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地处沿海，因华侨而声名远扬，“侨”元素构成了其最为鲜明且突出的特色，同时也是其重要的资源禀赋。然而，对江门被誉为“中国侨都”，社会广泛认可度仍有待提升。深入探析中国四大侨乡（江门、潮汕、泉州、梅州），为何面积和侨胞数量并不占优的江门获誉“中国侨都”，是构建和塑造“中国侨都”品牌的首要且基础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关乎江门侨事、关乎广东侨事，也关乎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建设，关乎中国亮旗举帜广泛凝聚侨心、侨力、侨智，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之大事。
“侨都”的评判体系涵盖多方面要素，包括但不限于资源禀赋、历史沿革、侨胞及侨眷的数量占比、地理分布的广泛性、侨胞的社会贡献与影响力（涵盖侨领、杰出人才、相关书籍等）、侨乡的地域规模、人口基数及侨乡的社会影响力（涉及品牌建设、产业发展、文化旅游、国际交流、宣传推广等）。然而，普遍认知中，“×都”这一称谓通常指向某一资源极为丰富且能集中展现“×”之本质特征的地域。因此，在“侨都”的诸多评判标准中，最为核心且决定性的因素有二：侨意与侨味。侨意，即能否深刻反映并体现“侨”的本质内涵，是最具说服力的评判维度；侨味，则关乎能否丰富且独特地展现“侨”的风土人情，是最具证明力的评判材料。经综合考量，本研究认为江门足以称誉“中国侨都”。
（一）江门深刻体现“侨”的本质内涵——更具“侨意”
“侨”的概念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不断的演变与扩展。战国时期，因战事需要，部分士兵被派遣至边境居住，被称作“侨民”。东晋南朝时，政府为管辖大量南迁汉人，在其聚居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等临时行政区划，此类居民遂被称为“侨人”。鸦片战争之后，海外移民的华人群体被冠以“华侨”之名。时至今日，“侨”一词通常指代定居海外的公民。但“万变不离其宗”，尽管“侨”的内涵与外延有所变迁，仍不会离开其内在规定。为探究“侨”的本质内涵，我们不妨追溯至造字之初，让先祖的智慧帮助我们进行剖析。
从造字原理来看，“侨”字中的“大”字，其象形意义虽然只简单地描绘出人正面直立的形态，但其象征与引申的内涵深远而丰富。在《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中，“大”被赋予了“天大，地大，人亦大”的哲学解释。这一释义与《道德经》中关于“道”与“大”的论述遥相呼应：“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其中，“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的表述，不仅揭示了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也巧妙地映射了“侨”这一人群的基本内涵：远离故土，漂泊异乡，但内心深处始终怀揣着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与回望。“大”转变为“夭”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内涵。《说文》说“夭，屈也”，这里的“屈”不仅指形态上的弯曲，更象征着侨人内心的一种转折与抉择——他们选择转身，勇敢地奔向那个未知的远方。然而，这个远方并非简单的地理变化，而是指向一个拥有不同文明与文化的高远之处。这在“夭”进一步演变为“乔”的过程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体现。《说文》中“乔，高而曲也”的解释，结合“乔迁之喜”等文化词汇，我们可以理解这里的“高”并非仅仅指物理空间的高度，而是寓意着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高处。这正是侨人远赴他乡，追求更高生活品质和文明体验的初衷与动机。综上所述，“侨”字的本初含义深深植根于“大”字之中，并通过“夭”与“乔”的演变过程，巧妙地揭示了侨人远离故土、奔向远方、追求更高文明与文化的生活历程与内心世界。
