子消化差常闹肚子,半夜漆黑寻不着门,只听到他从这面竹墙哗啦啦摸过去,又哗啦啦摸过来……
时间长了,夫子逐渐习惯当地生活,不时会冒出些男人的粗话。有当地小伙开他玩笑:“老赵,你到底是男是女哟?”他莽起嗓子大喝:“喊你妈来试试?”惹发出其不意的哄笑。
夫子爱书,我也爱书。有次邻寨的知青到县政府某办公室,见有抄家来的大批“黑书”,里面有《鸦片战争史料》《嘉尔曼》等,随手顺回来几本,令人眼红。赵夫子就约我赶场天也去“窃”。于是,我俩寻到县政府,见空无一人,就一个骑在另一个肩上,透过办公室顶端的玻璃一间间找书,没见到传说的藏书办公室,最后只好从透气窗翻进一间灰暗的办公室,将其中被没收的天麻和碗盘扛了一麻袋回脚里,出门才见挂的是“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我们一直与社员一起做活路,所以粮食堆着吃不完,杂粮都喂猪,。城里招工,知青们离寨进城要交粮食才让办手续,邻寨的知青们不太干活没有谷子,知道我们家是粮食“大户”,纷纷来讨要。横竖吃不完,就任他们随意挑去。但1972年12月底,轮我和夫子办进城手续时,才发现楼上的谷子几乎被他们撮尽挑光了。夫子老练地安慰:“不要紧,我有办法”。他不知从何处掏出一小瓶洗字水,把表格中粮食一栏“未交”涂掉,改成“已交”。捏着改动的两张表像捏着什么似的,我俩一路小跑,从脚里直接冲进凯里城,赶在天黑下班前交给县知青办公室,十七公里的山路,我们俩的绵衣全都湿透了……
夫子被分到凯里市中心大十字的工农兵饭店当服务员,我到州农机厂当工人。前此,我哥到州建筑公司开山碎石,戴哥分到州工商银行……回乡时,听村民评价道:“还是老赵的工作最好,皇帝还不是为混顿饱饭吃?”乡下人天天吃饱饭就是幸福,何况是到饭店吃呢?再后来,我们都回到了贵阳,夫子到电力系统,我在高校,见面时候就少了。但每当到12月26日下乡纪念日,大家还会想起。如果逢十周年庆,“脚里一家人”就会约起来吃一餐,按1969年老照片的座次再补照一张相。
记得在乡下时,夫子曾请假回北京省亲,回来时他给我捎来两本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的精装《说文解字》和清代王筠的《文字蒙求》。后者借给谁了没有归还,但《说文解字》还保存在身边,不时翻阅,也时时想到赵夫子,还在其扉页上追记:“文革期间,乡村时节,赵为虎夫子上京省亲时代买之。不意成余后半生之经典也”。
夫子今年患上肝癌,未及探望;很快传来噩耗,因出差又未及灵堂亲别。此后,“脚里一家人”再照十年照,永远不会有赵夫子的“好想”的身影了!但天堂里或许不会有令他感到孤独的山寨和不时跌倒的山路吧?赵夫子,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