深入探究先祖对“侨”基本要义的理解，可以发现，其核心并不在于地理空间上的迁移变化，而在于异乡（或异国）的“异”与故土（或故国）的“故”之间的对比与关联。“异”所强调的是文明文化的异质性与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异国文化的异质性越强，“侨味”便越浓厚。而“故”则聚焦于对故国（或故土）的深切回望与情感维系：回望的程度越深，越能彰显侨人身份的本质内涵。容易看出，在“侨”所蕴含的“离开故土，远去异国，回望故乡”这三项基本要义中，先祖尤为重视“回望故乡”这一维度。这种回望不仅仅是对物理空间的怀念，更是对文化根源、民族认同与情感纽带的坚守。《道德经》中将“大”与“道”相提并论，其深意便是强调了一种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追求与道德准则。若侨民缺乏对故国的回望与眷恋，自然也无法与“道”相契合。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侨人身份中蕴含的道德与文化价值。因此，不难理解为何《说文》在对“侨”进行释义时，选择了“高也”而非“远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华侨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一论述不仅准确捕捉了华侨群体的核心特质，也深刻契合了先祖造“侨”字时的初衷与情感寄托，揭示了侨人身份中蕴含的深厚家国情怀与文化认同，这正是“侨”字蕴含的核心价值所在。
因此，探讨江门能否称誉“中国侨都”时，我们需聚焦于其在体现“侨”的本质内涵——即“异”与“故”两方面，有无独特性、深刻性和典型性，是否能在四大侨乡中脱颖而出。
从“异”的角度来看，江门侨乡与潮汕、泉州、梅州等侨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江门的华侨华人主要分布在美洲，潮汕、泉州、梅州的华侨华人主要分布东南亚。这种地理分布的差异，导致了江门侨民在异国所经历的文明文化的碰撞与融汇更为显著。与东南亚侨民相比，江门侨民在面对西方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文化时，所感受到的冲击与新鲜感更为强烈。这种强烈的文化差异和异质性的碰撞，不仅丰富了江门侨乡的文化内涵，也使其“侨意”更加浓厚。为了清晰地展示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以下表格：
著名侨乡侨情比较简表
| 主要侨居地
| 文明差异
| 文化差异
|
江门
| 美澳等
资本主义国家
| 工业文明
VS
农业文明
|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
VS
中华封建文化
|
潮汕
梅州
泉州
| 东南亚
殖民封建国家
| 同为农业文明
| 同在中华封建文化圈
|
可见，于“侨”本质内涵而言，江门较其他侨乡在“异”上更胜一筹，那么在“故”上，江门是否还具备独特优势？
这就需要深入剖析江门华侨的物质生活状况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根源。江门华侨对于故土的深厚情感，并非仅仅源于一种天然的念“根”恋“故”情怀，而是深刻植根于他们遭遇的种种物质与精神困境之中。
1.在异国不受待见。江门先侨突然从封建农业文明被“抛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这种跨越式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使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与痛苦。在异国他乡，江门先侨面临着种族歧视、社会排斥等多重困境，难以融入异国主流社会。谭雅伦先生将江门先侨形容为“弱群”和“边缘化了的弱势孤儿”，这一描述深刻揭示了他们在异国社会的边缘地位。“国弱被人多辱慢，俨如畜类任摧残。”这首江门先侨的诗，直接说出了他们所遭受的屈辱与磨难。这种排斥与歧视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不公平待遇，更体现在法律层面的限制与迫害，如美国的《排华法案》等。这些法案不仅剥夺了华侨的基本权利，如通婚、置产、入籍等，还限制了他们从事的行业和职位，几乎将他们排斥在工业体系之外。江门先侨只能从事洗衣、餐饮、杂货等服务业，以及火柴、制衣、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经济模式不仅限制了江门先侨的发展空间，也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积累。因此，与潮汕、梅州、泉州等侨乡的华侨相比，江门华侨多为劳工阶层或中小业主，巨商富贾相对较少。
2.异国成家几无可能。在一个对华裔群体存在系统性歧视与压制的社会背景下，男性华裔寻求与当地女性建立家庭的可能性被极大地缩减。同时，“在美洲国家排华的年代，大多数四邑人到美洲并不是举家迁移落籍他乡，而只是男性（儿子、丈夫）放洋到美洲谋生”。华裔女性的稀缺，进一步加剧了华裔男性寻找婚姻伴侣的难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洲地区华侨的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尤为突出，唐人街几乎是一个以单身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具体而言，以美国为例，1860年的华侨男女比例已达到惊人的18∶1，而到了1890年，这一比例更是扩大至20∶1。进入20世纪初，纽约唐人街男女比例竟为110∶1。这些数据直观地反映了当时华裔男性在异国他乡寻找婚姻伴侣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3.在故土受到尊敬欢迎。在异国，江门先侨受尽排斥，是无家的孤独者。但回到侨乡，他们得到了十分的尊敬、欢迎，甚至追捧。他们在家乡有个特别的称谓：“金山客”。这一称谓的荣耀性，从当时流传的江门民谣中可见一斑。“金山客，冇一千，有八百。南洋客，银袋包，大伯大伯。香港仔，香港赚钱香港使。”民谣意指金山客即便没有上千的财富，也拥有相当可观的经济实力，远超过一般的南洋客和香港仔。因此，江门先侨回到侨乡，娶妻成家不但不成问题，甚至可以“挑肥拣瘦”。“少小离家乡，三十始回唐。媒人来往走忙忙。女母闻声心中喜，三句唔到就揽糖。”这支江门民谣，就是当时情景十分形象的描述。有的女性为了嫁给金山客，甚至甘愿接受“公鸡拜”。
异国与故土的待遇反差，使得江门先侨的命运与悲欢更加紧密地与家乡相连。他们的乡愁之情也因而更加浓烈、深沉。他们的诗中写道：“朝夕思，凭谁教涸鲋？遥望高堂妻共子，柴米油盐尚有无？”又云：“自抵金山地，无日敢忘家。心怀桑梓乱如麻，每饭因愁难咽下。”因此，江门先侨会将血汗钱尽可能多地汇回家乡，或资补家用，或为自己回乡养老创造条件。这也是江门侨汇远多于其他侨乡的主要原因。
在东南亚地区，由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朝贡”体系，该地区的民众对中国文明及中国人普遍怀有崇敬之情。与美国对华人女性前往的限制形成鲜明对比，东南亚政府采取了鼓励华侨眷属迁徙的政策，这极大地促进了华侨在东南亚地区的定居与家庭生活的正常化。在此背景下，华侨们的思想观念逐渐从传统的“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他们对故乡“家”的依恋逐渐转化为对宗族联系的重视。具体而言，东南亚的华侨在异国他乡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将“家”的概念从侨乡故土延伸至异国他乡。他们虽然仍保持着对家族之情的珍视，但中国河山对于他们而言，更多地成为祖居地的象征。与此不同，江门先侨的“家”与亲情依然深深地扎根于侨乡故土，他们对祖国的眷恋与联系更多地体现在与家人的紧密关系上。从“根”文化的角度来看，江门先侨与祖国故土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与家人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具体而深刻的。而其他侨乡的先侨虽然也心系祖国，但他们的联系更多地体现在对家族和祖居地的情感上，这种联系相对更为抽象和宽泛。
（二）江门生动展现“侨”的风土人情——更具“侨味”
单从景观来看，四大侨乡中，江门的侨乡风情是比较显著的。中外文明交融在江门侨乡体现之深度、广度与显著性，实为其他侨乡所罕见。
1.文化影响之深远。江门先侨遭遇的文化冲击，也深刻地影响了江门侨乡的整体文化生态。在语言风格上，江门侨乡各阶层语言中广泛渗透了外来语元素，成为中外文化交融的活态见证。江门音译词汇，如“士多”（store）、“士担”（stamp）等，以及结合音译与意译的创新词汇，如“老蚊”“细蚊仔”，均彰显了江门侨乡语言的独特韵味。而“金山”一词，则作为江门侨民海外淘金历史的象征，深刻体现了其与海外文化的紧密联系，成为五邑侨人独特的历史印迹和文化符号。在生活方式上，江门侨乡也呈现出显著的“洋化”现象。西装革履、西餐咖啡、自由恋爱及现代社交礼仪的引入，不仅提升了民众的生活质量，更促进了文化的多元与开放。在思想观念上，江门侨乡逐渐接纳并融合了西方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及民主观念，打破了传统家族观念的束缚。瑞石楼等建筑及其命名，以及碉楼、洋楼中旗杆的树立与国旗的飘扬，均是江门侨乡思想观念深刻变革的生动体现。在建筑风格上，江门侨乡的中西合璧建筑更是随处可见。就连承载着血缘崇拜与道德教化功能的祠堂建筑，也在江门侨乡被赋予了西洋风情，如开平风采堂等，其外观既保留了岭南传统祠堂建筑的风格，又融入了浓郁的西洋元素。
2.侨物资源之丰富。作为广东省唯一拥有两处世界遗产（均与“侨”紧密相关）的城市，江门侨物资源之丰富，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均具有重要地位。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不仅见证了江门华侨海外奋斗后回归故土的历史，更以其遍布乡村、数量众多、风格独特的中西合璧建筑，成为中国首个华侨文化世界遗产项目，彰显了江门在华侨文化领域的独特地位。江门还拥有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作为侨批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江门保存的侨批数量众多，时间跨度长，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此外，江门不但是侨刊乡讯的发源地，而且侨刊乡讯丰富，数量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覆盖了广泛的国家和地区。同时，江门还建立了完善的华侨华人历史文化博物馆体系，建有市、县、镇、村四级华侨华人历史文化博物馆（展览馆），收藏了大量的华侨实物和史料。其中，江门华侨华人博物馆更是拥有4万多件（套）华侨实物和史料，数量居全国同类之冠，是研究华侨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基地。
实际上，江门堪称“中国侨都”，还有诸多丰富而有力的佐证材料。江门侨史悠久，早在公元879年，江门人便已踏上了前往东南亚的征途。改革开放后，“江门侨乡涌现新移民潮，……江门各地移民超过40万人”。而其他三个侨乡移民较少，未能成“潮”。同时，江门民系本身就是一个迁徙杂居民系。自秦以来，土著居民、珠玑移民、客家人和瑶族人在五邑交错杂居，通婚繁衍，逐渐融合。这种迁徙文化也为后来江门成为海外移民的重要来源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综上所述，若将华侨文化视为中外文明交汇与融合的文化复合体，那么这在江门侨乡得到了尤为突出和生动的体现。江门侨乡不仅深刻反映了“侨”的本质内涵，包括异乡（国）之“异”和故土（国）之“故”的核心要素，而且在表现“侨”的风土人情方面展现出更为丰富、深刻、多彩、形象和直观的特点。其侨意之深厚、侨味之浓烈，使江门侨乡在众多侨乡中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江门侨乡堪称“中国侨都”。
在探讨“中国侨都”这一称谓的确立与归属机制时，必须正视一个核心事实：即便某地拥有足以被誉为“中国侨都”的丰富资源与深厚底蕴，其最终能否获此殊荣，往往还深受历史机遇、社会变迁、权威认可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景德镇未能摘取“中国瓷都”与“世界瓷都”的桂冠，便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案例，它深刻揭示了城市特色定位的动态性与可塑性。
江门获誉“中国侨都”，同样经历了复杂多变的历史机缘与社会力量的共同塑造。其前身“中国第一侨乡”的美誉，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彼时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与董必武在考察广东期间，对台山地区的侨乡特色给予了高度评价，董必武更是直言江门作为“中国第一侨乡”“名副其实，毫无夸张”。然而，这一美誉直至2004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这一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中国魅力城市”活动，江门以“中国第一侨乡”为主题和泉州同台展现各自城市魅力。同年，国务院在批复江门举办侨乡华人嘉年华活动的文件中，称江门“第一侨乡”。媒体也纷纷以“中国第一侨乡”为内容报道该活动，这一美誉得以广泛传播。
江门与“侨都”称谓相关联，则可追溯至1983年江门建市之初。当时，江门市中心建起一座高达15层的第一高楼，顺应华侨意愿命名为“侨都大酒店”，使“侨都”一词在市民中流传开来，并逐渐得到国内外认可。2008年，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批准江门创办《中国侨都•江门》杂志，面向国内外发行，进一步推动了“侨都”在学术界的确认与普及。
2015年，江门首次明确提出打造“中国侨都”品牌的战略，出台全国首个地方侨务工作“十三五”规划，将打造“中国侨都”品牌作为首要任务。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彰显了江门对“侨都”地位的重视与追求，也为其名副其实地获此美誉奠定了坚实基础。
自此以降，江门市持续深化对“侨”文章的探索与传承，致力丰富和提升“中国侨都”的品牌内涵。江门市通过精心策划，成功举办了一系列高规格、具有国际视野的活动，诸如连续多届的华侨华人嘉年华（系全国唯一专注于华侨华人文化的大型庆典）、世界江门青年大会、“少年中国说”高端论坛、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华侨华人交流合作及粤港澳青年文化创意发展峰会，以及“亲情中华”系列文化交流活动，这些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侨文化的深度交流与广泛传播。同时，江门市在“侨”主题项目的建设上亦不遗余力，积极推进了包括台山“广府人出洋第一港”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利用、蓬江启明里文化街区的活化更新、台山台城旧街区的复兴工程、赤坎华侨古镇的保护性开发，以及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与“侨梦苑”等平台的搭建，这些项目极大地丰富了江门作为“中国侨都”的经济社会文化底蕴。此外，江门市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增强侨胞凝聚力、汇聚侨界力量、吸纳侨智资源、保护侨胞权益、扩大侨务工作影响力的地方性政策法规。这些政策的实施，共同构建了一个集涉侨公共法律服务、国际化仲裁服务于一体的“华侨华人服务高地”，提升了江门“侨”在全球范围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侨历史文化的挖掘、研究与推广领域，江门市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亮点纷呈。以侨批为例，当地专门成立了银信（侨批）文化保护研究中心，并陆续推出《侨批中的党史》等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同时，该市还成功策划并推出了多部以侨批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如首部侨批题材舞剧《侨批•家国》、沉浸式音乐诵读剧《侨批•中国》等，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侨批文化的独特魅力，也加深了公众对侨史侨情的了解与认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中央电视台面向全球播出的纪录片《跨越山海的家书》，以及《闯金山》《金山客》《他乡五邑人》《五邑侨胞耀中华》等一系列文艺、文史作品和纪录片，江门市的“侨”效应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与提升。这些举措不仅进一步强化了江门市作为“中国侨都”的文化底蕴和影响力，也使得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并了解这座充满“侨”魅力的“中国侨都”。
在江门市上下的齐心协力下，“中国侨都”这一称号在国内乃至国际舞台上逐渐声名鹊起。2021年，江门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中，“侨”字出现了110次，“侨都”则出现了33次（报告标题亦包含“新时代侨都”），充分显示了其在地方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2022年，中央电视台《直播大湾区》节目直接称赞江门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侨都”，而中国侨网亦发文肯定江门作为“中国侨都”的地位。这些均标志着“中国侨都”这一品牌日渐深入人心，得到广泛认可。肯定江门“中国侨都”地位，不仅是对江门深厚侨文化底蕴和广泛侨务影响力的充分认可，更是对江门在侨史侨情研究与传播、侨文化保护与利用、侨务政策创新与实践等方面所取得显著成就的高度评价。
综上所述，江门凭借其独特的侨史侨情，赢得“中国侨都”之美誉实至名归，既“实”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江门在侨意、侨味的展现上相较于其他侨乡更为突出，又“实”有其丰富的历史渊源——不仅得益于历史的机缘巧合，更离不开持续的江门人民的不懈努力与精心打造。肯定江门为“中国侨都”，不仅彰显其侨乡独特魅力，更有利于在全球塑造鲜明的华侨华人形象，展现中国“侨”文化的深厚底蕴与蓬勃活力，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国际影响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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